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拳团团长训话: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

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看法

作者：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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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中仅有的以中华民族的完全胜利而告结束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历史在中国近代历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抗日战争史研究被纳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畴，被包置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之中，而不是独立的历史分支学科研究，因此难免带有局限性。直到20世纪80年代，抗日战争史研究才开始向着历史分支学科研究的方向发展。进入90年代，一方面，由于中国显著加快了实现现代化的步伐，作为促进现代化的系统理论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民族复兴历史的研究成为热点；另一方面，也由于日本右翼掀起了为侵略战争翻案的新的恶浪，以及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声音出现，也促进了人们对抗日战争历史和日本侵华历史研究的深入。关于近些年来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状况，我已经有过文章，在这里无需重复，只想就研究中出现的几个值得思考的现象，谈点个人看法。
　　
　　关于抗日战争的民族一致性
　　
　　《广州日报》在抗日战争胜利之际的一则报道说：在重庆召开的庆祝会上有人出了这样一个灯谜：谜面叫做“抗战胜利”，谜底是打中国史书上的一个著名人物。结果出现了四种答案：一日屈原；二日苏武；三日蒋干；四日共工。什么意思?不言而喻。
　　“屈原”和“苏武”不必说了，那是讲美国与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贡献。这里我只想说说“蒋干”和“共工”。抗日战争的胜利，到底靠着国民党的努力，还是靠着共产党的努力才取得的?尽管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科学的命题，但是，由于这个疑问不仅在战争刚刚结束时就已经被提出，而且至今仍使无数的中国人感到困惑，那么就很有必要对它进行探讨了。
　　先说谁是抗日的主力。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并不处于同等的地位。当时国民党已经完成182个陆军师的整编，空军拥有600余架飞机，海军舰艇百余艘共6万吨位，而红军改编时仅有4万余人，国共两党军事实力悬殊。也正是由于这种实力的差别，在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抗击日军侵略的任务，而由共产党的军队担负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战争初期，两党军队正是按照这样的分工很好地进行了作战配合。从这点来看，国民党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中国抗日的主力。
　　但是，抗日战争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即中日双方矛盾着的各自特点以及由此决定的战争规律。敌强我弱决定了日本可以比较快地占领中国大片国土；而敌小我大、敌寡我众又决定了它不可能很快占领全部中国。于是，在日军推进线之后，形成了广大空间，这就使中国抗日军队在这里有了用武之地。而按照两党约定的战略分工，共产党的军队成为了开辟敌后战场和在这里消灭牵制敌人的主力。两个战场由此形成。
　　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到底哪一个战场的作用更大一些呢?先来看一组统计数字：
　　据国共两党战后公布，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战情况如下：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八年期间共举行过22次重大战役，军队伤亡321万(其中阵亡131万)，歼灭日军100余万；共产党敌后战场，大小作战12万余次，军队伤亡60万，歼灭日军52.7万，此外还歼灭118万伪军。 从上述数字来看，正面战场的牺牲和战果明显地高于敌后战场。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统计，即按兵力多少来算，敌后战场平均每个兵员歼敌数字和平均伤亡率又高于正面战场。
　　仅以上述统计为依据，就可以得出两种不同的答案。但是我却认为，无论是哪种答案，源出于这样的依据都是不能使人信服的。在我看来，尽管如前述战争规律决定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划分成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但抗日战争面对的不是任何一个党派的敌人，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因而这个战争是中华民族争取生存权利的整体战争。而从军事方面来看，两个战场也是缺一不可。没有战争初期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就没有敌后战场的开辟；反过来，没有敌后战场对敌人的牵制和消耗，正面战场也难以长期坚持。因此我认为，上述统计数字，虽是寻求答案的客观依据，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既然两个战场缺一不可，那么“抗战胜利”，就不能单纯地归结为是“蒋干”的结果，同样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是“共工”的结果。
　　排除了二择其一的思考方式，实际上就是否认了最初的命题。而这个命题之长期存在，表明抗日战争史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个误区。
　　在大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70年代末止，抗日战争史一直是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阶段史加以描述的，因此难免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这主要表现在，仅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而忽略甚至否认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经常使用的字眼是“一溃千里”、“不战而逃”，而对于国民党的评价，强调的也是“消极”、“妥协”、“分裂”、“****”等等。即使有时提到正面战场，一般地也只是介绍和表扬国民党官兵个人，而对指挥者经常的评语则是“片面抗战”。这样的描述，不符合历史实际，容易产生误导，似乎国民党在战争中没有起到一点积极作用。
　　而在国民党治理下的台湾，情况恰好相反。一般的史书并无对敌后战场的描述，甚至根本不承认中国抗日还有一个敌后战场。即使提到共产党的抗日，也以所谓“三分应付”、“七分发展”来做评语。而国民党总结的历史教训，则是最使蒋介石等人感到切肤之痛“共产党坐大”论。其实这也难怪，国民党最终没有完成以“剿共”为目标的“安内”，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中共不过只有几万人的军队，而到了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却发展到百万人以上，并且占据了大片地盘。最终国民党败在共产党手下，抗日战争胜利后没有几年，共产党就取代国民党而执掌国家。但是，这里面也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首先，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从来就没有隐瞒过要发展自己的意图，而国民党也从来没有隐瞒过对共产党的限制，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两党屡有冲突，甚至兵戎相向。但是，两党的矛盾最终没有妨碍以整个民族利益为前提的抗日合作。其次，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寻到了命运的转机，但所谓“坐大”，“大”是大了，但却不是“坐”的结果，而是抗日的结果。另外，共产党在敌后的“大”，对战争的全局不仅无害，而且十分有利。这种“大”起到了减轻正面战场压力的战略作用，因此应该加以肯定而不是否定。
　　意识形态的对立而造成的上述分歧，对抗日战争史研究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而值得庆幸的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在抗日战争史研究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开始思考怎样走出误区。当然，这种变化也有它的政治背景，从大陆方面讲，对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展望是推动人们走出误区的外在动力；同时，学术氛围的宽松与研究视角的拓展，又为人们客观描述历史创造了条件。同样，台湾方面，因国民党的抗战历史以及在这一历史阶段中与中共毕竟有过的合作，也使得它对中共的态度有所呼应。在今天两党彼此希望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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