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文化圈比十年前更狂躁

2011年07月17日 14:13    来源：羊城晚报    

□文/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通讯员 高盛一 图/詹畅轩

1970年12月出生于香港，成长于台湾，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1988年开始撰写艺评、文化及时事评论，并曾参与各种类型的文化及社会活动。现为凤凰卫视主持人、评论员，中国大陆、香港及马来西亚多家报刊杂志专栏作家。近些年来，在大陆出版图书：《常识》、《噪音太多》、《我执》、《读者》、《我读》等。

壹

“跨界越猛烈，能量就越大”

羊城晚报：您最新出的这本新书《访问》访问包括董桥、哈金、十年砍柴等十五个“书人”，何为“书人”？

梁文道：其实是因为我实在想不到要怎样给他们一个统称。本来想采访的范围更广，比如做书的设计的人、出版人、书店老板、藏书家、资深读者、写书的人，等等。这一连串都是跟书有关的人。

羊城晚报：他们中有好几个都有明显跨界的情形？

梁文道：好像是。

羊城晚报：您觉得跨界的人比较有意思？

梁文道：很可能是这样。跨界的人比较容易对自己原来所在的界别、行当有较透彻的反省。为什么汉学家谈中国历史和社会，我们觉得有意思，因为他隔了一层：一方面他了解中国，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是中国人。他有这种隔一层的眼光之后，反而会看出些事儿。一个人跨界越猛烈，能量就越大。因为他能够把不同的界给他的资源援引过来。举个简单例子，文艺复兴时代的米开朗基罗把他在雕塑上的看法，运用到绘画中，又把绘画给他的视觉观念运用到建筑上。如果你一辈子只做建筑，不会有其他界的资源用得进来。事实上，我觉得自己常常在做跨界的事，这种经验帮助我，让我看事情的时候，有一个有距离的、立体的观察。

羊城晚报：您自身就是一个例子？

梁文道：很明显，我的成长经验就是这样。我在香港出生，在台湾度过童年跟青少年阶段，再回到香港，后来到处跑，现在常常在大陆，就有不同地方的生活经验。我也曾经在学院里待了很久，想做一个职业教书的人。后来又做媒体———包括做电视、写文章、做编辑、做电台。既做过台前工作，也做过幕后的管理，同时我还没放弃教书，也跟学术界的人密切往来，直到现在我还有个网络的群组，是两岸三地搞政治哲学为主的人，天天谈哲学，但是回过头来，我又要在电视里跟大众说话。还要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

贰

“知识分子是我安身立命的根本方向”

羊城晚报：您怎么定位自己的身份？

梁文道：准确地说，职业上我是个媒体人，做的一切都跟媒体有关。而贯穿在一切媒体背后不变的身份，传统来讲是读书人，现代的讲法叫知识分子。这对于我来说始终是信教一样的皈依。基督徒、佛教徒，可以从事很多行业，也许是个人大代表，也许是个开车的师傅，也许是个大学教授。教徒不限职业，除非跟他的宗教信仰矛盾了。否则，一个教徒从事任何职业都是可以的，而他本身所信的教，则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方向。对我来说，知识分子就是一个安身立命的根本方向。

羊城晚报：您是怎样定义公共知识分子的？

梁文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称有点多余，知识分子当然是公共的，难道还有私家的？我觉得公共知识分子必须遵循某些根本原则：求真，热爱探索知识，并且愿意把自己在知识探索中所获得的理念、资源、工具等运用在某些跟公共有关的事情上，对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政治事务发言甚至行动。与他的职业无关。一个大巴司机可以是公共知识分子，但一个大学教授未必是———如果他一心只想着如何评职称的话。一个象牙塔内的数学家，或许他从来不发表什么看法，但如果他深信自己从事的这么深奥的、全世界只有几十个人看得懂的数学研究，对于人类知识的探索是有帮助的，对于推进人类思想所能达到的边界是有拓展的，只要他想的是这样的事儿，他也是公共知识分子。

羊城晚报：有人是分为公共知识分子和学院知识分子，波斯纳认为“学院知识分子比公共知识分子更值得尊敬”，您认为呢？

梁文道：我赞成。问题在于波斯纳自己也是公共知识分子。他写那么多书，也谈了一些他不了解的事。但同时我也承认他指的问题绝对存在。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注意把握分寸，不要变成了快速思想家（fast thinker）：你问他什么都答得出来，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一个容易吞食、糖果一样的答案。公共知识分子，一方面要保持公共的关怀，另一方面在知识上要严格求真，要注意把握。这两个原则，常常有矛盾，要妥善处理好，很难完全避免。

叁

台湾越来越温情 香港越来越活力

羊城晚报：您这本书里访问了大陆和港台三地的文化人。您觉得这十年间，大陆、香港、台湾三地文化界有什么变化？

梁文道：这个题目范围太大，只能简单地讲两点。第一点，很明显，中国的崛起壮大，影响太大了。而且大陆的影响已经到达了香港和台湾，将它们卷进了大陆的文化圈，比如很多港台作家进入大陆。这个趋势很好，说明开始出现一个大华文的文化圈。大陆读者对港台作家认识增多了，会比较认真地看待这些作家文化价值本身，而不是看他的作品反映了怎样的台湾。

另一方面，是三个地方分别的变化。大陆的文化圈比十年前更狂躁了—————以前是急躁，现在是狂躁。大家争相要表态发言。每个人都在发言，都怕人家听不到自己说话，所以只好更大声、更尖锐、更抢耳。由于每个人都这么大声，所以人人都听不到其他人说话。就像刚才所讲，急于下判断比以前更多了。

台湾变得越来越温情脉脉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特点，就是那种温暖的、温馨的、温情脉脉的小情趣。他们需要跟大陆保持一个独特的差距，因此文化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第二点，在台湾精英文化圈，文字正在不断贬值。有些很好的作家，像张大春，以前每本书在台湾能卖二十万册，是畅销书，现在掉到只剩一两万。台湾二三十年前最优秀、最有想法、最有发表欲的年轻人，首先想到的是用文字来实现自己，而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摄影、设计、创意产业，书柜最抢眼的都是这样的书。

比起十年前，香港的文化反而越来越有活力了。香港文化人的集体醒觉越来越强，在社会上受瞩目的程度越来越高，虽然仍然是集体地不被尊重，但对社会的关怀感更强烈了。香港现在所谓的80后，都是很热血的年轻人，对社会、政治充满看法，对香港很有担当，甚至对国家也有意见、有看法。在这帮年轻人的带动下，以前孤立的香港文化圈的人，现在都站出来，跟年轻人站在一起，集体创作新的东西。我觉得香港文化圈的未来很有希望。

羊城晚报：大陆的年轻人也在频频起来发言，比如韩寒。

梁文道：大陆的年轻人当然也在起来，但他们在文化的表达上还是被压抑的，这个社会根本上还是把年轻人的声音排斥在主流系统之外。但还是比台湾更有年轻活力，台湾发言的反而是最老的。香港年轻人出头也很难，但是香港这个社会本来就目无尊长，没有太重的阶层观念。

羊城晚报：这几年出现很多左右社会舆论的意见领袖。大陆以前比较少，近年来也渐渐出现。您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变化？

梁文道：当然！假如把意见领袖范围定得特别窄，跟时事评论相关的话，台湾、香港的意见领袖从来都是存在的。为什么大陆会给人一种新出现的感觉？其实这只是正常化了。这跟时事评论的复兴相关。时评原来在报纸杂志中必然存在的，比如说梁启超，最早写的就是报纸时事评论，是从来都有的传统，全世界都有，大陆1949年以后时事评论就不见了，剩下的是社论。社论是一种集体、组织的声音。大约2000年以后，个人的声音出来了，时评重新在报纸出现。所谓意见领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吴小攀、高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