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军工:个税起征点:500元背后的博弈

在刚刚过去的6月30日，至少有6000万中国人松了一口气。当天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根据决定，修改后的个税法将于今年9月1日开始实行，其中，个税起征点将从现行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
    这意味着，中国个税纳税群体由8400万人最终降至2400万人。
    路透社撰文称，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较此前方案中讨论的由2000元升至3000元明显进了一步，更被视为庶民的胜利”。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学者曾锐生在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则表示，“这是维护社会稳定和纠正通胀问题的重大尝试”。
    你可能猜到了开头，但没有谁猜到结尾
    这个国家的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个人所得税的争论。中国于1980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每月800元的免征额一直持续了20多年，直到2006年1月才提高至1600元，2008年3月，免征额被提高到2000元。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一名专栏作家发现，今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最近，国务院在认真调查研究、反复测算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会议的同志对草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大家对草案总体表示赞成，也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会后，还要将草案向社会全文公布征求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后，争取尽快审议通过。”
    4月25日午后，这份由国务院提交、通常情况下本应顺利通过的草案获全国人大网站全文公布，征求意见，草案中的起征点为3000元。这一消息迅速成为门户网站的头条。各地方媒体呼吁民众“有意见快提”，甚至有报纸干脆以“网友高喊起征点5000元”为标题。
    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全国人大网此前公布，从4月25日到5月31日间针对个税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的网上调查显示，收到意见逾23万条，创人大单项立法之最，其中，逾八成参与调查的网友对此表示反对或要求修改。
    不过，直到6月27日个税法修正案草案二审开始时，全国人大仅仅是将最低税率从5%下调到了3%，对于起征点却未作任何改动。可时间仅仅向后推移了三天，6月30日，二审通过全国人大审议，人们发现，个税起征点提高了500元。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个税方案调整后，只有7.7%的工薪收入人群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目前的纳税人群比例为28%。调整后政府每年的税收收入将减少约人民币1600亿元，但人们还不清楚这是否仅指中央政府。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也在其微博上称，“23万条建议，提高了500（元），不容易。归功于网民的呼吁和83%反对票。我的建议虽然是4000元，也知足了。我们共同推进财政公开民主。”
    一位财税部门的官员则告诉路透社的记者：“人大是立法机构，尽管财政部此前对个税改革作出了详细的说明，但从最终结果看，应该是民意获胜。”
    总之，一切正如《经济观察报》在7月2日发表的评论一样，“你可能猜到了开头，但是没有谁猜到结尾”。
    让民众的日子过得更舒畅些，个税改革或将是个突破口
    看起来，这像是一次民意与官意的博弈。不过，《日本新华侨报》指出，个税改革风波实际上更像是“一块‘幸福蛋糕’如何分割的‘甜蜜烦恼’”。
    这家日本媒体相信，提高个税起征额度是普通民众感受最直接、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收入增加方法，被称为“最直观、最实在的百姓福利”。当前通货膨胀明显，物价上扬达到近三年来新高峰，工资收入却并没有相应的增长，社会福利“雷声大雨点小”。正因如此，由政府完全掌控的个税减税成为民众唯一的期待寄托。
    总之，百姓希望从个税开始，“尝到幸福的甜头”。
    美联社则将刚刚过去的个税改革视为“纠正通胀问题的重大尝试”。这家通讯社指出，“通胀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很危险，因为它侵蚀着支撑执政党权力主张的经济增长。食品价格尤其敏感，因为中国的贫困家庭将一半收入都花在食品上。”
    眼下，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外媒在报道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国富民穷”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刺眼。国家大批投资海外，购买美、日、欧债券，免除非洲诸多国家的债务，而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却仍处于世界低排位，失去了共同幸福感。“让民众的日子过得更舒畅些，个税改革或将是个突破口”。
    这显然不应成为奢求。一位财税官员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指出，此次改革引起的巨大争议实际上正是大家对社会分配不公宣泄的一个渠道。
    非公开财政体制与富翁的避税，是阻碍公民个税意识形成的巨大绊脚石
    个税起征点并不是刚刚被通过的改革方案中唯一的变化。据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王建凡称，个税方案调整后，超额累进税率将由九级减少至七级，其中最低税率将从5%下调至3%，受益人群也比调整前有所扩大。 
    这位副司长表示，“税改的宗旨是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纳税负担，同时适度上调高收入人群的纳税金额。”
    这也许会让身处中国的金融精英们更加焦虑，比如被英国某金融公司派驻上海的高层Amy。她所在的公司在上海陆家嘴的高端写字楼整整租下了一层楼，生活环境十分舒适。但几乎每周，她只在工作日出现在上海一到两天，其余时间留在香港。这位金融界高层有自己的小账本，机票都由公司报销，但如果在中国大陆呆满183天的“纳税红线”，她就必须交付高额的个人所得税。
    眼下，国内的个税最高达45%，以薪酬为主要收入的金融业高管的收入将大为打折，不少人纳税比例可能超过40%。相比之下，香港工薪最高税率仅为15%，新加坡最高税率则不超过20%，社会福利却不可同日而语。
    对此，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一名研究员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上谈及自己的忧虑：“中国大陆城市之中，没有一个能比上海更能承受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光荣与梦想’。然而，如此宏大的理想，却很可能因小小的龃龉却步，比如个税。”
    一位财经作家不由得说：“‘劫富济贫’还不能指望个人所得税，因为很多高收入群体并不在工薪阶层之列。”
    显然，中国个税带来的问题绝不是仅仅提高起征点就可以解决的。专栏作家叶檀在《金融时报》中文网撰文称，“个税的原义是调节收入之间的差距，建立更公平的社会。个税收入虽然增长强劲，以前不是、未来也不会是政府最重要的财税来源。”
    叶檀认为，很多人都在千方百计地避税，处在收入金字塔上的富豪们也未能成为个税的征税目标。眼下，“非公开财政体制与富翁的避税，是阻碍公民个税意识形成的巨大绊脚石”。
    “当政府部门屡屡传出天价餐会时，当税务部门的建筑总是成为地方上最醒目的‘小白宫’，当自己从小的玩伴从事房地产发财却按照3000元的月薪纳税时，没有哪个纳税者会甘心情愿和盘托出自己的收入。”这位作家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