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沈敏特：叶毓芬副教授的昭示

作者：沈敏特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7-17
本站发布时间：2011-7-17 16: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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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俗例,你若遇到一位副部长,最好称呼“部长”;遇到一位副书记，最好称呼“书记”;其中虽有在平常的场合一切简化一点，随便一点的意思,但在奉迎成风的今天，也难免有讨个好的因素。当然，如若要上媒体，正式报道的时候，正是正，副是副，这个“副”字是万不可省略的，否则就要闯大祸了。而这位叶毓芬副教授，你在任何场合，千万不要把这个“副”字省略，当然你可避开头衔称呼“老师”;因为这个“副”字，含金量太高，只有保留着才能表达对她老人家的由衷的敬重。
严格的说，叶毓芬副教授算是我的师母。我在山东大学就读时，她的先生童第周教授是副校长。虽在一个校园里工作，我却从未见过这位师母。因为她是生物系的，我是中文系的;没有直接的教学关系，我只是听说过她。
童第周教授为人低调，全校大会有他讲话时，给人最深的印象是：朴素、平实、谦和、诚恳。而他却是世界闻名的大师级的生物学泰斗。抗战时期，没有科研条件，夫妇二人借钱买了一架显微镜，这笔债花了十年才还清，而做出的却是震动世界生物学界的科研成果。他还是生物“克隆”研究的先行者。而叶毓芬副教授四十年一贯制，是他的不可替代的副手;他爱她的贤淑，敬她的科研工作的精准和把握。他的重要论文有60%是两人协作完成的。在学界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
就是这位“居里夫人”，1976年去世时，职称是副教授。在学界，没有人不承认她在生物学领域的贡献和地位。她所以没当上教授的直接原因是，童第周教授是管辖职称工作的领导。她去世后，童第周教授的终身悔恨是没有把妻子及时送去更好的医院，耽误了准确的诊断。但对没有批准妻子当上教授，却毫不歉疚。
童第周教授太了解自己的妻子了，当不当教授无所谓，他们心同此心。他们的一生只有对科学的无限忠诚和不懈的追求，并没有孜孜以求什么称号和职称。他们的精神关注点在科学之内，而不在科学之外;在科学产生了什么影响，而不在我获得了什么。你想，在一个科研项目还根本不知会有什么成果，更不知几月几年才能获得成果，却义无反顾先担起了十年的债务，没有对科学的忠诚和追求，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副教授的含金量，恕我直言，可能比100个教授加在一起还要更高。
现在我们常常谈到的话题是“钱学森之问——中国何以少有大师?”我想，先得问一问大师的标准。我以为这个“副教授之问”，也许能透露大师的第一标准是什么。联系其他真正的大师，在这一点上几乎相同。那个陈寅恪，在国外上了好几个大学，都是文凭不要，只要把想学的学到手，就飘然而去，带着另一个学术目标，奔进另一个大学。而在上个世纪初、二、三十年代，与各业大师同时出现了一批堪称教育大师的大学校长，如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也恰是对什么文凭、学历、学位，毫不买账;只要具有真才实学，皆可恭请为教授。所以，没有文凭的陈寅恪，可以应聘清华，当国学研究院的教授。那个沈从文,当兵出身,没上过一天大学,却因在小说和其他学术领域著作丰厚，才华卓越，照当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的教授。
其实这些大师不过遵循了一个常识：实事求是。教授，首先是一个职责，是对一个大学教师的工作能力的要求，而且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其次，才是一个职称。显然，职责是第一位的。一杯茅台，那个杯子是金是银，哪怕是个破的搪瓷杯，茅台还是茅台。叶毓芬副教授，直到去世还是个副教授，但在大家的心里，她比很多教授还要教授。当然，我绝无否定职称的必要性的意思。任何一个行业都需要一个对从业者的管理和使用的模式，包括尊重的原则，激励的原则。但，必须名副其实，表里如一。
而目前的大问题，恰是在这个基本点上出了毛病。
一是放宽了对“茅台”的醇度的要求。本来职称的对应物是职责,是能不能担当职责的能力，可在实际运作中却变了味道,职责变成了年资。于是，攀比的内容变成了工作年限。“我教了那么多年，还不是个教授，太不公平!”成了可以摆到桌面上的堂而皇之的牢骚和怨言。其实，是不是教授和年资无关。胡适1891年出生，1917年当教授;傅斯年1896年出生，1927年当教授;算起来都不到30岁。陈独秀比他们年长一点，1879年出生，1916年当了北京大学教授，还是文科学长(其地位仅次于校长)，也只有37岁。我遍查蔡元培关于教授标准的言论，几乎没有涉及年龄，既无上限，也无下限。所以，那只标志着“教授”称号的“酒杯”中装的就不一定是“茅台”了，而是年份长了的其他酒水。再加上很多以“关系”、“权位”换职称的众所周知的情况，“教授”的数量又来了个“世界第一”。其实在很多对教育很严肃、很神圣的国家，一个讲师在人们的心中就很受尊重。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在女师大就是个讲师，倍受学生的敬爱。而如今，人们除了对那些知根知底，确有真才实学的教授，依然尊敬之外，对那不知其如何而称为“教授”的庞大的人群，照例投以怀疑甚至鄙夷的目光，他们心想，哪来那么多的教授啊，这可不是捏泥人，一捏就是一个。每想到我们前辈的教授们，如我的老师冯沅君教授、高亨教授、高兰教授等，我常是深感汗颜。德国皇帝说过，教授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最高水平的代表。我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代表不了。
是的，我们的教授群，在各种因素的冲击下，经历了一个稀释化的过程。譬如那种不符合学术规律的让人哭笑不得的评价方式，使教授的内涵已完全稀释。如把刊物分成等级，什么国家级、省级，还有那个“核心刊物”等等，完全是杜撰出来的学术标准;难道国家级刊物上发表的一定篇篇是佳作，其他刊物的文章篇篇不如国家级刊物的文章?文章的高下是由学术的实践来判别的，而不是刊物的级别。于是，其中不少刊物立即身价百倍，众所周知的“认刊费”、“版面费”由此而来。有的教授因此在本质上不是“评”出来的，而是付了这费那费“买”来的。这是一次真正的“斯文扫地”，教授的称号由稀释而达于令人鄙夷的程度。
与稀释相配合的是教授的待遇的一步步的低矮化。如今待遇，学不如官，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一个处长的位置有十个教授去争去夺，说明的事实是，处长的待遇远不是教授所能比拟。情况当然是复杂的，教授本身素质的稀释，是一个重要原因;古话:货真价实。说的是货与价的关系。货差了，价就降了。价是货的反映。大概有权给教授定工资标准的人，心知肚明，教授的平均水平下降了，工资当然不能上提。但，中国还是有真教授的，但工资只对称号，不对能力，于是大哥二哥麻子歌，大家共享这纵比横比都是最低的教授工资。所以，“重视知识，重视人才”的口号喊了多少年，大家也心照不宣：喊喊而已。因为教授待遇的低矮化有更深的原因。
凤凰网做过一个关于中国大学历史的专题论坛,竟发现北洋军阀时期的教授的待遇是最高的,当代是最低的。在当代，建国初期是最高的，当今是最低的。为什么10个教授要争一个处长的位置，明显的原因是处长的待遇大大高过了教授。并非北洋军阀特别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而是他们不管大学，也管不了大学;大学在教育家如蔡元培这样的人物的手中，他们秉承着世界最先进的大学理念，把大学放在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最高端。他们无须他人恩赐什么“重视”，他们首先自我尊重，他们要求自己必须“货真价实”。乞求并渴望他人来恩赐“重视”，首先自己已矮了一截。只有教授有了自尊、自爱、自强的自觉和权利，才能有“货真价实”的教授。
要败坏教授、鄙薄教授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稀释化;让“货”不真，“价”不实，大家不把这当回事儿。在这样的稀释化的环境中，叶毓芬副教授，不把是正是副当真，只管自己真真实实地做学问，令我肃然起敬。因而这个“副”字用在了她的身上，也显得无比崇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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