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意志 潘森皮肤:中国人的“名份”观

中国人的“名份”观　　

按照中国的传统，不管做什么事，入什么行，都得讲究名份，没有名份，你就会非常被动，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则致事不成。春秋时期，子路问孔子：“　卫　君想请你帮他理政，您将先做什么？”孔子曰：“先正名份。”子路曰：“老师，您太迂腐了，名份有什么好正的？”孔子曰：“你真鲁莽，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教化不兴，教化不兴则刑罚不当，刑罚不当则老百姓不知所措，所以要先正名”。　　

这一点在西方国家似乎要轻松自由很多，当然，从阶级地位来分析，欧洲国家也并没有完全脱俗，查尔斯和卡米拉结婚时，据说有超过七成的英国人反对，他们执意要结婚时，又规定就算查尔斯登上了王位，她也不能封后，这就是“阶级名份”的问题。抛开“阶级名份”不说，西方国家在其它各方面则很少有清规戒律，结果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名份的正统性，自由竞争基本上打破了所有的人际限制。　　

都说统治者的出身经历对一个社会的影响力是巨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然而实际也并非如此，中国的历代帝王中就有很多是造反出身的平民，这一现象还是没有让其他更多的平民进入士大夫阶层变得更为易于接受，相反，“平民”的符号还是会长期影响其一生的生活遭遇。大哉萧何，不拘门户，看中韩信，认为是个栋梁之材，推荐给刘邦，刘邦思想陈旧，注重名份，认为韩信“出身微贱“，少时又受过淮阴弟子的胯下之辱，连见也不愿见。其实刘邦自己过去也是个编草席的“草根人员”，但他到了一个新的等级以后，他的“名份”观念会身不由己地油然而生，不是刘邦的错，完全是传统文化的错。　　

1949年，本可以成为5000年中国与传统儒家文化脱钩的分水岭，本可以剥去约束中国人自由突破自己的重要转机，实际上仍然未如国人所愿，只有一个毛泽东敢用陈永贵这样的农民当官，陈交出来的答卷也的确配得上毛泽东的信用。不过，中国就是中国，任何过快地突破都难敌传统的束缚，恪守本份似乎是颠覆不破的真理，看起来很容易理解的教条其实隐藏了几千年不变的等级观念和山头主义，这种文化不仅仅存于上层社会，而且广泛地存在于所有国人的内质思维中，恐怕再过1000年也未必能够洗涤干净。

从古到今，名份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莫过于珍惜自己的生命，维护自己所有的权利。名正言顺，是女人心底最深的要求。追求名份，以期得到社会的公认，得到法律的许可，最后得到心安理得的结果。哪怕它是一种形式上的束缚。那些说不在乎形式的女人不过是在自欺欺人。就象婚姻需要用法律这种形式来定位才感觉名正言顺一样，给不了名份的爱是脆弱的，没有名份，说话都有点底气不足，就算爱得再深，都难逃“二奶”的地位。　　

名份，就象一块“贞洁牌坊”，女人总爱夹着它高高在上，仿佛她就是众多女人中的“骄骄者”。女人背后的女人们都在努力地让枕边的男人们淘汰自己的原配，然后取而代之，混个“名份”。好像这就是她们的幸福保证，因为在另一个女人背后呆着的感觉实在是不爽，委屈得连自己都有一些无地自容了。　　

名份之于人，系于前程得失。难怪老祖宗一代接一代，叩头、纳粮、颂圣，雷打不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宁可杀身，也要全名”，无非是，做一个安稳的奴才，比“上山为匪”的名份要好。所以，无论做官、任职、论人、座次、级别……都得先看名份，再区别对待，丝毫不苟，森严至极。　　

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因为穷，没钱买书，偷了人家的书来读，被人抓住，打断了腿，尽管后来已经洗手不干，但“偷”名还背着，洗不掉，和断腿一起受用终生。他用“读书人偷书不算偷”为自己辩护，逢人就说，有什么用呢，虽是“错案”，已经百口莫辩。鲁迅笔下的形象虽然时代已久，然而，可能鲁迅自己都不会想到，21世纪的中国，“名份”的重要性竟远远高于封建时代，如果他生活在这个时代，他绝对难以在文学园地里成名，因为这块地盘不属于他，只属于那些名正言顺的科班仕人，如果鲁迅不服，最终可能只会落得个祥林嫂式的结局，怨也无门。　　

名份在金钱至上的社会里就更加具有含金量，做科研，你没有名份拿不到项目，哪怕你有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天才资质；写文章，你没有名份，主流媒体上不会给你哪怕一个豆腐块大的角落任你成名；评时事，你没有名份，就只能沦为众人眼中不务正业的好事之辈；论政策，你没有名份，人家就认定你的眼光是井底之蛙，即便实事一千次验证了你的正确性也无济于事。中国几十年的资本化过程造就了一批血统纯正的“经济学家、科学家、教授、专家、时政名人、媒体名人和政治明星”，这些人的理论和行动到底有多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是否愿意说话，一旦说话就是名言，一旦说话就代表中国的“主流”，即便13.4亿中国人中有13亿人表示反对，仍然改变不了他们的“正确性”，即便实事反复验证了他们的错误，仍然改变不了他们尊贵的形象，中央“智囊”和“参事”的东西并不比民间更高，甚至更低，然而官方会毫不犹豫地的选择他们，因为官方的感觉高于一切。对比让我们头痛、心痛、爱恨交织的西方社会，感觉中国仍处在那遥远、封闭而又玩固不化的古代世界，用“身穿长袍、跪拜主子、怀揣手机”的怪诞形象来描述国人并无任何不妥之处，过着用资源和土地换回来的现代生活，坚守几千年不朽的奴仆思想，竟然还做着若干年后统治世界的黄粱美梦！　　

我无意成为挑战传统的先锋人物，因为我缺少那样的能力和勇气，当然也不具备那样的“名份”，更不会有现代资本的包装过程。一直以来，我对于社会学领域的关注和理解，总体上都是缺少主流承认的私人活动，这种活动不应当看作是对传统的挑战，最多只能视为个人的一点情绪抒发，在抒发的过程中享受一种认识社会的乐趣，这种认识有错的成分，也有被公众承认的部分，不管主观意识会向何种方向发展，实现个人思想与社会的交流肯定是一种有益的行为过程，当一些讲究“名份”的人公开嘲讽和打击我的时候，我会从中感觉到传统思想之于中国的历史罪孽，当有人旁敲侧击地提醒我退出自己的爱好时，我会为他们内心的自私而感到可笑。一个人，当他的行为出自于自身的努力和真实地内心表达，那么他在任何情形之下都没有必要为自己的“名份”而感到自卑，也用不着为此放弃自己的理想，改变僵化的传统意识一定需要千百万普通思想者长期的不懈努力，不乎别人的“名份”，才不会感觉到“名份”对于自身的压力。

一个社会真正拥有主流名份的人总是占极少数，绝大多数只能处于无法找到社会合适地位和无法拥有利益表达权的资格，如果按照人权平等的理念来看，多数人最应当记住的是如何想尽办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维护自身的权益，而不是当一个权威的附和者。实事上，中国人缺少这种主人意识，那些不拥有任何名份的人莫明其妙的下意识的维护着有“名份”精英的尊严和权威，哪怕这些人的主张完全与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也无所谓。极少有人会怀疑到精英之所以成为主流精英的原因何在。儒家文化是一种崇拜偶像的文化，即便偶像令他大失所望，仍然不惜用自己毫无意义的呼号去挽回点什么，这种努力既不会获得偶像的回应，更不会给自己带来幸福和快乐。

悠久的封建历史似乎仍然是中国人的巨大包袱，对传统文化的浅层改造不会给多数人轻装上阵的机会，以一种庸俗化的心态去吸收西方的糟粕更加深了中国人的误断能力，如果不加舍弃地继承传统缺少现代创新文化的同步跟进，500年之内，恐怕大多数国人都不可能成为有尊严的公民，真正的公民社会自然也就路途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