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一中滨河中学贴吧:政协副主席：国企是共和国长子 家里的穷人你们管过吗

张梅颖(资料图)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王永福北京报道

在国家层面，中国最需要的改革是什么？

在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第一副主席张梅颖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能脱口而出，她说：“当前最迫切的是改革顶层设计与转变发展方式。”

6月27日，张梅颖在位于白塔寺的全国政协办公室，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从改革顶层设计、发展方式转变到对GDP的认识，从发展现代农业到处理国企与民企发展的关系，张梅颖畅谈自己的观感和思考。

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

《中国经济周刊》：改革现在到了一个关键的关口了。改革顶层设计需要怎么着手呢？

张梅颖：在当前这个关键时刻，不能淡化改革，而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改革是绝对不能倒退的。开弓没有回头箭，倒退没有出路。所以，现在应该把改革提得更响亮，不仅要更响亮，而且在顶层设计上，设立专门机构。现在是发改委协调，可是发改委主要是审批项目，本身不超脱，不免影响改革设计的效果。

改革的任务如果落实到相关部门，改革的最后结果就要受制于部门利益，必然导致改革中利益部门化。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个体改委，职能就是体制设计，不负责审批项目。

所以，我们的改革，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第二，改革一定要有顶层设计，杜绝改革的部门化和碎片化。

《中国经济周刊》：在您看来，改革的阻力在哪儿？

张梅颖：政治体制改革不外乎就是上层建筑更适应经济基础，适应人民的要求，更有利于政治稳定和社会长治久安。如果有人一听见政治体制改革，就一定扯到西方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上，只能说他是偏执和神经过敏。

我认为应该正确理解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动力不足，与一些人担心政治体制改革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大有关系，过去有句话，叫“自加压力”，现在自己加不起来则压力要来自群众的监督，必须要有一个倒逼的机制，不然就像一些人感觉的“挺舒服的干吗改革”。

我比较忧虑的是，中国有一种比较根深蒂固的民粹文化，如义和团运动就是属于这种民粹文化的产物。这种民粹文化冲击了中华民族的理性文化，非常容易走极端，走极端就影响政治改革，影响国家的稳定。这样一来，我们改革的氛围没有了。

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迟缓？我觉得还有一个认识上的障碍。我们国家这三十多年创造了奇迹，让人误以为只要经济改革就行了。

公共财政，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

《中国经济周刊》：目前，收入分配改革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民间都备受关注，这一改革为何会如此瞩目？

张梅颖：收入分配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民生问题，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家稳定不稳定，在很大层面上，要看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公平不是平均。

《中国经济周刊》：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25日二次审议的个税法修正案草案，将起征点从2000元提高至3000元。从网络民意来看，这并没有满足预期。对此，您怎么看？(编者注：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日下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将个税起征点提高到3500元。)

张梅颖：我赞同起征点3000元或者稍有提高。这是因为你作为纳税人，会对国家更有责任感，哪怕我只交一块钱，但我是纳税人，对国家有责任。当然，我们国家的税制还是需要不断改革的。纳税人责任多，权利不够明确。

我认为收入分配体制的确要改革。从1978年到2010年，GDP年均9.5%的增长，涨了20.57倍。与此同时，人均收入仅增长了9.5倍。说明多年来收入增长与GDP的增长差距较大，没有同步。

“十二五”时期，我们提出来了“两个7%”，GDP增长7%，人均收入增长7%。人均收入增长7%，我想是可以达到的。但是GDP增长肯定要超过7%。今年是第一年，GDP增长可能接近10%，发展还是很快的。从现实看来人均收入还是很难追上GDP增长。所以，我们还得痛下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您曾经说，公共财政，实际上是民主和民生最好的切合点。这句话如何理解？

张梅颖：公共财政透明了，必定引向公众利益，公权力就会向大多数人的利益方向去运行。比如，现在的通胀问题，食品价格高，如果能传导到农村，提高农民收入是好事，再以公共财政去补贴低收入者，并逐步使工资水平与物价上涨相一致。

去年国家在20%的县试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年满60岁每月补贴55元。我曾经去考察过相邻的两个村，但这两个村属于两个县，一个是试点县，一个是非试点县。非试点县的老人很有意见，凭什么邻村老人有55块钱，我们没有。你别小看这55块钱，但是对老人来说，这是尊严，我不用向儿子去讨。

我觉得民心是党魂，民生连着民心，公共财政透明并偏重于民生，对执政者来说，体现了执政为民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