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的内战 “哲学船事件”始末

　　1922年夏，苏维埃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被迫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杜华

　　1922年9月29日傍晚，彼得格勒的空气中弥漫着秋日黄昏的轻盈和宁静。涅瓦河畔的码头上却是一片热闹景象。

　　不断有客人进入德国船只“哈肯船长号”。车夫们帮着搬运行李，与海关检查人员交涉、争吵。朋友和亲人们来送行。其中有一大群给教授们送行的学生。他们帮着搬东西，给教授们的妻子献花。一百五十多个年轻的女孩子，像一窝小鸭，因为秋凉和激动而泛红的脸庞，在人群中形成一条蜿蜒、晃动的长彩带。一直到晚上11点，岸边还沸腾着一拨接一拨的年轻人的汹涌激情。凌晨时分，伊萨基耶夫教堂的钟声远远传来，送行的人群渐渐散去，涅瓦河逐渐恢复了宁静。

　　1922年8月16日，哲学家尼•奥•洛斯基在彼得格勒的家里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到务必到果洛霍夫街的契卡（秘密警察）办公楼去一趟。洛斯基以为此行是去办理出国护照的手续，便毫不担心地去了。

　　但是一走进契卡的办公楼，他就知道自己被逮捕了。他被带进二楼，坐在审讯室的门口，旁边站着一位持枪士兵。几分钟后，他看见哲学家列夫•卡尔萨文走出审讯室。后来，洛斯基在监狱里看到50多名各个阶层的被捕者，其中有哲学家卡尔萨文、拉普申和数学家谢里瓦诺夫。

　　同一天，一名政治总局委员突然闯进语言学家谢•叶•特鲁别茨科伊的房间。搜查无果后，他还是蛮横逮捕了特鲁别茨科伊，又用汽车将其带到秘密警察的“内部监狱”。在那里，特鲁别茨科伊见到了哲学家弗兰克和许多知识分子。

　　是夜，特鲁别茨科伊见到好几辆汽车开来。显然，里面都是被捕的人。两天后，特鲁别茨伊被第一次叫去审讯。去的时候他遇见了审讯归来的洛斯基的老朋友、哲学家别尔嘉耶夫。

　　16日这一天，一场针对“反苏”知识分子的秘密抓捕行动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和乌克兰地区同时展开，一直持续到18日夜。行动由国家政治保卫局行动处执行，目标是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确认的217名“反苏”知识分子。

　　抓捕行动尚未结束，审问就已经开始。

　　作为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自由”信仰的坚定捍卫者，别尔嘉耶夫受到“优待”：他大概是莫斯科地区最早受到审问的人。18号清晨，别尔嘉耶夫被领到审讯室。出乎他的意料，没有冗繁的程序，也没有凶神恶煞的审讯员，审讯过程简洁流畅。

　　在简单地填写了一张个人信息表后，别尔嘉耶夫开始回答提问。问题早已设计好：对苏维埃政权机构和无产阶级国家体系的看法、对知识分子及社会团体的任务的看法、对教授罢课的看法、对路标转换派（1921年在流亡国外的白俄知识分子中间出现的一种社会政治流派）、萨文科夫分子（1921年萨文科夫在国外创立“捍卫祖国与自由人民同盟”，目标是在俄罗斯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总起义）和审判社会革命党（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人的态度、对苏维埃政权的高校政策及高校改革的看法、对俄国境外侨民前景的看法。

　　“我无法站在阶级的角度来看问题，无论是贵族的意识形态还是农民的意识形态，无论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还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狭隘、有局限且自私自利的。我站在人类的角度看问题，任何阶级和政党都应该上升到这一高度……我想，俄罗斯不是无产阶级国家，因为大多数俄罗斯人是农民”。“我不赞成苏维埃政权对高校的政策，因为它破坏了学术和教学的自由，也限制了以前的哲学自由”。别尔嘉耶夫毫不掩饰自己的思想，勇敢而坦诚地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他作为思想家和作家的尊严。

　　令他意外的是审判员似乎没有听到别尔嘉耶夫这些“大逆不道”的话，面无表情，昏昏欲睡。审讯室里只听见别尔嘉耶夫的义正词严的回答和记录员沙沙的录写声。

　　而且，审判员立刻就做出判决：受审人“触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法例第57条”，予以驱逐出境。审判员还让他手写一份自费出境的申请和一份未经许可不擅自回国的字据，再签署一份同意书，保证自费出境并在七或十天内处理完公私事务与出境文件，限期回来向第四科科长处报到。别尔嘉耶夫在判决书上签字时顺带写下了自己对判决的抗议，但无济于事。

　　随后走进审判室的是特鲁别茨科伊。他经历了与别尔嘉耶夫类似的审问过程，连审判员所提的问题都一模一样。审问结束后审判员立即宣布：“你涉嫌触犯有关反革命活动的一个条款，将要被判处最高刑罚——枪决”。

　　整个审讯室顿时陷入一片死寂。审讯员突然问道：“您愿不愿用出国来代替枪决？”

　　特鲁别茨科伊一时惊讶得说不话来。要知道，在那个时候，对一个最无辜的苏维埃公民来说，获得出境许可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况且特鲁别茨伊还是一个“犯人”。

　　审判员的劝说更特鲁别茨科伊感到不可思议：走吧，想想您在这边过的什么日子，在这里你会消失，但是出去之后人们会把你看得像金子一样珍贵，您还能见到您国外的兄弟。这是德国领事馆的护照，签字吧！

　　这是不是秘密警察的圈套？他们是不是想寻找到我准备逃往国外的证据？特鲁别茨科伊不敢相信他的耳朵。生活经验使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拒绝签字。两周后，在著名的秘密警察阿尔图佐夫的仔细劝说下，特鲁别茨伊答应被驱逐，并签下保证书：如果再出现在苏维埃境内，就会被枪决。

　　1922年8月31日，托洛茨基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的采访时，第一次针对国际社会的质疑解释了驱逐这些知识分子的原因：“我们驱逐或将要驱逐的那些人士，在政治上本来是无足轻重的。但他们是我们可能的敌人手中潜在的武器。在军事状况复杂化……的新形势下，所有这些不调和和又不悔改的人士就将成为敌人的军事政治间谍。而我们将不得不按照战争法枪决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现在，和平时期，预先驱逐他们更好。”

　　托洛茨基称这次行动具有“布尔什维克特色的人道主义”。但是，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关于此次事件的交流中，只有冰冷的匕首和子弹，没有温情的“人道主义”。

　　1922年初，列宁在《论战斗的唯物主义》一文首次提到驱逐知识分子问题。他说：“俄国工人阶级有本领夺取政权，但是还没有学会利用这个政权，否则它早就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民主’国家里去了。那里才是这类农奴主最合适的地方”。

　　5月19日，列宁在写信给捷尔任斯，他要求捷尔任斯基有计划地抓捕反苏知识分子，并把他们驱逐出境。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件中，强烈批评这些“资产阶级及其帮凶，那些知识分子和资本家的走狗，他们自以为是国家的大脑，实际上，不是大脑而是臭狗屎。”

　　有历史学家解释说，这似乎是以列宁、托洛茨基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政党，在内战结束后维护革命组织纯洁性的措施。曾在一个战壕里共同战斗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民社会党，此时被认为变成了敌人。于是，这些极具号召力的知识分子自然就成为苏维埃政权亟待消灭的对象。

　　在苏维埃政权制定的“政治履历”中，这些“反苏知识分子”中的大部分都属于某一党派——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或人民社会党，哪怕是某党前党员。而那些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的人，则是被指出具有某党倾向或同情某党。别尔嘉耶夫的“政治鉴定”中如是写道：“君主主义者，后来是立宪民主党”。哲学家斯捷蓬则被“鉴定”具有“社会革命党倾向”。

　　但是，并非所有被驱逐的知识分子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彼得格勒大学教授卡尔萨文是一位完全的无党派人士，他的“政治鉴定”中这样写道：“完全陷入神秘主义，不做任何工作”。哲学教授伊里因的“政治鉴定”里，同样看不到任何政党字眼，只是笼统地说他“反苏情绪明确”。

　　对此，别尔嘉耶夫有深刻的洞见：“（知识精英）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是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被驱逐”。内战结束后，所有的外部敌人都已经被消灭。这些“不与新政权妥协”的知识分子精英们成为布尔什维克统一意识形态、建立专政的最大障碍。他们手无寸铁，即使参与一些秘密结社活动，无非就是讨论学术，散布思想，根本不足以动摇庞大的国家机器。但是他们播下的思想种子可能突破红色专政的意识形态。只有清除他们，才能真正“净化”俄罗斯。正如列宁在写给斯大林的便条中所说：“我们要彻底净化俄罗斯。”

　　英国历史学家莱斯利•张伯伦将这一特殊时期视为“纸上的内战”。布尔什维克先后查封了《经济学家》、《经济复兴》、《文学之家年鉴》、《思想》等一大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杂志，将那些“与共产主义格格不入”的教授和学生清除高校，抓捕异议者，强制使用新的教育课本，并采取初步措施创建一个新的激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分子新阶层，以实现意识形态形态的大统一，将权力集中于铁腕人物手中。“1922年，列宁将这些知识分子驱逐出境之后，这场冲突才真正结束”。

　　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层们，显然经过了深入讨论才决定以驱逐代替枪决。因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拟订的217名驱逐对象中，大多数都是享誉欧洲的知识分子，处决他们将会损害社会主义政权的“良好”形象。

　　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类似的矛盾心情。但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感伤或幻想，国家政治保卫局给他们的准备时间很有限：一周或十天。他们匆忙收拾行李，处理公私事务，最重要的他们得凑集经费，因为他们要自己承担出境所需的所有费用。

　　倒是国家保卫处还没有做好准备，资金迟迟没有到位，签证问题也遇到麻烦。这些命运未卜的人们在莫斯科滞留了整整一个多月。等待中的人们开始焦虑、不安。他们深知，只要他们还没离开，领袖的一句话，秘密警察的一粒子弹，都可以随时让他们失去生命。现在，他们渴望被早点驱逐了。

　　这段时间内，别尔嘉耶夫和作家奥索尔金作为“流放组织”的负责人，一直在为诸多事情忙碌：张罗外币，商讨到彼得格勒的单独车厢和轮船上的舱位，与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交涉，与德国大使馆商谈签证问题。有时还要接受外国报刊的采访，他们对这些未来的流亡者很感兴趣。奥索尔特金感到，他们现在暂时是共和国最自由的公民。

　　9月27日，这些知识分子携家人乘火车来到彼得格勒，却被告知船要两天后才到。这一次，完全不认识的人们特别热心地搭救了这些被驱逐者。谁在彼得格勒没有能收留他们的亲人和熟人，马上就有陌生人邀请他们到自己家中。当时，整个俄罗斯都面临巨大的物质困难，而且把“被驱逐者”这样不受欢迎的人带入家中，可能会引起秘密警察的注意。但所有人都立刻受到邀请。

　　特鲁别茨科伊和其他几名被驱逐者受邀来到一个知识分子家里，他是彼得格勒一家公共图书馆的主任。面对好心的收留者，他们感到十分不安，担心好心人因为他们而受到牵连。他们十分想离开，“每一分钟似乎都是双倍的煎熬”。别尔嘉耶夫则住在老朋友洛斯基的家中，在书房的沙发上休息。或许是这段时间经历了太多事情，离行的前一天晚上，他做了恶梦，大喊大叫，吓坏了房间里的其他人。

　　终于，1922年9月29日，30多名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亲属登上了“哈肯船长号”。第二天早晨，特鲁别茨科伊醒来，看了看手表，发现已经超过预定时间几个小时了，船却还在原地。

　　“怎么回事？”“是船长还没获得出发许可。”“为什么？”“不知道。”

　　等了很久，船终于开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拿到护照，秘密警察也没下船。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要把我们押到另外一个地方？

　　正当他们惶恐不安之时，一艘小船驶近，秘密警察们下了船。随后，大家都拿到了自己的护照。一块沉重的石头终于从心里掉了下去。

　　但是，所有人都没有轻松愉快的感觉。就在前几天，他们还渴望着被早些驱逐，而现在，离别的忧思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特鲁别茨科伊在后来回忆说：“揪心的伤感控制了我。我眼睛死死盯住最后一片故土。令人绝望的灰蒙蒙的天空、灰蒙蒙的大海、灰蒙蒙的灯塔侧影、甚至海鸥不知为社么也是灰色的。忧愁、伤感、绝望！……但这毕竟是俄罗斯，我们父辈和祖父辈的国度。”

　　其实早在一周前，被驱逐者就已经开始陆续离开。9月23日，社会学家索罗金和别舍霍诺夫乘上了莫斯科至里加的火车；随后，斯捷蓬等人乘坐同一车次直接去了柏林。一个月后的11月16日，又有17名知识分子携家眷乘“普鲁士号”前往德国。岁末，哲学家、宗教活动家谢•布尔加科夫登上了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轮船，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

　　这就是后来俄罗斯史家所说的“哲学船”事件。可以肯定的是，在此事件中真正被驱逐的人数不超过120人。但是在世界史上，恐怕没有哪一个国家如此大规模流放国内的知识精英了。直到苏联解体之际，相关档案文件开始解封之时，事件的真相才被一点点揭开。2002年以来，随着又一批资料的解密和一些研究著作的出现，“哲学船”事件才大白于天下。

　　但是历史总是充满了吊诡。我们看到了真相：这些知识精英们被野蛮地逮捕，加上罪名，驱逐出自己的祖国。但还有另一个真相：把这批俄罗斯知识精英驱逐出境，对驱逐者本人，对整个俄罗斯乃至世界文化，都是人道而幸运的。如今，这几乎是所有人的共识。

　　被驱逐离开的时候，伊兹戈耶夫曾说：“彼得堡的文化和国家建设的宏大在屹立的俄罗斯面前只是一粒沙。知识分子——在彼得堡和那些毁灭的俄罗斯城市的宏大面前也只是一粒沙。而我们——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小部分，努力护着将会‘燎原’的星星之火。”

　　事实确实如此，这一小批知识分子为俄罗斯和整个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索罗金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社会学系主任，被誉为美国“社会学之父”；别尔嘉耶夫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家和预言家之一”，对整个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特鲁别茨科伊成为享誉世界的语言学家；阿•基泽维特尔是卓越的历史学家……

　　驱逐真的成为一种“仁慈”。假设别尔嘉耶夫们没有被驱逐出境，他们又该怎样穿过那一场场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如果他们留在俄罗斯，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样的命运？

　　当时确实有14个人通过说情避免了驱逐。但他们其中大多数，最终没有避免在30年代再次被捕、判刑甚至枪决的厄运。其中，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法学家费里德斯泰因等四人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运动中惨遭枪决。其余人均多次被捕，或死于劳改营，或下落不明。

　　晚年，别尔嘉耶夫曾不无感慨地说道：“离别之际我很难受，必须和太多太多的人告别，而前面却是未知……但我还面临在西方漫长而有趣的路途要走，面临一个与我而言非常有创造力的时期。我从流放中看到了某种天意和意义，那就是我的命运的建树。”

　　2002年，哲学船事件八十周年之际，彼得堡哲学会在当年出发的码头上立起一座纪念碑，静静地望着涅瓦河水。第二年，又一首名为“哲学船”的轮船，载着各国的哲学家前往伊斯坦布尔参加世界哲学大会。然而，他们中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别尔嘉耶夫的感叹：“我所经历的一切最后造成一种苦涩的历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