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艺装饰工程公司:国家主义

一、我曾多次逆多数而反潮流
我平生学术的第二部分，可称为“经世致用”之学，涉及经济改革、政治改革和国家发展战略问题。199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199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新战略论》（政治、经济、国际等三卷），①以及在海外出版的《为中国声辩——致中南海密札》，汇集了我这方面的重要论着。
我平生在学术和政治上，数次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有逆鳞犯颜之举。
1988年夏季，我在《经济学周报》上撰写系列文论，批评“价格改革一步到位”的闯关论。我警言曰：“美、日不会乐见中国之强盛”，预言“戈尔巴乔夫必会失败，苏联将因民族问题解体”。
是年10月我在国内《经济学周报》及香港《明报月刊》发表系列政论《当代中国政经危机与成因》等，警言“激进物价改革以及休克疗法”将引致国内发生动乱。“
此系列文发表后为各国政要所关注，亦警示到高层。其影响之深，则为不久后之事变所证实。我后来之所以得到参政、议政之机会，而能备位于谘议之列，盖以此为始。
1990年，东欧及苏联先后解体，”民主化“潮流披靡世界。美籍日裔学人福山撰书称”民主“化乃未来不可逆之历史潮流——”历史已经终结。“所谓”终结“的意思，就是从此历史将是西方化、”自由化“以及仿美式”民主“之时代。
［何按：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一书中云：随着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自由民主原则战胜了共产主义原则成为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化原则。当代人类政治出现的诸多问题，不是自由民主原则本身造成的问题，而是没有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带来的问题。因此，自由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类政治生活中最完善最理想的原则，今后人类政治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在如何充分实现自由民主原则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政治的原则不再有发展，因而在政治上人类的历史已经终结。］
1990年夏，我在北京大学演讲指出：”伪民主是美国之政治工具“，”肢解中国是其既定目标“。我一个人当时持此论而对抗一个世界。
其后发生两次伊战、阿富汗战争、”9·11“事件，以及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显示普世价值不可期，历史并无不可逆之潮流，金融资本主义仍需国家主义的政策介入。
美国在2007以来的金融危机中窘相毕露，终于露底而显示其经济强大之真正原因，绝非由于”开放、无限制的自由市场“，而是由于其主导着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发行权，以及累积了天文数字的大规模国家债务、财政赤字和对外债务。自由市场经济并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之美妙天堂。
二、在国内我最早批判新自由主义
我非职业经济学家，充其量只是半个业余经济学家。但是在经济学理论上，我亦有所建树。
1990年11月，《人民日报》以显要版面全文刊登我数万言《中国经济问题与世界未来》，此文被译成七十多种文字，传播全球。
非统运动主席、不结盟国家论坛领袖尼雷尔读此文后，大为动容，曾写信给我，表示支持及感谢。卡斯特罗读此文之西班牙文版后，邀我访古。我在古巴建议他效仿中国模式推动古巴的经济改革。
在人民日报的长文中，我提出发生当时国内经济危机的原因是由于”生产过剩“，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此论当时曾”雷倒“一片主流经济学人。因为他们多年信奉着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理论，认为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是”短缺“和”瓶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
自古巴回国后，中央有关领导约见我。我建言中国经济方针宜变”内需主导“为”外向出口“为主导，限产压库，从而解决工业中生产过剩、库存积压严重的问题。此后中国经济方针转变，以各项政策大力鼓励出口，于是外汇储备渐得积累，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扩及全世界，出现了1991年后出口带动下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加之加入WTO后，海外资金技术之大量进入以及全球市场需求之带动，乃呈现近20年来之中国经济的空前繁荣。
今天”产能过剩“已成主流经济学界认可的口头禅。以至连美国也接受了这个前古典时代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最近巴菲特去见奥巴马，即忧心忡忡大谈美国房地产”产能过剩“和大量空房闲置问题。人们似乎忘记了那位诺贝尔奖得主，被主流奉为祖师爷之一的萨缪尔森曾在他的《经济学》中声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彻底解决了19世纪的‘生产过剩’这个来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伪命题。“
从1988年开始，我在经济学上一直与”主流经济学“分庭抗礼。”主流经济学“这个词在国内是我首提，是一个讽刺，指的是包括伦敦剑桥学派（马歇尔）、奥地利学派、斯德哥尔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弗里德曼、萨缪尔森）等代表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我最早从实践经济政策的角度抨击这个自80年代后期即开始引导和误导中国经济改革的共济会经济学体系。我与他们斗争抗衡了20年，目前他们仍是主流，但由于私有化政策的失败，特别是几年来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及货币政策，引导出了恶性通胀等严重后果；现在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牌坊至少已经有点臭了！
三、政治经济学不可忽视阴谋论
有人说：经济改革目标是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通过与之相适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让个人和企业有更多的活力和更大的空间，去创造财富、发展经济。这个理论的基础是以美国作为一种样板，因为据说美国的经济体制，正是全球最发达最完善的市场经济的主要样版。事实真是这样吗？
2010年6月，美国国债突破13万亿美元，若再加计隐蔽性负债，据美国财政部承认，美国总的内外负债实际可能达到上百万亿美元。这笔巨款，是美国2010年GDP（16万亿美元左右）的5-6倍。其实，如果把这笔天文数字的巨款借给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国家如果能够得到这等规模的资本流入，那么不管它是市场经济还是非市场经济——这个国家都会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但是，美国人欠债有国家霸权和美元的强权做后盾，可以耍出种种赖债、讹诈的伎俩。换成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这样的负债与收入比例，早就宣告破产了。
美国的豪富、挥霍、奢靡以至高新科技、强大国防，都是靠借贷，以至用各种”庞氏“骗局——”新经济概念“来集资敛财，连骗带抢，圈来全世界的钱支撑着的，而不是靠什么”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或”科学管理“”经营有方“。
如美国这样庞大规模的负债经济，每年要支付的千亿美元以上天文数字的利息。美国财政现在入不敷出，难以承受这种高额债务和利息，所以不断引发金融危机，藉以逃债、赖债和缓债。美国引爆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都是债务危机。所谓金融泡沫是什么？无非就是债务。美国支付不起利息，于是派索罗斯、巴菲特、高盛等金融投机大鳄到处去设套圈钱，包括利用汇率魔术赖债。美国的高额债负是当今国际关系不安定的总根源！
这样一种债务、圈钱模式的市场经济，难道也还是中国经济改革所要效法的先进样板吗？美国的这种债务式市场经济，中国学得起吗？
我认为”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的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共济会经济术士输入中国的乱国之术！吸血之术！在学术上站不住脚，在政策上祸国殃民！今日中国的种种乱象，皆与上述经济理念的错误以及泛市场改革导致的混乱失序有关！
有人说我是”阴谋论“的代表。但是，纵览一部世界史，阴谋无所不在。不懂阴谋就不懂政治，不懂外交，实际是全然无知于世界历史。不懂阴谋，甚至也不会懂商业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
反对别人揭露阴谋，本身就是愚人脑封人口的一种阴谋。
四、美国购货，中国买单
美国巧妙地对中美经贸关系设局，利用中国人，竟然使得一种不用花钱的进口贸易，由一种神话而变成了近年中美两国贸易关系的奇妙现实。具体的操作流程如下：
——美国商人购买中国商品，购物的美元来自美联储；
——中国商人把货物供给美国，美元进入中国被中国银行收走；
——中国银行将人民币作为购物货款支付给中国出口商人（这就是买单费）；
——美国用销售长期国债以及房屋贷款、黑石投资等名义，从中国银行及相关机构（外储局以及中投公司等）手中，把中国得到的美元以长期借贷等方式，巧妙地收回到美联储手中，并且可以肯定基本上无意再归还；
——结果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美国其实等于没有付钱，而一直是中国银行在为美国人做实际性的买单。
所以尽管美元不断贬值，但是美国没有通胀；而人民币尽管不断升值，但是中国却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最近惊闻某着名主流经济学家说：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于国际资源类商品涨价而自外输入的——那么很奇怪，美国、欧洲及其他地方为什么没有与中国同步发生严重的通胀呢？难道他们有特别的秘方使本国经济不受这种国际价格波动的影响吗？
其实真正的答案很简单：中国物价上涨而美国物价基本不涨，因为美国从中国“购买”的商品和劳务其实是接近白拿而不用付钱的。这发生在中国和美国这种奇特的市场交换关系之间。
本来这是极其简单的常识：在生活现实中，如果你可以不断向一个商人借钱买他的商品，而你欠他的钱基本不必归还——那么这些商品就等于是他白送你的。
这种荒谬的交换模式，其实就是中国近年发生严重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中国市场上钱（人民币）愈来愈多而商品愈来愈少，价格怎能不涨呢？美国市场上，白来的商品愈来愈多，进口用白条支付——物价怎么会上涨呢？
这后面难道真的没有一系列金融预设阴谋吗？
五、没有垄断就没有现代企业制度
主流经济学家还大力鼓吹让国家企业从竞争性领域退出，把竞争领域让利于民营资本和外资。鼓吹大型国企是垄断企业，应当尽早拆散。
一些年间，许多国企被解体、侵吞、私有化，致使千百万人下岗失业。这种改制，是违背传统的。
反垄断我赞成。但是首先最应反的是国际外来大资本的垄断，例如罗氏企业对制药业的垄断，孟山都企业对农业领域（如大豆、玉米以至农药、种子）的垄断。
看看发达国家的那些大企业，看看当今所谓世界500强，哪一个不是本行业中的大型垄断企业？力拓、福特一类企业难道不是跨国的大型垄断企业？为什么这些美国经济鹦鹉不主张拆散洛克菲勒、摩根这样的全球性金融资本垄断组织，却全力鼓吹拆散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
没有垄断，就没有超额利润。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由分散的小私有制自由市场，走向银行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大型垄断组织的历史。正是垄断组织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
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现代化的历史，我注意到，垄断组织早已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生活的基础。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中哪有什么小私有企业的生存空间？
六、解散垄断企业会使中国工业倒退回工场手工业
近代资本主义产业，是随着垄断组织的发展而走向现代化的。大型垄断企业的管理艺术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美国19世纪兴起的“泰罗制”就是垄断组织在企业管理方面的代表。版权及专利制度就是知识与科技的垄断制度。可以说，现代企业经济模式是伴随着垄断组织的发展而形成的。
大型垄断组织一般是通过收购、并购等方式兼并重组而形成的。这个过程本身就含有优胜劣汰的意义。
国际共济会大老板如罗斯切尔德银行，就是一个在全球收购、并购提供资金的超级垄断金融集团。
从垄断组织的运转来看，只有大型垄断组织有实力设立短期不盈利的科研部门，将科研与生产结合起来，把科研成果逐步转化为生产力。
在中国，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和基础，是六十年中国工业化的结晶和成果。现在一些共济会经济学家仍在宣传，要把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彻底分化、瓦解、解体，然后让罗斯切尔德金融集团进来“公平竞争”，完成并购和收购，完成共济会金融大一统的全球化目标。其用心险不可测！
在摧毁中国的大型国有垄断企业后，只剩下那些分散的家庭作坊式的私有小企业，中国的产业对国际上那些跨国大垄断企业还有什么竞争力？中国经济将倒退到三百年前的工场手工业水准，中国六十年的工业革命成果将在一瞬间全盘丧失！七、通货膨胀与人民币持续升值
一个汇率升值问题，某些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年，大谈特谈人民币的“币值”被低估了，因此应该“升值”——作为经济学人，他们却居然不知道“汇率”是“汇率”，“币值”是“币值”，这完全是两回事。
货币可以购物，但货币也可以买钱即交换其他货币。汇率是什么？是币价。以币买币，其值曰“汇率”。币值是什么？是物价，以币购物，其价曰“币值”。汇率可以人为操纵使之升值，币值则取决于货币总量（需求）与商品总量（供给）的比例，是从属于货币规律的，无法人为操纵其升降。因此，“汇率升值”不可与“货币升值”混为一谈，从而误导国家和广大民众！
如果你投资购买一种股票，这支股连续六年一直升值——那这支股就不是股票，而是存折，一直给你送利息。同样道理，如果你用美元购买人民币，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路都在升值，那么这也是在给你送美元。
利用汇率升值，做外汇期货就可以直接套汇赚钱——这在国际贸易中是基本常识，而中国经济学人竟很少人知道。
2010年我出版《反主流经济学》（上、下册），书中汇聚我历年来与主流派关于经济学政策之论战文章。
在一些关系经济方针之重大问题上，我以一种响亮的声音揭露、阻遏，从而迟滞了美英共济会金融集团解体中国国民经济使之殖民地化、依附化的阴谋。
八、我信奉“新国家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在20世纪80～90年代，我给中央有关领导写过不少信，提出过一系列策论和建议。我所向国家建言的是以中华民族和中国国家利益为本位的强国利民之道，就是所谓“新国家主义”。①
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相信共产主义乌托邦在现实中有实现的可能。但我是务实主义者、新国家主义者、好国家主义者。
我高度认同毛泽东1940—1945年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应当看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发表的原版。20世纪50年代以后做了很多向左转的修改）中所提出的那一整套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治国理想。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雄才大略，高瞻远瞩，天下归心。
毛泽东1945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新国家主义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即在国家力量控制下的市场资本主义。
20世纪40年代和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思想不同于1957以后特别是1966以后的毛泽东思想。那时的毛思想强调的核心内容正是新国家主义、新民主主义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社会主义（从而不同于斯大林主义）。
在这些发展方向的问题上，我与目前占据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资本——市场主义一直具有根本性的分歧。
九、“国进私退”、智能性计划的新经济是未来强国之路
近些年来，高盛、大摩等国际金融大鳄在中国金融领域畅行无忌，为所欲为，蚕食吞噬！2010年11月12日的黑色星期五，20家金融大鳄一个操作日卷走5千亿的市值。当今中国银行及金融几乎无秘密可言，中国金融市场被一些内外金融大鳄搅得昏天黑地！
在金融领域，我呼吁国家应当及早建立国家金融系统安全委员会，应当高度加强对国际共济会金融组织对中国金融领域的渗透和操控，包括政策诱导和操控。我呼吁强化对于进入中国攫金的国际金融大鳄的警惕和监管，坚决控制和斩断已经伸进中国金融体系的国际金融撒旦之手！
在经济上，我主张建立受控制、有计划的新型智能型市场经济，而不是放任资本大鳄横行霸道的自由市场经济。我主张重点产业必须“国进私退”——以国家重大目标为主导，优先发展国防、高新科技及基础资源产业。我主张重建国家计划委员会，运用大规模计算机的智能设计，统筹全国资金、财政及资源、市场和生产力，制订科学有序的全局性远期性国家计划。
我反对一切放任市场，反对全面开放金融市场，反对银行脱离国家监督的独立化、商业化和金融私有化。反对把一切产业和事业推向市场，特别反对把教育、医疗和科学技术全部交付自由市场。反对唯利是图——一切以赢利、牟利、拜金及利润为主导，反对大规模私有化政策，反对让外来金融资本主导中国的国民经济，使中国沦为依附于跨国金融资本的新殖民地经济。
当前房地产市场显现的乱象以及粮食、食品价格有被外资主导的危险，是泛市场体制濒临全面失败的一种警号。
我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分税制、财政改革和金融改革经实践证明存在一些严重弊端，应当革其弊端。在财政上我主张中央高度集权，全国一盘棋，削肥补瘦，统筹安排。反对听任地方坐大，各地分灶吃饭，以至苦乐不均——有些地区民穷财匮，百姓衣不蔽体；而有些城市里仅种花种草年耗资数十亿。我认为国家主导的宏观财政及金融计划是不可或缺的！
在社会财富上，我主张抑制和限制私人富豪经济、遏制私家富豪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霸占和垄断。我反对横行无忌、富可敌国的世袭权门经济和豪门经济。我主张内资、外资一视同仁，废止目前对外资、外企的特殊优惠政策。
在社会分配上，我强烈主张由国家实施第二次分配，以国家权力之手实施社会资源控制和公共产品的有计划配置。由国家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保障公民普遍就业，实施全民免费教育和普遍社会医疗及养老保险。我主张国家以财政力量保护和照顾穷人、老弱病残和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十、建立新型农业合作组织复兴农村
中国现在的农业有两大问题，一是高度依赖能源及化肥、农药，成为“石油”农业。二是农业已经倒退为分散原始的小自耕农经济。90年代后的新农民子女多数不会种田，农业高度依靠化肥、农药、电力抽灌，粮食供应的缺口则依靠国际市场特别是美国推销的转基因食品。
中国人正在遭受来自美国的转基因农作物和食品的隐性毒害。说一句危言耸听的话：未来华夏民族有绝代、灭种和亡种族的危险！
如果哪一天，世界形势万一突然有变，海外对华石油供应出现问题，或者中国外汇来源匮乏了，那么中国现在的农业，还能养活十多亿中国人么？！
当今农者弃业，粮有远忧！若今后几年再因沿海出口经济衰退而卷起一个返乡农民的大失业潮，天下岂能得安宁乎？！
最近有媒体报导： 广东佛山菜农所生产品质很好的大白菜，在当前通货膨胀物价高涨的局面下，竟连人民币6分钱一斤都卖不出去。不知有多少吨大白菜烂在地里，菜农们苦不堪言。一端是京沪等大城市菜价飞涨，市民抱怨，商品短缺；另一端是生产过剩（不是所谓“产能过剩”），有货卖不出去。这不是什么结构问题，而是无计划体制下的市场失败问题。
连日来，此事件成了中国大陆的新闻热点之一。虽然后来有地方官称问题已基本解决，事实上产销制度不改变，问题将年年有，不可能根本解决。而且近年来类似的问题屡见不鲜，绝不仅只是大白菜而已。
问题的根本原因在哪里？就是由于当前中国实施的是放任不管的原始市场经济，是那种最恶劣的无政府市场经济。
欧美发达国家的农业不仅有国家补贴农业的政策，而且有农业合作组织协调农产品产销，有生产、运输、销售市场一体化的完善社会农业服务组织。日本、以色列也有，甚至台湾地区都有。美国有农场主的合作保护联盟。只有中国对农业和农民完全放任自流，而让农民和农业靠天吃饭，听天由命。
重建农业的经济合作组织，把农村和农民通过市场体系重新组织起来，这是未来农村振兴的唯一道路。
十一、“内需主导”是误国之论
近期以来，“内需主导论”甚嚣尘上。倡言此论者，首先无知于近代资本主义之发展历史及规律。
综括某些海归学者鼓吹之所谓“内需主导”方针的基本思路，概言之无非就是：
1.主张限制出口，消耗所有外汇储备大规模进口——从而帮助发达国家开拓中国的内需市场。
2.主张对内无限制印刷人民币，不在乎加剧国内通货膨胀，鼓吹以房地产经济为产业龙头，扩振内需，不惜消耗一切国内资源。
众所周知，中国之国情是人口过剩，国内资源近乎穷竭，农民贫困少货币——何来广阔之内需市场？
一旦现有之外汇耗光，加之出口产业能力萎缩，那时中国就不再有能力购买外部能源及资源。要进口，就不能不大规模举债。中国将不得不转变成对外负债的纯粹进口国。
因为若不大量进口能源、资源及粮食、消费品，因内部民生压力巨大，国家势必陷入穷困内乱之境。而这正是美国共济会经济术士对中国输出内需主导论的目的。
房地产经济也是内需主导论的产物，是一个恶果。浪费了国家可以用来改善国计民生发展国防军工基础设施的大量资源。如果必须用内需拉动经济，本也应当以国防军工为主导。
内需主导方针，乃是最有助于从内部瓦解中国达到帮助美国不战而胜的方针。
某海归学人有一句泄露天机的名言：“只有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才会是听话的政府，民主的政府。”“内需主导论”及“通货膨胀无害论，”目的是要让中国政府成为一个负债累累的政府。
这种“内需主导论”，不仅是画饼充饥的虚妄之论，而且是穷国之论、乱国之论，亡国之论！
十二、中国须制订全球地缘战略体系
自15世纪所谓“地理大发现”以来，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世界市场的开拓史。没有一个发达工业国，不是由困锁自足的内需经济、一国经济，而跨步走向外向型的全球化经济。
为什么必然如此？是因为资本主义体制的内在规律使然。
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始终无法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产业能力之扩张程度，永远大于国内资源及市场之扩张程度。因而，产业在发展中必会周期性地遭遇国内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劳动力过剩——遂引发一次次周期性发作之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经济之危机，决定了有能力之工业强国必须向外看——必须全力拓展世界市场开拓新的资源来源。因此一国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就唯有成为外向化的全球竞争型经济，方能持久而可持续地生存发展。
在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下，始终存在着一种两极化的体制：一极是金融资本及产业发达之主导型国家，另一极是依附于发达工业国之市场、资源供给型国家。后者依附经济强国作为其周边市场。
这类国家就是从属于发达国家和次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之“第三世界”。它们在取得政治独立前，原本是发达工业国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政治独立后，则仍因为无法摆脱经济生存之依附性，而成为非传统类型的新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如当今之拉美、菲律宾、非洲，以及依附欧盟之东欧诸国）。
中国今天之地位正介于次发达国与第三世界之间。
美国近年一直在悄悄营造一个困锁中国的战略包围圈，目前已经接近成功——从地缘政治及军事上，对中国实施满月形包围战略。这一军事战略与经济上的内需主导论，内外表里互相配合，意图无非都是要困锁中国，遏制中国，最终分解中国！
我早在90年代初已经认识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只能是谋求向外发展。而美国人、西方人所最恐惧的也正是这一点。我认为中国内部的所有问题和压力，只有全力推进向外发展的路线，才有希望解决。
为此中国必须形成有全球视野的新战略。在外交上不能对美国产生依附性。　十三、人类未来面临着重大的全球性危机
一个大国的外交不应无远见、无目标、无方向，更不应无智慧，无勇气，无感情，无信用，无义气，无担当。唯势力为上，唯美是从。外交不该只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维持会。
一味事大，媚强，贪财，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不可交朋友；国际关系中，这样的国家，谁会理睬你？ 结果是，在国际上寡恩无友，丢弃了许多老朋友和第三世界。
我的观察和预感是：21世纪的前三十年将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人类当前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全球性危机。而且这种危机愈来愈紧迫。每个国家都无法长期自我隔绝，置身事外。
新中国建立时，1950年，地球上只有20多亿人。中国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世界上30多亿人。2000年世界已近60亿人，今年将接近70亿人。目前全球每年增长1亿多人，到2050年前后，地球人口预计将突破90—100亿人。
空气、水、能源、土地——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四大基本要素，目前都已经接近人类消费的极限。西方未来学的研究表明，地球资源最大承载极限是100亿人左右，地球上无法承载超过100亿而且继续不断递增的人口。
但是，中国精英阶层对人类前途与日益逼近的生存危机茫昧无知，不思应对。他们天真地以为，历史始终是线性发展的——明天、后天仍会是今天状态与结构的延续。他们不懂什么是“突变”或“灾变”。但西方的精英则早已预察到人类终极危机的迫近，并且早已在筹谋并且操作着应对和自救之策。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把人类分为文明的创进者、保持者和破坏者三种。他认为，只有雅利安人种是文明的代表者。雅利安的使命是消灭“劣等文化”、“劣等种族”。
冷战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要义是鼓吹由西方列强对人类文明进行重塑。而文明冲突的实质也是种族冲突。
从这个意义上，在未来的全球竞争中失败的民族和国家，将面临亡国、亡文化、亡种族的危险！会成为被优势种族无情屠灭的“垃圾人种！”
十四、新世界性战争的阴影若隐若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题，是第一代工业国为划分世界势力范围而战。第二次大战仍继续一战的主题，但在欧洲战场上还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主题——净化种族，于是导致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种族大清洗——消灭犹太人。
二战后，发生了冷战。中国自由派精英至今不懂“冷战”的真实历史涵义，以为那只是美苏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上，这只是表象。冷战的实质是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也在于此）。冷战的失败者不仅是苏联，也是所有的不发达国家。
如果核防御和对抗体系的平衡被打破，那么未来30年间必定会爆发新的全球性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近年美国导弹防御技术的最新发展，打破了冷战时代的互相毁灭平衡结构，使得单方面的核打击正在成为可能。因此，未来发生全球核战的危险日益上升。
2005年伦敦共济会所讨论的“盎格鲁？撒克逊计划”①已经设计了一套对地球上有色人种进行清洗的战争方案。这个文件，是1995年彼德伯格俱乐部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精神的扩展。①国际共济会的终极目标是构建共济会国家统治下的“千年帝国”——建立所谓“世界新秩序”。其前提是要减少地球上的垃圾人类，对之进行清除和隔离。有色人种将是西方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而进行种族清洗的主要对象。
目前中国的存在是共济会国家进行人种清洗的最大障碍。因为中国是有色人种中具有健全工业体系、文化体系、国防体系和核武体系的超级大国。而且也是唯一有能力以国家体系与雅利安人从经济、政治、文化上进行全面抗衡的有色人种大国。
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近期目标是遏制中国，把中国龙困锁在国内。远期目标是期待中国内乱，为了“自由”和“民主”，自我爆破而分裂。如果中国将来发生大型内乱，美国将通过联合国操纵其西方盟国组织“新八国联军”进行政治和军事干预。美国在谋求分裂中国的同时，近年也在挑动中印之战，南海之战，以至中俄之战——让对手打垮对手。
为中华民族的久远生存，中国必须有勇气正视和面对日益紧迫的内外危机。摆脱事美外交的思路，走独立自主的全球路线。加快建立有威慑力的核防御和对抗体系——这是遏制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决定性条件。在国际上，中国应当交些穷朋友。应当审时度势，制订有远见的新亚非拉战略。当前非洲是一个空白。经营非洲，在非洲租地屯田，移民开拓，收购资源，发展农业，是可取的选择。
十五、要有大天下的全球战略观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从历史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多次临海刻石，瞩目于海外。汉武帝以下，隋、唐、宋、元、明，中国一直是一个雄踞海陆，有勇气挑战世界和开拓世界次大陆的伟大外向型民族。所谓中国自古是一个内陆封闭的黄土文明，这是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妄论。80年代初始倡此论与我有关①——而那时我对中国历史所知甚浅！
这个观点后来被《河殇》编者所抄袭。但是80年代末我改变了这种观点。我了解到历史上一个大中国地缘文化圈的存在。一个巨大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实际也是一个巨大的国际贸易市场交换体系。历史上的中国，早就是一个全球性的中国。
在中国南部的广州、泉州，存在着通达阿拉伯及西土的海上“丝绸之路”。在中国西部、北部和东北部的沙漠草原存在着华夏与外部交往和拓展的广泛空间区域。
长城不仅是一道对外防御的优良屏障，也是向外开疆拓土的军事要塞。这一点在汉代、唐代尤为明显！在五千年的历史上，华夏民族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是不断地扩展的。
我1997年出版《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一书，提出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这个术语。更早一点，早在70年代中期，我就曾想写一本书，名叫《东方的复兴》。所谓东方是一个大东方，就是超越中华，涵括越南、印度支那、中南半岛及东南亚，也涵括韩国、日本及西伯利亚，以及涵括阿富汗、伊朗、土耳其等历史上的大西域在内的一个泛东方大经济文化圈。
历史中国的全盛时期——汉、唐、元、明，以至清初，中国就是影响力曾涵盖上述大东方范围的一个大天下，而绝非一个坐守自保闭锁于中原的小天下。
古代全盛时期的中国，是一个世界化的中国，是一个涵括覆盖于欧亚大陆的大中华文化圈。可惜今人已很少了解我们祖先经略之伟大。百年以来胡适一类学者散布的历史文化观遮障了民族学术的眼目和心灵。
中华民族的概念，从来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而是一个文化的概念。从人种学观点看，华夏族的种族来源是不纯一的。早自殷商以来，华夏人类就是黄种、黑种、褐种与白种人类DNA的混血种族。①多种族人类走到一起，凝聚于一种共同的文化价值之内，这就是华夏文明。大中国的地理，正是多种族兼融和谐、一个大天下的地理。
中国历史上有两个极度萎靡的时代、小中国的时代，一是两宋，一是晚清。这两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令人痛心疾首的时代。
中国人在未来应当继承汉、唐、元、明、清初全盛时代我们伟大先祖的大天下观！未来的中国必须寻求开拓自己新的国际生存空间，制订中国自己的一套全球化方针。
中国要想生存而复兴，就必须通过外交、经济、政治以至军事的全方位手段，谋求向外拓展，在全球范围甚至包括宇宙空间范围——寻求新的资源供给地，开拓而逐步建构全球化的大市场空间网络。
对中华民族来说，未来将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些重大的机会！而生存的危机，已迫在眉睫。美国、西方绝不会让中国继续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十六、左右之争已失去意义
我认为，若干年来政治上围绕改制问题的左右意识形态纷争，对于未来已失去意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改革方向不可能逆转！但中国将来100年间也绝无可能转变为美式的政治体制。
我既不认同为文革唱赞歌的极左派，也不认同鼓吹美式自由民主的极右派。
我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但是对于怎么改革，则与目前的主流自由派歧见极大。我认为改革没有错。但是近年来全面私有化、一切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和路径大错特错。
我并不否认市场经济的作用。市场是个好东西，应该充分利用。市场所到，经济必旺。但我主张以国民经济的整体目标为本位，有计划地配置资源，以市场为工具，以国民经济的总体计划为指导。
这种经济体制其实就是共产党、毛泽东上世纪40年代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把资本主义置于国家力量、国家目标和国家计划的控制之下。这个设计的发明权是属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可惜1953年后毛泽东的想法改变了。他要求加快中国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过渡，于是中国进入了一个“左倾”路线支配的时代。而最近二十年来，共济会金融体输入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泛市场拜物教，误导了市场改革的方向。
在政治问题上，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与适度集权两手都需要。
关于政治改革，自由主义者谈起民主，总是照搬美国模式的多党议会民主，什么一人一票之类。那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伪民主。
在政治问题上，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与适度集权两手都需要。
中国需不需要民主？需要。中国需要适合国情的新型人民民主政治。中国也需要切合现实与国情的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改什么，怎么改？首先要看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关于政治改革，自由主义者谈起民主，总是照搬美国模式的多党议会民主，什么一人一票之类。那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伪民主。
中国许多农村基层至今仍是宗族性社会。所谓直选乡长、县长，只能选出族长或黑色村霸。黑金势力，权钱交易以至贿选、逼选将乘机大行其道。
所谓民主，一是权力要有分工和制衡。二是要有自下而上的监督，使民众能约束和限制行政权力不要被掌权的人无限制地滥用。
中国现在的制度，在高层所实行的是集体领导、定期任职制度和分工、分权制，已经充分体现出民主的原则。但许多滥权问题，出在地方和基层。
中央权力过于分散，地方权力却过度集中。在地方特别是县、乡两级，立法（制定地方法规政令）、行政、司法执法以致下属官员任免；都高度地集中于基层单位的党政一把手手中。既没有集体领导制度予以制约，也没有原来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统统由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结果出了无数小皇帝、土皇帝。贪污、腐败、滥权、渎职无所不为。
县乡两级一些芝麻大的小官，其对黎民百姓却具有任意生杀予夺的权力，把一些善良的小民百姓活活欺侮死。例如强制拆迁，草菅人命，是当今直接激发民怨，以致导致民变和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我认为政治改革首先要针对时弊革除弊政！
十七、削藩与治吏
当今中国“吏政”不良，有目共睹。“吏政”坏于制度。一种好的“吏制”应当是择优选拔，让能力、操行、品德、民望较好的官员得到提拔。
论官品只是一些九品芝麻官，县处级，在北京属于公车族。但在一个县里，却掌控着几百万人的生杀予夺之权。中国一个县，放在欧洲就是个不小的国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公、检、法、军、警、城管齐备，都只听一个小国王的，一把手宛如一个小国的封君。
中央高层对这些县乡地方官吏缺乏直接制衡和监控的机制，中央权力管不到他们。那些坏官吏除了直属的顶头上司，基本上谁也不怕，根本不在乎什么中央。对中央的法规政策，这些小“官吏”不仅经常阳奉阴违，甚至敢于公然抗命。
于是地方坐大，出了一些称霸一方为所欲为的“土皇帝”。以致有些地方之中下层“官吏公”然为所欲为，横行无忌——今天想阅兵就阅兵，明天游街就游街，后天想进京抓人就进京抓人。
这种大事，“县太爷”不请示不汇报，在县委里都不议一议！肆无忌惮，无法无天。问题在于上面的纵容。由于对下面这些地方官吏无所制约，导致官民矛盾激化，民情激愤。中央有令不行，有禁不止。
这种情况，和中国历史情况正好相反。唐宋以后，虽然是皇权至上，皇帝专制，上层高度不民主。但越到下面，社会基层，对官员的监查、管束和限制反而越严格。绝不允许小官吏们直接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因为唐宋以后的统治者总结了历史经验，懂得如果放任地方“官吏”胡来，最容易激起民怨直接引发社会动荡，危及皇权统治。
同时要从改革基层干部制度和权力配置入手，建立各级的集体领导制，分权制，监察制，弹劾制，削弱小官、地方高官一个人说了算的权力。强化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地（市）、县（市）、乡级干部的民主监督，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而为老百姓欢迎的政治体制。
任人唯亲与裙带之风大行，助成官场任用私人，贿选跑官的风气。干部不考虑对百姓负责，不考虑对后代历史负责，只考虑眼前利益和如何巴结一把手。组织路线放任个人独断和择劣机制，遂导致腐败风行，症结在于“吏制”之不良。
我认为国家必须从严治“吏”，对基层“胥吏”实行察举巡视，从严约束地方官员。特别不可放纵地、县、乡三级胥吏任其横行于下层，任其鱼肉百姓。从中国历史看，基层官吏与百姓的激烈冲突，往往是引发社会动乱的直接导火索。
中央政治要保证下情通畅，民意上达，要让百姓舒心通气地过好日子，不要被那些基层恶吏肆意欺侮、蹂躏。国家应当制定严格制度，废除公务员的终身制。
十八、法治不等于法制
“法治”的概念不同于“法制”。所谓“法治”并不是什么现代概念——法治无非是据法而治，酷法而制，这是古代法家的主张。
而所谓“法制”，乃是一个现代概念。其根本意义是宪法体现主权，宪法高于一切，宪法制约国家的全部法规制度，违宪就是叛国。宪法约束行政法规。在宪法制度面前一切人平等。这才是近代和现代的法制理念。
我认为有效的公民民主必须通过法制而得到保障。各级法院有责任依法受理一切违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案件，真正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检查及司法系统应当相对独立于地方而垂直直属于中央，让公、检及司法系统成为中央政府依法监控地方的重要法律工具。
法院不应当自我设定诸多禁区，不应该这不受理，那不受理；使得升斗小民受欺侮后无门投告，有法不可据。这必然酝酿社会不安定。法律的功能之一就是要纠正侵权、保护弱者。
民若举，法必究。各级法院有责任受理审理涉及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法的一切社会案件——不管是民诉还是公诉，告官员还是告老板，只要有违法事情就应当允许百姓进法院去告。而且可以逐级上诉，直诉到最高法院。
例如老板欠薪问题，不是一个行政问题或经济问题，而是法律问题。本不应当由总理管，而应当由法院管！
扩大法院的职权，就可以减少信访的问题，从而让有裁决权的法院，取代无任何实权的信访部门。法院权责加大，信访自然减少。
我反对中国学西方的伪“民主”政治模式，但我主张中国政治必须要有民主——人民有对社会事务评论和批评的权利（言论有自由），民众对国家事务有参与权，对管理者有选择权，特别是弹劾之权。
十九、多难兴邦向前走
百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变革之中。1944年的中共“七大”纲领中提出了这样的建国理想——“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
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革命，使中国实现了独立与统一。30多年来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走向富强。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强盛的中国，也是一个问题丛生的中国。国家与世界当前都处在大变动的前夜，变局迭出，危机四伏，希望与问题并存。
但是，毛泽东在上世纪70年代说过：“我们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希望，就是国家强盛的希望，民族复兴的希望。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我四十余年来的全部思考和着述活动，所追求的其实就是一个目标——追求中国的强盛，憧憬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现在讲的许多话说在当前，仍然是逆多数而反潮流。但是，中国未来没有第三条路——要么就是走向民族及文化复兴而成为世界核心强国；要么就是因内部压力积聚，终于被内乱爆炸而分裂解体。展望未来，各种内外压力正在不断积累加大，“山雨欲来风满楼！”——历史留给中华民族的时间和机会可能并不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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