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简单的背景音乐:苏小和：中国企业史上的三次“国进民退”

　　苏小和，1968年出生于常德市临澧县，我国著名诗人、财经作家、独立书评人、《独立阅读报告》发起人之一。苏小和在《南方周末》 《南方人物周刊》《南都周刊》《新京报》《东方早报》《上海证券报》等多家媒体开设书评和人物专栏，与王晓渔、戴新伟、成庆等人发起运作《中国独立阅读报告》，倡导公民社会常识阅读，影响了海内外一批真正的阅读人群。出版《过坎》《局限》《自由引导奥康》《逼着富人讲真话》《启蒙时代》等著作，2种新书《仓惶人物志》《我们怎样阅读中国》即将出版。部分商业案例收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案例库。

　　历史推进到今天，如果我们依然无视晚清政府1883 年金融危机之后官商结合的发展悲剧，如果我们依然无视民国时代“国家资源委员会”的政策悲剧，那么我们要么是对历史的无知，要么是对未来的狂妄。

　　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辩论，看上去热闹纷繁，但基本上属于宏大叙事，几无学术价值。一方面，这种集中了威权体制、有限的市场竞争、高强度的社会管制和国家贸易层面的重商主义倾向，并非中国的制度创新。从经济史上看，整个18 世纪和19 世纪，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曾经采用过这种策略，到20 世纪上半叶，尤其是希特勒时代的德国，更是如此。另一方面，这种试图从所有的方向解读中国的思想企图，事实上首先放弃的，是某个专业的路径。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么繁复的话题，为什么不从社会学的角度，或者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呢，事实上，今天所谓的“中国模式”，准确地说，应该是指向了中国经济的模式，因为关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模式和社会模式，尚不明确。而经济模式，如果放在历史的流变中加以分析，并不新鲜。唯一可以强调的，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已经置身于一个深度的全球化背景中，也许未来所有的变量，都是其中。

　　好在历史陈列在此，让我们的思考终于有了一个必要的参照谱系。

　　记住1883 年的金融危机

　　我想提到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年代，是1820 年左右到1883 年这段大约60 年的时间。这很可能是被后人遮蔽得最严重的一段经济史话，在这段时间里，晚清进行了一次快速的商业贸易资本主义的发展。其中的市场逻辑是，西方资本主义开始进入中国，在沿海和内地一些重要的交通口岸，或者是中心城市，有意识地借用了一批本土商界的人士作为代言人或者是助理，这就是后来被部分历史学家诟病的所谓“买办资本主义”，或者被称为“依附性质的资本主义” 。历史学家郝延平先生认为，正是这种输入性的资本主义，深深刺激了本土的商业竞争，也深层次地形成了西方大商人与本土小商人之间的合作。正是这种带有自由市场交换经济学意义的格局，中国的部分农产品第一次实现了远距离的市场化，甚至部分实现了国际市场化。与过去简单地囤积财富的商人不同，这个时候的中国商人开始学习西方商业的制造意识，不是沿袭过去非生产型消费，而是开始真正的工业制造，进行生产性的投资与产出，从而促使中国在进入近代以来，真正诞生了第一代工业资本主义的萌芽。

　　从自由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样的萌芽，其意义非同小可。重要的是，这样的市场演进，不是晚清政府的主导行为，但也没有进行阻挠或者打压，基本上是由外资力量和中国民间市场力量共同演绎了这一段商业故事。所以经济史学家迈克尔·曼曾经说，假设这个过程缓慢延续，不中断的话，中国从19 世纪后期就能发展出以本土资本主义为主，同时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挂钩的一种“常态的资本主义”。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几乎接近于晚清时代的“改革开放”，60 年的经济腾飞，很快让晚清政府的GDP 水平跃居到亚洲第一的位置。1883 年是一个需要中国人反复思考的年份，这一年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郝延平的著作《中国近代商业革命》详细记录了这场金融危机带给晚清经济的冲击。不仅是上海这样重要的通商口岸和金融机构的大面积破产，不仅仅是刚刚兴盛起来的本土工业资本主义企业的凋敝，真正严重的后果是，清政府在李鸿章的主持之下，开始大面积兴起以官商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运动，出现了所谓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企业形态，官僚资本主义在接下来的20多年的时间之内，似乎站住了脚跟，并支持了晚清政府的政治局面，以至于李鸿章在谈及官商结合模式的商业形态时，自认为是中国人在经济领域的新发现。这就是被后人反复研究过的洋务运动，遗憾的是，历史作证，洋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外国资本的进入，而在于晚清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进工业化，用政府权力主导市场，全面扼杀了私人自由企业的发展。

　　这似乎是一场晚清时代的国进民退潮流，兴起的原因，竟然也是一场突然降临的金融危机，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当我们在大面积的国进民退潮流中看不清方向的时候，理性的思考，是回到历史，而历史像一位早有准备的老人，总是能从自己的口袋里轻易拿出一个案例给我们看，告诉我们，不要得意，不要迷醉，历史就在这里，历史是过去，是现在，也是未来。

　　似曾相识的国家资源委员会

　　纯粹从国家财政能力的角度看，失败的洋务运动，的确让晚清政府再也无力为继，但政府垮塌并不意味着市场的破落，相反，由于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力度弱小，真正的自由经济力量得以萌生。这正是被史学家反复称道的“黄金时代”的来由。1911 年到1937 年，这大约25 年的时间，中国本土资本主义发展豪迈，不仅在商业领域，在很多实业和工业领域，也实现了同步发展，并诞生了一批在今天看来气象宏大的中国企业家。与晚清第一次资本主义萌芽的内在机理类似的是，黄金时代同样没有依赖于国家政权的主导、保护和支持，在整个经济的演进过程中，政府处在弱势的地位，表面看上去是军阀混战，中央政府支离破碎，但正是这种破碎的局面，给中国民间企业的发展反而带来了相对自由的空间。美国兰德公司的经济史学家叶孔嘉整理出的数据显示，这一段经济的自由生长的确蔚为壮观，每年竟然保持在 8%-9% 的速度。

　　按照这样的发展逻辑，中国的资本主义应该迎来第二次机遇，但事实并非如此。1927 年同样值得后人分析。这一年国民党南京政权基本稳固，官僚经济开始上演。法国经济史学家白吉尔把 1911-1927年称为发展起来的中国民间自主企业时代， 把1930-1940 年称为“统制经济”时代。这个统制经济的操作系统，正是被当时的人们热捧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从比利时留学归来的读书人翁文灏，有意识地从德国和苏联学来国家机器以行政力量来主导国民经济的制度，他们坚信这种模式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实现最快的发展速度。到30 年代中后期，国家资本主义成为民国经济的主流形态，在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带，很快抑制了民间资本的自主发展，抑制了民间创新的企业家精神。

　　如果把洋务运动称为中国近代企业史第一次“国进民退”，那么民国时代的国家资源委员主导的经济发展，就是第二次“国进民退”。面对这样的历史图景，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政府与企业分工的重要性。政府主导公共领域，企业主导市场的推进，这是最核心的经济学理念，原因在于，只有利益导向的企业，才能将更多的人卷入到市场迂回的分工体系里，而政府因为行政权力的色彩，不可能维护市场的自发秩序，相反，政府的过度介入只能导致市场分工的粗糙与片面。由此，企业主导的分工就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市场体系里，而政府主导的经济则只能形成一些小众的资本主义，或者是市场层面的私人俱乐部。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一个国家政府腐败，民不聊生的经济学缘由。

　　相信1949 年之后的国民党终于意识到了这样的经济错误，他们从1950 年代开始，首先从经济政策的角度实行了转型，这就是被很多经济学家称道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现在来看，50 年代初期台湾的土地改革，其经济学意义在于，切实给民间的资本更加充分的发展空间。这样的政策虽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内也受到过意识形态的冲击，但总体上，国民党政权的确完成了从国家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民间资本主义的稳步转型。80 年代之后的台湾经济，政府和行政官僚对经济资源的掌控，对经济活动的行政制约慢慢收缩，民间资本，尤其是中小企业、家庭企业逐步兴盛，台湾实现了一个缓慢的，但却是比较彻底的“国退民进”(公退民进)过程。这正是台湾能够成为亚洲四小龙之首的经济学理由。

　　第三次国进民退正在上演

　　这样的历史叙事，让丁学良先生感叹。他说这看上去“具有讽刺意义”，在近200 年的历史变迁中，民间资本主义获得相对发展的时期，恰恰是中国的中央政府相对薄弱乃至于破碎的两个时期。一旦政府权力回复重建，可以逐渐发挥强有力的社会管制功能，它就必然越过公共管理的边界，把大手伸到私人企业的头上，收缩民间资本主义发展的空间，扩展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力量，做大官僚资本主义或者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地盘。当这样的逻辑发展到1950 年代至1970 年代，这个中国现代史上最强有力的政权，终于让民间资本主义的力量彻底绝迹了。

　　好在我们还有1978 年。

　　周其仁教授对邓小平时代的经济轨迹有一个聪明的分析，他认为邓找到了中国特色的产权界定方法，把企业家重新请回到经济生活中，以及重新认识那只看不见的手。事实上这就是一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历史。从1978 年开始，政府管制能力开始大面积退出，让农民和企业家自主经营，这本质上就是对古典经济学分工理论的确认。至于邓小平之后发生的一些重大经济事件，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国有企业的抓大放小，都可以沿着分工的命题予以分析和阐释。从经验的层面看，应该说中国人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基本上找到了市场经济的方法，只是在节奏上采取了一种更加保守的渐进式思维模式。

　　但问题在于，2008 年来了，全球金融危机骤起，中国政府开始采取一种更加凶猛的政府主导经济的政策，所谓主导，事实上就是控制，就是做大国有企业，消减私人企业的市场容量。今天的中国，任何一个观察者都能看到，在诸多关键的产业上，政府之手都是牢牢在握。不要说银行金融系统、土地资源系统、能源系统、铁路运输系统、公路运输系统、教育产业系统等这些本来就不打算放开的核心资源，就连看上去已经有限市场化的新经济(310358,基金吧)信息产业、文化传媒业，甚至包括房地产业，都被政府之手超级垄断。大量的超发货币流入这些国有企业，再一次推高了国有企业的垄断能力。这已然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一种经济的惯性：正是有这些战略制高点的政府控制，中央一级的大型国有企业才可能越做越大，以至于在很短的时间之内，中国的几大金融类国有企业，竟然登上了全球500 强企业的头几名。

　　此情此景，具有权威性的“传统基金会—华尔街日报经济自由度”国际比较指标提供了一组有意思的数据，2010 年度中国内地经济自由度是51%，在全球 183 个经济体中位列第140 名，综合自由度大致与俄罗斯50.3%、越南49.8%、老挝51.1%、孟加拉51.1%、阿根廷51.2 相当， 显著低于中国台湾70.4%、韩国69.9%、日本72.2%、中国香港89.7%。这正是中国企业现代历史上第三次醒目的国进民退浪潮。历史会再次重演吗?

　　如果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威权体制和社会管制背景下的国有企业扩张、私人企业退缩，就是政府对市场实现一种越来越严厉的限制，那么这样的发展方式，不仅在经济学分工理论上无法找到依据，在经济史和企业史的发展脉络里，也永远找不到成功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