铁血大秦 笔趣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2011-07-20 08: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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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建国这六十年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几乎就是旗帜鲜明地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两段——正如我在《执政合法性来自哪里》一文中指出的那样：这两个阶段的基本做法不仅水火不容而且矛盾互攻——在前一个阶段进行的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中，我们赶走了官僚资本，灭掉了工商业，将除苏联外的所有外资逐出中国，“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在农村，我们建立所谓人民公社，将土地收归国有，自诩建立了“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的共产主义乌托邦；而改革开放三十年所做的却恰是反其道而行，放开资本市场，允许私人经济，大量引进资本主义外资，“帝国主义夹着皮包回来了”。而在农村，则包产到户，分田分地，农民又成为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这种看似轮回的发展轨迹却蕴涵了极大的历史必然性。

我们先来看看文化上的轮回。传统文化核心的孔子学说，三十年前是一败涂地：1949，渡江作战前夕，解放军势如破竹，长驱南下。在与毛的对抗中，蒋已全面落败，大势已去。这时，在蒋授意下赴美游学的“衍圣公”，孔子第77代嫡长孙孔德成归国，但由于当时曲阜孔府已为共产党接管，孔决定远走台湾而未能重返故里。而在解放后的中国农村实行了土改，农民由此都获得了土地，大家都鼓起干劲积极生产。可后来又搞起公社化运动，把原先分给农民的土地又收归集体所有，一个生产大队百多人一起“大锅饭”，生产积极性大为下挫。1957，毛主席发起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1966，为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主席发动了浩浩荡荡的十年文革。在轰轰烈烈的“破四旧”和批孔斗争中，孔子和儒家学说被全盘否定，曲阜孔墓被炸翻，孔林数十代坟丘被挖尽。而留在大陆的孔子后人也备受迫害、攻击与摧残。此外，熊十力等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也莫能幸免。其中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的梁漱溟被抄家后，又受人指摘说其与孔子有着割不断的“阶级感情”。1972，他因反对“批孔”而被批判，却始终坚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曾写下一首“文革”打油诗：“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这三十年孔子此时可谓惨不忍睹。

而改革开放之后，孔子行情看涨，不仅孔家后人纷纷平反并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孔子基金会会长等职务。1989，曲阜设立国际孔子文化节，恢复中断多年的祭孔，到2008年9月28日，孔子诞辰2359年纪念日，在曲阜孔庙，来自世界各地的华人华侨代表以及孔子后裔等参加了盛况空前的祭孔大典。儒学重新被大陆官方和民间重视。曲阜孔府成为重点文物被修葺一新，大学纷纷开设国学课程，各种解读孔子和《论语》的书籍大行其道，孔子学院遍布世界。佛说：“人生轮回。”其实，历史也可轮回。

再看看对外关系上的轮回， 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的最终建立，由帝制国家向民族国家的现代转型基本告成。由于历史的特殊缘由，中国加入了东方阵营，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展开了自己的现代化历程。在共和国的前30年历史中，中国并没有选择与外部世界隔绝，即使在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交往也出现问题之后，中国与第三世界外交依旧轰轰烈烈地展开，并最终于1971年回到了联合国。但是，冷战对峙的现实，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对立隔绝，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动员，给中国人的国际思维增添了新的变量。两大阵营的对立，以及战后民族国家的纷纷独立，被整合进了一套意识形态表述之中。“不是东风压倒西方，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种简单对立的零和思维不仅养育了对世界革命的狂热向往，并在文革这个极端的年代发作为火烧英国在中国代办处、以及在异国大打出手的狂热举动，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简单对立的零和思维之下，对西方这个符号的否定，也意味对所有西方“没落腐朽”事物的全面拒绝和抵制。这种以符号为标志的全面抵制思维，就此连通上了上述所说的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

开始于30年前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发端于1992年的全面开放，重塑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让这种意识形态思维暂时沉寂了下来。从1990年代“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到今天“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口号的变迁见证了中国与世界日益紧密的联系，加入WTO、成功申办奥运等一系列的步骤，则标志着中国初步完成了由走兽到飞禽的历史巨变。历经160多年，中国终于由一个传统的封闭帝国转变为一个自立于全球体系当中的民族国家。

其实，邓小平的改革理念原点并不高深，他只是觉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再这样“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地斗下去，国家将要面临被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他们的亲身经验告诉他们，国家再这样无法无天下去，无论高官抑或百姓，任何人的人权都不值一提。这些也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它们，无非是常识罢了。诡异的是，常识在某些时刻，却总是被迫蒙尘睡去。狂热年代的乌托邦理念，虽然依托着扎实的教条、本本、经典，却都是在与人性为敌，与自由为敌，与历史规律为敌，最终都是在与常识为敌。把那样的本本、教条当知识，倒活脱脱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人类的公共生活里，最为珍贵的不是大师们浩如烟海的著作，不是领袖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普通人的常识。常识，在人类所有的识见中最为珍贵。许多时刻，人们囿于种种偏见，将认识对象意识形态化。欺骗性质的反复言说，教科书给定的认知模式，如此这般的忽悠，固化了人们的头脑，“从来如此”成为难于逾越的智障。 常识的珍贵之处，就在于穿透迷雾，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邓小平表达改革开放的语言极其平实，却总是蕴意深邃。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无疑就在奉常识为圭臬。

总之，改革前后三十年的截然不同只是违背常识和回归常识的区别。改革开放的起步，得益于常识的回归；改革开放的历程，正是一步步找回常识的历程。尽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常识说出多年，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仍然争了十余年才有定论。改革每进一步，都要突破教条、本本的夹击，都要杀出既得利益者的重围。发现常识的“血路”布满荆棘，不由不让早已知道常识的人扼腕长叹。 回望来时的“血路”，幸运的是，三十年我们未曾虚度，“中国奇迹”正是常识的胜利。但改革未有尽期，我们仍需重新回归常识，重新从常识出发。教条仍然遍布经济、政治、民生、文化诸多领域，改革推进，端赖抛却更多的本本迷信，汇聚更多的民众常识。而汇聚常识的渠道，就在建立一个人人有话说的议决机制。这是公共生活里最大的常识。

回到原点，回到常识，中国就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