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甲钢拳 宙斯 3a:慢性自杀的民族——读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慢性自杀的民族——读柏杨《丑陋的中国人》  作者：力瑾http://www.360doc.com/userhome/284801 
       一个民族和一个人一样，也有一个生、老、病、死的过程。这一点，我想不用多说，每一个人都会心知肚明。万事万物，都处于发展演化的变动之中，生生灭灭，灭灭生生，无时无刻不在上演着生死的戏剧。大至宇宙星系，小至单细胞生物体，无不如此。天地间，没有永恒不变，长存不灭的东西，即使是我们地球生命赖以存在的太阳，也有一天会老去消逝，更何况我们这地球上万千生物中的一种的人类！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无数的先进的曾经辉煌一时的民族，逝去了，埋进了历史的尘埃中。
       那么，古老的中华民族，现在处于何种境地呢？对这一问题，我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矛盾和争议多于共同的意见。但大致分来，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只有两种：一是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其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不会灭亡；二是认为中华民族虽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但现在已经得“病”，不及时医治，有亡族的危险！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体现出来的观点，显然属于后者。他在书中一一指出的病症，都是那些“优秀”分子所不能忍受的。对他的辱骂污蔑是在意料之中的事。虽遭攻击，但他还要说出那些病症，他对此的解释是：“专门谈优点是救不了自己的，只有认清缺点，才可以自救。”（《人生文学与历史》）正出于这样的认识与考虑，他才不无忧虑地指出：
      “一个民族的覆亡，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每当我看到印第安人废墟，和他们文化的停滞，就感到心如刀割，不由得想到，会不会有一天，中华民族也像印第安人一样？有一个朋友说，这不可能，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又这么多。我想这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假如说五千年历史就可以保证一个民族不灭，不晓得根据什么理论基础。宇宙苍茫，五千年只是刹那之间的事，人类还要生存五千亿年呢，和五千亿年相比，五千年所占的是个很小的比例。还有人口的多寡，也不足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兴亡：当初欧洲人第一次登陆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口也非常的多，远超过白人。”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我觉得，柏杨的忧虑非常有必要，也很有道理。中华民族，也像印第安人一样，到目前为止，还有人“对现代文明，拒绝吸收”。随手可举一例，《素质教育在中国——陈绶祥教授访谈录》（2000年10月第一版，羊城晚报出版社）一书中，陈绶祥教授这样认为：“做为儒家的教育，其基础建立在对人的最大尊重之上，假设人的发端是合乎于善的。……也就是说应该听教育者的，学生应该听老师的。孩子应该听父母的。……在教育过程中，听教育者的是必行的规律之一。……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迁延了五千多年还依然存在的文化，因此，中国的教育是世界上最优的。……五千年来的中国文化，不但是持久的，而且是发扬光大的。”陈绶祥教授的逻辑混乱和盲目自信，明眼人一看便知。一方面他说“对人的最大尊重”，一方面他又说“应该听教育者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完全地听老师的，屈服于老师的权威，哪来的对学生的尊重？中国文化的久远，竟然成了优秀的证据，这一点显然站不住脚。这就如一个杀人犯，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而活了一百多岁一样，你能说这个人的长寿就证明了这是个好人，是个人中的优秀分子？他再长寿，也改变不了他曾杀过人的恶行，也掩盖不了这血腥的罪恶。
     毋庸置疑，中华民族已经是一个生“病”的民族，其生病的原因在于柏杨指出的中国文化已经沦落为“酱缸”文化——这文化不但不优秀，而且令人窒息。在酱缸文化的熏陶下，耳濡目染下，中华民族正在雄壮而又悲壮地走向慢性自杀之路。中华民族，就象一个烟鬼，自我感觉良好地大吸特吸各种牌子的鸦片烟——名贵的上百元一包的烟和劣质的只有几块钱一包的烟——而不知毒素已进入肺，进入血液，进入心脏。这样慢性自杀着而不自知，这是一幅多么令人惊心动魄的画面啊！
     那么，令中华民族慢性自杀的各种鸦片烟究竟有哪些呢？
一、儒家的经典教育——明哲保身的教育。  这一点，看看儒家的经典话语就能一清二楚：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在这样的“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教育下，中国人的个性被极端扭曲，一个个都变得圆滑无棱无角，一个个都变成了“好死不如赖活”的活命哲学的信仰者，一个个都产生了“一种神经质的恐惧”。“因为恐惧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学老师讲授他自己并不相信的东西，因为恐惧自己的前途不稳；学生跟在老师后面重复他的话，因为恐惧自己不被允许继续自己的学业；青年人加入共青团参加不论是否必要的活动。在这种畸形的制度下，因为恐惧自己的儿子或女儿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学总分，使得父亲采用所有责任和'自愿’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惧拒绝的后果，导致人们参加选举，给推荐出来的候选人投票，并且假装他们认为这种形同虚设的走过场是真正的选举。出于对生计、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惧，他们投票赞成每一项决议，或者至少保持沉默。……”（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哈维尔文集>序》）“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柏杨《丑陋的中国人》）有什么样的群众（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领导（君官），反过来，有什么样的领导（君官）就会有什么样的群众（人民）也成立。有明哲保身的群众（人民），就会有暴君和暴官；有暴君和暴官，就会有明哲保身的群众（人民）。而“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教育，其教给孩子的就是这种儒家的“明哲保身”哲学。把“明哲保身”发展到极致的，是出世的道家。道家的经典话语中这种明哲保身的言说更是普遍存在：“曲则全……”“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而影响中国人的性格文化的，主要是儒、道二家的思想，这二家同流合污，共同教育我们要明哲保身，中国人哪能不“越来越堕落萎缩”？
   二、“官本位”的对权势的狂热崇拜。      “学而优则仕”，古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泱泱中华大国，几千年来，读书人的目的只有这一个，而没有人对此敢提出异议，这不免令人感到悲哀。中华民族，是个太实际的民族。大多数中国人的崇尚明哲保身，就是这种实际性的明证。读书为做官，也是这种实际性的要求使然。古往今来，千千万万的人被做官这一条道吸引得如痴如狂如醉，其原因何在？有人总结了四个原因：
（1）有权在手，可以某种程度（视官之大小而定）地为所欲为。
（2）受人崇拜。
（3）学问变大。（洋人知识即权力，中国权力即知识。）
（4）财产增多，洋人以经商为致富之源，中国人重士轻商，且受孟子“何必曰利”的影响，所以口不言利，但心里却想利，想得要死要活，乃以做官搜刮为致富之源。我们常用的贺语就是    “升官发财”，可见在国人的心中，“升官”是和“发财”有某种必然联系的。
     正因为做官有如上四者好处，所以人们争相以做官为“光宗耀祖”的经典途径。于是，形成了“官场”，形成了对权势的狂热盲目的崇拜。在古代，最大的官就是皇帝，因此对权势的崇拜的极致，就是对皇帝的神化，哪怕这皇帝是个无赖淫棍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人们仍要匍匐在地对他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人民的生命财产，全是君的赏赐，无怪乎君想干啥就干啥了。
      对权势狂热崇拜的最大特征是：“以做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做官的利益为利益。”这深层次的表现是，古代有话语权的，几乎都是当官的，有权势的。中国文化，已经被这种“权势话语”糟蹋得一片乌烟瘴气。中国文化，几乎是清一色的“官场”文化。因此，在我们国人的观念中，很难发现“以民为本”的“民主”思想。这也正是我国民主化进程特别缓慢，专制集权思想特别浓厚的文化原因。虽然孟子说过“民为贵，君为轻”的话，但“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在中国从来没有实现过。”虽然我们也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观点，“但这也不过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在中国（直到今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我们都知道，党员犯了错，开除党籍已经是很大的惩罚了），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谓，这样的事之所以感人，就是因为诸葛亮做的是尽可能接近“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一理想境界的事。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这回事，一生一世的言和行，都是围绕“君权”来的。儒道两家，一是入世的，一是出世的，看似不同，实质殊途同归，合二为一的，那就是都以君的利益为利益，以君的标准为标准。这两家言说的，都是如何维护君（统治阶级）的利益，如何有利于君（统治阶级）的统治！
       与“民主、平等”的思想奇少相对应的，是中国特权思想的泛滥——大众化。在中国人的骨子里——骨髓深处——都有一种对特权的渴慕心态，都希望自己拥有特权，为所欲为。这特权，就是：只我例外。柏杨对此的分析入木三分，相当精辟犀利：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艺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中国人，把践踏法律走后门办到别人正常渠道不能办到的事，作为自己有面子的事，这实在有点滑稽，叫人看不懂。闯红灯，随地吐痰，践踏法律，这本是人素质低下的表现，何以被国人认为是有面子呢？这面子是啥玩艺儿？盖面子者，脸面也。以闯红灯，随地吐痰，践踏法律为自己的脸的族群，是一个怎样无知又愚蠢的族类呀？！
       读张爱玲的散文集《都市人生》，内中有一篇《打人》的文章，文中说到：“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被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象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呜！’抽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逼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阳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点笑……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渡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和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者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警察两个耳刮子。”“想去做官，或者做主席夫人”，就是想获得特权，因为有了这特权，就有资格“走上前给警察两个耳刮子”。张爱玲的想法，道出了国人心中想说的话，只不过国人没有她的坦率和坦诚罢了。

三、看热闹的“旁观”。       看热闹，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大奇特景观。中国人对别人痛苦的关心，表现在看热闹上。不久前，我村上的海江，因牵涉到村里的财务混乱而喝毒药水自杀身亡了。第二天，前来看海江尸体的人，把他家的屋前屋后挤得水泄不通。路上来看热闹的人，成群结队，人山人海，仿佛是来看什么大戏演出。中国人“杀头要看，死人要看，失火要看，淹水要看，大车祸更要看。别人的遭遇越凄惨，看得就越起劲，不如此，便平白丧失了享受人生幸福的大好时机。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看着别人的悲痛，而庆幸自己幸免于难，实为人生最大的一项享受。”我可以和各位打赌：哪儿有车祸，哪儿就有围观的看客；哪儿有意外事故，哪儿就有看热闹的观众！
      这种旁观，爱看热闹，形成了中国人“淡漠、冷酷”的心，造成了中国人普遍的爱心沦丧！其极端的表现是“残忍”的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惩罚酷刑。如烹、炮烙、斩首、车裂、腰斩、大辟、绞、凌迟、活剥人皮等等，无一不是惨无人道的酷刑。下面，仅举“人彘”一例：“此刑俗称人猪，先以哑药灌哑人喉，次以聋药熏聋人耳，再剜双目，复剁四肢，使人犯只剩下一段肉身，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周实《刀俎之间》）这种对人的肉体虐杀伴以精神虐杀，比简单的肉体虐杀更残忍，是人性之恶的淋漓尽致的宣泄和张扬。对此，鄢烈山评之曰：“加害者与其说是在行刑，还不如说在完成一件毁人不倦的艺术品。她是带着创作的激情和审美快感来工作的。……她是在欣赏，欣赏大权在握肆行己志的惟我独尊，品味人为鱼肉我为刀俎的乐趣。”这是多么的可怕啊，把杀人当作“艺术创造”，把杀人当作 “艺术欣赏”的过程！人性，在这里被扭曲到怎样的程度了啊？
        对中国人的爱看热闹的旁观这一民族劣根性，鲁迅有精辟的言说。鲁迅早就说过，中国民族都是“戏剧的看客”。鲁迅写到的看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祝福》里的祥林嫂那样的不幸者。一类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中国的改革家，启蒙主义的思想家，像《药》里的夏瑜那样的人物。在这里，群众不管是看哪一类人，都是没有同情心、爱心的。他们“叹息”、“满足”、“评论”，都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太无聊，要去寻求一点刺激。由于“看”和“旁观”，中国人在本质上都成了 “做戏的虚无党”，什么都不相信，就只剩下“做戏”了。（参见钱理群《<野草>里的哲学》）把什么都当作戏来看、来做，这是中国人习惯说大话、假话、空话、套话、官话的深层次原因。这样一个只会做戏的民族是多么可悲啊，是多么的危险啊，是多么的可怕啊！
历史的发展，并不能同样地带来人自身的发展。直到今天，这种爱看热闹的旁观现象还屡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上演，甚至有愈演愈烈更趋严重之势。据《中国青年报》2001年11月27日报道，10月31日下午，宁夏吴忠市副市长王明忠率各级领导分乘七辆车下乡检查工作，车队行至中宁县黄湾桥时，与骑车的 13岁女中学生王萍迎面相遇。王萍为躲避车队，不慎掉进桥下水沟中，几番挣扎终于失踪。当时，领导、司机30余人在岸上观望，无一人下水救援。此事引起公愤，王副市长已经被停职。中央台记者对此还专门做了采访。当记者问起干部不去救人的原因，他们都有着很充足的理由。董兴祥（宁夏中宁县畜牧局长）：“当时因为穿的衣服相当多，再一个天气也冷。”吴洪志（宁夏中宁县副县长）：“一个就是我叫七星渠管理处马上停水。……第二，我就安排干警打110，调两个干警来帮助抢救打捞。再一个，当时看到村队干部可能在不远的地方挖沟，我就向主管副乡长打了个电话。”面对少女有被淹死的生命威胁，30多人（官员）竟然都作壁上观，无一人下水救援，这“旁观”也可进入世界吉尼斯之最的记录了。（事后，给王萍家人6万元封口，这更加令人恶心，其性质更恶劣，在此不作详评。）
     柏杨说到的“酱缸”文化——即我说的鸦片烟（我重新整理）——不止上面三种，如脏、乱、吵，窝里斗，死不认错，心灵封闭，知识分子想象力和思考力的全部扼杀、僵化，文字欺诈等等，还有很多。但只看这三种，就足可导致中华民族走向慢性自杀之路。
    一个有“病”的民族，正如同一个有病的个人，不先把病治好，一切无从谈起。讳疾忌医，只能走向病入膏肓而无药可治。
    现在，到了彻底医治中华民族病症的时候了。人人努力，把民族从慢性自杀之路上拉回头来，从而走向复兴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