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针单元花连接:入埃及记：“革命”、传统以及世俗生活

　　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和劳伦斯·戴维森在他们的《中东史》中，对这句话做了一个形象的解读：“他们(埃及人)并非演员，而是被利用者。”因为“在数百年时间里，列强将埃及视为占领和保有的目标，帝国力量的象征，影响阿拉伯世界其余地区的手段，或者是通向亚洲或地中海的跳板——但是从未把埃及当做埃及本身”。

　　今年2月11日晚上，那些聚集在开罗解放广场上的年轻人，达到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但他们是否能够拿回那些属于他们的“好东西”？所有参与这场运动的人，他们的目标最终统一到了“人的尊严”——经济尊严、政治尊严以及外交尊严。穆巴拉克走了，新的政权能否实现他们的“尊严”？

　　革命，只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度引发全球性关注的新闻来由，但真实的埃及仍旧充满了神秘。革命后的埃及是什么状况？埃及以及以它为代表的发展中的中东国家，究竟面临什么样的挑战？——这是我们的疑问，也是我们的记者深入到了开罗、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尼罗河三角洲……观察、了解、理解这个国家的动机。

　　从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算起，埃及开始了现代化的历程，至今已有200年。1952年，“自由军官”纳赛尔发动“七月革命”，埃及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此后近60年，埃及的历史由纳赛尔、萨达特、穆巴拉克三位政治强人所书写。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立了起来。

　　独立后埃及面临着全面的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挑战。从国家资本主义到自由市场经济，从战争到和平，从亲苏到亲美，从泛阿拉伯主义的旗手到阿拉伯世界的“叛徒”……埃及成为这个动荡世界的缩影。民族、宗教、帝国主义、石油美元，各种力量左右着埃及的发展。

　　革命果真能够解决一切问题？我们的考察发现，受制于各种外部因素干扰的埃及，很难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发展道路和模式。这也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相似困境。

　　这种困境，萨缪尔·亨廷顿已有洞悉：现代性意味着稳定，现代化则意味着动乱。也就是说，“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充满变数、矛盾的动乱过程。而问题的核心恰恰在于，对包括埃及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稳定又是推进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经济和社会建设无从谈起，“现代化”不可能成功。

　　于是这就形成了一个发展的悖论：一方面，要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又必须在稳定中推进现代化。现代化与稳定这对矛盾该如何统一？埃及政治发展最大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不稳定。该如何把握政体稳定与现代化之间的分寸？暴力方式导致的制度变迁成本过高，而渐进的和平方式付出的时间成本又太久，如何消弭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

　　埃及政局的冲突，同样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困境。由此以观，埃及当然具有普遍性的标本意义。

　　6月底，开罗解放广场又连续发生暴力冲突，革命与动荡还远未结束。穆巴拉克虽然已经离开，但是埃及所面临的各种社会、经济、宗教问题依旧存在。新的政治力量必先努力缩小贫富差距，创造就业，在伊斯兰的传统价值观、国际外力与民众的实际需求之间寻求平衡。

　　所以，任何对埃及单向度的理解，都将难以认识并理解这个古老而复杂的国家，也将难以理解现代化过程的艰难。■

　　行走在“革命”后的埃及

　　尼罗河造就了埃及古老而又独特的农业文明，并在此后的几千年时间里不断同化来自各地的侵略者。今天的埃及就是这种同化的结果。

　　◎袁越

　　5月16日，我从北京飞往开罗。飞机需要在迪拜转机，起飞后窗外是一成不变的黄色沙漠，直到降落前10分钟才突然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居民楼，它们和沙漠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性的农田或者绿化带，周围也很少见到其他类型的建筑物，整个开罗就像是一座建在沙漠中的高密度人类聚居区，让人透不过气来。

　　开罗机场非常破旧，海关人员一边抽烟一边漫不经心地在我的护照上盖了个戳。走出机场，第一位主动上前跟我打招呼的埃及人是一个骗子，他告诉我今天公交车停运了，只能乘坐他的出租车，要价50埃镑(1埃镑约合1.2元人民币)。我按照《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上的介绍，只走了50米就找到了公交车站。埃及一直没有普及所谓的“阿拉伯数字”(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依然沿用阿拉伯语中的数字写法，我完全看不懂。好在大部分开罗人都会说一点英语，我很快就在一位旅客的指引下坐上了一辆直达市中心的22路公共汽车，票价2埃镑。

　　公交车开出机场后很快就进入了市区，此时正值下班时间，马路被各种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开罗的司机非常不守规矩，行车道和红绿灯对他们来说完全不起作用。开罗的行人更糟糕，只要两车之间稍微露出一点空隙，立刻就会被横穿马路的行人填满。好在几个主要的十字路口都有穿着白色制服的交警在维持秩序，只有他们才能让某个方向的车子停下来，否则的话，另一个方向的车辆根本不可能过去。

　　不到12公里的路用了两个多小时才终于走完。我订的旅馆距离市中心不远，一路上我遇到了十几个主动跟我打招呼的人，耳边充斥着“Hello”(你好)和“Japanese”(日本人)这类生硬的问候语。我一开始还冲他们笑笑，但我很快发现，一旦我和对方发生了眼神接触，哪怕只有0.1秒钟，他们立刻就会跟上来向我推荐旅馆，而且一跟就是几十米，很难摆脱。

　　虽然北半球刚刚入夏，但开罗的气候已是炎热异常，我走了一会儿便汗流浃背，但过往行人却大都穿着厚厚的穆斯林长袍，似乎他们都不怕热。妇女们则大都戴着围巾，不过不像沙特妇女那样只露着眼睛。走了一会儿我实在渴得不行，便走进一家便利店准备买瓶可乐。身后一个男人主动提议帮我买，他从冰箱里拿了瓶可乐递给售货员，两人用阿拉伯语说了几句，他转身对我说：“他们要收你15埃镑，因为你一看就是游客，我带你去一家诚实的便利店，只要3埃镑。”我以为遇到了好心人，便跟着他走出这家便利店，他一边走一边向我介绍开罗的景点，显得非常热情，突然他话锋一转，开始向我推荐起旅馆来。

　　我后来发现，凡是主动跟我打招呼的埃及人无一例外都各怀动机，而且手段十分高明，他们很会利用人性的弱点，让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即使意识到上当了也不好意思反悔。比如，开罗地铁里经常能看到有人在发放小包的擦手纸，他们把纸包放在乘客身上转身就走，丝毫没有要钱的意思。我当初还以为这是什么公益活动，没想到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走回来收钱了。我曾经见到一位不明就里的外国游客抽出了一张纸擦汗，无奈只好乖乖地交钱。

　　住进旅馆，我突然意识到这里距离埃及革命中心的解放广场只有几百米远，但一路上我没有看到任何动乱的迹象，大街上人来人往，商店里灯火通明，连一个防暴警察都看不到。“现在已经没事了，可当时我们旅馆楼下就是一个很大的战场呢。”旅馆服务员对我说，“支持和反对穆巴拉克的人互相扔石头，把商店的玻璃全砸烂了，还伤了好多人。”

　　“穆巴拉克不是人人喊打的‘独裁者’吗？什么人会支持他呢？”我问。

　　“怀念旧时代的人呗。”这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告诉我，“他们都是些心肠特别软的人，不希望看到一个当了那么多年总统的老人就这样被赶下台。”

　　这位服务员告诉我，虽说开罗的中心区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了，但是前几天在一个名叫伊姆巴巴(Imbaba)的穷人聚居区发生了暴乱，死了十几个人。我上网一搜，看到《纽约时报》一篇报道，称这起事件的起因是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基督徒。作者还指出，埃及革命后这类事件的发生频率暴涨，他担心埃及会被伊斯兰激进组织所控制。

　　“报纸都在瞎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服务员向我解释说，“这事其实是有人在背后挑事，警察后来抓住了几个暴徒，发现他们都是为前政府做事的人。埃及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相处得很好，根本没有媒体说得那么严重。”

　　第二天我叫了辆出租车去伊姆巴巴实地考察，司机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我要去那里做什么，他用不太熟练的英语向我简单描述了事件的经过。原来，一位已婚的基督徒妇女因为感情不和跟一个穆斯林私奔，事情败露后双方家族自然产生了矛盾。“这事本质上就是部落冲突，革命前发生过好多次。”这位司机说，“伊姆巴巴是农村来的打工者的聚居地，部落冲突很常见。”

　　半个小时后，车子从一条环城高速公路上下来，路边的建筑立刻从欧式的洋房变成了简易的砖房。这些房子外表毫无装饰，窗户也很小，楼与楼之间距离极窄，一看就是当年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花最少的钱安置尽可能多的人而修建的简易工房。司机熟练地在楼之间穿行，最终停在一幢夹在两楼之间的基督教堂门前。原来这就是媒体报道过的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烧毁的那座教堂，从外表看并没有损坏。教堂旁边停着一辆装甲车，几个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站岗。我刚一下车准备拍照，立刻就有一位军官模样的人走过来制止，还强行要求检查我的护照，我解释了半天他才终于把我放了。

　　既然不让进教堂参观，我只好让司机带着我在伊姆巴巴转了几圈。这是一个很典型的城中村，马路两边到处是卖廉价百货的小商店，商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挤满了摊贩，居民们依然保持着农村的习惯，把马路当做了垃圾场，以至于路中央堆满了垃圾，污水横流，卫生条件极差。我后来注意到，埃及人的卫生习惯很糟糕，随地吐痰和随手丢垃圾的现象非常普遍。开罗市中心之所以没有变成垃圾场，全是因为有一帮清洁工在不停地打扫。他们并不是卫生部门雇用的工作人员，而是以回收垃圾为生的普通老百姓。这些人住在开罗城外的一个名叫扎巴林(Zabbaleen)的小村子，该村位于一座小山上，有一条盘山公路通向那里。第二天我乘坐出租车去那里考察，还没进村就被一股浓烟挡住了去路，能见度几乎为零。司机降低车速慢慢开出重围，这才发现有人在路边烧垃圾，冒出的浓雾把一条高速公路全都挡住了。再往前开，眼前出现了一排没有刷外墙的简易楼房，很多窗户都没有玻璃，看上去像一个个黑洞。

　　出租车夹在一队运送垃圾的大卡车中间开进了扎巴林村。粗看起来，这里和伊姆巴巴没什么两样，沿街都是小门脸，穿着穆斯林服装的妇女在看店，背着书包的孩子们一边走一边打闹。但当我打开车窗时，一股浓烈的腐臭味道像一堵墙一样压了进来。司机连忙找了个空地停下车，点起一支烟。我下了车在周围转了一圈儿，发现街边的房子里竟然全都是垃圾，男人们正在努力地分拣，每个人无一例外都在抽烟。捡剩下的垃圾随便堆放在路边，几只山羊在上面找吃的。垃圾堆的上方是一群群飞舞的苍蝇，那密度和夏天的中国南方湖边的蚊子一样高。

　　按照《孤独星球旅行指南》上的介绍，这个村的居民都隶属于一个名叫扎巴林的基督教会，正是由于这些基督徒的存在，才使得开罗没有变成一个大垃圾场。但是，我却在现场看到了很多穆斯林，这是怎么回事呢？《今日中国》杂志中东分社的副主编侯赛因·伊斯梅尔(Hussein Ismail)向我解释说，这并不是因为穆斯林怕脏，而是另有原因。H1N1流感爆发后，拾荒者可用山羊来负责这项工作，穆斯林纷纷进来和基督徒抢生意。

　　“西方媒体喜欢把穆斯林妖魔化，其实除了一些风俗习惯不同之外，穆斯林和基督徒在生活上没有太大的区别。”伊斯梅尔对我说，“大家都是埃及人，都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埃及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然后来屡次遭到外族侵略，但侵略者最终都被埃及人同化了。你今天看到的埃及，就是这种同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