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1)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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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制：改革能冲过这个险滩吗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

　　第三份"万言书"的题目是《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这是这一系列"万言书"当中作者唯一注明写作日期的一个文本：1996年9月拟定大纲，1996年10月至12月20日写出初稿，1996年12月21日至1997年1月20日修改定稿。

　　尽管作者说这是"内部征求意见稿"，但是，其中主要观点已经在1996年第4期《当代思潮》杂志公开发表，该文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署名，文题：《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标志及怎样才能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万言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当今中国，两种改革开放观的对立，焦点就在于坚持还是否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其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近年来，在我们的不少书报刊物上频繁地出现私有制优于公有制这样的宣传。对这些宣传决不可轻视，因为它从思想深处动摇着人们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近二十年来的高速发展并不是起源于私有制。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977年和1978年，史称"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在这两年里，我国的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分别为百分之十四点三和百分之十三点五，与1979-1992年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百分之十三点二的速度相比还略高一些，而这个时期根本没有提出私有经济的问题。

　　到1988年就提前两年超额完成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的第一步战略目标，而1988年私营企业法刚刚公布，各种非公有工业的产值总和起来只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七，这说明翻一番主要是公有经济的产值翻了一番。而这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居世界之首，而且远远高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

　　一些私营企业是靠非法手段获得发展的，而绝非其本身比公有经济优越。如果国家对其非法活动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建立其正常的经济秩序，私营经济就绝不可能有现在那样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

　　多年来，国有企业以廉价能源、材料和交通运输，并从税负和各种社会负担等多方面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实质上是国有企业的利润被分割和转移。正是这种利润的分割和转移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指标之间的矛盾。十多年来，国有企业的价值指标全都是成倍地下降的，而它们的实物指标却又是成倍、成几倍地增长的，这表明，国有企业并不是低效率的。

　　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坚持公有经济的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占优势和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就是坚持了公有制主体地位。这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因为它的确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外部标志，抓住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必备条件。但是，从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看来，它还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

　　现在让我们静心凝神，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吧。

　　值得注意和警惕的是，谈论改革问题，有那么一些人把所有制说成是"无关紧要"，"只是手段"。实际上所有制既是目的又是手段，但这种手段不是无关紧要，而是非常重要。……回头上说所有制无关紧要，实际上是把所有制看得最关紧要。所谓无关紧要，其真实意图就是要人们放弃公有制。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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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内涵和基本标志应该是：保持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始终是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以保证社会的经济生活主要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组织生产和分配，使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关系中，不发生阶级分化，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可是，目前在我国经济学界，许多经济学家的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基本涵义和基本标志，不是从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制度来理解和把握，而只是从资产比重优势和主导作用方面来理解和确定。如果作这样的理解和确定，既不能在理论上揭示和把握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本质意义，因而也就不能在实践中保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就我国的情况来看，1994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共四十六点五二万个。其中大型和中型企业只分别占百分之一和百分之三，但仅大企业的固定资产就占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二，加上中型企业就占百分之七十。一些人正是以此为由提出了小企业私有化的主张。认为小企业私有化，只保留国有大中型企业，公有制的资产仍然可以占优势。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产业以及其他主导产业的产权性质不变，公有制就依然是主体。然而，这样理解的所谓主体实际上并不是主体。因为小企业遍布各个经济领域和全国各个地区，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占百分之九十六，其职工人数占百分之八十左右，因而小企业私有化，就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出现普遍的分化。

　　有人把马克思上面讲的公有制说成是股份制，是严重的误解和曲解。马克思在这里讲的公有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而马克思讲的股份制，是"社会"资本对私人资本的扬弃，但仅仅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它虽然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范围。

　　把马克思讲的公有制，说成是马克思讲的股份制，就是把公有制与私有制混为一谈了，把两种性质不同的所有制混同起来了。其用意在于用股份制来改造社会主义公有制，达到私有化的目的。这是历史的倒退。不能让这种理论迷雾误导我们的改革，这种误解或曲解必须澄清和纠正。

　　组成全国范围的、统一完整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体系，有三条基本要求：

　　第一条，从所有制结构方面来说，必须做到三点：第一点，国有经济，主要是几十万个大、中、小型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以及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必须保持统一完整的体系。……近年来，有一种尽量缩减国有经济的倾向，这是严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一些人的思路往往是颠倒的，对私有经济只讲允许和鼓励，不提限制，乃至一些人主张让非公有经济"无限发展"。可是对于国有经济，众多的方案不仅是只讲限制，而且是尽力为国有经济寻找一个最低极限。按照这种思路发展下去，究竟谁是主体，谁是补充？第二点，国有经济必须主导集体经济。第三点，公有经济必须将非公有经济置于补充地位。

　　第二条，从经济领域来讲，就是要保持公有经济在各主要生产部门和流通领域中都占优势和起主导作用。在生产领域，当前主张国有经济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的观点颇为流行。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国有经济只保留在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和基础性、公益性等非竞争性的行业和部门中，其他竞争性行业都让非国有经济去生产经营。这种主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国家承担亏损，让各种资本盈利，从而使我们的国有经济变成主要为国内外资本服务的经济。这不仅根本上改变了公有经济为主体、非公有经济为补充的关系，也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国家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第三条，除台、港、澳之外，其他地方都应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而不能例外。如果每一个地方都认为自己是一个局部，不以公有制为主体，那就没有总体上的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了。 

第三份"万言书"："抓大放小"是私有化的主张(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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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有制与所有制之间的关系，主体与补充之间的关系，是有相关性的。国家统计局的一项研究报告对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这种相关性作过这样的具体分析："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年1979年，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为百分之七十八点五，到1983年缓慢下降到百分之七十三点四；1984年由于我国经济改革步伐较大，这一比重一年内下降了四点三个百分点；1989、1990两年，由于治理整顿，这一比重呈微弱下降趋势，年均一点一个百分点。1992年后，改革大潮再涌，这一比重当年下降了四点八个百分点，是改革开放以来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可见，国有工业比重的下降与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快慢密切相关。"这种相关性就在于，每逢改革开放加快时，非公有经济就加速发展，必然冲减国有经济所占份额。

　　作为"内部征求意见稿"的第三份"万言书"其思想倾向、观点和行文风格，与前两份"万言书"一脉相承，但又有了一些改变。我们还能记得，第一份"万言书"抱着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不以为然的态度，第二份"万言书"在结尾处引用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现在，第三份"万言书"在开头即引用江泽民总书记在上海、长春召开的企业座谈会上的一段话，然后说：江泽民同志"鲜明深刻地揭示了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同社会主义制度命运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接着，"万言书"又引用邓小平的话："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

　　在文章的结尾处，作者仍然没有忘记引用江泽民总书记的话来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江泽民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政治的核心是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站在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处理矛盾……通过正确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矛盾，维护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看来，"万言书"的作者已经懂得使用"借助钟馗打鬼"的战术。

　　争论发展到这个时候，焦点已经非常集中。这就是，改革的锋芒能不能指向所有制？ 

短兵相接为什么发生在1995年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改革开放究竟是在威胁国家安全还是推动了国家的繁荣？中国国内，两种认识截然对立，争论的焦点最终集中在所有制的"公"与"私"，由幕后渐趋前台，由隐蔽而为公开，到了1995年，异乎寻常地激化起来，似有短兵相接之势。其中缘由，要到90年代中期的经济形势当中去寻找。 

外国人说：中国领导人应当得诺贝尔奖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1995年8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提出一项经济报告，试图对中国的经济形势作一个估价。

　　这份报告的第一句说："经济'软着陆'的目标正在实现。"

　　"软着陆"是中国人形容自己的经济形势时用的一个词。意思是：让"过热"的经济平稳、和缓地回归正常的水平线上。有如一飞冲天的飞机，缓缓着陆于正常跑道，而不是一头摔将下来，机毁人亡。

　　"硬着陆"的最典型的例证是1989年的治理整顿。它在大约半年当中把通货膨胀率降为大约百分之三，但却造成了生产的不能增长甚至负增长，以及市场销售的普遍下降，也即当日人们所说之"疲软"。

　　这一次，情况不大一样。

　　中国的经济在经历了1992年至1993年的增长高峰和通货膨胀高峰之后，从1994年开始回落。这一年，通货膨胀率大致为百分之十，回落了大约十个百分点，增长速度也渐渐回落至百分之十左右。这是一个"软着陆"的典型案例。其"着陆"的行动从1993年夏季开始，大约持续了二十四个月，结果形成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和一个不太高的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

　　也许是由于这个理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罗德苏、世界银行副行长施蒂格利茨、美国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等人认为，中国人对西方市场经济这一套了如指掌。他们甚至认为，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在中国。

　　施蒂格利茨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在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曾经出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对访美的上海市长徐匡迪说："我看你们中国领导人才应当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政府的办法：着眼宏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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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纵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关键，有如中央政府所说，是"宏观调控"。

　　自从1993年6月下旬，中央政府颁布了"十六条"，稳定便成为经济方面的最重要的目标。

　　当时的经济局势，看上去有一触即发的危险：通货迅速膨胀、投资螺旋上升、信贷几乎失去控制、人民币不断贬值……

　　很明显，治理经济过热成为当务之急，姓"公"姓"私"的争论暂时地搁置一边。

　　副总理朱镕基主持金融大局。宏观调控大幕开启。

　　"十六条方针"的目标是，在短期内纠正混乱的金融秩序，控制迅速升温的经济。其具体措施，包括货币、金融、财政、汇率和投资管理等等方面。

　　核心的问题是金融。

　　短期的办法在行政指令之下行于全国。

　　接着是颁布长远之计。1994年初，税收、银行、外汇、投资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办法一起出台……

　　由于"软着陆"的成功，宏观调控从此确立了它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但是，没有人会料到，一些久已埋藏的问题，由于这一局面浮现出来。

　　中国公有制经济内部之百孔千疮的局面，从此再也不能掩盖。

　　国有企业首当其冲。

　　冲击之一：不能再享有贷款负利率

　　企业的营运一向需要银行的借贷。在我们国家，以往政策的倾向是优先保证国有企业的信贷，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国有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赖，以致国有企业的借贷数额已经超过其资产总值的四分之三。这就可以想见，1993年7月开始的紧缩信贷，必会极大地影响国有企业的经营。

　　国有企业生产停滞，亏损急剧增加，企业之间互相拖欠。1994年1～2月，政府预算内亏损国有企业的比重上升到大约百分之四十五，其亏损额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八，实现利润下降了百分之七十，企业之间的债务拖欠数额在1993年底达到六千六百亿元。到1995年6月，这个数字增加到七千三百七十六亿元。无力支付工人工资的企业日愈增多。

　　然而还有无形的冲击。企业到银行去借钱，虽然要付利息，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那贷款利率还不能抵消通货膨胀的幅度，所以，企业贷款在实际上是享有着负利率的。现在，信贷已经紧缩，通货膨胀的幅度也大大减少，国有企业享有的贷款负利率，迅速地化为泡影。 

中国政府的办法：着眼宏观(2)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冲击之二：欠债还钱

　　欠债还钱，本是常情，何以也会造成冲击？

　　因为我们有相当一批国有企业对于银行的钱是有借无还的，有如他们自己所说，"千年不赖，万年不还"。

　　我们国家过去是依靠政府财政拨款来维持和扩大工业生产的。从1979年起，政府对基本建设投资实行了"拨改贷"。1983年，企业流动资金也由财政、银行两家供应改为银行独家贷款。企业本身的效益不高，只能依靠扩大债务来维持。许多新建企业开工之日，也就是负债不还之时。

　　中国人有句俗话："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可是现在国有企业的情形却是"借钱不还，再借不难"。说到原因，企业是国家的，银行也是国家的，所以有些不分彼此的样子，是其一；其二，你不借新债给他，他就说，那我就没有办法还上过去的欠债，你为了要回老账，只好借出新账。可是他过了些日子又来了，不是来还老账，而是又要借新账。

　　没有人再说"造反有理"了，但是，说"欠债有理"的人越来越多；更流行的一句话是："黄世仁打不过杨白劳"。

　　这种局面的结果是，国有企业的债务总量迅速地大幅度地上升。比如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十五个大中城市的两千六百多家国有工业企业，1994年年末的资产总额为两千五百四十四点五亿元，负债总额却已经有两千零七点八亿元。与1985年相比，资产增长四点一倍，而债务增长八点六倍，企业资产负债率在1985年为百分之四十二点一，到1994年为百分之七十八点九。表面上看来，这两千六百多家企业仍有着大约两千五百四十四亿元的国有资产，实则他们若能老老实实地还掉欠债，就只有大约五百三十六亿元的资产了。

　　但是，只要"借钱不还，再借不难"的事实存在，企业就不会那样愚蠢地还清债务，银行借出去而到期不能收回的钱也就还要不断增加。还以这十五个城市为例，1994年底，两千六百多家国有企业的长期借款未还的数量，占借款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七点二，应还账款超过三年而未还的，占欠款总额的百分之八点九。

　　全国总计，企业负债金额已有六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有借无还"的部分，有人说大约百分之二十，也有人说超过百分之二十。

　　这是国有企业有组织地将自己的麻烦转嫁给银行。

　　1994年初开始，国有银行的改革计划，令这种局面无法继续掩盖，国家的专业银行统统要向商业银行转变，银行贷款逾期不能收回，便是银行的亏损。所以，现在的银行，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存贷，而是要债。对于国有企业的"借钱不还，再借不难"，国家银行也不再有求必应。

　　银行的新的办法是"旧账不清，不借新账"。

　　这一来，国有企业便再也不能转嫁自己的麻烦。

　　冲击之三：不能再为仓库生产了

　　"软着陆"反映了对总需求的成功的控制。到1995年，实际总需求的增长率大约为百分之九，与1992年至1994年平均近百分之十五相比，已然下降。

　　需求下降了，生产却还要维持。生产出来的东西到哪里去了？到仓库里去了。

　　"八五"期间，库存的工业产成品每年以百分之三十的速度增长，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至少十个百分点。其中以1995年为最甚。这一年，产品库存大约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四倍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

　　1995年，全国的货币供应量比上一年增加大约百分之二十。工业品库存也已占到货币供应量的百分之二十。

　　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说，截至1996年底，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的库存产品总值已经达到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六亿元。而在1991年，这个数字是一千三百多亿元。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增加的贷款几乎全部增到了仓库里。也说明了，我们的很多机器，是"为仓库开动"，不是"为市场开动"。

　　宏观调控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把"为仓库开动"的机器全关了。于是，工业领域里，"压"、"限"、"关"、"停"之声，不绝于耳。

　　让国有企业来应付这种局面，它能好受么？  

一个争论：宏观好，微观好不好？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1995年上半年，国有企业集中的某些地区，经济几乎没有增长。全国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三。

　　全国三十八万多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虽然也在下滑，但其下滑的幅度远远低于国有企业的利润下滑。

　　1985年，十五个大中城市国有工业企业的资本金利润率为百分之二十二点四，到1994年，降为百分之二点七。

　　企业不能赚钱甚至亏损，成为让政府最头疼的问题。90年代，总计全国的企业亏损，每年以大约百分之十五的速度增加，年均亏损逾五百亿元，利润总额当中大约百分之四十七的部分被亏损抵消，而全部亏损中，国有企业占百分之七十上，其亏损额分别为：1990年，三百四十八点八亿元；1991年，三百六十七亿元；1992年，三百六十九亿元；1993年，四百五十二点六亿元；1994年，四百八十二点六亿元。

　　政府的报告说，"软着陆"宣告成功，但是，工业的问题更加突出，国有企业的问题更显严峻。

　　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杨宜勇主任说：中国希望达到的目标是"宏观好，微观也好"。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形是"微观不好，宏观也不好"。宏观调整的政策实行之前，曾经有人说："微观好，宏观不好"。现在，人们评价目前的经济状况，常说："宏观好，微观不好"。

　　宏观好不好？人们大致有定论。微观好不好？人们至今还在说三道四，没有一个结论。

　　明确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思路

　　1995年下半年，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的思路已经十分清楚。这就是"抓大放小"。

　　"抓大"，就是集中精力抓好一批关系国家命脉、体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大企业集团。

　　"放小"，就是将一般国有小企业，扭亏无望的、产品无市场的，将之或者兼并、或租赁、或承包、或卖掉、或破产。

　　在全国八百多万家企业当中，有三十二万家是国有企业，也即政府所说"抓大放小"的对象。

　　国有工业企业中，列为"大中型"者只有一点四万户，其余均为小企业。

　　即使是一点四万家大中型企业，也不全在"抓"的范围。根据中央政府的计划，所谓"抓大"，只是一千家大型骨干企业。言外之意，其余都是"小"，都可以"放"。

　　已经实行的种种办法证明，所谓"放"，其实就是放开"所有制"。

　　从经济的局面来看，这是一条不得已而为之的路；但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就成了是否要化"公"为"私"的问题。

　　捍卫"传统之道路"，还是开辟"新兴之道路"，两种思想就这样短兵相接了。  

朱镕基洒泪为商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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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事情，看清楚已经不易，做到就更难。

　　很多事，不是没有看清，而是装糊涂；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敢做。有如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凤梧所说："要说话不敢张嘴，要走路不敢动腿。"

　　什么都不做的人，其乐无穷；什么都想做的人，苦不堪言。如果你是在做别人不敢做的事，那就要准备好了：不仅吃苦，还要伤心。

　　1996年岁末，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看话剧《商鞅》，为剧情所动，凄然泪下。商鞅以惊人的勇气掀起改革之潮流，终为顽固派羁绊，车裂而死。此事虽已过去两千多年，然而以古衡今，焉能不令人慨叹。

　　朱镕基给予外界的最突出的印象，乃是"铁面无情"。美国《新闻周刊》说他是"中国最厉害的老板"。中国新闻社则说他"从'右派'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其跨度之大，非坚韧不拔之人莫能为也"，还说他"敢说，因为他说的是心里话，是真话，不是八股老套"。

　　这样一个人，如若不是为情所动，有感而发，能够泪洒剧场么？

　　现在我们就来听一听朱镕基的"有感而发"。

　　1996年12月18日，朱镕基副总理在北京作了一次经济形势的报告，其听众有北京市党政军各方面的相当一批干部，以及正在北京召开的六个会议的参与者，包括中国文联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全国第三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全国科技奖励大会、中国银行港澳工作会议、中国软科学学术年会，总计超过六千人。关于这件事，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只在头版下面放了一条三百多字的消息，全然一篇官样文字。读者在这简洁的消息当中，不会读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外人或许以为，朱镕基对他的听众真的没有说出任何有意思的话来。实则看中国的事情，是不能只图表面的热闹或者冷淡的，在更多的情势中，台前和幕后会演出完全不同的两场戏。

　　朱镕基的讲话在当天被复制录音带若干，在中央政府机关中广为发送，按照共产党内文件传达之途径，晓之以更多的人。有幸聆听全部内容的人大都以为，这是朱镕基副总理自他主持经济工作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演说，发自内心，极为生动，无论大事小事，均有详细交待。

　　朱镕基在1991年由上海来到北京副总理任上。

　　然而朱的作用迟至1993年夏季方能真正展开，其标志是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亦从这时候开始，朱镕基对经济大局的控制能力似乎已经表现出来。典型的表现，是压住了经济的"大起"，却没有出现"大落"；压住了通货膨胀，却未见市场萧条。

　　其实，"宏观调控"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本意，是加强中央政府在经济方面的集权。因为，如果中央经济方面大权旁落，就会连带地发生政治方面的影响，甚至还会造成中央对地方的失去控制。然而实行这一方针，却又包含着操作方面的极大问题：既不能与既定的改革方向发生冲突，又不能纵容地方权力和利益的过分膨胀，才能折中地将两者相融合。

　　从大局上看，90年代的中国，已同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中国大相径庭，甚至也不再是80年代的中国。大体上说，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都在于集权和集利；第二代领导人的成功与失误的所在则正相反，在于分权和分利。现在第三代领导人来执政，既不能像第一代领导人那样集权集利号令天下，也不能仿照第二代领导人的放权放利纵容四方。朱镕基的办法，是协商和妥协，也即设计一个中央和地方分享权力和利益的制度，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充当一个调停人的角色。有如他在1996年12月演讲当中所列举之1994年的税制改革。他说："实行分税制，阻力非常大。商量，妥协，总算谈下来了。"他所开列分税制之结果，也是一个讨价还价的产物：1994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中央占三成，地方拿七成，财政支出则是倒过来，中央拿七成，地方拿三成；1994年以后，中央政府在名义上可以得到百分之六十以上，甚至可占百分之七十，可是根据相互间的妥协，中央仍须在自己的收入当中提取若干返还地方，所以，中央实际得到的部分就只有大约百分之五十二，"虽然多了，但是还不够，赤字还是在中央"。

　　朱镕基所主持的宏观调控，成就值得自豪。  

朱镕基洒泪为商鞅(2)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首先，对于房地产投资膨胀的抑制：1993年，全国房地产投资比上一年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此后便迅速而又有节奏地下降，1994年，百分之三十；1995年，百分之十七；1996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百分之十二。

　　其次，对于货币的控制：1992年发出一千二百亿元。那时是进口印钞机，拼命印钱。1993年，发了一千五百三十亿元；1994年，一千四百二十四亿元；1995年，五百九十亿元；1996年，本想控制在八百亿元，后来发到一千亿元。因为农业大丰收，需要增加收购资金。

　　第三，对农业的控制：1995年增产两百亿公斤，1996年增产大得多。农产品库存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历史最高四百亿公斤，这年初是两百亿公斤，年末快到四百五十亿公斤了。朱镕基说："统计部门说，仓库装不下，我说，没关系，现在我们停产、半停产的企业多得很，可以把厂房腾出来装粮食。

　　第四，对供求关系的控制：朱镕基说："现在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品都是供过于求。"

　　尽管如此，朱镕基还是相当坦率地叙述了一些令人头痛的事。他说，最大的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是重复建设。

　　中央政府经济方针的一个关键，就是确保重要工程的进展顺利。朱镕基说，现在国家每年投产的重大项目，有三分之一从开工之日便亏损，概因重复建设所致。所以，重复建设又可以成为国有企业走投无路的最重要的原因。

　　然而这中间还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险，也即由工业和商业的问题而带来的金融问题，有如朱镕基对他的听众所说："他产品卖不出去，还要生产，还要吃饭。谁给他饭吃？银行。银行的钱从哪里来？是你们的钱，是储蓄。把你们的钱都拿去补贴亏损企业，实在不行。"所以朱镕基主张坚决地"一刀切"、"一个项目也不上。对国家来说，你上一个都是浪费"。

　　然则朱镕基只能声明自己是"作为一个老朋友的忠告"，其中口吻，仍然是商量而非命令。"过去有一个计划经济，要我批，我不批，银行不给他钱。"朱镕基说，"现在，不要我批了，他搞他的，上的时候不找你，亏损了就来找你救救他。"中央政府的领导经济的权力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能依靠强制，这是一个显例。

　　朱镕基是目前党的权力中枢里最具经济眼光的人之一，他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国家经济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则他在解决这些症结问题的时候却又没有可能为所欲为，甚至还要常常违心。比如他知道现在全国的彩电生产能力已经达到年产三千万台，而其中三分之一的部分为市场无法销售，亦即专家所说"过剩"。解决的办法，只有一途，也就是用好的企业去淘汰坏的企业。朱镕基也确曾发现，有一家叫做"长虹"的企业在迅速地扩大自己的规模，还曾亲临这家工厂来探寻企业改造的秘密。结果他就知道了该厂将在1997年生产五百八十万台彩电，1998年生产八百万台，占市场份额几近半数，故令无数其他企业如临深渊。按照朱镕基的本意，他是应当大大轻松一下的，因为这正好贯彻了他的"优胜劣汰"的初衷。然而他对"长虹"总裁说，你如果在资本主义，是好的，优胜劣汰。你生产越多，成本越低。可是我社会主义就头痛了。市场都给你了，我其他的企业都不行了，都找我来要工资，我怎么办？"我们是优胜劣不汰，最后还是优不胜劣不汰。"朱镕基说。

　　初衷为消灭重复建设，结果却不得不维持重复建设。无论我们国家怎样力挽狂澜，都不能随心所欲，这是典型一例。

　　朱镕基副总理的执政倾向偏重于务实。在这一次演讲中，他说，有人说，"国有"比重下降，"私营"比重上升，会不会把社会主义变了。我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讲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是以国有制为主体。但我想，国有经济要掌握国家经济命脉。1990年国有制工业占百分之五十五，合作制百分之三十六，这两个加起来，百分之九十一，私营和外资不到百分之十。1995年，国有制工业百分之三十四，乡镇企业合作制百分之三十六，私营个体"三资"占百分之三十。这个改变相当大。但没有危险。公有制再降到百分之六十，也没有危险。关键在于经济命脉。至于那些汉堡包、几个胶卷、头发夹子，你搞几个外资，有什么关系呢？  

朱镕基洒泪为商鞅(3)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这是不是在委婉地回答"万言书"的一些观点呢？

　　对于朱镕基的掌握大局的能力，最新的证明是对股市的控制。

　　深沪股市在进入1996年秋季之后便一路暴涨起来，股指的涨幅以及交易规模之大，令人不可思议。过去，一天成交一亿元左右，12月，最高的一天成交三百多亿元。所以在第四季度里面，中央政府做了三件事。其一是立法，也就是朱镕基说的"把游戏规则严密起来"；其二是严惩违规；其三，加强股民风险意识。然而三个月的间接干预完全没有效果。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时为12月16日。深沪股市果然如所期待地全面下跌，甚至可以说是暴跌，直至股指挂出跌停板来"免战"。股民们纷纷责怪朱镕基，有人说"现在中国，既无'牛市'，也无'熊市'，是'猪（朱）市'"。朱镕基举出此例来说明人们对他的不能理解和不能支持，说这是"骂人不带脏字嘛"。他解释道，本来想完全不干预，但考虑上得越多，跌得越低。我们想，晚跌不如早跌，所以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果然，股市全线下跌。

　　但这还只是第一个回合。今天中国的股市，暴涨固然不行，但暴跌也不行。中央政府倘若真的具有掌握大局的能力，就要在制止了股市的暴涨之后，还要能够不使股市暴跌。此后几个月中，股市大致"牛"与"熊"你来我往，涨涨跌跌，总的走势，不离大谱。

　　但是，股市上的一派风云中还有一个更深的意味：普通百姓的追逐实际利益的热情，正逐渐取代追求意识形态的热情，这为第三次思想解放提供了潜在的社会基础。

　　到了1996年岁末，也即朱镕基观看《商鞅》怆然涕下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也即我们整个党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还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在刚刚过去的1996年，国有企业仍无振作之象。预算内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第一季度，国有企业的亏损额首次超过了利润，是为净亏损。上半年，每元销售利润仅为零点九分（1994年为五点五分；1995年大约三分）。下半年稍有恢复，但全年总计，三十多万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利润下降了大约百分之二十，其中国有企业利润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五。总计这一年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是1985年的二十八点六倍。外资企业以及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个人所得税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六，而国有企业所得税却由于盈利情况的每况愈下出现了负增长。

　　国有银行已经开始清理国有工商业的不良债务。1996年，冲销了大约两百亿元；但是对国有企业的巨大的呆账坏账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看来，1997年还要开列一个更大的冲销坏账的计划。

　　政府手里的钱本该从企业来，国企靠借钱过日子，政府就只好靠借钱度日。1996年，政府发行的国债增至一千九百七十九亿元，每一百元财政收入当中，有大约二十元是借来的。这是80年代以来第十次发行国债。前九次总计已经借了大约五千亿元国债，一次比一次多。其中1994年一千零二十八亿元；1995年一千五百一十亿元。

　　企业可以借债不还，国家却不能，所以，1996年新债当中大约百分之五十的部分，是拿去还老债的。

　　……

　　假如我们都有商鞅的勇气而没有商鞅遇到的阻力，改革是不是会更顺利一些？国有企业的情形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伟人身后 "狼烟"四起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的那个傍晚，京城晴空万里，日月东西相向，天地俱澄澈。

　　五天后，也即2月24日，邓小平遗体火化，烈焰青烟，暮霭沉沉，寒风瑟瑟。

　　在邓小平逝去的日子里，所有的报纸都变得多愁善感：日月、天地、风雨、山河……世间万物似乎全都懂得人世的悲哀。

　　这种时候走在京城街头巷尾，便会禁不住想起毛泽东逝世的那些日子。较之二十年前的那个时刻，这一次，人们在伟人离去之后的反应，其实并不是悲天恸地，而是平静。

　　平心而论，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上，邓小平的影响和贡献是不逊于毛泽东的。这一点，当他还活着的时候我们便已经知道，但是，只是在他去世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他对于我们民族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留给我们的思想和业绩，而且还在于，他让老百姓们平静地接受他的离去。   

第四份"万言书"："走资派"名单录(1)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在邓小平去世前后的日子里，有一批人始终在密切注视着国内的报刊，每日静心研读，把他们认为有"自由化"嫌疑的言论一一摘录，其作者之姓名和报刊之名称，也一律记录在案。此种环绕意识形态斗争的尺度寻章摘句、分类合并之方法，令人难免想到那个专门搜集整理走资派"反动言论"以"供批判用"的年代。这一次"寻章摘句"的成果，仍旧是一份材料，题目是《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动态和特点》，虽未标明"供批判用"或者"反动言论"之类，但读者一望而知，作者是希望有一天拿来"供批判用"的。

　　这就是第四份"万言书"，其最后的完成，大约在1997年1月到2月间。

　　像第三份"万言书"一样，这一次作者仍然在开头引述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作为依据。

　　作者引述的邓小平的话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作者引述的江泽民的话是："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要始终注意防止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以下为主要内容：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总状况：

　　第一阶段，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1991年，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认真地组织了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清理和批判，结合"制乱平暴"后的清查和清理，有效地抑制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势头。

　　第二阶段，从1992年开始，在发生苏联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国际背景下，资产阶级自由化向四项基本原则展开了猛烈的反扑。而各级党委此时却停止了组织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得以自由发展。《历史的潮流》和《防左备忘录》公开出版，资产阶级自由化占领了新闻、出版、学术、教育、文艺等阵地。

　　第三阶段，从1995年开始，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讲政治"和"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等几个界限"，内在地具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遏制力量，但因舆论宣传部门响应不力，故没有形成声势。资产阶级自由化仍然享有发表的自由。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虽然写上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也要贯彻社会主义现代化全过程"，但由于缺乏具体措施和实际行动，因而也没有遏制住资产阶级自由化发展。

　　1992年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部分主要言论：

　　一、否定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

　　二、要求抛弃和"消解"马克思主义。

　　三、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

　　四、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

　　五、在文学艺术上，有人针对毛泽东提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提出了三句反动口号：

　　（一）社会主义为文艺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二）艺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第二；（三）源于生活，低于生活。

　　六、主张重新培育一个资产阶级。  

第四份"万言书"："走资派"名单录(2)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第四份"万言书"开列了一个很长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名单。在这些所谓的"自由化分子"中，不乏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作家、法学家、理论家。他们的言论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大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所以"万言书"作者指责《读书》、《书摘》、《中华读书报》、《东方》、《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今日先锋》等媒体基本上被资产阶级自由化势力把持；北京电视台、《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报》、《经济日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等舆论机构让"自由化分子"露面；《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各省党报党刊近几年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基本上绝迹"。

　　"万言书"的作者还列举了发表过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的报刊和单位：主要有《学术月刊》、《原道》、《经济学消息报》、《明报》(香港)、《经济研究》、《当代经济研究》、《改革》、《当代学术信息》、《中国工商》、《江淮论坛》、《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中国法学》、《中国研究》(日本)、《经济研究资料》、《法学研究》、《北京文艺》、《真理的追求》、《战略与管理》。

　　"万言书"的作者还点了一批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言论和倾向的书籍。

　　第四份"万言书"的最鲜明的特点是，作者通过"注释"的办法，直截了当地将他们认为"推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和报刊，列举出来，也即中国人在"大批判"的年代中通常说的"点名"。"万言书"认为，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风头，越来越健。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已逐步占据了北京一批重要报刊，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在《人民日报》、《求是》这样的党报党刊上也已经绝迹。它的作者声明，列举这些所谓"党内改革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著作和言论，是要纠正当前各级党委没有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现象。

　　与前几份"万言书"一样，"出口转内销"，海外全文刊登，国内大肆流传。

　　有耐心的读者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得出一个尴尬的结论：在中国，除了几家刊物之外，主要报刊几乎都在搞"自由化"或者在容忍"自由化"。   

"五二九"：主要是针对"左"(1)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从思想解放到理论解放

　　 "五二九"：主要是针对"左"

　　1997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毕业典礼上，江泽民总书记发表了他的准备了几个月的讲话。后来的几个月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把这次讲话叫做"五二九"讲话。

　　中国内外，对于这个讲话的评论如潮。有人说，这是邓小平逝世后，党中央第一次系统地阐述其治国理论；有人说，这是向外界提前传递了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的主要精神，或者这个讲话的"底本"就是中共十五大的政治报告的组成部分；有人说，中国将以这个讲话的主旨来统一全国的思想；也有人说，这是事先选择一个场合来传递某些政治的信息，如官方经常说的"吹风"，征求党内反应，以便决定以后的行动。

　　议论纷纷，见仁见智。但所有的人都不怀疑，这是将要在秋季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的最重要的思想准备。

　　江泽民的话显然是对着全国的听众，尤其对着所有的高级干部说的，所谓中央党校省部级毕业班的毕业典礼，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所以，在会场里面，除了这一批毕业学员外，还坐着全国各省市区的党政主要领导人，以及中央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办的领导人。会场不准录音，公开报道的部分则由新华通讯社统一播发。

　　讲话全文共两万多字，但新华社公开发表的新闻，仅仅摘要其中四千多字。

　　按照已经公开的部分，江泽民讲了四个问题：

　　一、关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三、关于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

　　四、关于党的建设。

　　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之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江泽民说："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推进，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这三个方面围绕现代化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相互配合，相互促进。"  

"五二九"：主要是针对"左"(2)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江泽民说："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江泽民说："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因为它始终严格地以事实作为自己的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程度在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所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实际生活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这里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单纯从马克思主义书本里的片言只语找答案还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实际的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同时一定要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提高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江泽民说："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是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有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江泽民说："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观念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

　　江泽民说："全党要保持清醒头脑，排除各种干扰，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江泽民说："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要坚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

　　根据后来报纸上面的宣传，江泽民"五二九"讲话的要旨有二：一个是高举邓小平的旗帜；一个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其实，这两个方面，严格说，并不是全新的东西。关于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党的十二大已经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党的十三大也已有过详细的阐述。

　　"五二九"讲话当中所包含的新鲜的含义，是在另外的地方。

　　在公开发表的"五二九"讲话里面，我们没有看到其中有直接涉及"万言书"或者"万言书"的观点的文字，更没有看到其中涉及了关于姓"公"姓"私"的争论，甚至也没有看到有对"左"的思潮干扰的直接批评。但是，据在现场听到江泽民讲话的人说，江泽民说的很多话，实际上要比公开发表出来的部分更加直截了当，也更加尖锐。他直接地批评"左"的思潮的干扰，还引用了邓小平的一句话，"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五二九"：主要是针对"左"(3)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即使我们完全不知道有这些没有公开的话，而仅仅能够阅读那个公开发表的消息，也可以断言，江泽民的"五二九"讲话，主要是针对"左"的干扰的。很多读过"万言书"的人还可以发现，江的讲话中包含了很多明显针对"万言书"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旗帜问题至关紧要，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的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就一定是针对"万言书"里明显的否定邓小平理论的倾向。比如江泽民谈到"学风"问题，提出"以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一定是在批评"万言书"的作者拿着马克思的条条到处吓唬人的做法。比如江泽民说："实践证明，我们这样做，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而是在脚踏实地建设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真正活跃和兴旺起来了。"显然也是针对"万言书"指斥改革开放威胁社会主义国家安全的论述。比如江泽民说，"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这实际上是在回答"万言书"引起的姓"公"姓"私"的争论。江泽民所说的"排除各种干扰"，当然包含着"警惕右"的意思，但由他的全部论述可知，他的主要倾向，是在防止"左"。

　　因之我们可以说，这是两年多来党中央最高领导第一次公开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中国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反"左"的声音立即就强大起来。

　　北京的理论界认为，江泽民"五二九"讲话，为我们国家建国以来第三次思想解放带来了历史契机。

　　5月29日，江泽民讲话的同一天，乔石在河南说："要继续大胆探索，敢于突破。"

　　第三次思想解放将突破什么?突破姓"公"姓"私"的禁区。   

李鹏：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1)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江泽民代表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作政治报告。

　　不出世人所料，这个报告的主旨，也就是江泽民在"五二九"讲话当中阐述的精神。其中很多话，比如关于"旗帜问题至关紧要"的一段话、中国改革"没有离开社会主义"的一段话、"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没有出路"的一段话，与"五二九"讲话完全一样。

　　也有一些话，"五二九"讲话中提到而后来未见公开发表，这一次则在报告中公开重申。比如"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报告说，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l世纪。

　　报告的论述相当全面和详尽。其中至少有三个部分最有新意，也最有可能令"万言书"的作者们感到不快。

　　第一，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重申十年以前十三大政治报告阐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并且进一步发扬。

　　第三，确立新的所有制理论，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

　　江泽民在报告中建议，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称为毛泽东思想。

　　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称为邓小平理论。

　　在当代中国，只有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成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江泽民回顾了1978年冲破"两个凡是"的过程，回顾了1992年冲破"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的过程，尽管他没有使用"第一和第二次思想解放"这样的提法，但是他接着说：  

李鹏：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2)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加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江泽民说：

　　"这样的历史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所有制结构"的论述，应当说是理论方面最具突破意义的一段。江泽民说：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

　　"只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国家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得到加强，在这个前提下，国有经济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不能笼统地说股份制是公有还是私有，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手中。"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健全财产法律制度，依法保护各类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公平竞争，并对它们进行监督管理。"

　　应当说，这是党中央在正式的文件中第一次对我们国家传统的公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进而第一次将经济改革的方向指向传统的公有制。

　　其中所包含的关键性的修正至少有十个方面：  

李鹏：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3)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一、我国现在的所有制结构仍然不合理，需要调整和完善；

　　二、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

　　三、公有制应当包括更大的范围，不仅是我们传统的认识中所认定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两部分，还包括混合所有制当中的国有和集体成分；

　　四、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针对全国而言，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可以不同；

　　五、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

　　六、把公有制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分开；

　　七、选择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换句话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必须摈弃；

　　八、股份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

　　九、非公有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十、不分姓"公"姓"私"，依法对各类企业予以保护、监督和管理。

　　江泽民在报告中坚决地维护了被"万言书"批判的"抓大放小"的方针。他说："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怎样抓好大的?

　　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解释说，就是在每个行业当中，"抓好"国有的大型企业的前几名，优先发展。要建立几家跻身"世界五百强"的中国大企业。

　　"放小"呢?

　　江泽民在报告中所说的办法，正是被"万言书"批判过的"私有化"的办法，"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此后两天，十五大会议上，党和政府的领导者们开始同仇敌忾地回答"万言书"的指责。

　　在十五大陕西代表团小组讨论会上，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再一次用相当多的时间谈及所有制的问题。  

李鹏：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4)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朱镕基说，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目前中国的国有企业仍然牢牢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因此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没有危险。

　　他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辩护道：中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会有好处，发展是硬道理，缺了一条腿，发展就快不了。

　　朱镕基说，所谓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这个问题，要作客观分析。他说，"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样一算，就不一样了。

　　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张皓若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同属于公有制经济，不管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是不是控股，都不影响外资企业的地位，也不影响对外资企业的政策和其经营方式。

　　他说，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鼓励它们的发展，中国对各种各样的经营成分一视同仁，并且要创造条件，使它们公平竞争。

　　他还宣布，目前推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在乡镇企业中所占比例，比城镇企业为高。已经实行股份合作制的企业，其经济效益都比较好，因此，一般职工都欢迎这种股份合作制。

　　国家经贸委主任王忠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走出一条路"，今年上半年盈利的企业的盈利总额和去年同期比增长了一点一五倍。情况已经证明，国企的改革道路是正确的，调整和改革成效已经显露。

　　他重申，中国政府有信心在三年内使大中型国企走出困境。他说，本世纪末到现在，还有三年又三个月多一点，这就是所谓"用三年时间"。具体说，让国有大中企业走出困境的办法，就是加大国企"兼并"和"破产"的力度。

　　劳动部长李伯勇说，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会对中国城镇人口的就业问题造成一定的压力，人员流动和职工下岗是难以避免的。其他所有制经济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的更快发展，又必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有了这些来自官方的言论，我们的确可以相信李鹏总理在十五大小组讨论会上说的一句话。他说，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  

结束语　三次解放贯穿一条反"左"主线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以1978年、1992年和1997年三个年份为标志，迄今为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已经有过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思想解放冲破了"个人崇拜"。

　　第二次思想解放冲破了"计划经济崇拜"。

　　第三次思想解放冲破了"所有制崇拜"。

　　今天我们回看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说，思想解放的线索是一以贯之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人们在心理上会将1978年、1992年和1997年分开，看成是三次思想解放?照我们的观察，将90年代的思想解放同70年代末期以至80年代分开，原因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两三年里，无论理论的还是实际的进程都呈现出另外一个方向，那时的舆论也完全是另外一种面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样的政治局面，方有了思想解放新的高潮。

　　自此以后，思想解放的势头是始终不渝的。换句话说，1997年的局面，乃是1992年的继续，因之也可以说，第三次思想解放是第二次思想解放的继续：从冲破"姓社姓资"到冲破"姓公姓私"。将这个过程总括起来，叫做不再搞"所有制崇拜"。它包括两大思想成果：其一，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其二，建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新理论。

　　如若将90年代的思想解放同70年代末期的思想解放相对照，可以认为，那一次思想解放源于真理标准的讨论，这一次思想解放源于邓小平的南方讲话。那一次是打破"个人崇拜"，这一次是打破"所有制崇拜"。

　　较之打破"个人崇拜"，现在的打破"所有制崇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更加困难，耗时也更长。前者经历大约一年的讨论和一次十一届三中全会，便大致完成；后者已经经历五年时间、两次党的代表大会、两次思想解放的高潮，仍然不能说彻底地完成了。

　　然而还有更加重要的事。

　　回顾这三次思想解放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每一次思想解放都是在警惕右的同时，主要防止"左"，解决那些阻碍改革和发展的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其中，防止"左"与反对"左"，是贯彻始终的一条线索。

　　第二，每一次思想解放，都给广大干部和群众带来摆脱枷锁般的解放感，给九州大地被压抑的生命带来跃动的复苏。

　　第三，每一次思想解放都促进了生产力发展"上台阶"，催动经济发展出现新高潮。

　　第四，思想解放不能一劳永逸。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出现新的反复。一个高潮过去了，还会出现新的高潮。

　　下一次思想解放的"反复"乃至"高潮"，将在什么时候出现?

　　我们没有预卜未来的智慧，只是猜测，可能出现在十五大报告中所说的"政治体制的改革要继续深入"的时候。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就在这样不断地前进、开拓、建设中赢得了成功的希望。

　　1997年8月的第一周，断流一百三十二天的黄河下游河道恢复过流。大河东去，无论怎样的阻力，总还是要恢复它的常态。这情景有些像中国改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