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凯特琳皮肤:吏治影响经济甚于政策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4:18:08

吏治影响经济甚于政策

【黄浦新陈】

陈迎竹 (2011-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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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家旅游局近日公布“2010年度全国星级饭店统计公报”,显示安徽共有星级酒店438家,去年平均房价每间每晚223.52元人民币(人民币,下同,约42新元),不足上海的三分之一。安徽距离上海最近不过200公里左右。

  安徽在地理上属东部,但在计划经济的雷达中,它属于不发达的中部经济,在“西部大开发”叫得震天价响的时代,中部省份的经济发展就像被迫闷声却不能发财一样,郁闷。

  作为中国人口第八大省,安徽也是农业大省,农民占人口比例57%,然而去年农民人均年收入仅为5200多元,虽然比起5年前有大幅增长,仍然处境艰难。

  三农政策存在的许多问题,长期使得农民生活难以为继,一家几口人的收入在官方来说是年年增长,在农民来说苦况并没有改善,加上地方官吏的压榨等现象始终存在,农村因而经常出现惊爆的问题。

  城乡二元化户口的世袭制度也使得农村人口前途暗淡,是安徽成为农民工输出大省的原因之一。不包括离乡在省内务工的人,出省务工人口约1300万,几乎是本省人口的两成。

  但弃土地而逃向大城市成为农民工的人,其实面对也制造了更多问题。

  上海一份英文杂志最近做了个安徽专题,指出不论是外来投资还是非政府组织的募款,安徽这样的地方总是吃亏。一个80年代就开始在当地运作的国际儿童福利非政府组织,在2009年因为筹款困难被迫关闭在安徽的办事处。

  离乡到上海打工的一对农民夫妇,每年春节回家,儿子都哭着要跟他们进城或要父母留下。夫妇俩寄回家的钱,大部分都花到儿子学校的各种费用了。

  90年代,穷困也使得一些农村出现卖血感染爱之病的问题,安徽北部一些地区至今还有所谓的艾滋村。

  计划经济的政策偏颇固然是中部省份经济崛起不易的阻力,但吏治的好坏影响地方其实更大。

  安徽省在中国主要地区的中心位置,全境多处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包括近代著名的淮海战役(徐蚌会战)。由于战乱多,人口流动更替频繁,结构也复杂。

  安徽的朋友中,多对当地吏治高度反感。对地方政府来说,中央有新政策,往往要想方设法完成,但和财税有关的,穷困地方常感到窘迫,农村人口所承受的压力也更甚于城镇人口。

  2007年,《人民日报》曾有网上调查问关于安徽落后的原因,28%回应认为政府没有效率,21%认为是政策摇摆和腐败。

  在网上的调查,可以想见绝大多数农民是没机会参与的。而腐败最大的受害者,其实就在农村,尤其是90年代,甚至不时传出对试图上访或不听话的农民暴力加害乃至活活打死的事件。《南方周末》等媒体都曾长篇深入报道。

  但腐败问题在新世纪仍然没有断绝。皖北阜阳这几年就出现因假奶粉导致的“大头娃娃”悲剧,而把一个区政府大楼建得堪比美国白宫而被称为“白宫书记”、后来因贪腐被判死缓的区委书记张治安,也是阜阳的。

  几年前被判死刑的前副省长王怀忠,也是在主政阜阳期间犯下集体贪腐大案,而竟然还能升迁至副省长。此外,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王昭耀也因贪腐在2007年被判了死缓。以阜阳为中心的皖北地区,因腐败被查处的原任和现任县委书记,近年来就多达18个。

  而全省各地不时传出的强拆迁引发冲突等现象,也说明吏治水平停滞甚至倒退的现实。

  安徽目前的城镇化比率约43%,官方估计未来五年城镇化率可以提高到50%以上,而按照全国性的评估,城镇化率每提高1%,就可能拉动消费增长1.6%,如果让1300万人进入城镇,可以带动6至7万亿的投资。

  城镇化过程最明显的好处是拉抬经济成长数字,但如何确保城镇化以后的农民生活可以更好,是很大的问题。安徽15岁以上人口文盲率达13.35%,比全国平均的7.1%和上海的3.81%高出许多。

  把农民转入城镇,如果可以让户口也转化,至少可以帮助他们在医疗与养老等方面改进福利状况,但就业能力如果没有辅导改进,生活环境变迁所带来的问题没有配套措施,却又要面临失去土地的尴尬境况,只怕矛盾会加深而不是减少。

  政府在推进城镇化与任何发展的时候,想的是谁家的好处,就决定了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配套与相关措施,而这些到最后会成为民众是否感觉到的幸福指数,也是为官者将承受什么名声的关键。

  安徽自古人才辈出,明清时期与江苏同为全国粮仓与税负重要来源,即使民国时代也相对富裕,今天处境如此恶劣,绝不是人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