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保镖国语全集02:盛世汉朝的内在“气机”（李广良）

盛世汉朝的内在“气机”（李广良）

           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汉唐盛世”及其“哲学”思想。“汉唐盛世”之成为学术讨论的课题可能是缘于我们自身有一种“盛世意识”，以及伴随着这种意识而逐渐恢复的“国族”自信心和文化主体意识。虽然盛世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理论形态的“哲学”的繁荣兴盛，但盛世一定会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意志，也一定会有一种属于强者或成功者特有的思想意识，这种精神意志和思想意识一定会通过特定形式的作品表达出来，并最终在历史上作为“经典”流传下去。

         本文暂不讨论唐朝，这主要是由于汉唐之间隔着一个长期遭受分裂和战乱之苦的魏晋南北朝，经过民族和文化大融合以后建立的唐朝与汉朝的差别已经非常之大。我们承认有一种从汉至唐绵延不息的“内气”、“内劲”即内在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即使在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也保持着同样的浩瀚、充盈、细密与绵长。因为我首先关切的是探寻这种“气机”的源始“源头”，所以暂时把探索的范围限定在汉朝。

        对于汉代思想进行诠释，如果采用概念“形而上学”的西洋方式的话，那么汉代思想看起来将“没有意思”，非常“贫乏”，通过这种方式只能显示汉人思想水平的“原始”和“低下”。对“象数”易学和“谶纬”之学的蔑视，肯定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有关。“形而上学”的思维自我禁锢于逻辑的表面形式，而忽视了逻辑与“生活世界”的直观关系。在本来自足的西洋思想中，这种逻辑倒也能自圆其说，而且显得很有“力量”。但用这种逻辑来解释同样自足的中国思想时，就不但显得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而且中国思想或“中华古学”的内在“气机”完全隐没不彰了。

        要真实地把握和理解汉人的精神生活和及其思想意旨，我们也许应该把自己置入汉人的“周遭世域”中去。汉人的“生活世界”不但异于希腊、罗马，也异于今日的中国，它有着自己独立的“势态”和“几微”。汉人用“天道”、“气”等前科学的概念和阴阳五行等思维构架，传达出那个时代对“事情本身”的领会和投入，透显出那个时代的“风神”、“气度”。没有对汉人生命存在的如实契会，也就没有对这些概念的如实解悟。而没有对这些概念的如实解悟，也就无法把握那质朴浑圆、深沉浩瀚的“汉家盛世”精神。

                                                                                       二

本文尝试从“气”的概念入手来探索汉代思想的内在奥秘。这不仅因为“气”在汉代典籍中无所不在的“现身”，而且因为“气”仍然“涌动奔腾”在当代中国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命中。在中国人当下的生命活动和日常语言中，“气”还显示着勃勃的“生气”。“气”不但“现身”在内家拳师和气功大师的丹田经络中，还无处不在地“现身”在以“气”为首的“一族构境之词”[1]中。如“元气”、“阴气”、“阳气”；“天气”、“地气”、“云气”、“节气”、“秋气”；“神气”、“鬼气”、“正气”、“英气”、“秀气”、“俊气”、“美气”、“灵气”、“大气”、“小气”、“锐气”、“瑞气”、“骨气”、“豪气”、“志气”、“义气”、“意气”、“生气”、“习气”、“硬气”、“清气”、“浊气”；“晦气”、“病气”、“匪气”、“流气”、 “邪气”、“俗气”、“运气”、“怒气”、“火气”、“怨气”、“泄气”、“勇气”、“霸气”、“血气”、“欲气”、“福气”；“语气”、“余气”、“风气”、“洋气”、“稚气”、“服气”、“怄气”、“置气”、“出气”、“通气”；“王气”、“天子气”、“民气”、“官气”、“客气”、“士气”、“文气”、“书生气”；“浩然之气”、“阳刚之气”、“柔顺之气”、“虎气”、“猴气”；“喜气洋洋”、“垂头丧气”、“浩气长存”、“盛气凌人”、“大气磅礴”、“元气浑沦”、“歪风邪气”、“清风正气”、“妖里妖气”、“一团和气”、“气焰万丈”、“气焰嚣张”、“气壮山河”、“气冲斗牛”、“气贯长虹”、“珠光宝气”、“阴阳怪气”、“盛气凌人”、“杀气腾腾”；“气鼓鼓”、“气昂昂”、“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一气贯通”、“平心静气”、“气态不凡”、“忍气吞声”、“气急败坏”、“气贯长虹”、“气象万千”、“气氛紧张”、“英雄气短”；“气量”、“气质”、“气数”、“气节”、“气色”、“气派”、“气魄”、“气骨”、“气宇”、“气度”、“气概”、“气势”、“气息”、“气机”、“气韵”、“气场”、“气盛”、“气馁”、“气氛”、“气愤”、“气恼”、“气分”、“气候”、“气温”、“气象”、“气味”等等[2]。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出如此之多的“气族”“居民”，是因为不如此不足以显示不同“居民”的个性差异和“气质”、“才情”。此中的分际是如此的微妙，充分地呈现了“韵汉语”的“气致”和“风骨”，也充分地展示了重新探索汉语思想中的“气”的内在意义的必要性。

            汉语思想中的“气”本是一直观的观念，其基础是“此在”的感知经验。水气蒸腾，云气漂流，在时空中显现出生动活泼的万千变化，又隐隐然呈报出整然的内在秩序，并与感性生命的变化发生真实相应的关系。《左传》曰：“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3]此为“天”之 “气”。表面看来，“天气”似乎纯为自然现象，但这里呈现出的“六气”与“五味”、“五色”、“五声”、“五节”及“四时”的相应又意味着一种本原结构的显现。这种本原结构是内在于天象与生命的自然运行之中的，感性生命的活动与变化中呈现着自然的“气机”。

             感性生命的“气机”最显著的当然是呼吸，生命的存在就在一呼一吸的节奏之间。这种源始意义上的“人气”并不是并不是有心脏鼓动的氧气与二氧化碳气的进出，古人视之为某种更根本、更深邃的精微之物的机能。对这种机能的体认，除了感知与想象以外，可能还有远古修道家的内在经验。修道家对身体内部的生成与流转的觉知，呈现出一种微妙恍惚的“精气”的存在。这种“气”有其自身的阴阳质素和规律，但又可由心意加以操作和控制。

               汉朝盛世的精神，不是我们今天所泛泛而谈的“时代精神”，它其实是一种流转于天地之间、为汉人所深刻理解和契会的“浑元之气”。这股“浑元之气”，首先表现在汉人的个体生命与日常活动中，所有的英雄情怀、儿女情长、生死存亡甚至欢乐宴饮之中都流露出一种浩瀚淋漓的“元气”、“真气”。即使是败于汉朝之手的失败者项羽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在汉朝的史书中至今仍“涌射”出凛冽的“英雄气”。被某些人视为“无赖”的汉高祖也能唱响“大风起兮云飞扬”的绝唱，汉武帝的《秋风辞》所表现的“欢乐极兮哀情多”的生命情怀，也是“浑元真气”无所遮蔽的本原呈露。其次，这股“浑元之气”表现在汉代的“文治武功”中。完善的郡县制，文官制度，中央集权和中央与地方两级制度，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文化整合，丝绸之路的开通，彻底击败匈奴的侵略，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具有天道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的“民族国家”。尤其是在面对外来侵略时所宣示的“强力意志”，除了盛唐时代的各个朝代均无法企及。第三，这股“浑元之气”表现在汉人的道德节操中。汉人讲孝道，重节操，严义利之辨，刚直不阿，方正不苟，表现出高度的严肃认真的精神。汉人也不是不知行“权”，但他们在大经大法的本源处决不松动，“行权必须有道、必须在可以然之域、必须出于仁心不忍与国家利益才被认可。”[12]第四，这股“浑元之气”表现在汉代的文学、艺术[13]中。无论是五彩斑斓的画像石，还是那“葆括宇宙，总览人物”的赋体文学，都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开阔心胸和沉雄气派。在“古拙”的外貌下，呈现出生动活跃的气势与力量，饱满与朴实。

             与现实生活和个体生命的厚重“气质”相应，汉代思想和学术中饱含着无所不在的充沛“气机”。汉代思想家充分释放了先秦思想中的“气”的活力与张力。他们用玄元冥通的“气”构造了一个“气化”的宇宙，并且把“气”作为“生活世界”的“生长点”，用“气”来描述生活在天道与天下的构成境域之中的“缘在”的存在状态、生存状态和领会状态。从这个汉人体会天道的“近譬”中，我们应该能找到一条走进汉代思想的“原境”的“秘密”然而“敞开”的道路。

               对于“气”，现代的“中国哲学史工作者”多将它解释为“物质”、“精神”、“场”、“能”、“始基”等等，但这些概念都不能充分地开显“气”本身的“意义”，反而荡涤了“气”的万千“气象”。无论是“形而上学”的概念化思维，还是“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质观”界定，都把“气”降格为一种现成的存在者，因而也都难以真实契会那“气”之“玄妙”。“气”的阴阳交荡，“气”的“时机变化”，“气”的“感应道交”，都在拘执固化的现代“诠释”中丧失殆尽了。实际上，在现代中国的思想中，“气”因为其“非科学性”早已经丧失了思想的“合法性”了。

               对于汉人来说，一种“无气”的思想倒是“不合法”的。在汉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读到“太极之气”、“天地之气”、“苍天之气”、“混沌之气”、“元气”、“天气”、“地气”、“人气”、“阴气”、“阳气”、“善气”、“恶气”、“动静顺逆之气”；“意气”、“仁气”、“贪气”、“喜气”、“怒气”、“和气”、“妙气”；“热气”、“火气”、“寒气”、“水气”、“风气”、“山气”、“泽气”、“漳气”；“春气”、“夏气”、“秋气”、“冬气”、“正气”、“毒气”；“真气”、“经气”、“谷气”、“血气”、“肝气”、“肾气”、“神气”、“精气”、“青气”、“白气”、“赤气”、“黑气”、“黄气”、“宿气”、“华气”、“生气”、“魂气”；“含气”、“发气”、“治气”、“动气”、“采气”、“食气”、“闭气”、“畜气”、“窃气”、“望气”、“移精变气”；“节气”、“卦气”、“蒙气”、“消息之气”、“五行之气”、“八卦之气”等等。我们当然可以对“气”进行一番分类整理，分别将之纳入“宇宙论”、“自然观”、“生命观”、“工夫论”的现代学术系统之中，但这样一来，“气”的机变与灵动将丧志殆尽，我们也就无法把握汉人的“气”的真髓了。

              幸运的是，现代汉语的“气”之一族与古代汉语的“气”之一族还保持着鲜活的“一气贯通”，透过汉语的“原发势态”，我们就能够“直接”“通达”汉代的“气机”、“气感”。而且，我们还可以在“虚一而静”的意识状态中，去通过倾“听”我们的肉身内部的“气”之运行，而“听”到天地万物的“一气化行”，进入天地一气相通的“道境”。

                                                                                         四

             天地万物的“一气化行”，并不是经由西方形而上学的理路“诠释”出来的所谓“气一元论”。“一气化行”即是“天道”，同时也是“地道”、“人道”。“通天地之变”即是天、地、人“一气贯通”，也是“阴”、“阳”之气的“相互媾生”。

             在汉人的语境中，“气”、“阴阳”与“道”之间有一种从根本上说“相互缠绕”、“不离不弃”的态势。“由气化，有道之名”，“道”就在阴阳的“相摩相荡”中。《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淮南子》曰：“古未有天地之时，惟象无形。……有二神混生，经营天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别为阴阳，离为八极，刚柔相成，万物乃形。”[14]“至阴飂飂，至阳赫赫，两者交接成和，而万物生焉。”[15]“夫太上之道，……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16]董仲舒曰：“天之道，终而复始。”[17]“天之道，有序有时，有度有节，变而有常，反而相奉，微而致远，踔而致精，一而少积蓄，广而实，虚而盈。”[18]“天道之大在阴阳。”[19]“天道之常，一阴一阳。”[20]“天地之气，合而为一，非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21]

                “阴”与“阳”并不是两个“范畴”，由概括万物的基本“属性”而来。毋宁说，“阴”与“阳”是最源始的构成之域与生存态势，也是最源始的领会状态，是在人的纯现象生存中，最可领会最能触类旁通的构成之缘。在这种构成之缘中，“阴”与“阳”的对待永远是一种微妙的得机得势的状态，而非是两种“实体”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以“法阴与阳”的“男女之法”为例，就永远处在由日月、阴阳和人事形势构成的动态“气象”之中，虽然我们也会讲出关于“爱恨情仇”的很多“哲理”，但真实的男女情事自有其“应机”的“势态”，以至于散发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意韵致”。在这种动态的“阴阳相交”之中，“有着如诗如歌、冥会暗通、气象袭人的思想蕴意和构成效应。”[22]

                   正是基于这种源始的“气机”，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天人感应”说。“天”与“人”之间的“感应”关系，是“天地之气”与“人气”的关系，是天意之“隐”与人事之“显”的关系，是人间“事态”直接显现的“天机”、“气机”。在汉人看来，“祥瑞”与“灾异”的产生都不是单纯的自然事件，而是“人气”对“天地之气”的不同影响的结果。“天”、“地”由“气化”而成，“人”生活在“阴”、“阳”之气的“缘境”中。在“虽虚而实”的“气化”之境中，“人”之“气”与“天地之气”相互流通，相互渗入，因而“人”之“气”会影响到整个“天地之气”。“人”之“气”调和顺适，此“气”与“天地之气”“相殽”，“天地之气”即美，“祥瑞”乃现。“人”之“气”邪乱乖谬，此“气”与“天地之气”“相殽”，“天”“地”之序即乱，“灾异”乃出。“灾异”既是“天病”，更是“人病”。“人有病，天知否”[23]实在是一个多余的问题。

                   所以，即使在汉儒之“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说法中，也没有任何与“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的意思。“阴”、“阳”之“气”的“相互媾生”从来都有一种“趋时性”，这种“趋时性”以为着“趋向适宜的时间”的“时间性”。这种“时间性”可以表现在自然季节的进展中，也可以表现在人事的安排中，但决不可以归结为某种可以客观度量的物理时间和某种外在目的论的历史时间。比如“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衰”的四时“变化之势”以及与之相应的“爱气以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哀气以丧生”[24]的人事活动无不体现着天道与人道的“时机化”。“黑统”、“白统”、“赤统”的“三统”说一向被指斥为“循环论”，但实际上“三统”是基于“阳气微动”的“天机”而实现的“时机化”制度安排，以此来实现历史的“一气贯通”。

                 与此相应，汉易的“卦气”说所凸显的就不是所谓“易学逻辑”的数理上的组合通变，而是在卦爻的变化势态中开启和把握“天道”的“时间性”展开。在孟喜、焦赣和京房的易学中，六十四卦的符号系列“融摄”和“构显”的正是“天道”的具体展现，以及与此相应的生命“节律”。“四时”、“十二月”、“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节气”、“七十二侯”皆被纳入易卦的体系之中，看似在建构一个繁琐而乏味的“宇宙论”模式，但其意并不在此。卦气说的实质仍然在于“阴阳媾生”的“气机”流动和契应“天道”的人事安排。“阴”“阳”二气的“消息”，风雨寒温的物候交替，物事人情的变化机宜，都可以在“卦象”与“卦变”中“显现”。

                如此不厌其烦地在“天”“人”关系中打转，似乎是把“人”束缚于“天道”的既定秩序图式中而失去了自由。但真正的问题其实在于“人”如何做，在于人的“如天之为”[25]和“循天之道以养其身”[26]，在于“取天地之美以养其身”[27]。“凡养生者，莫精于气”[28]，所谓“养”即是遵循“天气”的自然节律而调整生命活动的“大势”与“机宜”，而这种生命活动的调整最终还是落在“心意”上。“凡气从心”，“气从神而成，神从意而出”[29]，“气”的方向与清浊、厚薄其实是由“心”决定的。所以要“志意随天地，缓急倣阴阳”，“恕于人，顺于天，天人之道兼举”。[30]“天人之道兼举”是人的真正自由的原则。

                                                                             结语

              太史公曰：“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31]汉朝文明的华彩来自内心的“深情”和生命本真的“盛气”，正是汉人的生活与生命中无处不在的浩浩漭漭之“气”，才赋予了盛世汉朝以伟大的力量，才使得成功与失败都显得“生气勃勃”，使得凡夫与神仙都显得“意气风发”。对此我们还说得很不够。但由于时间与篇幅的限制，本文只能选择在此暂告一段落。很多本篇未曾涉及的问题，比如神仙信仰与“丹道”修炼中的“气机”问题，“命禄”与“秉气”的关系问题等等，只有留待来日探索了。好在我的意图并不在于对汉代“气学”进行一种“思想史”的研究，我想做的只是要透过汉人的“气”去“感应”盛世汉朝的内在的“精气神”，我坚信这种“精气神”是“盛世”之为“盛世”的根本所在。我更坚信，不管未来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一定有机会承接那深植根于汉文化中的“天命”，并再次聆听“天地之气”的“大音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