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笔刻字经典英文:美国原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回忆录《朝鲜战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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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25 09:24

 

《朝鲜战争》（The Korean War）一书系美国原陆军上蒋马修·邦克·李奇微所著，一九六七年于美国出版。在美国侵朝期间，作者于一九五○年十二月担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担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所谓“联含国军”司令等职。
    本书是李奇微参与美国侵朝战争的回忆录。作者在书中竭力为美国侵朝战争辩护，同时也提供了一些美军的作战情况和他本人的分析评论。这对于研究美军侵朝的作战行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必须指出，书中有不少对我方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攻击污蔑之词，望读者阅读时注意鉴别。
    本书根据美国组约州加登城达布耳槽公司一九六七年英文版译出。由我部助理研究员孙利辉同志和军事学院教员周伯荣同志翻译互校，全书复由吴春秋同志校阅。

序言
　　朝鲜战争标志着“美洲堡垒”时代在美国的终结，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新时代，美国再也不能仅仅通过避免与外界发生纷争来求得和平了。当战争在朝鲜爆发时，我们在预警时间甚至还不到一周的情况下便被迫仓卒参战，卷入到一场远在地球另一边、我国人民既不理解又感觉不到的斗争中去了。这在我国历史上尚属首次。
　　从使我国得以诞生的第一场战争起，在以往的厉次战争中，我们都有时间做好战争准备，补充兵员以及仔细研究在何处使用和如何才能最好地使用我们的军队。一七七六年，许多爱国志士是仓卒离开家园奔赴战场的。但是，即使那一次，那些“一连串的强取豪夺、欺压凌辱事件”也早已激起我国民众的义愤，使他们事先做好了拿起武器的准备。在其他战争中，我国有海洋作为屏障，远离战场，因页有足够的时间将工业纳入战咐轨道，训练军队，建立物资储备以及研究兵力部署。
　　然而，在朝鲜，事前没有发现任何明显的迹象便突然燃起了战火。一九五○年，时间不允许我们在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召集会议，进行辩论，通过立法程序并慎重加以批准。敌对行动爆发时，我们于沉湎于和平之中，当我们清醒过来时，战争己全面展开。战争的爆发迫使那些经历了沉闷的战争岁月、刚刚成家立业的年轻人重新上阵，被飞快地直接运往战常当时，我国一派繁荣，开始明显出现劳资和平的新时期，税收逐步减少，战时的种种限制正在取消，安定和平的局面正在形成。但是，这场战争却使我国再度出现了物资匮乏，派系斗争，流血牺牲和重重疑虑。
　　朝鲜战争可能是只使用，常规武器作战的最后一场战争，不用担心热核灾难威胁的最后一场战争。这场战争使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并就这些向题作出了决走。但是，其中有一些重大问题我国人民却一直是若明若暗。面对着是与其他自由国家一起行动，还是自已单独行动的同题，我们的结论是，我国的安全应放在集体行动的基础之上。当我们被迫在文职权威与军职权威之间进行抉择时，我们再次强调了文职权威的最高合法地位。当突然出现必须决定是抵御侵略、还是放弃大韩民国任其遭受敌人侵略的情况时，我们选择了体面的方式，迎头抗击了侵略者。在我国历史上，我们第一次了解到“有限”战争的概念。
　　然而，还有许多问题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以及战后很长一个时期内使我国人民困惑不解。为什么竟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就突然爆发了如此重大的冲突？是我们的决策人物无能，还是我们的情报力量不足？我们是不是中了蒋介石企图进犯大陆中国，或者李承晚企图以武力统一朝鲜的圈套？为什么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战备状况如此之差？还有，只是由于一位勇敢的总统——唯有他拥有决策权，迅速作出决定，我们才得以挽回在自由世界面前的信誉，我们是怎么落入这步田地的？
　　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就在于我们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打全面战争之上了。朝鲜战争之前，我们的全部军事计划都是设想要打一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并且认为，在这样的战争中，对一个遥远而又无法设防的半岛进行防御乃是愚蠢之举。可是，朝鲜战争却使我们懂得，自此以后的一切战争必定是有限战争。今后，是否应该打有限战争巳不再成为问题，问题是如何避免打任何其他种类的战争。
　　由于许多国家都拥有热核武器或者已经掌握了制造这种武器的技术，打无限规模的战争己经成为不可想象的事情。
　　因为，打这种战争就意味着交战双方同归于荆朝鲜战争之后，我们在同朋友和潜在敌人打交道中一直受着这种看法的影响。
　　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曾预见到了我们思想上的这一变化会引起连锁反应。人们开始认识到，单凭军事力量再也不能解决诸如我们在越南、老挝和刚果所遇到的问题，还必须辅之以能为各有关国人民所接受的、相辅相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而且应通过强有力的领导加以贯彻实施。还有一点业已清楚，即政策不能再由白宫、国务院或者国防部独家制定，那些分别在不同部门工作的文职政治家和军事专家都无法独自确定指导我国与其他主权国家交往的方针。有一点亦已清楚或著说应已清楚，即只有通过军政邻导人日常的亲密无间的合作才能产生最理想的结果。政界领袖应该提出必须达成的目标，军界领袖则应分析判断使用军事手段能够取得多大成果以及如何才能最有效地运用这些手段。
　　只有当军政双方征询并认真考虑彼此的观点时，这种亲密无间的合作才有实现的可能。政界领导人如果机械地否决国家高级军事顾问们的重要建议便不能定下明智稳妥的决心。毫无疑间，根据我国宪法，文职政府仍然拥有最高统帅权。但是，如果政府不征询、倾听并慎重考虑我们经验丰富的军事顾问们的意见，那就要招致灾难。
　　我们的许多公民，他们的精力全都用在保持家庭的安康和教育子女方面，因而无暇顾及我国的情况和我们思想发生这些变化的全部意义。我们现在依然老是为那些轻率提出的“全面战争”“无条件毅降”“彻底胜利”等陈辞滥调所蒙骗，而这些口号却常常是为派系斗争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所以，无怪乎全国至今在外交政策上仍然存在着广泛的分歧，进行着激烈的辩论，思想混乱，情绪沮丧。
　　所幸的是，这祥的人似乎正在增多——他们对于自从朝鲜战争以来我们面临的众多变化的深刻程度和这些变化产生的重大影响或许并不十分了解，但他们还是觉察到了我们是生活在一个提倡以新的方式思考问题和制定计划的崭新世界上。
　　在那些没有头脑和思想比较锐敏的人们之间还有一类人，他们被截然对立的两种思想派别的激烈言辞弄得晕头转向，发觉越来越难以决定究竟支持那一派。
　　在本书中，我不想对任何观点妄加评论。我所希望的只是尽已所能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一场在很大程度上被曲解了的冲突。这场冲突标志着我国历史的重大转折。
　　我亦无意自诩本书是评述朝鲜战争中联合国空军和海军作战行动的权威之作。这些作战行动已经在各个军种自己编写的史书中作了详尽的论述。本书所提及的全部战术作战行动都是联合国军司令部所属地面部队的行动，所用军语亦系他们的木语，在朝鲜战争中，地面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可以根据这样的事实来衡量：在整个战争中，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伤亡人数占美军战斗伤亡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七。是地面部队的作战行动决定了联合国军的成败，而联合国军的成败又决定了美国和联合国方针政策变化的方向。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我地面部队被迫在没有海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作战，那么在头两三个月之内，共产主义的浪潮就会冲击到对马海峡。另外，在一九五○年十一月底至十二月初作战的危急关头；如果不是海、空军竭尽全力支援地面部队，我们的损失本来会大得多，我们的事业可能要蒙受重大灾难。而且，可以肯定地说，对战争做出如此重大贡献的勇敢的飞行员和水兵们获得的荣誉，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实施地面作战的步乒和陆战队士兵的心目中那祥崇高。但是，我还是得指出，如果本书大部分篇幅似乎都是在谈论那些在火线上熬过了那么多日日夜夜的步兵，那就请不要忘记，死神主要也是同他们打交道的。这一点步兵的伤亡人数可以证明。
　　除此之外，我在本书中再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证明，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争辩的了。如前所述，本书唯一的宗旨是想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在朝鲜企图干些什么，并强调一下我们从中吸取的教训。
　　我谨向陆军部军史处处长哈尔。帕蒂森准将、著名史学家撕特森。康恩博士以及他们的助手致以谢意。我曾本受限制地采用过他们提供的宝贵史料。此外，我还获准随意使用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军史处于一九六二年在华盛顿市编写的珍贵资料《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朝鲜的作战行动，1950一53年》。
　　美国陆军前上尉、朝鲜战争中曾任步兵排长、连长的柯特。安德斯给我以可贵的帮助，在此谨向他衷示我的谢意。
　　为帮助我将本书手稿整理成最终定稿以供出版，罗伯特。史密斯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我愿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斯。马歇尔将军不吝宝贵时间校阅了本书清样，并就文章重点的安排和依据史实应予修正之处提出不少建议，在此谨表最衷心的谢忱。
　　马修。李奇微
　　一九六七年一月于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第二章

挑战与反应———史密斯特遣部队的英勇抵抗

　　一九五O年六月，沿整个三八线对峙的南、北朝鲜军队在实力和战备程度上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可是，北朝鲜军队旨在侵占南朝鲜全境的大规模进攻居然为南朝鲜军队所阻滞，这确实令人感到惊异。北朝鲜军队拥有装甲部队，而南朝鲜军队却没有。北朝鲜军队拥有的火炮在数量和射程上都大大超过了我们提供给南朝鲜的火炮。南朝鲜炮兵的大多数火炮已经多中未曾使用。北朝鲜人民军可以得到飞机的掩护，而南朝鲜军队甚至连高炮部队都感到不足。南朝鲜军队也没有任何可以抗击对方坦克的火炮。这种情况同以往少数童子军企图以手中的轻武器阻止德军装甲部队的情形很相似。
　　要想有效地发挥火炮的作用，必须做到能集中火力于重要的军事目标。这就意味着必须标定出集火射击的诸元，训练好炮手，并且对火炮进行试射。而这一切，南朝鲜军队基本上都未能做到。可是，北朝鲜人民军的榴弹炮几个月来却一直瞄准着在南朝鲜境内的重要目标，并且在此之前已经对开城市进行过两次炮击。北朝鲜人民军不仅为这次进攻作了充分的准备，而且还拟制了详细周密的计划，甚至连派某些部队混杂在难民之中潜入南朝鲜境内、破坏交通、散布恐怖言论以及摧毁坚固工事等问题都考虑到了。
　　进攻是在一九五０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晓发起的。这是一个雨水淅沥的夏日之晨。敌人对各个进攻地带亦即通往汉城和春川的的山谷间的主要公路或曰“走廊”实施了猛烈的炮火袭击。尔后，敌人沿着这些谷地实施了主要突击。T—34式坦克在前面隆隆地开进，步兵一遇到抵抗就迅速展开成战斗队形。为配合这些进攻，敌人侵占了整个瓮律半岛，并且沿东海岸实施了一次两栖迂回行动。这次迂回行动的目的，在于切断那些守护南北走向的海岸公路和通往西南方向之洪川、原州和堤川的公路的南朝鲜军队退路。任何—个在手头没有反坦克武器的情况下抗击过敌坦克的人，都能理解数量上居于劣势的韩国军队中笼罩着的恐怖气氛。
　　当时，韩国军队正面临敌人在坦克支援下对汉城实施的钳形进攻。在这些韩国军队中，除那些在过去几个月中曾参加过反游击战的部队之外，很少有什么部队参加过实际战斗。许多人几乎根本没有受过训练，他们不熟悉自己手中的武器，对指挥官(某些指挥官在开战头几天就丢下部队开了小差）缺乏信心，不知道如何对付一个对自己的翼侧实施包围的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部队几乎没有为实施纵深防御或者建立补给系统而进行过任何准备。南朝鲜军队基本上是为了应付国内治安而进行装备和训练的，因此，许多士兵感到无法抗击大批有组织的蜂拥而至的凶恶敌人。
　　在美国军队参战之前，竟然有许多南朝鲜部队未作任何抵抗。其原因在于他们不懂得如何进行抵抗菌素和完全丧失了组绢纪律性。
　　然而，也有一些英勇作战的例外情况。如果不是少数几支进行了适当作战准备的韩国军队英勇奋战，可能还会丧失一两天极其宝贵的时间，也就有可能遭到彻底的失败。南朝鲜第6师是在北朝鲜入侵前做好战斗准备的一支部队。
　　驻韩国军事顾问团的托马斯·麦克费尔中校曾担任该师的高级顾问。他很快便征得了该师师长金将军的同意，着手实施一项紧张的训练计划。第6师负责防守通向春川的接近路，经常要对付通过春川与江陵之间几条固定路线穿越三八线的成帮的游击队。就在北朝鲜军队大举入侵前的几个星期，南朝鲜第6师经常与这些穿越边界的、人数多少不等的成帮入侵者进行战斗，所以，他们在激烈的战斗中经受了一定的锻练。
　　第6师的炮兵分队和工兵分队也进行了训练。长期闲置不用的榴弹炮进行了一定的试射，集火射击的诺元进行了测定和标定，发射阵地也进行了改善。根据麦克费尔中校很明智的指示，情报分队得到了加强和训练，并且被频繁地派到三八线以北执行任务。他们从那边返回时所带的情报有力地证明，敌人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他们发现了敌军伪装良好的坦克，新调来的部队，以及高炮连。所有这一切都使麦克费尔中校感到时间已经十分紧迫(他曾将这些情报呈报上级，但未引起重视。)。他说服师长取消了六月二十三日的所有周末通行证，充分加强了防御阵地上的兵力。因此，当敌军果真发起进攻时，南朝鲜第6师已经作好了抵抗的准备。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阻滞了北朝鲜人民军向汉城发动的大规模强攻，争取了三天的宝贵时间。如友邻部队对这次进攻也能作好同样的准备，则这次进攻受阻的时间可能会长得多，那样便会有足够的时间沿汉江组织起某种抵抗，其结果也就大不相同了。
　　南朝鲜第6师打退了敌人数次进攻，以精确的集火射击打得敌人惊慌失措，陷于混乱，而且，用预备队削弱了最初突入的政部队。但是，此后却传来了两翼友邻部队已经仓皇逃跑的稍息。这使得第6师两翼暴露，有可能很快为敌人所包围。因此，除撤退外别无出路。在春川以南，已经构筑了防御阵地，第6师港备在那里进一步组织抵抗。
　　但是，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此时接到了撤离汉城的命令6麦克费尔中校接到指示，令其动身前往大邱，再由那里乘飞机转移出去。待他能够返回来帮助重新组织丧魂落魄的南朝鲜部队时，汉城已落入敌手，退却已经变成了溃逃。
　　在首都防御战中，南朝鲜第l师也进行了同样英勇的战斗。该师的一个步兵连在汉城以北某高地坚持抵抗，直到最后一人战死为止。然而，其他各处却是一派惊慌失措的景象。瓮律半岛于第二天黄昏完全被敌人占领。于是，敌人进攻瓮律半岛的部队便腾出手来加入了对汉城的强攻。残存的南朝鲜部队不得不借助登陆舰撤了出来，以便加强首都毫无希望的防御。开城，该国的一座古城，在第一天拂晓进攻发起后仅仅四个小时就落入北朝鲜人民军手中。翌日黄昏，敌军在坦克支援下，沿狭窄的走廊地带挺进至议政府城下，并包围了该城，打通了直接通往汉城的首路。平民百姓、溃不成军的部队、装满坛坛罐罐的大车、小马驹、大公中，无所不有，都在逃难，形成了一股逃难的人流。在越来越近的隆隆炮声中，这股人流喧闹曹杂，然而却又显得出奇地耐心。零星的反冲击几乎无法降低敌人向首都前进的速度。
　　但是，在北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市郊之前，南朝鲜军队参谋总长就已经集合起全体随员越过汉江南逃了。据南朝鲜方面称，“在本人表示反对的情况下”，蔡将军“被送上了一辆吉普车，送到汉江以南”。究竟他是以何种形式表示反对，又是哪一级迫使他上的吉普车，我们在汉城的美国人是无从了解的。据美国陆军在朝鲜作战的正式史料记载，在没有通知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的情况下，整个南朝鲜陆军司令部便转移至汉城至水原半途的始兴。当美国人获知此事之后，在场的美国高级军官威廉·赖特上校(后晋升为中将)遂召集其参谋人员出发往南，企图说服南朝鲜人返回来。可是，他们费尽口舌未能成功。结果，仍在汉城以北作战的南朝鲜部队同司令部失掉了联络。不久，老百姓便恐慌不安起来，大规模逃难开始了。(三天之后，即六月三十日，南朝鲜政府解除了蔡将军的职务，由钟日昆将军接替了他。钟将军在指挥上堪称楷模。他后来成为骏美国大使。现在，也就是一九六七年五月，任外交部长。)六月二十八日凌晨，北朝鲜人民军进入汉城。城内早已大火熊熊，到处悬挂着共党的旗帜。随着新生的共和国的文化、政治、交通和精神上的中心汉城的丢失，全部有效的抵抗行动均以彻底失败告终。南朝鲜军队连同大批身穿白色服装的难民(其中混杂着许多在北方受过训练的渗透者)一窝蜂地涌过了汉江。可是，东京的总部却一度认为，可以依托这条河流形成的障碍进行一番抵抗。
　　然而，六月二十九日，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象他以往经常所做的那样，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现场察看了一番。通过察看，他认识到，如果得不到大规模增援，就不可能阻挡故人进攻的势头。麦克阿瑟和他的七名高级参谋，其中包括爱德华·阿尔蒙德将军和乔治·斯特技特迈耶将军，由东京飞抵位于汉城以南二十英里的水原，并在前进指挥所听取了驻韩国军事顾问团两名刚从汉城返回的军官所作的简要汇报。总司令和他的参谋人员与这两名军官一道分乘两辆征用的吉普车向汉江进发，他们在这股由难民、大车、行李、部队和车辆组成的南逃的洪流中奋力穿行。在一个可以俯瞰汉江谷地的高地上，麦克阿瑟观察了逃难的混乱景象。不久，他便在一份电报中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南朝鲜部队正处于混乱之中，没有进行认真的抵抗，缺乏指挥。.....他们无力夺取主动权。.....”。
　　麦克阿瑟在朝鲜的地面只停留过五个小时，而且，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听取情况介绍和旅途上，直接用于观察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小时。但是，他就南朝鲜军队的抗击行动所作的刻薄的评价基本上还是公正的：南朝鲜军队被打败了。因此，除非我们迅速投入巨大的兵力，否则整个半岛很快就会沦陷。
　　(下面的趣闻可以说明麦克阿瑟眼中所观察到的情况。在其《回忆录》一书中，麦克阿瑟曾把退却描绘成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被击败的、溃散的军队形成了一股可怕的逆流。南朝鲜军队完全是在狼狈溃逃。”从可以俯视汉江的高地上，他看到了“从汉城的废墟上冉冉上升的冲天烟柱”和“正在撤退的、溃不成军、气喘吁吁的队伍”，看到这些队伍“常常为满身尘土、挤来挤去的逃难人群所阻塞而不能举步”。但是，当时站在麦克阿瑟身旁观看同样情景的阿尔蒙德将军所描绘的景象却不是这样地令人绝望。他所见到的部队既不是气喘吁吁，也不是溃不成军。相反，尽管追击炮弹不时地落下——当然，还没有近到危险的程度——“所有的人却仍然谈笑风生，他们仍然荷枪实弹、武装整齐，仍然颐得上向我们致意”。还有一点也不很清楚，在断断续续地下了十二小时雨的情况下，“人群”怎么还会“满身尘土”。可是，在麦克阿瑟许多由别人代为捉刀的报告中，一些看问题比我敏锐的人也发现存在言过其实的倾向。)美国为避免即将发生的灾难而拟制的计划，此时不得不一小时一小时地重新修定，估计必须投入朝鲜的兵力也几乎是在成几何级数地增加。我们的情报部门事先曾提供过充分的事实情况，本来可以作为我们采取相应步骤的依据。但是，我们未能对这些情报作出正确的判断，甚至可以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例如，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北朝鲜人民军是这样一支训练有素、军纪严整、具有高度战备程度的军队。结果，我们对这场战争的实际规模和样式毫无思想准备。现在，我们才如梦方醒，才被迫想起了我们遭到严重削减的军队，才不得不仓促上阵，以便从就要降临的大灾大难中抢救出我们所能抢救的一切。
　　我们当前最关心的问题是将入侵所危及的美国国民安全地转移出去。为此，我们事先曾港备了一份“油煎饼计划”。这是一年前在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和美国大使馆协助下由东京的总部拟制的。莫西奥大使负责在发生重大的紧急情况时将这项计划付诸实施。现在，紧急情况出现了，这项计划也就毫不迟疑地付诸实施了。海军、空军和美国使馆都行动起来，干得十分顺利、迅速而且有效，结果，全部有关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也没有丢下，甚至没有一个人受到重伤。我们的驻远东部队所取得的这个小小的胜利，很快就为重大的不幸和灾祸掩盖了，以至于华盛顿本应拍发的“干得好”的电报一直都没有发来。
　　现在，总司令的当务之急是拼凑足够的兵力和弹药来进行一场比我们预计的规模要大四倍的战争。已经到了需要立即定下决心和迅速采取行动的时刻。在作出反应的问题上，我们的总统和军事领导人没有产生片刻的犹豫和怀疑，这是值得赞扬的。从汉城发出的宣布南朝鲜领土遭受北朝鲜军队入侵的电报，于六月二十四日①(星期六)下午九时三十分左右传至华盛顿。下午十时之前，电报的副本就交到了国务卿艾奇逊手中。他立即打电话给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杜鲁门总统，总统正打算在那里度过一个短暂的假期。星期日凌晨的头几个小时，政府各部门的值班官员一直在忙着确定他们必须通知的人员名单，以便向那些需要首先知道战争已在朝鲜爆发的人发出通告。
　　美国在长期采取让朝鲜任凭命运摆布的政策之后，这次是否会作出什么不同的反应，那是很难肯定的。我们没有进行战争的准备，我们这些最先听到从世界另一面传来的不样消息的人，内心里大都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开始了。如果总统在确定应该首先采取何种行动之前能够先与自己的所有顾问郑重其事地进行磋商，那就不会有人对他提出批评了。可是，面对这样的挑战，优柔寡断、瞻前顾(1)华盛顿时间比汉城和东京时间早十四个小时。——作者后并不符合杜鲁门总统的性格。数小时之内，他就命令使用“美国空、海军力量为南朝鲜政府军提供掩护和支援。”
　　六月三十日，他批准了麦克阿瑟使用一个团战斗队的请求。此后不久，他又授予麦克阿瑟“使用其所属地面部队的全权。”
　　这些决定所产生的影响，当时在美国并没有立即为人们感受到。我认为，我们的绝大多数公民，由于深受报刊和政客的影响，由于本身强烈的主观愿望，觉得朝鲜战争的爆发只不过是发生了一场火灾，不久就会被我们留在那里专门负责这类事务的人所扑灭。可是，各处的军人听到这一消息却深感不安。他们对于国会减少预算将我们的军事力量砍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的情况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他们长期所关心的并不是苏联的什么意图，而是苏联的实力。此时，大部分军人感到担心的是共产党终于决定要决一雌雄了。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消息是如何传给我的，它对我的影响又是多么地深刻。一九五O年六月，我作为陆军副参谋长在五角大楼值班。当时，我刚刚结束了对宾夕法尼亚州国民警卫队第28步兵师的视察。那一夜，我象其他许多正在酣睡的人们一样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惊醒。当我听到来自午夜华盛顿的一个镇定而准确的声音告诉我莫西奥大使发来的消息时，越来越感到惴惴不安。我将能体谅人的妻子叫醒，把我的忧虑告诉了她，并且让她赶快穿好衣服，作好回首都的准备。当我们走向自己的汽车时，卡莱尔兵营的重要人物住宅区沉浸在乡间的静谧气氛之中。当整个乡村仍在酣睡之际，我们在夜暗中上了路。一路上，我们很少交谈，但彼此心照不宣，纳粹投降以来我们所享受的这个短暂的和平时期现在已经结束，在很长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将再也享受不到这种和平了。我不禁想到了这条道路两旁乃至全国各地正在熟睡的千千万万的人们，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可能会发生多么突然而剧烈的变化。
　　不用说，我们能够投入朝鲜的首批部队只有海军和空军，他们已经担负了将那里的全体美国公民和少数外国人转移至安全地区的任务。以海军中将阿瑟·斯特鲁布尔指挥的第7舰队为主力的海军，赋予其主要作战部队第77特混舰队以这样的任务：在消灭敌人所有的海军力量之后，封锁朝鲜的海岸线。朝鲜战争编年表中所记载的内容大部分是关于地面部队的艰苦战斗，这是十分公平合理的，因为地面部队曾被迫与一个足智多谋、数量上占优势(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的敌人日以继夜地进行过殊死的战斗。
　　但是，美国海军的全体舰上人员以其特有的勇敢精神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战斗。他们沿朝鲜海岸执行封锁任务，不顾一切地从事排除航道中水雷的艰苦而危险的工作，他们还要遂行水下爆破任务，这项工作常常要在零度以下的寒冷天气里进行。至于说到飞行员，如果没有他们，这场战争可能在六十天之内就会告终，整个朝鲜也就会落到共产党手中。由于缺少受过专业训练的照片判读人员，飞行人员遂行侦察任务受到了影响。但是，陆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在各种气象条件下昼夜不停地工作，从狭小的跑道或光滑的甲板上起飞作战，因而仍得以在战争之初消灭北朝鲜的空军，摧毁其大部分装甲车辆，并将急需的人员和补给运往最危急的地点。海军控制着航道并防止了任何规模的敌部队由两侧的海岸登陆，同时输送了迅速加强第8集团军所必需的补给品和装备器材。空军则掌握着绝对的制空权。由于这些原因，我们的地面部队才能在朝鲜夺得一个不太稳固的立足点，并能在援军到达之前进行固守。
　　由于批准使用的那个团战斗队(一个加强步兵团)无法及时从夏威夷赶到作战地带，麦克阿瑟将军遂命令立即空运一个步兵营到朝鲜应急，命令该营尽可能靠前地与敌人建立接触，并通过迟滞行动争取时间以使更多的部队能运至朝鲜。该营预定飞往当时仍在己方部队手中的水原机场，但是由于为恶劣的天气所耽搁，最后只得降落在釜山机常他们从釜山出发，沿公路和铁路向前机动，去迎击正在稳步推进的敌人。
　　这支部队就是史密斯特遣部队，是根据其指挥官史密斯中校的名字命名的。在那艰苦奋战的几天之中，这是唯一的一支在地面作战的美国部队。这支部队只有五百人：两个步兵连、两个4．2英寸追击炮排(不得不全部作为野战炮兵使用)、一个75毫米无后座力炮组，以及六个2．36英寸火箭筒小队。他们的对手是数量上为他们一百多倍的、装备有T—34式坦克和野战火炮的敌军。史密斯特遣部队没有预备队，没有可击毁装甲很厚的敌坦克的武器，也没有可与敌之榴弹炮相抗衡的武器。(史密斯特遣部队倒是辖有第52野炮营的A连，但是，在向前方机动时该连掉队，七月五日战斗打晌时未能赶到。)谈起这一小股装备低劣的部队的情况是令人伤心的：他们过去所受的训练只是为了适应执行守备任务的需要，而不是为了打仗。他们刚切口失去了在平静的日本所享受的那种悠闲、安逸的生活。在日本，他们吃惯了盛撰佳看，与女友一起消磨时光，甚至连擦自己的皮鞋也要找人代劳。
　　在朝鲜，他们毫无怨言地施着沉重的脚步向前开进，到一些既无掩蔽又无荫蔽的山岗上或污泥齐腿深的、臭气熏天的稻田里去迎接死亡。他们所进行的抵抗看起来也许徒劳无功，毫无希望。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至多不过是在一些高地上坚守阵地，直到敌军几乎完全把他们包围或者自己弹尽粮绝为止。尔后，他们通过一些自己所不熟悉的、每个居民都可能是敌人的地区实施后撤，并拼命设法在某个地点重新集合部队，进行另一次毫无希望的抵抗。在进行第一次战斗时，特遣部队有些恐慌，显得非常混乱。七月五日上午八时，敌人以三十辆坦克和一支强大的步兵部队向乌山附近发起了进攻。史密斯特遣部队不久便被迫在退却与被歼之间进行抉择。他们坚守阵地，一直打到弹药告专罄才开始有些混乱地撤退。撤退中遭到很大损失。
　　在此后的数周之内，部队就是以这种方式进行战斗的。
　　敌人以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发起进攻，不断对暴露的两翼进行试探，并且还机动其装甲部队，象对付玩具枪一样对付我们的火力。没有预备队的第24步兵师几乎在不断地与敌人进行战斗。他们有时在行军中就打起脑来，常常是多日咆不上一顿热饭，但是，他们却能顽强地坚持，以争取极其宝贵的时间。七月五日晚，第21步兵团战斗队第l营全体人员投入了战斗，与此同时，第24师剩余部队开始在大田地区建立防御阵地。
　　麦克阿瑟将军从一开始就拟制了范围广泛、森罗万象的计划：他打算尽可能靠前地与敌人建立接触；投入他能迅速运送到那里的各种部队，阻止敌人的进攻；直接利用宽阔的汉江这一天然障碍(汉江是朝鲜为数甚少的几条河水很深、难以徒涉的河流)进行抵抗。他准备迅速集结起两个美军师的兵力。这支部队加上南朝鲜军队便足以(根据麦克阿瑟最初的判断)迟滞敌人的进攻，并保证在半岛上保持足够的立足地区。尔后，在获得足够的兵力之后(总司令估计，这要花两个月的时间)，他将首先以两个师组成的军实施一次两栖突击，从而转入进攻，夺占仁川——汉城地区，控制敌交通与补给线，尔后全歼敌军。
　　可是，这个计划是在总部了解敌人的实力之前制定的。
　　所以，战斗一打响，麦克阿瑟将军对所需兵力的估计数便急剧地增加。汉江几乎没有降低敌人进攻的速度，南岸的南朝鲜步兵在猛烈的、无法回击的炮火打击下很快便士崩瓦解。北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了这道天然障碍，开始向南迅猛突击。第24师的前方分队沿汉城至釜山的主要公路和双轨铁路的总轴线主动实施退却。我空军摧毁了敌军大量坦克，杀伤了许多徒步步兵，并且不断地在近距离上阻止敌军前进。但是，在那里与敌人争夺阵地的却只是一个师的残余部队。该师本来就人员不足，已遭受沉重打击，并月．在火力上也弱于对方。
　　在十七天的艰苦战斗中，这些疲惫不堪的士兵们进行了五次大的迟滞作战行动，后撤了七十英里。七月五日和六日，他们在乌山附近进行了首次阻击；八日，他们又于天安附近再次组织抵抗；十一日，在全义和鸟致院之间的地区作战；尔后，从七月十三日到十五日，他们沿锦江抗击敌人达三天之久。也许，他们最艰苦的战斗是在大田市及其周围进行的，这次战斗使他们失去了勇敢的指挥官威廉·迪安少将(在那儿被俘)。就是在这个地区，他们冒着街巷两侧房顶上敌人狙击手和自动枪手的火力，经过苦战才穿过了危险的街巷。
　　敌人利用坦克突破我军防御之后，常以步兵从两翼对我实施迂回，包围炮兵分队，尔后向后方实施卷击。因此，每个成员(炮手、宪兵、甚至卫生兵)到时都得拿起卡宾枪或步枪仓促建立起环形防御圈，并作好夺路撤至后方的准备。
　　在游击队和受过训练的共产党破坏分子袭扰下，我们的补给线不断遭到破坏，后方地区也没有安全保障。这些人都是混在无数难民中渗入我方的。到处是无休止的战斗，无休止的退却，无休止的危险。巡逻兵被派出去寻找同部队失掉联系的人员时常常发现这些人员反剪着双臂死在地上，每个人后脑勺上都有一个枪眼。这段时间，有时大雨如注，有时夏日的骄阳蒸烤着人们的衣服和皮肤，一个个口干舌燥。
　　七月二十日，大团弃守。此后不几天，因获得从第？
　　步兵师(现为我留驻日本的全部战斗守备部队)抽调的部分兵力而勉强可以作战的第25师和第1骑兵师，在一百英里宽的战线上的各个地点进入了战斗。这条战线由大田——大邱公路和铁路以西一直延伸到浦项洞以北的日本海海域。第24师伤亡惨重，病苦、疲惫而且肮脏，他们四处寻找喘息的机会，然而希望落空，他们被迅速调至洛东江西部和南部地区，准备在那里阻止敌军对我军南翼实施迂回。
　　敌人对我得到加强的防线的压力在继续增大。不久，问题就很清楚：我们必须进一步缩小防御正面，以便形成足够的防御纵深，防止敌人达成突贯。值得庆幸的是，在此关键时刻，又有增援部队在釜山上陆，从而加强了我军前线的力量。陆军第5团战斗队于八月一日由夏威夷赶到朝鲜，第3步兵师于同一天开始在釜山登陆。第二天，第l暂编陆战旅上岸。他们到达的时间几乎分秒不差，因为，当时的情况已十分危急。
　　五角大楼的观察员们早就知道一场灾难威胁着南方，因为，通过空中侦察，我们不断得到敌军一支队伍沿西海岸向半岛顶端的马山运动的情况。如果敌军在这个地点达成突破，就可能出现十分严重的灾难性后果，整个半岛就要放弃，我们拼凑起来的部队在夺路逃跑的过程中就会遭到血腥屠杀。
　　但是，指挥第8集团军的沃尔顿·沃克中将已经宣布，巴丹岛那样的事情决不会重演。七月二十九日晋州陷落之后，在第8集团军的处境仍在急剧恶化的情况下，沃克宣布：“决不能再后撤了！....我们必须战斗到底！....我们要守住这条防线！我们要赢得胜利！”
　　他们果然赢得了胜利，这是通过殊死的战斗和出色的机动赢得的胜利。首先，沃克急速以加强后接近战斗编制实力的架子部队来对付最严重的威胁——正在由南面迫近的敌军纵队。这支队伍有可能席卷沃克的整个防线。第25师巧妙、快速地实施机动，从敌军兵力当时还比较薄弱的北面转移到南面，那里，马山——晋州防线正濒于崩溃。
　　刚口上陆的第１暂编陆战旅也立即投入到那一地段，从而大大加强了那里的力量。爱德华·克雷格准将指挥的这个旅下辖第5陆战团和第33陆战队航空大队。该旅到达时，实力不足编制数，缺编的单位与第8集团军所属其他部队差不多(一个步兵营只有两个步兵连，而不是三个；炮兵连只有四门炮，而不是六门)。该旅的兵力总共六千五百人，能够在M—26“潘兴”式坦克的支援下加入战斗。这种坦克装备有90毫米火炮，比T—34式坦克强。这支部队使南部转危为安，阻止了敌人的前进。(由于敌人是在夜间行进，我们的飞机在此之前未能降低故人的前进速度。)现在，第8集团军已建立了自己的最后防线，即后来的所谓“釜山环形防御圈”。防御圈是一个三面临敌的宽大防线，保护着连接大邱、马山、釜山、庆州的铁路四边形地区。这个铁路四边形是为我们分散配置的部队提供补给的生命线。为避免这条生命线被敌人切断和遭到炮火袭击，沃克决定尽量扼守洛东江一线，尽管当时敌人已经在洛东江的好几个地点远远地突入江南地区。
　　这并不是一条绵亘的防线。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建立一条坚固的防线。这道防线是由一些分散的支撑点组成的。我们的部队可以由这些支撑点向外出击，如同第8集团军参谋长利文·艾伦将军所形容的那样，“一次又一砍地扑灭大火”。疲惫不堪的部队没有休息的机会，没有预备队。在六个星期当中，敌人不断向两翼实施强大的突击，同时在中央发起旨在查明薄弱点的试探性进攻。无论何时，拂晓或是午夜，都经常要迅速召集起一切可以抽调出来的人员(譬如，由某师抽调的一个营，从另一师抽调的一个连，从某个其他的部队抽调的五十或一百名士兵)去应讨一些十分危急的情况。一堆火刚被扑灭，不知什么地方又会突然冒出火苗，出现危急情况，又不得不采取零零星屋的办法加以应付。
　　参加这次为期六周战斗的部队计有：第8集团军所属四个不满员的师、英军第27旅、南朝鲜军队残存的所有部队(五个师)、第l暂编陆战旅以及陆战队、空军和海军所能提供的所有作战飞机。在进行仁川登陆的准备时，陆战队被抽调了出去。这使沃克陷入缺少兵力和补给的绝境。但是，他还是坚持下去了，这反映出他坚韧不跋的精神和所属部队的勇猛顽强作风。沃克本人象第8集团军的许多军官一样，认为由于总部偏向由麦克阿瑟的参谋长阿尔蒙德将军指挥的、正在准备实施仁川登陆的第10军，所以，第8集团军的实力受到了影响。但是，他们没有以实力不足作为向敌人退让的借口。沃克经过艰苦的努力果断地在最需要兵力的地方集中起自己的一点点可怜的兵力。尔后，当估计仁川登陆使敌军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时，他又奋力突出了环形防御围。但是，他那在战斗中已大大损耗的部队由于缺乏应有的器材，根本无法强渡洛东江。虽然，随着仁川登陆的消息传来，我们轰炸了敌人的战线，但是，敌人有好几天似乎并不知道已方部队在北部遭到了痛击。在洛东江一线，也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说明空军的攻击已经“将北朝鲜人民军打得屈膝投降”(这是空军正式史料中的说法)。隔着宽阔的、难以跨越的洛东江天堑与沃克对峙的，仍然是一个军纪严明、装备精良、决心坚定的敌人。
　　“我们是后娘养的”，沃克在电话里向总部说(指他们未能得到所需要的工兵器材)，“。.....但是，我希望你不要认为我会因此裹足不前”。他果然没有裹足不前。然而，敌人仍然象仁川登陆之前一样疯狂地在战斗。敌人认为，沃克将军当时根本无法将自己的装甲部队弄到对岸。沃克曾受命于九月十五日发起进攻，由防御圈出击。后来，麦克阿瑟又同意他推迟一天行动，以便在仁川登陆的次日再开始出击。二十一日，沃克仍然未能打开突围之路，敌人毫无撤退的迹象。麦克阿瑟对自己的计划遭受的这一挫折甚为关切，要他的参谋人员着手制定一个短期的速决作战方案——在汉城正南一百英里处、位于西海岸的锦山实施一次登陆。可是，在这个方案的最后阶段尚未制定出来之前，敌人终于表现出无心恋战的迹象。仁川登陆成功了，北朝鲜人民军处于被消灭的危险境地。九月二十三日，艾伦将军通过电话向东京总部说：“肯定要出什么事了。我们已经有一整天没有遭到反击了。”不久，位于最南部的那些很可能被切断退路的敌军部队开始北撤。沃克立即命令实施追击，指示各路纵队置两翼安危于不顾，毫不迟疑地向汉城方向发起猛攻。部队执行了沃克的命令，他们象所有作好战斗港备、终于看到胜利曙光的部队一样全力投入了这次追击。
　　九月二十七日，向北卷击的第1骑兵师的士兵们在水原附近与向南突击的美第7师的先头分队会合。口袋终于扎了起来。这时，北朝鲜人民军开始土崩瓦解，数万人被源源不断地送进了由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临时建立起来的许多战俘营。
　　麦克阿瑟又表现出他那一贯过于乐观的情绪，在没有真正赢得胜利之前就认为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九月二十五日，他和阿尔蒙德将军都宣布，汉城“已再次掌握在我们手中”。可是，第10军所属部队，尤其是陆战师所遇到的情况却不一样。他们在这之后还进行了三天激烈的巷战，战斗人员和居民又遭到一些伤亡。直到九月二十八日，该城的所有残敌才最后肃清。接着，在一次简短而激动人心的庆典上，麦克阿瑟将军正式将朝鲜的都城转交给李总统。
　　参加这次作战的所有部队都得到了荣誉，而这次作战的卓越组织者麦克阿瑟将军则获得了特殊的荣誉。在我们军界领导人中，差不多唯有他独具慧眼，看到了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做了之后又能得到些什么。但是，随着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许多人的心中更是对史密斯特遣部队堪称英勇的作战行动，当然还有第24师的作战行动，充满了感激之情。史密斯特遣部队是一支装备不足、人数甚少、几乎被人忘却的弱小美国战斗部队，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缺乏实战经验的年轻新兵。正如杜鲁门总统在赞扬他们的抵抗行动时所说的，他们确实“进行了一次军事史上最出色的后卫战斗”。总统说，“由于几位杰出的将军指挥的一小批英勇的年轻人能力挽狂澜，我们才得以集结起反突击的兵力。”
　　确实，由于我们的空中力量不断给北朝鲜人民军以沉重打击，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抵抗。但是，事情并不象某些正式材料肯定的那样，我认为，粉碎北朝鲜人民军、使我地面部队能比较容易地吃掉他们的真正原因，既不是这种沉重的打击，也不是被一枚地雷炸死的北朝鲜人民军最得力的领导人姜健中将(美国人称之为金空)之死。沿釜山环形防御圈与北朝鲜人民军对抗的士兵们发现，这是一个凶猛、狡诈、残忍和坚决的敌人，他们不得不通过地面战斗来战胜这个敌人。
  

第三章

进攻中的联合国军——仁川登陆及由环形防御围出击

　　仁川登陆作战即“铬铁行动”，从发起到整个行动的实施都是一次典型的麦克阿瑟式的作战行动。这次大胆的五千比一的冒险，使我们在朝鲜的部队恢复了主动，没有被敌人赶人大海。当我们这些人差不多还没有完全意识到我国已处于战争之中时，麦克阿瑟就已经开始拟定这次两栖包围计划了。这次行动集中反映了他整个太平洋战略的特点。按照这一计划，麦克阿瑟将在敌人最难预料的地点打击敌人，切断敌人的补给线并使其腹背受敌。当其他人在考虑如何平安地撤出我们的军队时，麦克阿瑟却在为取得胜利而拟定计划。
　　起初，没有多少人支持他。我知道，当他就这一计划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扼要说明时，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他的计划是否可行表示怀疑。有些人直到这次行动的成功既成事实之后才放弃自己的看法。但是，麦克阿瑟将军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他还是一位很出色的能言善辩的人。他能很雄辩地论证自己的观点，以至那些决心反对他的人都能被他争取过来，转面对他表示热情的支持。
　　正当我们数量上处于劣势的经过浴血奋战的军队撤往釜山环形防御圈的时候，正当麦克阿瑟急切地要求给他补充越来越多的兵员和物资的时候，在国内有许多人发出了冷静面又合乎情理的呼声，提醒我们不要把已经缩减的兵力过多地投入到这次行动中去，因为这次行动可能仅仅是一场小规模冲突的序幕，而这场小规模冲突可能又会很快蔓延到欧洲，并且迅速席卷整个世界。在其他战区，我们还有比朝鲜更加重要、更便于防御的地点需要保卫，况且，我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兵力可以抽调到朝鲜。在远东地区，我们有一支重要的野战部队：第8集团军。这支占领军实际上并不负有防守朝鲜的任务。为了完成其在日本的占领任务和治安任务，该集团军分散地驻扎在整个日本。它只有很少的几个训练地域；也许，通过在这些地域进行训练，其所属部队能保持战备状态。可是，这些部队助战备训练任务早巳降至次要地位。
　　尽管麦克阿瑟告诫说远东确实存在着危险，他还是眼看着自己的部队不断地被削减。第8集团军所属四个步兵师(含第1骑兵师)中的任何一个师，实力都低于规定的中万二千五百人的临时编制数，即使这个数字也大大低于一万八千九百人的战时满员编制数。每个师都缺少一千五百支步枪和应有的全部90毫米反坦克烟，每师九个步兵营缺少三个，师属炮兵的三个炮连缺少一个，此外，团属坦克连一个也没有。仅第1骑兵师保留有一个建制的中型坦克营。集团军下面没有军部及军部掌握的中型和重型炮兵、工兵以及通信兵等重要的军属部队。
　　海军和空军同样不足编制数额。海军的作战舰艇、各型登陆舰艇、扫雷舰艇与器材等都低于规定的数量。空军最初根本没有喷气式战斗机，其他作战飞机和运载部队的飞机亦很少。如前所述，由于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空中目视侦察与照相侦察能力均受到严重影响。
　　然而，兵力单薄的状况不只表现在远东地区。在国内，整个总预备队只有被精打细算的人们搞得仅剩下骨架的第3架子师，加上第82空降师。
　　这就是遣散军队给我们造成的状况。此外，遣散军队还使我们陷入了这样的困境，除了那些后备役人员亦即那些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复员的老兵之外，我们已无处搜寻受过训练的兵员了。这些老兵大都刚刚安顿下来，已经有了他们在整个战争年代梦寐以求的称心工作和家庭。这些人已经流血流汗，备尝艰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都不愿意重返军队，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再重新吃一次苦头。他们的这种思想状态是可以理解的。政府也不愿意再征召他们入伍。可是，此外还能到哪里去寻求所需要的人员呢？如果征召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入伍，并使他们具备参加实战的能力，那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可是，眼前的战斗是如此紧迫，以至于不得不把部队空运到前方去。所以，除非让退伍的军人再次服投，否则别无它法。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麦克阿瑟急切地要求抽调越来越多的部队投入战斗。开始，他要求上级投入一个团战斗队，后来又估计需要两个齐装满员的师。七月七日，他要求派出四至四个半满员的师并加强一个空降团战斗队和一个由四个中型坦克营组成的装甲群。两天之后，他电告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他还需要马上获得一个“至少由四个师组成并带有全部建制兵种勤务部队的野战集团军”。不难理解，他对五角大楼的上司是很不耐烦的。他的上司们对于把我们当时的全部军事力量用于一个我们并未选择过的也许还是非常次要的战区感到犹豫不决，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更何况这些军事力量当时还没有在那个战区展开。
　　对于远东方面请求的兵力是否过大也有人感到怀疑。
　　有的人还担心，我们这样地消耗手中现有的军用物资和军事实力，也许花一两年的时间都补充不上。还有一点也不很清楚，就是杜鲁门先生的方针(迫切希望尽一切可能避免在我们没有作好准备的被动情况下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已经被东京的麦克阿瑟完全理解了。因此，决定派总统的特别代表艾夫里尔·哈里曼专程前往东京与麦克阿瑟将军商谈。拉里．诺斯塔德将军和我奉命随同前往。
　　当我们离开华盛顿时，五角大楼内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见，我也有这种意见，反对批准麦克阿瑟抽调第3师的请求。该师实力严重不足，毫无战斗准备，而且、抽调了该师，总预备队就会只剩下唯一一支主力部队：第82空降师。至于说抽调第82空降师，或者为了向麦克阿瑟提供他们所要求的空降团战斗队而削弱该空降师的战斗力，我是准备坚决反对的。但是，正象我们所有的人一样，我在考虑这些问题时还没有获得机会亲身感受麦克阿瑟那很强的说服力、自信心、雄辩的口才以及提出一个大胆的军事计划时那种高超的技巧。
　　会议在东京从六日开到八日，这次会议是麦克阿瑟个人的一次胜利。他用了两个半小时扼要地阐述了自己关于朝鲜问题的总计划以及完成这项计划所必需的条件。当时在场的人只有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阿尔蒙德将军和我。在他说完之后，他的观点赢得了我们一致的支持。
　　通过麦克阿瑟这次出色的解释，以及在我对“铬铁行动”计划亦即仁川登陆计划进行研究之后，我自己的疑虑已大部消除。在乘飞机回国的途中，哈里曼先生、诺斯塔德将军和我都同意回国后支持麦克阿瑟的请求，因为其他方案看来危险性太大。
　　麦克阿瑟主要论述了在冬季到来并压倒我们之前在南朝鲜迅速取胜的必要性。他指出，朝鲜严酷的冬季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可能会超过进行一次短期战役所造成的战斗减员。他警告我们说，到十一月中旬，大雪和寒风就会向我们袭来。同时，他现在一天要损失一千人，而补充的人数甚至还不能使他的部队保持现有的实力水平。他强调说，如果迟迟不能获胜，还会增加中国和苏联军队进行公开干涉的危险性。但是，为了歼灭在南朝鲜的敌军，必须在九月二十五日发起这次攻势，而且，为能稳操胜券还要以足够的兵力发起这次攻势。否则，在敌人巩固阵地并得到增援之后，我们就会在更加不利的时机进行一场更为困难、需要付出更大代价的战争。
　　当然，我们的远东司令煞费苦心提出的那套详尽而令人信服的论据远不止这些。
　　在这次会议的始终，以及在开会前一天我在午餐桌边坐在麦克阿瑟将军身旁所度过的那段时光，都可以明显看出，他是尊重上级、按自己的指挥系统办事、明确自己的职责范围的，而且也是忠于政府的。
　　对此，我的印象极为深刻。所以，在这次会议之后，当我第一次与哈里曼先生和诺斯塔德将军单独在一起时，我曾几乎用同样的话谈到过这种印象。他俩都表示赞同我的看法。
　　哈里曼还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他说：“应当把政治问题和个人考虑撇在一边。我们的政府应当把麦克阿瑟将军作为一大国宝加以器重，他确实是个国宝。”
　　我们回国后都准备做些说服工作，争取尽快满足麦克阿瑟的请求，立即把第3师调拨给他(第3师已得到一定的补充，来自波多黎各区的第65步兵团和当时还在巴拿马的第33步兵团的一个营均已编入该师)。
　　我的有关东京会议的笔记(这些笔记从未复制过，至今仍归我个人保存)表明，那是一次内容广泛的坦率的会谈。会谈不仅涉及到当时朝鲜的形势问题，而且涉及到总司令关于应付各种意外情况的个人打算。好在这些意外情况从未发生过。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负责指挥，“使他们遭受惨败，从而使这场战斗成为世界上决定性的战斗之一。这将是他们的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将震撼亚洲，可能还会击退共产主义的浪潮”。至于红色中国是否会采取如此愚蠢的做法，他是表示怀疑的。但是，他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当然，现在还没有一个人可以断言，他这种降伏共产党巨龙的勇士的梦想，是否就是促使他后来不顾后果地向满洲边境进攻的原因。但是我想，这一点确曾促使他幻想取得彻底的胜利。
　　然而，在当时，正如我早先说过的，麦克阿瑟尊重上级的态度给我以很深的印象。他提出自己的方案时丝毫也没有对上级不忠诚的表示。当时，也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那种不同意志的冲突。那种近乎于不服从上级的冲突，后来使这位勇敢的老兵被突然解除了职务。他自信、乐观、骄傲，善于雄辩，无所畏惧——可是，他当时给人的印象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人，似乎随时准备不讲价钱地去执行上级下达的任何命令。
　　至于仁川登陆计划，由于该计划很高明，构思合理，对极细微的问题都考虑得非常周密，因而我立即就对这一计划表示了支持。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无权作出决定；必须把参谋长联席会议中那些持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争取过来才能使这次行动计划获得批准。
　　对这个计划能否成功表示怀疑是有充分根据的。因为，只有同时具备以下条件时才能在仁川取得胜利，那就是要正确地选择时间，要有极好的运气、密切的协同、完全的突然性和极其勇敢的精神。在朝鲜整个弯弯曲曲的海岸线上，再没有比仁川更难突击的地点了。仁川的天然防御条件使敌对的一方几乎无法从海上接近。退潮时，三十英尺高的潮水在近一英里宽的泥滩上留下一条难以通过的弯曲水道。这块泥滩好象是专为使我们的坦克登陆舰搁浅并使其成为炮兵的目标而形成的。一个在我看来坚不可摧的小岛瞰制着水道。通向港口的唯一接近路水道本身肯定已经布雷，小岛上也一定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此外，登陆作战时间选择在台风季节，狂风很可能把我们的登陆部队吹散，使他们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被消灭掉。
　　因此，无怪乎抱怀疑态度的先生们仍坚持怀疑的态度。象詹姆斯·多伊尔海军少将和奥利弗·史密斯陆军少将这些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丰富登陆作战经验的老将都没有对这种方案引起兴趣。不少其他的方案也提了出来，其中包括在东海岸的元山实施登陆，或者在远在仁川以南的群山实施登陆。在群山登陆可以更快地给釜山当面之敌造成压力。但是，麦克阿瑟拒绝采纳所有这些方案，尽管他后来很感谢参谋人员准备了一份在元山登陆的详细计划。
　　唯有在仁川登陆才是可行的，因为，只有实施仁川登陆才能给敌人以必要的沉重打击，从而在冬季到来之前将其歼灭——通过这种打击，可以切断敌主要补给线和交通线，井能获得同由釜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会合的机会，消灭夹在登陆部队和由防御圈出击的部队之间的敌军。
　　八月中旬，为了审查这个仅仅作为一种设想提出的计划是否可行，参谋长联席会议派海军作战部长福雷斯特·谢尔曼海军上将和陆军参谋长劳顿·柯林斯上将去东京会见麦克阿瑟和他的参谋人员。全体主要军官包括多伊尔上将和史密斯将军在内都出席了会议。会上，麦克阿瑟将军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不仅提出了应当采劝铬铁行动”的理由(他指出，除军事上的好处外，仁川登陆的胜利还能使南朝鲜人收获稻米，并能为解放这个新生国家的首都在精神上产生重要的鼓舞作用)，尤其还表明了他对很快取得胜利的巨大信心。在会议临近结束时，多伊尔海军上将发言说，这个作战行动至少“不是不可能成功的”。特纳·乔伊海军上将则感到自已的担忧已不复存在。甚至在所有的人中疑虑最甚的谢尔曼海军上将，按乔伊的说法，“也几乎被说服了”。总司令又花了一天的时间私下与谢尔曼进行了一次长时闯的讨论，终于说服了谢尔曼。在与麦克阿瑟私下讨论之后，谢尔曼说，“但愿我也有同那个人一样的信心。”
　　当然，仅仅有信心还是不太够的。现在还必须争取政府的赞同，使其允许我们把整个总预备队拿去孤注一掷。
　　各种有利和不利的因素都考虑到了。九月十五日(登陆行动开始的日期)只有两小时的涨潮期，超出这段时间，登陆舰艇就会在泥滩上搁浅丧失战斗力；暂编第1陆战旅必须从处境十分危急的釜山撤出来补充第l陆战师；运输舰船不足；这次靠北面采取的包围迂回行动过于深远，不大可能很快解除南部战线的部队受到的压力；一次台风也许正在形成——但是，在这种条件下几乎肯定能达成突然性，而这又是一切两栖登陆行动必不可少的要素。北朝鲜人决不会料到美国人会于出这种“无法做到、愚蠢透顶的”事情(可笑的是，那一年还没有结束，麦克阿瑟自己也忽视了中国人派遣大量部队越过鸭绿江的可能性——因为“没有一个神经正常的指挥官”会干出那种事情)。
　　国防部长路易斯·纳翰逊很快批准了麦克阿瑟的计划。“铬铁行动”这次五千比一的赌博，终于获准付诸实施了。正当釜山环形防御圈里被围困的士兵每时每刻都在设法避免近在咫尺的灾难时，战区司令开始了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这次行动将彻底击溃敌人，保证我们对朝鲜的控制。这次行动与一七五九年詹姆斯·沃尔夫在魁北克的突击非常相似，那次突击指向了敌人“以为”不可能遭到进攻的地点。
　　“铬铁行动”的第一个步骤是对港湾附近的岛屿进行侦察，这些岛屿控制着狭窄的海峡。九月一日夜间，一位名叫尤金·克拉克的青年海军上尉被送到仁川附近助岛上。他进行了两周的侦察活动，以确定敌人的火炮阵位，测量沿海堤岸的高度。这些活动大部分是在夜暗掩护下进行的。他干得很成功，在九月十五日拂晓前甚至还打开了一座灯塔上的指示灯，引导第一批突击舰船驶入仁川港。
　　战斗在破晓时打响了，美军驱逐舰以及英、美的巡洋舰进行了猛烈的轰击。驱逐舰的舰长们在敌人炮口之下勇敢地沿海峡向上行驶。第一项任务是压制月尾岛。这个小岛正好横卧在海峡当中，穿过海峡的所有船只都在其火炮直射距离之内。不过，该岛并未象我们担心的那样已经坚固设防。在我海军的轰击之下，岛上的火炮很快就哑巴了。海军陆战队的“海盗”式飞机向小岛的滩头进行了猛烈的扫射。六时半，第5陆战团所属第3营向滩头发起了猛烈的冲击，粉碎了晕头转向的敌人，并且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占领该岛。此后，岛上配置了火炮，以便支援部队向海堤冲击。陆战队员们在好几处使用梯子登上了比登陆舰船头还要高出四英尺的海堤。在其他地点，则干脆用坦克登陆舰在海堤上撞出缺口，或者由陆战队员用炸药炸开缺口，让冲击部队由这些缺口涌过去。白天，他们几乎没有时间巩固阵地。天黑时，第1陆战师的先遣分队终于在滩头阵地站住了脚，作好了抗击敌人反冲击的准备。但是，由于完全达成了突然性并迅速取得了胜利，敌人以后再也没有发起过反冲击。翌日，经过一场激烈的坦克战斗，我们夺取了汉城的金浦机常一天之后，第7步兵师在未遭抵抗的情况下在仁川上陆，并迅速插向内陆以切断当时还在洛东江一线作战的北朝鲜人民军的主要退路。
　　然而，重新夺占汉城的战斗还是很艰苦的。尽管麦克阿瑟报告说该城在二十五日巳中中“掌握在已方部队手中”，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却仍然在冒着敌人的机枪、反坦克炮和狙击手火力进行逐街逐屋的战斗，一直打到二十八日，直到最后一个北朝鲜士兵从熊熊燃烧的掩体中张皇逃走、全城到处硝烟弥漫为止。
　　这次作战行动从构思的大胆、制定特种作战计划的才干以及实施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锐势和艺术，在军事史上都是很突出的。象每次获得重大胜利时一样，仁川登陆的胜利也带来了突如其来的新问题——这些问题预先未充分估计到。在采取这类重大行动之前，按照惯例，应召集全体主官和参谋人员进行图上兵棋演习。各部队指挥官都应扼要说明如何处置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从彻底的失败到重大的胜利都应考虑到。可是这一回，就算预先针对这次了不起的胜利制定过什么计划，那这个计划也是考虑得很不充分的。联合国军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由于这个原因，大量的北朝鲜人民军得以逃走，继续有组织地在北方与我军作战，或者在南方我军战线的后方，以大规模游击战行动坚持战斗。
　　华盛顿方面在制定扩张战果的详细行动方案这一问题上，也表现得优柔寡断。为了弄清诸如中国人对我们的胜利会有何种反应、俄国人又会作出何种反应等一些难以猜测的问题，华盛顿迟迟没有定下决心。
　　大多数参谋人员以及沃克将军本人都认为，当时直属东京总部指挥的第10军在建立巩固的滩头阵地之后，会转隶第8集团军指挥。这样，第10军可以更有效地实施机动和得到补给。但是，麦克阿瑟却坚持把第10军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那种认为第8集团军再度受到轻视、第10军受到偏爱的看法就变得更加强烈了。两支部队之间虽然从未发生过公开表示妒忌的事情或不愿合作的情况，但是他们缺乏密切协同时相互间不可缺少的信任这一点是很明显的。
　　仁川登陆的胜利带来的一个更加微妙的后果，是人们对麦克阿瑟将军的一贯正确性几乎发展到了迷信的地步。
　　就连他的上级也好象开始怀疑自己对麦克阿瑟的任何决心提出疑问是否应该了。结果，麦克阿瑟失去了得到坦率而有见识的批评的机会，而每一个指挥官本来是应该获得这种机会的，尤其当他打算在七百英里之外“指挥战争”时。
　　许多军事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如果谁能站在自己的上级面前，直言不讳地告诉他，自己认为他的计划是错误的，那就需要有一种特殊的浩然之气(我认为，这比匹夫之勇更难能可贵)。这就象乔治·马歇尔将军常说的那样，这个时候正是你“拿自己的职位在冒险”的时候。但是，每一个军事领导人，不论职位高低，为了对那些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他的人负责，当他感到一个严重的错误即将发生的时候，应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
　　有少数人对麦克阿瑟的新决定(在东海岸的元山采取另一次具有麦克阿瑟风格的仁川式登陆作战行动)稍有一些不满。可是，尽管该计划的某些缺陷很明显，很严重，却没有人表示坚决反对。然而，这次作战行动却显然是麦克阿瑟为什么要把第10军置于总部指挥之下的理由。尽管计划本身的问题非常严重，这种直接控制第10军的做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要完成在元山登陆的任务，需要从仁川和釜山把第10军的大部分人员运出去(第l陆战师要经仁川拉出去，第7师则要从陆上由铁路和公路进至釜山)，从而在极其紧要的时刻增加铁路和这两个设备不足的港口的负担，严重干扰对第8集团军持续不断的补给。这种补给，第8集团军不久便失掉了，这使他们很恼火(由于撤退堵塞了公路和铁路，甚至连炮弹都不得不空运到汉城)。
　　不论在元山实施另一次仁川式的突击有多么好的理由，都比不上迅速封闭针对逃跑的北朝鲜人设下的包围圈重要。在陆上，有一条从汉城至元山的良好公路和一条铁路(诚然，公路和铁路遭受过轰炸)穿过朝鲜半岛一个比较平坦的地区。在仁川上陆的部队本可以沿着这条路线迅速机动，往北尔后往东向元山进击，与沿着东海岸一直向北突进的部队会合。这样便可关上大门，阻止正在迅速逃跑的敌军并使其没有时间重整部队。
　　然而，直到九月二十六日，也就是在汉城街头的战斗停止前的两天，才开始认真拟制扩张仁川登陆战果的计划。麦克阿瑟要求拟制一个“在陆上追击配合下、以一次新的两栖包围行动歼灭北朝鲜人”的计划。当时提出了两个方案。按照第一个方案，第8集团军应该向北尔后向西北朝敌人首都平壤方向进攻，同时，应实施一次两栖突击，夺占黄海上的重要港口———镇南浦。按照另一个方案，第8集团军应沿汉城——元山走廊地区向北尔后转向冻北实施突击，与此同时，应同样以一次两栖突击进攻元山。沃克将军原以为第10军会由他指挥，因而赞同派第10军迅速由陆上进击元山。但是，事实并不象他所想的那样。
　　也有一些人主张从蜂腰部或者说狭窄的部位切断朝鲜半岛，使联合国军占据平壤、元山一线。这种主张从理论上讲似乎完全行得通。然而，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地形情况，后勤专家们就会胆战心惊；那里有许多非常崎岖狭窄的关口要隘，铁路线千转百回且隧道密布(我们自己的飞行员曾对铁路进行过无休止的轰炸)。如果有什么比较好的理由能说明第10军应该由总部直接指挥，那就是在一切补给事务均由在几乎无法通行的陡峭山脉另一边的一位指挥官负责的情况下，要想满足这个军对粮秣、弹药和油料的需求极端困难。
　　并没有人否认我们需要有一个象元山这样的港口。有了这样的港口，成千上万吨粮食、弹药和汽油便可以运来满足那些将要在西部和北部地区作战的部队的需要。其实，问题的实质是应该从陆上还是由海上接近元山。麦克阿瑟将军赞成由海上实施突击。在场的海军领导人和全部有关的师长都反对实施两栖包围，但却没有人强烈地表示出来。这仅仅是因为当时还没有人对这个人的判断力或预见能力感到怀疑，他刚刚创造了一个军事上的奇迹。那怕他建议由一个营从水面上走到元山大概也会有人愿意试一试的。
　　越过三八线全歼朝鲜半岛上敌军的计划当然要事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因为这样做牵涉面很大。赤色中国几乎每天都在通过无线电进行威胁，说如果北朝鲜遭受入侵，它就要参战。还有人认为，一旦我们越过这条象征性的界限，也可能会招致苏联的参战。然而，问题很清楚，如果不迅速歼灭北朝鲜人民军，而让它爬回庇护所去医治创伤，那么，要不了多久它还会进行入侵的。因此，经过一番审慎的考虑，杜鲁门政府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授权麦克阿瑟可以进入北朝鲜作战。但是，附带有一个条件。也许正是这个条件才影响了麦克阿瑟，反而使他后来令人费解地拒不承认已有大批中国军队参战。因为，九月二十七日通过无线电授予麦克阿瑟在三八线以北作战的极力只能在这样的情况下行使，那就是“苏联或中共主力部队未进入北朝鲜作战，对方没有决心参战的声明，也没有发出威胁要在朝鲜与我们进行军事较量”。除此之外，国防部长马歇尔告诉麦克阿瑟：“我们希望你向三八线以北推进时在战术和战略上不会遇到障碍。”
　　现在，彻底胜利似乎就在眼前。它象一只金色的苹果，将代表着麦克阿瑟那光辉军事生涯中的鼎盛功业，已经成功在望，麦克阿瑟是不会迟误或接受别人劝告的。他不顾朦朦胧胧预示着一场灾难的坏兆头，向北猛插过去，追击正在消失的敌人。为了加快进攻速度，他一周又一周地改变着自己的计划。  

第四章

鸭绿江边险遭惨败——中国人参战——第1陆战师且战且退

　　麦克阿瑟原先那个利用仁川登陆的胜利、分兵两路越过三八线进军的计划倒是十分简单合理。但是，其效果却要取决于天候、地形和中国人的反应这三今未知因素。而且，后来还出现过一些其他的情况，促使总司令将基本计划修改得面目全非，最后使第10军分散地部署在朝鲜的整个崎岖地形上，造成部队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直接联络，而且极易遭受游击队的骚扰或被数量上占优势的敌军所包围。
　　至于中国人的干预，麦克阿瑟对他们的威胁简直是置若罔闻，面且，他显然忽略了中国军队已大批越过鸭绿江的最初的明显迹象，或者对这些迹象没有引起重视。他计划赶在季节的前面，在大雪降临之前打到鸭绿江边，结束战争。但是，他没有看到，地形却成了他的敌人，而且，对这个敌人的力量，他根中没有充分估计到。崎岖的地形使左路(西线)和右路（东线)部队无法保持哪怕很脆的联络。
　　麦克阿瑟将右翼第10用留归自已直接指挥，而将左翼(或称西段)交给沃克将军及第8集团军。这也许会使人觉得，麦克阿瑟已经预料到，那些无法逾越的山脉和无路可通的峡谷会把部队分隔开来。但是，事实上他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他让沃克同时负责所属部队和第10军的后勤补给就是明证。把这个沉重的担子压在沃克身上面又不让他负责对第10军的作战指挥(这种作战指挥不会给沃克增加什么负担)，这实际上只能使人对麦克阿瑟抓住第10军不放的做法更加困惑不解，而且还会增加两位指挥官之间的隔阂。
　　最初，计划规定，第8集团军于A日(十月十七日，D日的前三天)沿开城——沙里院——平壤轴线向西北方向发起进攻，总的矛头指向平壤。
　　第10军第l陆战师定于D日以一次两栖突击夺占元山。尔后，两支部队沿东西轴线实施向心突击。一旦会合，就会封闭半岛，从而切断北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于是，这两支部队便可以协调一致地向定州一宁远一兴南一线推进。
　　执行该计划有两个明显的障碍。第一，第10军由汉城、仁川地区后撤会使第8集团军无法使用港口和输送设施，从而在数周内得不到补给物资。第二个障碍研究一下地形也很清楚，即两支部队无法沿东西轴线实施进攻以达成会合。我现在仍然认为，合理的打法是，派一个美军师，象第8集团军由釜山环形防御圈出击时那样，携带必需的补给品，置两翼于不顾，由陆路进攻元山，这样，该师就会有夺取元山地区并肃清该地区之敌军的绝好机会，其效果和速度都会比实际采用的打法好得多。当时，相距最近的中共部队仍然在鸭绿江以北。
　　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喜出望外的重大事情，促使计划进一步作了修改，那就是几乎被总部制定计划的人们忘却的南朝鲜第l军，甚至在海军还未来得及在布雷区为第l陆战师开辟一条通路之前，就已经派遣所属第3师沿海岸公路急速北上夺取元山了。如果当时有部队由汉城经陆路实施突击并迅速与南朝鲜第3师取得会合，则有可能很快肃清整个这一地区的敌军，北进的行动也会大大提前。
　　十月十一日，也就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并下令执行麦克阿瑟计划才九天，南朝鲜军队便拿下了元山。
　　然而，直到十月二十六日以后，海军才得以在元山港敌人布设的两千枚水雷中间开辟出一条通道。于是，第l陆战师实施了所谓“非战斗”登陆，亦即未遭抵抗的登陆。这样，南朝鲜第l军便可以脱身开赴北方，去夺取北朝鲜重要的工业区——兴南、威兴联合企业所在地。
　　但是，此时，战事的进展已超出原先的计划；于是，又确定了许多新的目标。十月十七日，麦克阿瑟指示以满洲边界线以南四十至六十英里左右的一条线作为新的最终目标。不久，他又指示下属指挥官仅仅把这一目标看作中间目标。尽管国务院规定的方针是不在满洲边界附近使用除南朝鲜部队以外的任何部队，而且，还存在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中国人一旦派出部队大举越过边界，麦克阿瑟的部队肯定无力在那条遥远曲折战线上坚持下去，可麦克阿瑟仍决心将部队推进到鸭绿江边。用以提供补给的港口大约在八十至一百二十英里之外，其间道路婉蜒曲折、陡峭狭窄，有些地方不过是些羊肠小道。若想把兵力单薄的部队沿这样遥远的战线分散配置，又要使他们不断获得粮食弹药补给，或者让他们坚决顶住一个差不多是依靠本国基地作战的顽强敌人，那么，连麦克阿瑟这样的人也是无能为力的。当然，如果我们的飞机曾获准摧毁敌满洲基地，这个方案或许能够成功。但是，范登堡将军认为，如果我空军当真接受了这样的任务，那就意味着我空军实力会因自然消耗和战斗损失而消耗掉，从而会使我驻欧部队大约在两年的时间内暴露在敌空军面前。五角大楼决定坚决反对这一行动。麦克阿瑟也知道这一决定。可是他无视五角大楼反对在那样远的前方使用美军的禁令，仍然极力催促部队向满洲边缘推进。
　　南朝鲜第l军第3师拿下元山之后，沃克将军飞往那里了解形势，并与那些还属于他指挥的南朝鲜部队取得联系。此时，在沃克的右翼，南朝鲜第2军已经在开城东北方的铁原附近沿着通往元山的道路占领了阵地。沃克赶紧拟定了计划，让该军向元山挺进，同南朝鲜第l军会合，以便一旦夺占平壤就能象最初计划的那样，横贯半岛，将两处海岸连成一气。但是，麦克阿瑟毫不客气地否决了这个计划，并且通知沃克，美海军陆战队一上岸，南朝鲜第l军(南朝鲜王牌军)将从沃克那里抽走，转归美第10军指挥。
　　就在这个关头，麦克阿瑟提出了新的目标线，放弃了原定横穿半岛蜂腰部会合的计划。在沃克的部队拿下平壤之后，麦克阿瑟在第8集团军与第10军之间划定了分界线，并命令所属指挥官把那条“目标线”仅作为“最初目标”。现在，剩下的唯一目标就是边界了。
　　十月二十六日，亦即第l陆战师最后在元山登陆的那一天，南朝鲜第2军催促其第6师先遣分队直奔鸭绿江。
　　在沃克的左翼，美第24师先头部队已越过清川江，正朝着鸭绿江推进，当时距鸭绿江仅七十英里。
　　在其他地区，联合国军也在沿多条不同的路线朝鸭绿江运动。他们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保持地面巡逻联络。美策7师最初计划继陆战队之后在元山登陆，后来改为在元山以北约一百五十英里处的利原登陆。该师于十月二十九日在那里登陆后，继续向鸭绿江边的惠山推进。南朝鲜第1军预定沿海岸公路北上向苏联边境推进。海军陆战队打算沿仅有的一条狭窄道路越过中部高原进抵江界，尔后向鸭绿江边的满浦推进。第3师则留在后面守卫元山—兴南——咸兴地区。
　　在这些行动开始之前，一条令人心寒的消息由冰天雪地的山脊传到东北方向。南朝鲜第6师第7团（最先到达鸭绿江边的联合国军)在遭到一支占绝对优势的中国部队打击后已掉头向南退却。这支中国部队当时就象从地下钻出来的一样，以很凶猛的近战几乎全歼该团。根据以后的情况来看，该团大概是在不知不觉之中闯人了中国军队正在集结、准备由那里发起进攻的地区。中国人当时尚未作好发起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决心不暴露目标，因此几乎把这支先头部队全部消灭掉。
　　十月二十六日，紧靠东部地区，南朝鲜第1军第26师由咸兴向长津运动时，在水洞庭遇到顽强抵抗，抓到十八名俘虏，这些俘虏分属中共第124师的两个团。数天之后，海军陆战队赶来解救南朝鲜部队，遇到并击毁一些中国坦克（这大概是第10军碰到的唯一一批坦克)，并从一个新锐中国师(第126师)抓到一些俘虏。第124师和第126师均属中国第42军。
　　可是，整个这段时间，官方报道却显得很乐观。华盛顿被告知，报刊广为传播的两万中共部队进入北朝鲜的消息“未被证实”。十月二十八日，华盛顿获得如下保证：仍然“没有明显的迹象”说明中国人会进行公开的于预。
　　两天之后，远东司令部报告说：尽管有报道，它仍然认为，中国第39军和第40军的任何据称已到朝鲜的部队实际上并未越过边界。少数几个中国“志愿军”的出现，仅仅被当成了中国在外交棋盘上采取的又一个小小的步骤，不会马上对联合国军总部产生影响。
　　中国人一开始也采取了小心谨慎的试探行动，因为他们显然无法估计美国会作出何种反应——是否会进攻中国本士或者用原子弹对付他们。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或村落进行荫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他们怕做饭的火光暴露自己的位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四、五天之后，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
　　我们整个部队甚至较低级的军人都对中国人的威胁掉豫以轻心。十月底，驻扎在云山及其周围的部队所作出的反应就是典型的例证。云山位于清川江正北、鸭绿江以南约六十英里处。从好几个不同的渠道传来了中国部队大规模集结的消息。一个朝鲜老百姓报告说：云山西南九英里的一个山谷里有二千名中国人，力图切断该城向南延伸的主要补给线。后来又有一名朝鲜治安队员报告说，在云山西南六英里处发现三千名中国人。十一月一日中午，在城东南八英里处发现敌一支小部队，我空军和炮兵将其击溃，公路上丢下约一百匹死马和数目不详的尸体。后来，我空军观察员报告，发现敌人有大量的队伍在云山北面和南面运动；一次空中突击击中了其中的一支队伍，并且据报告，还在距云山仅九英里曲地方击毁了二十一辆敌运载部队的车辆。当天下午，正在一架L—5型飞机上引导炮兵射击的观察员报告，在距云山不到七英里处的狭窄小路上，“敌步兵两支大队伍正在向南运动”。
　　但是，美统帅部仍然不愿承认这些不断增多的证据。
　　南朝鲜人早些时候曾抓到过中国俘虏，但是，情报部门的人员对俘虏关于中国进入朝鲜的实力和意图的供述很自然地采取了将信将疑的态度。他们认为，一个普通的士兵不可能知道这样高级的情报。甚至当第l军情报参谋珀西·汤姆森上校警告刚调到云山的第1骑兵师说他们可能碰上中国部队时，这些人还采取不相信和不在乎的态度。第1骑兵师曾克服敌人的顽强抵抗向平壤推进，并且经过一夜激战拿下了这座城市。从那以后，北朝鲜人民军有组织的抵抗行动似乎已不复存在，只是偶尔有一些旨在阻滞第1骑兵师前进速度的零星行动。其实，第8集团军当时补给不足，无力同敌人进行旷日持久的战斗。而且，他们也不想承认在北朝鲜还会有什么人能够同他们较量一下。计划扼守云山北部和西部阵地的第8骑兵团的参谋机构，也未注意下面的部队以及指派给南朝鲜第l师的美国军事顾问组军官(这些人曾在云山附近与中国人遭遇，但未能把中国人赶走)提供的情况。普遍的看法是，中国人由北向南运送的可能只是些准备让北朝鲜人民军接收的增援物资。指挥第l骑兵师的霍巴特·盖伊将军请求允许他将第8骑兵团撤至云山以南数英里的一个阵地上，但遭到第1军司令部的拒绝。对这些令人不安的任何报告感到忧虑的军官，实在少得可怜。
　　负责警卫平壤的部队又开始幻想着快乐的驻防生活了。这些人对为在东京举行“回国检阅”而作的安排所流露的关切程度，远在不断传来的中国人干预一事之上。
　　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中国人首先攻击了南朝鲜第6步兵师，该师驻防云山以东约十五至三十英里的温井一熙川地区。中国人将该师消灭得如此彻底，以至到十一月一日午后不久，沃克将军便通知美第l军军长弗兰克·米尔伯思将军：南朝鲜第2军已不再是一支有组织的部队，美第1军右翼也因此暴露给敌人。米尔伯思急速赶到驻扎在云山以南约二十英里处的军隅里的南朝鲜第2军军部。第2军军长说：他已同所属部队完全失去联系，在军隅里附近仅有南朝鲜第7师的三个营还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下午五时许，中国人在迫击炮火力和由卡车上发射的苏制“中秋莎”火箭炮(这次战争中威力很大的新式武器)火力掩护下，开始对防守云山北部的第8骑兵团发动试探性进攻，并在黄昏以后集结了力量，尔后逐步由东向西展开。许多美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军号的啸鸣，这种铜号看上去就象足球赛巡边员用来表示犯规的喇叭，其粗野的音调夹杂着发狂的吹哨声，似乎在通知新的战斗阶段的开始。这至少有助于使许多自认为中国大规模介入是十足的无稽之谈的人清醒过来。
　　战斗持续了一整夜，不时发生近战，其激烈程度是以往战争中所没有的。午夜之前，不少美军部队发觉弹药几乎告罄。夜间十时，美第l军自脱离釜山环形防御圈以来首次转入了防御。那一夜，扼守云山的第8骑兵团三面受敌。南朝鲜第15步兵团在东面坚守阵地，但在其他三个方向上，美军却面临着中国部队。可是，直到接到撤退的命令，美军才发觉退路巳被切断。一支很强的中国部队在那天中午以前就封锁了主要道路。他们牢牢地控制着阵地，使第5骑兵团为把他们赶走以便前去增援云山的第8骑兵团而发起的多次进攻未能成功。十一月二日凌晨，从云山撤退的部队在主要道路上遭到伏击。结果，那里很快就塞满了毁坏的车辆，坦克乘员和步兵在慌乱中四散奔逃。
　　美军部队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施带着伤员，一边战斗一边朝山上转移。一些人绕过路障向东转移，尔后往南进入山中，另一些人干脆隐入黑暗之中向南进发，终于到达了后方。许多人被俘，伤亡人数当时未能立即查清。
　　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8骑兵团第3营的进攻，也许达成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第3营当时以为西面肯定没有敌人活动。十一月一日下午较晚的时候，有些部队曾发现我方飞机在南面某处我主要补给线附近扫射敌人阵地，但谁也没有介意。部队指挥官接到撤退命令以后，首先撤出了火炮，同时命令第3营掩护骑兵团后撤。第3营配置在南永河上一座桥的北端，以两个班守桥。早晨三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该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干部狠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敌人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摔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的吵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他们在等待撤退信号时睡着了，所以爬出各自的散兵坑就投入了短兵相接的战斗，有时要一对一地将敌人摔倒在地，有时得用手枪的抵近射击来回击对方。部队在该地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拼杀：有的躲在吉普车后；有的跑去帮助同敌人扭打在地的自己人；有的则企图找到适合抵抗的场所，最后，当迫击炮炮弹开始在他们中间开花时，他们便夺路向南，穿过南永河，进入黑暗的山地寻找己方部队去了。他们三五成群(其中许多人还受了伤)，向南面和东面进发；夜愈来愈深，碰到的失散人员也愈来愈多。
　　留在河谷里的人集结到一起，分头进入若干孤立的支撑点，其中一些支撑点一直坚持到翌日拂晓才在空军的支援下获得喘息的机会。那一夜，被困在指挥所工事里的二十人有十五人被中国人的手榴弹炸死。天明以后，只剩下六十六名军官和二百名士兵还能战斗。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被过了桥的敌军扔进指挥所的第一枚手榴弹炸成致命伤。在工事周围方圆五百码的环形防御圈内，发现有一百七十名伤员，阵亡人数没有计算。
　　冲进去解救第3营剩余人员的努力都白费了。敌人掘壕固守，而我方又没有炮火支援。由于浓烟大雾遮住了目标，空中突击也无法实施。第3营剩余人员虽然进行了殊死搏斗，也无法突破中国人牢固的包围圈。美国人在白天精心挖掘了一个壕沟网，因而能获得并贮备大量补给品和弹药。但是，他们逃出包围圈的努力都归于失败。最后，一架师的联络飞机空投了一个通知，命令该营在夜暗掩护下撤退。援救部队被迫停止援救行动，第三营只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突围了。步兵与坦克部队商定，在环形防御圈内再坚持一夜。但是，猛烈的追击炮火迫使坦克手将坦克开出防御圈，以吸引敌人火力。最后，他们只好决定独自到西南面去寻找安全的地方。事情很清楚，由于每辆坦克都被击中过两三次，它们对步兵已毫无用处。步兵祝愿坦克手们好运气，尔后便缩了回去准备抗击敌人的下一次进攻、中国人在夜暗中以猛烈的追击炮火和步兵进攻袭击了被围部队，被围部队首先将周围无用的车辆点燃，照亮附近地区，尔后撂倒大批冲锋的中国人。中国人以大约四百人的兵力发起六次冲锋，但均被击退。荫蔽在山里的第3营士兵被友邻部队嘈杂的射击声所吸引，也突人防御圈参加了防御战斗。弹药愈来愈少。每次冲锋过后，防御圈里的人就爬出去，越过成堆的中国人的尸体；取回敌人的武器和弹药。指挥所工事有一处被突破，我们的许多伤员被中国人带到射程以外。中国人也不得不爬过他们自己人的成堆尸体去寻找安全的地点。
　　天亮了，仍然得不到空中支援。剩下的口粮全都分给了伤员。伤员的现有人数是二百五十人，而能打仗的部队却只有二百人了。十一月四日凌晨，幸存者决定逃出去，让伤员留下来向中国人投降。营的军医克技伦斯·安德森上尉自愿留下来照顾伤员和接洽投降事宜。一个侦察小组发现了一条路线，这条路由路边壕沟向前延伸，穿过北面的一个树庄，尔后通到一个渡口，于是幸存的人就出发往东去了。没想到中国人进攻前发射的白磷弹为幸存者提供了一些掩护，使他们很快撤离了防御圈，穿过一片开阔地，中国人在那里没有占领阵地。他们彻夜冒着倾盆大雨前进，先是向东向北，最后转向南方和西南方向，最后眼看就要到达立石村了，那里的己方部队正等待着他们。但是，还未到达己方战线，他们就遭到中国部队的包围，被迫分散逃跑。最后，只有少数人回到我方战线，死伤和被俘人数究竟有多少，未能准确统计。一些被俘人员几天之后又重新逃回团队，一些伤员，包括营长奥蒙德少校，在被俘期间死去，被中国人掩埋了。数周之后，被友好的朝鲜人藏匿的或从看押处逃脱的我方人员，陆续回到我方战线。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释放了二十七人，其中大都是在云山附近被俘的。因此，损失人数最后估计为六百人左右，最初曾担心损失人数会超过一千人。
　　中国人释放俘虏的做法与北朝鲜人对待俘虏的做法截然不同(北朝鲜人往往在俘虏脑袋后面补上一颗子弹)。
　　有一次，中国人甚至将重伤员用担架放在公路上，尔后撤走，在我方医护人员乘卡车到那里接运伤员时，他们没有向我们射击。
　　我们后来体会到，中国人是坚强而凶狠的斗士，他们常常不顾伤亡地发起攻击。但是，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是更加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这样做，很可能是想让俘虏深深感到，生活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要比资本主义制度下好得多。我们在夺回汉城时发觉，中国人并未恣意毁坏我们运到汉城准备用以修复这座遭到轰炸的城市的建筑材料。但是，他们由永登浦向水原推进时，有计划地点燃了沿途村庄的房屋。
　　第8骑兵团在云山总共损失一半以上的建制兵力和很大一部分装备，其中有十二门105毫米榴弹炮、九辆坦克、一百二十五辆以上的卡车和十二门无座力炮。后来弄清，在这次战役中，与南朝鲜第l师和美军第5和第8骑兵团在云山及其附近地区交战的部队，系中国策39军115和116师的大部队以及第347团。打完这一仗，敌人向北撤退了一段距离，这是中国式的打法。而且，到十一月十一日，第5和第7骑兵团克服了轻微的抵抗，在清川江以北建立并掘守了一个纵深浅近的桥头堡。但是，沃克将军很清楚，他的兵力和装备都不足，无法对一个现在看来显然在数量上处于优势的敌人发起一次持久的攻势。他直截了当地向东京发电，承认遭到敌人“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新锐部队的伏击和突袭，其中有些是中共部队。”
　　然而，东京最后的反应却是对沃克未能按计划向前推进感到恼火和焦躁。尽管第l骑兵师深信中国人已大规模参战，总司令仍执意采取乐观态度。他曾提到灾难一事，那是他发电抗议取消轰炸鸭绿江大桥的命令时说的。他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国军队如果跨过鸭绿江，“就会使我军有被最终消灭的危险”。可是，十一月九日，总部又充满了振奋而乐观的情绪。在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发电中，总部表示相信，空军有能力阻止敌增援部队越过鸭绿江，联合国部从能够挫败他们目前面临的全部武装抵抗。这就是麦克阿瑟对于参谋长联席会议历提醒的关于中国的干预现在看来已经既成事实的回答。这种人类所共有的对自己讨厌的事实将信将疑或置之不理的弱点，在麦克阿瑟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他自己的情报机构曾估计，中国部队平均每月可以将二十万人送过鸭绿江。麦克阿瑟也曾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我们面临着一支新锐部队，这支部队有可能得到大量预备队和足够的补给品的支持”。但是不到两个星期，麦克阿瑟又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保证可以取得彻底胜利，并且肯定，如放弃原定消灭一切在北朝鲜进行抵抗的部队的计划，则会“招致不幸的后果”。十一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到朝鲜，发出“开始”向鸭绿江进攻的信号。他当时断言，“中国人不会大规模卷入这场战争”，战争“在两星期之内就会结束”。这就是这次进攻被称为“圣诞节回国攻势”的由来。
　　向鸭绿江推进被麦克阿瑟称作“进攻”，面实际上不过是一次接敌运动。在未弄清敌人位置以前，在末证实敌人是否真的存在之前，在敌军部队根本就未与你的部队接触之前，你是无法向敌人发起进攻的。很多野战部队指挥官都深信，中国的强大部队一定在什么地方埋伏着，而且，有一两位指挥官还对不顾翼侧安全、不与两翼友邻部队取得联络而盲目向前推进的做法是否明智，明显表示怀疑。
　　但是，却没有一个人退缩不前，而且许多人还表现出总司令那种过于乐观的情绪。沃克完全应该意识到在清川江以北他会遇到什么样的抵抗。可是，连他也急急忙忙地向总部保证，一旦获得充足的补给便向前推进，尽管他的种种疑虑，当时根本没有打消。
　　五角大楼看到麦克阿瑟把部队分散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不高兴的，尤其是在中国大规模干预目前看来非常可能、迫在眉睫的情况下。可是，在五角大楼同在战场上一样，人们近乎迷信般地敬畏这个非同凡响的军界人物。因为，在别人都错了的时候，他往往是正确的。他虽然从未承认有过判断上的错误，但这方面的错误也确实很少。所以，有些人认为，想要劝阻这样一个人，不仅徒劳无功，反面会使他更加固执而狂热地一意孤行，以此来回敬对他的批评。
　　五角大楼不久就意识到，麦克阿瑟故意不服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道具体的命令。这道命令是一九五O年九月二十七日下达的，指示总司令不要在与苏联交界的省份或沿满洲边境使用除南朝鲜以外的军队。在最后向鸭绿江和图们江推进时，麦克阿瑟撤消了不许使用非南朝鲜部队的全部禁令，而且，当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他询问时，他却说，他的决定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后来，柯林斯将军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说，五角大楼当时是感到担心的，唯恐麦克阿瑟今后还会不服从其他的命令，招致更严重的后果。
　　但是，不管麦克阿瑟的上级私下来取何种态度，却无人对麦克阿瑟正式提出反对意见。我说无人，是说除自己之外没有其他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倒是提出了个人的强烈反对意见，但除此而外，我无权做更多的事情。我清楚地记得十二月三日那个阴郁的星期天我那焦躁的情绪。当时，我们正坐在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作战室，进行着长达数小时之久的冗长讨论，研究在北朝鲜出现的不祥情况。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大部分时间都参加了讨论，但显然谁也不愿向这位远东司令官下达断然的命令，扭转一下正在迅速向灾难发展的糟糕事态。然而，责任和权力分明就在这个房间里。于是，我的良心终于战胜了我那谨小慎微的心理。获准发言后，我脱口而出(也许过于直率但却充满了感情)：我认为，我们已经把过多的时间消磨在争论上，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我坚持认为，对于战场上的士兵以及上帝，我们是负疚的。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们应该对士兵的生命负责，停止空谈，付诸行动。可是，从二十个坐在宽大桌子四周的人以及后面绕墙而坐的另外二十个人那里，我所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沉默——但是，我倒是从坐在我后面的一个海军同僚那里收到了一张匆忙写就的“结识你很荣幸”的潦草纸条，我也回了一张表示感激的纸条。
　　会散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离开了房间，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留下来商量了片刻。我凑到霍伊特·范登堡跟前。在他还是西点军校学员、我任教官时，我就认识他了。同他谈话，我无须摸棱两可、含混其辞。
　　我问道：“为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不向麦克阿瑟下命令，告诉他应该做什么呢？”
　　范登堡摇了摇头。
　　“那有什么用？他不会服从命令的。我们又能怎么样？”
　　听到这里，我发火了。
　　“谁不服从命令你可以解除他的职务么，怎么不行？”我大声质问道。范登堡当时的脸部表情我永远也忘不了。他张着嘴，困惑而惊愕地望着我，接着二话未说就走开了。
　　以后，我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讨论此事。
　　在这种冗长的讨论中，让一己之感情占据上风而无法自持，这在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此之前，有一次我曾提出，为何不用行动代之以空谈。那一次，我也是除沉默之外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我总觉得，一个指挥官，对于把生命暂时托付给他的人是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的，就如这些人对指挥官负有同样的责任一样——而且，指挥官的这种责任的部分内容就是保证这些人的生命不至于白白地葬送掉。
　　好几位在朝鲜的野战指挥官在向鸭绿江接近时很清楚前面的危险。因此，他们一面继续不拆不扣地服从麦克阿瑟的命令，一面尽力防备灾难的发生。事实上，若不是其中某些指挥官深谋远虑，譬如故意降低前进速度，则后来遭到的失败倒真的会象报纸企图描绘的那种样子——彻底的土崩瓦解。
　　沃克将军也许较之其每个同僚更加清楚这样的事实，即在人数上享有巨大优势的中共部队可能就在他和中朝边界之间。其他的人虽则感到不安，但却被如下情况弄得有些乐观：中国部队经过第一次血战已脱离接触，而且似乎重新钻到地下销声匿迹了；看不到营火，雪地上没有足迹，公路上也没有补给品在运送。可是，我们当时的情报并不少。
　　现在回顾起来，这些情报相当接近实际情况。我们的错误仍在于对情况的分析而不是对情况的收集。早在十一月十日，总部的情报机构就已经报告，在咸兴以北的高原水库地区集结的中国都队“也许现在就能夺取主动权，向南发动一场协调一致的进攻，切断兴南北面和东北面的联合国军部队”。
　　但是，麦克阿瑟就象曾经在小大霍恩河一带同印地安人作战的卡斯特将军（美国将军，在美国小大霍恩河一带与印地安人作战时被打死）一样，对可能阻止其迅速实现自己目标的情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其目标是，消灭最后一批残存的北朝鲜人民军，平定整个半岛。
　　用麦克阿瑟的话说，就是第8集团军准备在第10军“抵达一个用以实施包围的关键位置、将北部敌区一切两段”后，达成一次“大规模压缩式包围”，并“合拢老虎钳”。
　　为执行麦克阿瑟的命令，沃克将军鼓着勇气，小心翼翼地向前推进。在此之前，由于缺乏足够的装备和专门的预备队，沃克曾不得不将部队撤至清川江以南。经过整编，部队实力勉强达到可以凑合的水平，沃克这才驱遣部队北上，朝调整线进发。他始终警惕着暴露的右翼，那里的荒凉山地使他根本无法同第10军相互支援。他更不放心的是，在其先头部队与鸭绿江之间可能有一支强大的敌军。一句话，沃克对自己的弱点和敌人的实力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他不敢无视两翼的安全，而象巴顿那样长驱直人。鉴于沃克同麦克阿瑟的关系不佳，我觉得沃克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沃克希望能始终牢牢地控制第8集团军。他的战斗序列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美第1军(含美第24师、英第27旅和南朝鲜第l师)，美第9军(含美第2和第25师、土耳其旅)，南朝鲜第2军（含南朝鲜第6、第7和第8师)以及集团军预备队的第1骑兵师。
　　朝鲜半岛向北陡然加宽，这意昧着沃克本来就单薄的部队变得愈加分散，同时也意味着第8集团军与右路第十军之间愈来愈宽的间隙地暴露无遗。所以，活克本来就很危险的暴露的右翼只能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右翼部队完全由南朝鲜第2军组成，这大概是沃克所属部队中最靠不住的部队，因此活克放心不下。此时，沃克正在为他与总部的关系而深感烦恼，这种情绪从他不幸殒命前不久的一些私下谈话中流露出来。在同某报记者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沃克极力解释，他所以在二渡清川江时从容不迫——这曾使他从上级那里招来内容严厉的电文——是因为他想努力为他认为以后可能需要采取的撤退行动做些准备。他深信，这些准备使他挽救了第8集团军的大部分部队，从而使该集团军可以再度投入战斗。就在这时，沃克对记者说，他相信，由于第8集团军在中国人的攻击面前后撤，他很快就会被撤消指挥权。
　　正对着沃克右翼的是奥利费。史密斯将军指挥的第l陆战师，该师奉命朝江界北部与西北部的朝鲜屋脊和鸭绿江畔的满浦推进。陆战队前进时可选择的唯一道路是一条泥土砾石小径，道路狭窄曲折，蜿蜒于险恶的悬崖峭壁和山岭之间，尔后攀上了同朝鲜其他地区一样荒无人烟的地带。其中有一段叫赴战岭关，绵延十英里长，这段崖路狭窄、可怕，徐徐上升达二千五百英尺，一侧是无法逾越的悬崖，另一侧是万丈深渊。道路尽头长津水库的西南隅是一个叫柳潭里的穷树庆；就在这块满目冰凌、阴冷多风的地方，我方部队险遭掺败。但是，道路还未延伸到柳潭里之前，却艰难地盘旋升高，越过了高达四千英尺的德洞岭，那里的气温同阿拉斯加很相似。
　　史密斯将军同沃克一样，对前面的危险很清楚，而且，在开始推进时他就明白，为完成受领的任务所必需的补给和兵员他都没有。因此，在向前运动时，他时刻注意着部队的安全，而不顾第10军军部催促他加速推进的命令。进攻开始之前，史密斯已听说南朝鲜第2军在沃克右翼的德川附近土崩瓦解，尽管他还不知道严重的程度如何。出事地点距史密斯先遣分队的西南面纳七十英里。史密斯的先遣分队是位于柳潭里的第5团战斗队，该战斗队本身距师的第一目标武坪里还有五十五英里远。从柳潭里到德川和武坪里，整个夹在中间的地带荒凉崎岖，几乎无路可行。
　　现在，史密斯暴露的右翼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
　　尽管如此，史密斯仍然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而不顾由于自己对敌军兵力的判断和对穿过几乎无法通行的这一地区的路程情况的了解而产生的疑虑。他不无苦衷地向军长报告说：他已将自己的师“集中到一个适合的地区”；已“采取一切可行的办法施展和守护主要补路线”(仅有一条！)；已经在长津水库南端构筑起一个简易机场，以备空军输送重要装备和后送伤员；已“保证能够始终控制师前进路线上的高地”。后来证实，该师所以能杀出包围圈，实施了美国军事史上十分成功的后撤行动，全在于采取了教科书上规定的预防措施。
　　再往右，在朝鲜的东北地区，第7师计划由利原出发，赂鸭绿江边的惠山开进，南朝鲜军队的王牌第l军则计划顺海岸公路往北向苏联边界开进。美第7师师长大卫·巴尔少将象第1陆战师一样，也只有一条陡峭狭窄、婉蜒曲折的道路可循，但未遇到史密斯将军所遇到的那种猛烈的抵抗。在这些部队之间，都是不能通行的山区，这使部队无法相互支援，甚至无法进行巡逻联络。
　　麦克阿瑟想尽快完成任务的急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根据已经掌握的敌人实力情况、麦克阿瑟自己的补给情况、地形以麦克阿瑟所属部队分散部署的情况(即使齐装满员，也不应这样部署，何况部队远未达到齐装满员的程度)，很难说他的计划和命令有什么道理。
　　这里有一个关于政府的“精打细算的人们”究竟为我们武装部队干了些什么的例子。例子或许并不典型，但至少值得注意。这就是第7师团第17团战头队的状况，这远不是该战斗队人员和补给最少时的状况。一开始，打算将这支部队由海上运至元山——兴南地区，尔后令其向西运动与第8集团军取得联系。无疑，他们过这样就得穿过令人讨厌的荒凉地区和危险莫测的很少几条狭窄的道路，但是，倘若他们只是横穿湃，而不最后遵照命令由西北方向朝鸭绿江运动，情况还不至更坏。第17团战斗队在鲍威尔上校(后来成为美国驻新西兰大使)指挥下于十月二十九日在利原登陆，准备加入向鸭绿江挺进的部队的行列，而全然不顾南朝鲜部队三天前在西北边远地区的鸭绿江边遭到的痛打。第17团的人员穿着皮战靴，但只有少数人有御寒橡胶套鞋，根本没有保暖鞋袜，许多人没有手套，而冬装也普遍告缺。弹药补给似乎还能满足任务需要，尽管后来也有些不足。口粮补给刚能满足要求。团战斗队本身的实力仅为编制数的百分之八十五。
　　他们的目标是鸭绿江边的惠山，约在一百英里以外，途中也得通过一条遭到破坏的士路。路越升越高，尔后穿过山区。那里唯有低矮的灌木可资荫蔽，由满洲刮来的寒风使气温降至华氏零下32度。一次在行军途中。一个四人组成的小组自告奋勇要在一条湍急的溪流上为他们的营队找到渡河地点。他们冒着严寒，跳进齐腰深的水中，但几乎马上周身都冻上了冰，只好很快把他们送进一顶温暖的帐篷，并被迫用刀把他们全身的衣服砍了下来。
　　同第l陆战师后来遇到的抵抗相比，他们还算幸运，遇到的只是微弱的零星抵抗。因此，尽管严寒冻住了车辆，并且在夜间靴内的汗水结冰，尽管部队几乎是不断忍受冬装不足、手指冻伤和口粮不足之苦，他们还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成功地抵达鸭绿江，成为终于到达那条江的唯一美国部队。然而，他们也只有几天的功夫能放眼那无垠的冰天雪地。不久，第10军因各处军情迅速恶化而为该团的安全担忧，遂命该团火速撤退。
　　为逃脱罗网而进行的后撤，虽说仓促但并不混乱。该团日夜兼程，并得益于最好的指挥所具有的聪明才智、主动精神和战术素养，因而平安地摆脱了困境，仅受到轻微的损失。有段时间，他们在本地域内夺取一条窄轨铁路，将人员和装备从高地迅速运了下去。还有—次，他们巧妙地利用大战前日本人架设的高架矿斗缆线，运送团的重型装备，从而通过了丛山之中一道十英里宽的峡谷。
　　中共小股游击部队对该团的后撤行动进行骚扰，但不断受到陆战队航空兵近距离空中突击的牵制。营长们第一次在作战中可以直接同头顶上嗡嗡作响的航空兵小队通话，及时召唤他们进行定点攻击，阻止敌人集结。中共部队造成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其他地区，这倒是事实。但是，如果不是指挥上的勇敢、老练和灵活，该团或许会因为恶劣的天气和敌人的袭击而遭受更加严重的损失。后来，他们撤至一个桥头堡地区，只受到比较轻微的伤亡，而且大部分装备都完好无损。
　　第1陆战师以及第7师两个营的经历要惨痛得多。但是，这一次还是由于史密斯将军的勇敢指挥和深谋远虑，他们才幸免于彻底瓦解。我已说过，史密斯不顾第l0军的压力，在率部进入长津水库附近的不毛高原的同时，从容不迫地设法保持了后撤路线的畅通与安全。他沿途贮备了弹药、油料和其他补给物资，控制了一切可以控制的高地，修建了后送伤员用的简易机场，并且在对远处的情况有一定把握时才向前推进。一路上，只是间或遇到敌人打了就跑的抵抗。从抓到的俘虏来看，都是中国人中的。按船上救护所医生们的说法，突然出现的严寒较之敌人的火力更加可怕。现在，史密斯探信，敌军在他后撤路上的什么地方埋伏着一支强大曲部队，他觉得自己正在被逼进陷阱。然而，第10军军部在麦克阿瑟的众所周知的愿望驱使下，仍催促他继续朝他的目标——长津水库西岸的一簇泥顶小屋推进。抵达目标已是十一月下旬，朝鲜的严冬已经降临，而中共正如其无线电广播早就威胁的那样，已准备进行最强有力的打击。
　　在西线，沿着黄海，第8集团军再次渡过清川江。头两天，他们仅遇到轻微的抵抗。总部的乐观看法好象是对的。但是，沃克仍然坚决反对向边界冒进，果然他所担心的事很快就发生了。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部队又一次凶猛地全力扑向第8集团军。他们首先从右翼攻击南朝鲜第3军，几乎将沃克的右翼部队消灭干净，只几小时的功夫，他们就肃清了残存的南朝鲜部队。尔后，中国部队就没完没了地吹着军号，开始攻击美第2师。在后来的战斗中，美第2师这支英勇的部队一共损失四千多人以及大量火炮、信号器材和工兵器材。唯有保罗·弗里曼上校的第23团战斗队经师长同意向西海岸方向撤退才完整地逃脱。沃克向东京报告，发起进攻的中国人估计有二十万，情况已接近绝望的境地。沃克提醒说，这不是一次反攻，而是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他知道，联合国军应该往回缩手了。
　　第8集团军右翼崩愦的消息，越过花岗岩峭壁和阴郁的山谷传到了东边的第l陆战师。该师正伸展在一条曲折的道路上，道路由柳潭里穿过下碣隅里和古土里，一直延伸到南面四十英里外的真兴里。雷蒙德·默里中校的第5陆战团一直作为师的先头部队，在其后跟进的是霍默·利曾伯格上校(后晋升为中将)的第了陆战团。这两个团奉命向西进攻，徒劳地企图解除沃克受到的压力。史密斯指示他们要谨慎小心地向前推进，要提防埋伏。当这两个团向外运动时，遭到埋伏已久的中国人迅猛攻击。此时，因估计到这种牵制性进攻不会有什么结果，默里与利曾伯格未与史密斯商量，并且不顾阿尔蒙德的命令，就自行决定取消进攻，转人防御。
　　陆战队对这种打击早有思想准备，因此能够牢牢守住村边的高地。中共第79师和第89师的两个突击营在迫击炮火力支援下发起的进攻，入夜发展成三个中国师的全面强攻，企图压倒两个陆战团。由于是在夜间进攻，中国人得以避开我空军的攻击，并能调遣众多的兵力对付陆战队。
　　他们成纵队在狭窄的正面上发起进攻，一进入手榴弹投掷距离，便马上展开队形。陆战队的才智、斗志和优势火力，对于弥补陆战队人数上的不足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仗打得十分艰苦。零下十八度的严寒使许多卡宾枪和勃朗宁自动步枪无法使用，但大多数伽兰得步枪和勃朗宁机枪没有冻住，仍可射击。早晨二时半，陆战队某排点着了当地一所茅屋，把周围照得通明，因而使进攻的中国人付出了惨重代价。但是，中国人被打垮一批，又冲上一批，越过尸体往上攀援，继续冲锋。
　　这一次进攻以及后来对陆战队发起的进攻，向南发展到不少村庄，这是最残酷的战斗。这些进攻使陆战师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并未使其愦乱或遭到惨败。在水库南端的下碣隅里，师长预先贮备了六天的补给，而且飞机还空投了轻武器弹药、武器、药品、口粮甚至还有饮用水。但是，严阵以待的陆战队最为感激的，是工兵一营Ｄ连的勇士们，他们在泛光灯下苦干通宵，在冻土之上辟出了一个简易机场，从而使伤员得以后送。他们在十二小时内完成了这项工作，而且有时不得不中断工作，拿起步枪支援前面远处的地面部队。战斗越演越烈，但压路机照常轰鸣，直到机场修好为止。
　　情况万分危急，有九个中国师可以向陆战队突击，因此，阿尔蒙德将军就象几天前催逼史密斯将军加速推进那样，又催促他加快撤退速度。阿尔蒙德将军授权史密斯可以丢弃一切妨碍后撤速度的装备。但是，史密斯不打算扔掉他可能需要的任何东西。他说，后撤的速度完全取决于后送伤员的速度。史密斯想杀出一条退路，因此他需要全部装备，况且，他也想将大部分装备带回去。这些打算他都实现了。他把沿途负伤的人用卡车载运出去，只丢下了那些在柳潭里战斗中被打死的人员。撤退以前，为在那里阵亡的八十五名官兵举行了战场葬礼。
　　陆战队秩序井然地撤退，后面跟着不少难民。原先有一块平板横过一个水电厂的溢水道悬吊在峭壁之上，下面是无底深渊，现在平板已被中国人毁掉。但史密斯已预见到这种情况，及时让飞机分段空投了一座“踏板桥”，使部队以及压路机等全部人员装备得以通过。来自真兴里的第l陆战师两个连，夺取并扼守着瞰制这一关口的高地，击退了敌人企图切断后撤队伍的所有进攻。
　　这是一次漫长而曲折的撤退，一路上战斗不断，似乎是在一寸一寸地向后挪动。当先头部队抵达这条道路最南端的村庄真兴里时，末尾的部队还在北面中英里外的古土里。
　　实际上，这次退却还不如说是一次进攻，因为每支部队都必须克服优势之敌，往回杀出一条路，与真兴里的陆战队会合。这意味着，部队需要经常发起进攻，夺取制高点，使敌炮兵无法对沿途撤退的队伍集中火力。在柳潭里曲部队很艰难地回到了长津水库下端的夏古里。陆战队不得不从这里杀出去，到水库冰面上解救第7师“麦克利恩特遣队”的残存人员，这支特遣队被中国人的一次突然袭击切成了两半，几乎被消灭掉。在这里，第23步兵团的小唐·弗思中校荣获了“国会荣誉勋章”，他曾很英勇地解救一个装有五百多伤员的车队，但为此失去了失命。
　　在经过古土里和真兴里往回撤的路上，陆战队同一些步兵和少数英国突击队员一起匍匐，攀援，奋力夺路。他们摧毁路障，击退道路两侧的进攻，攻占沿途的山头。陆战队航空兵和第5航空队不断给他们以近距离空中支援，并空投了必需的补给物资。从夏古里简易机场人有四千多名被打伤和严重冻伤的人员被空运到安全的地点。
　　十二月十一日，严峻的考验结束了。史密斯将军这支经过战斗考验、冻得半死的坚强队伍仍然斗志昂扬，拥有大部分装备。他们在史密斯的带领下进入兴南附近桥头堡地区的一个环形防御圈；只要有海军和空军的支援，他仍可以在那里一直坚持下去。
　　十一月二十八日，在第10军和第8集团军指挥官在东京举行的一次会议上，麦克阿瑟答应沃克将军，为避免从东面被敌人迂回包围，他可以在认为必要时自行撤退。第8集团军已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美第2师在清川江一带损失严重，十一月底已宣布失去战斗力，因而撤到了南朝鲜进行整编补充。
　　现在，第8集团军已撤过清川江。他们接着又从容不迫、秩序井然地继续向南撤退。十二月五月，沃克放弃了北朝鲜首都平壤，并撤离该地区。中国久已脱离接触，看来不想马上追击。也许这是因为，中国人通常一次向部队提供的补给仅够几天战斗之用。但是，中国人仍保持以每天六英里左右的速度向前推进。他们自己的补给线现在越拉越长，并且毫无疑问，不断引起我虎视眈眈的空军的注意。
　　第8集团军正在向三八线撤退，第10军则开始从兴南周围的桥头堡阵地撤退。此时的新闻报道或者至少是要闻简报，给人的印象是联合国军吃了大败仗，而实际上，他们是在绝对优势之敌的不断进攻之下实施了一次了不起的撤退，并且，由于进行了极其英勇的战斗，尤其是美第l陆战师和第2师，故而损失被减少到最低程度。
　　一路上，部队遭到严重损失，尤其是南朝鲜第2军。
　　有些部队几乎大部被歼。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十二月初，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将军亲自调查在朝鲜的部队时发觉，他们“沉着自信”，第8集团军正出色地按计划撤退，第10军正毫不慌乱地撤离桥头堡地区。
　　海军在兴南干得很出色，他们把整个第10军及其装备全部由海上运走。这件事尽管没有作为头条新闻刊登，但是，从敌人领土上撤出十万零五千部队，九万一千名朝鲜难民，一万七千多各类车辆和几十万吨物资，这本身在军事上就是不小的胜利。无法运载的装备和补给物资在岸滩上销毁，所以什么也没有留给敌人。
　　另外也应该记住，为了让第8集团军剩余人员通过清川江面在那里担任守卫的美第3师，虽遭重创，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重新在朝鲜中部投入战斗。第l陆战师由朝鲜屋脊往下夺路撤退时，至少遭到六个中国师的沉重打击，但是也在不到三十天的时间就重新投入了战斗。
　　尽管如此，这次失败还是严重的，损失也是惨重的，尤其是，这次失败和损失本来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减轻的。现在回过头去说，总司令在这方面或那方面失着，这个或那个决定本不应保留，这项或那项命令根本不该下达等等，那是再容易不过了。也有人争辩说，如果麦克阿瑟不被捆住手脚，获准摧毁鸭绿江上的桥梁并轰炸敌满洲的基地，则整个结局也许会比现在好一些。但是，我认为追究责任没有多大益处，除非这样做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在今后避免犯同类错误。
　　如前所述，麦克阿瑟急切地要完成受领的亦即他自己请求的任务——消灭半岛上全部敌对的武装力量，这是很好理解的。不应把过多的责任推到他的上级和同僚身上；由于取得了仁川登陆这一辉煌的胜利，这些人不愿意对麦克阿瑟作出的判断乃至拿军队冒险的明显做法提出疑问。
　　麦克阿瑟无疑是我们最伟大的将军之一，而远不是一个普通的军界人物。
　　但是，麦克阿瑟身上那种很典型的人类的弱点(这说明他是一个人，而不是半仙）似乎有时显得过于突出了。没有一个军事指挥官是不犯错误的，而且，许多指挥官也许在以往的这个或那个场合犯过使我们民族付出过很大代价的错误——任何无谓的牺牲都是极高的代价，尽管如此，承担犯错误的责任，井实事求是地分析产生错误的原因，仍然是一个军人的职责。麦克阿瑟却拒绝这样做。可是任何人都清楚，我们的部队所以不顾后果地分散部署在朝鲜全境，主要原因就在于麦克阿瑟对中国人大规模介入的越来越多的证据采取了拒不承认的态度。
　　也许，麦克阿瑟明显采取的如下看法有某些道理。他认为：中国是纸老虎，中国在无线电广播里的警告是讹诈恫吓，甚至少数志愿军的出现也是那种讹诈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倘若一个人不是被荣誉迷住了心窍，他怎么能对详细的情报和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坚持错误的理解呢？实际情况是：抓到了大量显然属于中共军队战斗序列中某些部队的中国俘虏；一个美军团战斗队遭到极其沉重的打击；一个南朝鲜师几乎被歼灭。麦克阿瑟的部队兵力过于单薄，补给过于缺乏，即使抵达鸭绿江和图们江也无法抗击已知在那里集结着的大量敌军并守住鸭绿江、图们江一线。这个司令官怎么就看不到这些情况呢？后来有人替他辩解，如果让他放手轰炸满洲基地，他的兵力本来是够用的。是不是这种情况，根本无法肯定。即便如此，可他在进攻开始前就已经知道是不会准许他冒全面战争的危险去轰炸那些基地的。而且，他本来也不难弄清范登堡的观点：如果我们这样将战争扩大到中国，迫使其空军(而且可能还有部分苏俄空军)参战，那么，我方空军就会因战斗损失和自然消耗而削弱到需要两年时间方能恢复的程度。
　　在此期间，我们在世界其他地区承担的义务也就无法履行了。
　　一些评论家已经忘记，某些不成文的协议使我们在朝鲜和日本的机场避免了中国人的攻击，这样，我们才在朝鲜享有几乎是绝对的制空权。所以，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庇护所”，否则，朝鲜战争的情况会悲惨得多。
　　事实上，朝鲜战争充分说明，幻想单靠空军“切断”敌人的补给线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在北朝鲜战场上空几乎未遭抵抗，而且，除地面火力外，我们可以不受阻碍地攻击敌补给线。在头一年，敌人甚至连防空火力还击也没有。
　　因此，我们确实摧毁了敌人许多沿途运送的装备和补给物资，而且毋庸置疑，使敌人遭到沉重的打击，在生命财产上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可是，敌人在地面依旧很强大，而我们又不得不同他们在那里作战，敌部队并未遭到损失，仍然控制着关键的地形地物。
　　那些远离战场的人总是想借助海上封锁和饱和轰炸这类省钱、省力的办法解决问题。但是，打过仗的人都知道，海空军固然很重要，但只有地面战斗才能消灭敌武装力量——当然，用核武器进行毁灭性的攻击则另当别论。
　　在北朝鲜这样荒凉的国家或者在丛林国家，“卡断”补给线这类事情根本无法做到。而且，在敌士兵自给自足的情况下(譬如在亚洲，他们将自己的补给和武器背在身上，并且能在夜间运动或者在白天沿空中发现不了的人行小径穿行)，如果认为扔炸弹就可把敌人打败，那是痴心妄想。即使能通过不停的轰炸迫使他们老实一段时间，要想征服他们并使他们屈服，还得在地面上同他们进行面对面的战斗。
　　当然，还有这样一些人，主张在即将出现僵持局面时立即使用核武器，声称要把敌人国土化为灰烬，“迫使敌人回到石器时代”。如果是为了进行报复，或者说为了国家的生存，这样做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不是为了最根本的原因而主动使用核武器，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朝鲜问题上。分析麦克阿瑟无视预示着灾难的各种迹象、坚持向鸭绿江推进的顽固做法时，我不得不认为，这同卡斯特在小大霍思河一带的做法如出一辙，指挥官卡斯特刚愎自用，当时听不进一点意见。说麦克阿瑟不知道存在中国部队或不了解中国部队的能力，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为获准摧毁鸭绿江桥梁和轰炸满洲基地，麦克阿瑟自己就曾提醒参谋长联席会议，鸭绿江一带的中国部队“很可能使我的部队遭到覆灭”。说麦克阿瑟不了解地形造成的困难，也是没有根据的。这种地形使我军在北朝鲜被隔离开来的两支部队无法相互支援。尽管麦克阿瑟早先就提议，将朝鲜蜂腰部连成一条巩固的防线，而且，被他置于总部直接指挥之下的第10军一度还打算向西进攻，以解除第8集团军右翼受到的压力，但是，恰恰是麦克阿瑟自己在中国人的介入再也不能否认时争辩说，他无法使第8集团军和第10军横穿北朝鲜达成会合。
　　第8集团军和第10军遭到中国人沉重打击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曾建议麦克阿瑟将两军会合，以便封闭两军之间的间隙，并建立一道绵亘的防线。但是，麦克阿瑟坚决反对。他把那些本来完全可以用来反对他向鸭绿江猛冲的全部理由拿来为自己所用。这些理由是：他的部队兵力太少，无法照顾这样宽大的正面；距离拉得太长，无法靠严个港口向两支部队提供补给；将半岛一分为二的太白山脉无法逾越等等。
　　十二月三日，他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除非马上采取积极的行动(以便支持他的部队或在其他地区箝制敌人)，否则，指望取得胜利“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可以认为，这样不断地消耗下去可能最终会导致毁灭”。某些批评他的人曾私下议论，麦克阿瑟曾希望把我们置于一种只有进攻中国大陆才能挽救局势的境地，以迫使政府同意采取行动。我以为这种猜测是没有道理的。我倾向于认为，由于麦克阿瑟眼看胜利在望，而且认定红色中国是只纸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听不进任何意见和劝告。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刚刚赢得了一场一比五千的赌博。现在，他还想再来一次，不过这次的赌注下得更大一些。
　　我以为，最后还有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就是麦克阿瑟动辄压制批评他的人，斥责他们根本“不懂得东方人的思想”，而他自己在判断敌人意图时，却完全误入歧途。
　　当然，我作这些评论有如下的有利条件。我能够回顾并分析一九五O年十一月下旬和十二月初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事情的经过，丽这一点其他人是办不到的。即使在我同少数几个认为部队被危险地分散开来的人都感到不安时，即使在我因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愿直接向麦克阿瑟下达命令而几乎按捺不住时，我对麦克阿瑟的能力、勇气和卓越的战术素养也还是深表钦佩的。我最初认识他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那时，我是西点军校的一个年轻上尉，他是该校的校长。自那时起，我就很敬佩他的领导能力，他的敏捷的思想和他那立即抓住问题的要害并迅速加以说明、以致反应最迟钝的人也能弄懂的能力。不管麦克阿瑟有什么弱点，他都堪称是一位伟大的军人，伟大的政治家和勇敢的领导者，在命运突然决定我将在朝鲜直接归他指挥时，我为有机会再度与我有幸结识的这位不可多得的天才共事而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