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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
(2011-07-14 01:58:45)转载 标签：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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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
在传统的成长、生存环境里，不仅广大底层民众是可悲的，即使是那些出身书香之家，有机会接受教育的另一部分人也是痛苦的。因为读书，读死书，读那些陈腐教条的儒家经典是他们唯一的生活出路。
胡适在其《九年的家乡教育》里这样写道：“我母亲二十三岁就做了寡妇，从此以后，又过了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只因为还有我这一点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的不可知的将来，这一点希望居然使她挣扎着活了二十三年。”（《胡适散文选集》20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8月第2版）
胡适在童年所受的也是私塾教育，可是因为有了这样母亲，才使他与众不同：
……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小学生初念有韵的书，也还不十分叫苦。后来念《幼学琼林》，“四书”一类的散文，他们自然毫不觉得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里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赖学；……因为逃学，先生生了气，打的更厉害。越打的厉害，他们越要逃学。
我一个人不属于这“两元”的阶级，我母亲渴望我读书，故学金特别优厚，第一年就送六块钱，以后每年增加最后一年加到十二元。这样的学金，在家乡要算“打破纪录”的了。（同上212页）
尽管以“打破纪录”的学金受到了先生的特殊照顾，给他“讲书”了，可胡适还是感到了私塾教育的种种流弊。那“先生”毫无师德的不负责任、暴虐与见钱眼开就不必说了，单从教学内容上看就够折磨孩子们的了，即使是胡适这样的好学生，最喜欢看的也不是作为教材的《幼学琼林》，而是它的小注，“因为注文中有许多神话和故事，比‘四书’‘五经’有趣味多了。”
鲁迅、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大多有一个相似的经历：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在做人上，他们都是标准的孝子，都对父母怀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思想意识上，他们又都对另一位幼年丧父的孔子所创立的教育模式、所设立“伦常”体系，采取了反省甚至批判的态度。
早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鲁迅就在《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中，鲁迅高扬“爱”的旗帜，对“圣人之徒”极力维护的所谓“伦常”进行了深刻分析，直指这是中国人无法进步，无法真正长大成人，甚至是“退婴的病根”：
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当然是典说，是退婴的病根。（《鲁迅全集》第1卷13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北京第1版）
他呼吁：
觉醒的中国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种极伟大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同上140页）
鲁迅在这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里，不仅批评了“圣人之徒”，也批评了中国的所谓道德和形成这种“道德”的社会：“……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的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于生活。……所以我说，解放子女的父母，应该先有一番预备；而对于如此社会，尤其应该改造，使他能适于合理的生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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