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鼻山自驾游攻略:青年党：国家主义在中国

（青年党党魁 曾琦）

中国青年党在抗战时期，已经成为有着相当政治力量的政党，其自己所说“中国第三大党”，确实是实至名归，并非妄自尊大。

1924年4月，已经在德国、比利时、法国里昂等地建立支部，发展党员60多人的青年党，在巴黎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后被称为“青年党三巨头”其二的曾琦、李璜便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青年党总部由巴黎迁至上海，1926年召开第一全国代表大会，“三巨头”另一位左舜生成为中央常务委员。其时，青年党党员数激增，在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云南、贵州、安徽、山西、山东、江西等省和上海、武汉等城市，陆续成立了二三十个团体，并先后建立党部。1929年，在上海创办了“党校”——行知学院。而宣传其国家主义主张和募集资金的实体，便有上海的大陆书店、爱文书店，成都的国魂书店，重庆的肇文书店，沈阳的长城书店等。当时青年党的具体党员数，尚未见有资料，但从1947年时，湖南的青年党员达两万多人，预备党员1万多人，而湖南青年党党务在全国仅排第五来看，抗战时期的青年党员数绝不会少。因为青年党在东北和四川活动颇得力，所以很多地方实力人物被囊括入党，如东北军入关后，天津市市长、东北军炮兵司令、北平教育局长等，均是青年党党员，四川“其组织之庞大，党员之众多，与地方实力之雄厚，皆为不可否认之事实”。

相对而言，其他中间党派不但成立时间较青年党为晚，而且组织规模无一能与之相比。青年党对于抗战时期的政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抗战期间四川实力派与国民党、共产党的交往、沟通，往往需要青年党居中牵线便可看出。

以“国家主义”为信仰的青年党，一向强调外抗强权、内除国贼，面对着国家空前的危机，表现出来的，是难得的相忍为国的精神。

而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共两党都还没有提到停止党争、团结御侮的时候，青年党领风气之先，提出“国事至此，一切政见异同已成次要之问题，当前急务，唯如何团结全国已涣散之人心，共临大敌”。10月3日，在青年党机关刊物《民生周报》上发表《我们的主张》，慷慨言道:“我们很诚恳地忠实宣言，我们目前的忧虑，只有国难；我们的仇人，只是日本。我们在内政上一切政治主张，政治成见，都愿意牺牲。”在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尚未对此作出回应的时候，便提出“（一）停止对国民党之革命活动；（二）停止对国民党之攻击言论”。而对于原本“反共必须彻底，不可再事敷衍……”的主张，也改变了方针，将“外抗强权”的目标从苏联改为日本，将“内除国贼”的目标从共产党改为汉奸卖国贼。

中国的历史上，不乏外敌入侵而内争不止之事，放弃自己的主张，主动愿意与斗争多年的敌人携手，无论如何都值得肯定。

有着较大组织以及相当政治军事实力的青年党，如果仅仅将抗战停留在口头上，很自然会让人想到“保存实力”。所幸，身为国家主义者，他们并非口是心非。

为叙述方便，以南北两方作简要介绍。

南方。

1931年10月，左舜生和陈启天在上海组织“抗日急进会”，开展抗日活动。12月，李璜、左舜生、陈启天等与熊希龄、马相伯、沈钧儒和黄炎培等，组织中华民国国难救济会。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驻守上海闸北的是青年党员翁照垣指挥的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元月28日夜，军部命令翁照垣将防地移交宪兵团，由于民众挽留换防阻滞。不料驻沪日军发动突然袭击。翁照垣不待军命，奋起抗击，尔后转守吴淞，浴血奋战，蜚声中外。《申报》报道翁事迹时，称赞为“富于谋略，勇敢过人”。2月17日，章太炎在《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文中说:“旅长翁照垣直前要之，敌大溃，杀伤过当。自清光绪以来，与日本三遇，未有大捷如今者也……”中国青年党还组织了铁血军（又称义勇军铁血团），由戴天人率领开赴淞沪前线，受翁照垣指挥，参加保卫吴淞的战斗，在潘家宅战斗中有4人战死。

北方。

1932年4月，李璜受青年党中央派遣，携各方人士捐献的14万元巨款到北方，专门负责组织和支援东北义勇军。他在天津设立中国青年党抗日义勇军总部，由原张学良秘书王捷侠、原东北讲武堂政治教官王尧庐和王师曾3位青年党员组织野战抗日会，王捷侠任总指挥，分头活动。王捷侠率120余名青年党员到热河，与马占山余部联络，并打出了“热河抗日义勇军第八梯团”的旗号，其队伍在保卫热河的战斗中损失过半。

同时，青年党参与发起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青年党员、东北大学教授霍维周当选为该会常委兼政治部副部长。救国会组织了东北学生军，由青年党员苗可秀任大队长。

进入东北参加抗日活动的青年党员人数众多，据书报载有2000余人。其中很多是加入东北义勇军，仅牺牲在白山黑水的青年党员就达700余人，其中以苗可秀最为杰出。

1932年7月，苗可秀奉救国会命令出关，到辽东加入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深得邓铁梅器重，被委以总参议要职，并主持军官学校。1934年2月，苗可秀组织少年铁血军，提出“爱护老百姓，唤醒伪满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口号，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日军井上中将惊为“神军”。同年5月邓铁梅被捕殉国后，苗可秀整顿自卫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1935年6月，苗可秀在战斗中负伤被俘，拒绝日寇诱降，于7月25日在凤凰城殉国，年仅29岁。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翁照垣愤然离开十九路军。经李璜引荐，翁照垣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军第一一七师师长，其中下级军官也多为青年党员。长城抗战中，第一一七师转战冀东卢龙、迁安、丰润、玉田等地，所部营长、青年党员胡钟麟在马兰峪战死。

至于在政治方面，参加国防参议会、国民参政会，投身战时政府，推动宪政，都活跃着青年党的身影。因为涉及到“抗战期间是否要宪政”的论争，不易说得明白，因此不在此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