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山驾校客服电话:官大还是法大：中央64号文件出台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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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大还是法大：中央64号文件出台始末

崔敏

2011年07月15日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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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过“文革”内乱的许多同志，看了这份文件，激动得热泪盈眶。普遍认为，这个文件是建国以来甚至是建党以来，关于政法工作的第一个最重要、最深刻、最好的文件，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09年第12期，原题为“64号文件：官大还是法大”

　　整整30年前，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著名的中发[1979]64号文件（以下简称“64号文件”），这是一个拨乱反正的指导性文件，对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个文件后来竟被人们淡忘了，以致现在有许多同志不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文件。有鉴于此，有必要重温这一文件的内容，并就相关问题做一些探讨。

　　64号文件出台的背景

　　众所周知，我国的法制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要说明64号文件出台的背景，有必要回顾一下我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

　　建国初期，当新生的人民政权已经巩固、国民经济初步恢复之后，1954年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彼时彼刻，毛泽东强调：“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注1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董必武同志提出“依法办事是加强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环节”，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注2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比较重视法制建设，被后人称之为“法制建设的第一个黄金期”。

　　然而，时过不久，最高领袖对自己主持制定的宪法也“记不得”了，竟然说：“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注3法律虚无主义由此确立，法制建设陷于停滞，进而遭到破坏。

　　1957年春夏之交开展的“反右派”斗争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左”的指导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给55万多名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帽子，列为专政对象。1958年，最高领袖又发动了一场前无古人的“大跃进”，提出一系列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高指标，宣称要“三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甚至提出“两年超过英国”。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于是各地便争着“放卫星”，吹起了一阵浮夸风。在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同志对“大跃进”中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引发领袖的震怒，无端地打出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继而从上至下层层大反“右倾”，又整肃了380万人。“大跃进”的最终结果是图虚名而招实祸，由于虚报的“增产粮”都被上级征收，导致农村严重缺粮，全国饿死了3750万人。

　　1962年1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对大跃进的失误作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中肯评价。同年5月，刘少奇又主持对1958年以来的政法工作进行总结，明确指出：“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他还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政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注4话虽不多，但画龙点睛，触及了最要害的问题。

　　可惜，上述意见并未在党内形成共识，“左”的一套愈演愈烈。直至1966年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陷入了持续十年的内乱。“文革”的口号是“造反有理”、“全面内战”，公然宣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注5。致使冤假错案遍于国中，亿万人民身受其害。死了2000万人，整了1亿人，浪费了8000亿元人民币。注6亲身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人，至今想起来都感到后怕。

　　1976年10月，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内健康力量，顺应党心、民心，果断地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随后于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人们痛定思痛，回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鬼魅横行，无法无天的惨景，痛切地认识到“无法必然乱国，治国必须依法”。反映民意的要求，顺应时代的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方针，要求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随后，1979年7月召开的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制定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重新起步。

　　鉴于过去多年法律虚无主义盛行，党内外存在严重的思想混乱。许多错误的思想和做法如不彻底改变，已经制定的法律将不可能顺利实施。为此，中共中央于1979年9月9日发布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这就是著名的64号文件发布的历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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