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解放破迷误

——记“文化大革命”终结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 日期：2011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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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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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复兴之路》中的《沉思与抉择》,揭示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和由此引发的历史反思。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面临着思想、政治、组织等多领域全面拨乱反正的任务。但在涉及指导思想方面的根本问题时,几乎都与“两个凡是”发生尖锐冲突。当时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邓小平同志提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同志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次日《光明日报》头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新华社当天播发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文转载,引起党内外的广泛注意。
　　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展开了。“文中的观点并不是我首创。只是我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节点’把它写了出来。”文章主要作者之一胡福明坦言。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蓬勃开展,很快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对“两个凡是”的禁区形成了强大冲击,从而加快了党和国家走出“文化大革命”阴影,实现历史性转折的步伐。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在“文化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许多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或不正常状态。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偏离了正确方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表示,“文化大革命”教训惨痛。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全局性失误?痛定思痛,这是不能不思考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党的领导层内,在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中,对“左”倾错误和极左思潮的抵制和抗争始终存在并不断发展。
　　人民心中郁积已久的对“四人帮”的愤恨,终于在“文化大革命”进入第十个年头时不可抑制地喷涌而出。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4月4日清明节这天,200多万群众自发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在“花山诗海”中,深切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怒斥“四人帮”迫害忠良、篡党夺权的罪行。
　　这场抗议运动当时被认定为反革命事件,遭到镇压,但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
　　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毛泽东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江青等人却加紧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活动。中国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华国锋和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采取行动,一举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1976年10月21日,首都北京150万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从清晨开始,一队又一队各界群众高举红旗,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涌向天安门广场。一连几天,全国各地人们载歌载舞,开怀畅饮,很多地方的烟花爆竹销售一空……
　　1977年7月30日,在中国政坛上沉寂了一年多的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的看台上。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亮相。
　　一个星期以前,党的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这位一生经历“三落三起”、饱经风霜的老人,以巨人之手推开了历史的闸门,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拨乱反正、创造幸福生活的正确道路。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了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鉴于国家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前于1978年2月召开。同时,13年没有召开过大会的全国政协也举行了五届一次会议。一系列会议的召开,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乱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复。
　　1980年11月至1981年1月,在“文化大革命”中给国家和民族造成灾难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主犯受到法律制裁。这场历史的审判,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步入法制轨道具有重要意义,实现了恢复和重建我国司法制度的历史性转折。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一个民族经历一场巨大的灾难总是由民族的进步来补偿。
(据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