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滋补品:横滨历史教科书出台始末

导读：横滨市教委使用“美化战争”教材的决定不仅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韩国和中国也重新绷紧神经。那么，引起争议的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其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在内容上，又存在哪些争议点？解读日本历史教科书，可对错综复杂的日本社会管窥一斑。

图：2007年12月29日，日本冲绳宜野湾市的和平祈愿公园，市民集会抗议日本教科书审核意见决定删除日军在冲绳战役中强迫岛民“集体自杀”的相关表述。

8月4日，距离日本终战纪念日还有11天。日本第二大都市横滨，因为一个决定掀起中日之间新一轮波澜。

横滨市教育委员会于当天通过表决，决定从2012年起的4年内在全市18个区147所公立初中统一选用由“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员编写、扶桑社旗下子公司育鹏社出版发行的右翼历史教科书。这一决定意味着该市将有至少10万名初中生届时接受“美化战争”教育，正如日本《每日新闻》4日评论指出，“尽管‘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教材的全国使用比重很小，但一次性将其推广成为一座主要城市的教材却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横滨市教委的这一决定不仅在日本国内引起轩然大波，韩国和中国也重新绷紧神经、拭目以待。那么，引起争议的育鹏社版历史教科书，其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在内容上，又存在哪些争议点？解读日本历史教科书，可对错综复杂的日本社会管窥一斑。

谁编写了问题教科书？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但此前多围绕着“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扶桑社版本的历史教科书展开。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则提出：“这样的教科书得以出版并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值得我们关注与警惕的应当是日本文部科学省的默许纵容以及背后地方政治势力的推动。”在他看来，此次横滨历史教科书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日本右翼势力利用当地压力团体及政府来推动地方教育委员会成员的变动，从而实现其推广问题历史教科书的野心。

而实际上，日本社会反对“自虐史观”最激烈的三股势力—“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日本教育再生机构及“教科书改善会”乃系出同源，后两者均为前者内部分裂的产物。

横滨市教委通过的教科书是由日本教育再生机构编写，该机构系民间教育团体，成立于2006年10月22日，机构宗旨是“让爱国心和道德回到教育中来”，机构发起人多为保守派学者、政治家。

机构理事长八木秀次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学院，指导教授为著名的“改宪派”学者小林昭三。八木秀次本人也是宪法学保守论色彩浓厚，一直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上，痛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及历史教科书中的“自虐史观”，曾出任“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第三任会长。保守派政治家安倍晋三成立内阁时，尽人皆知的“五人智库”即指：八木秀次、中西辉政、岛田洋一、伊藤哲夫、西冈力。中西辉政、岛田洋一与当下炙手可热的前原诚司前外相师出同门，为保守派学者高坂正尧弟子；伊藤哲夫则是日本“李登辉之友会”常务理事，亲台立场，对华态度强硬；西冈力则是日本“慰安妇－南京事件问题检证会”发起人。

此外，日本教育再生机构的顾问伊藤隆曾任“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理事，“中日共同编写历史教科书”课题的日方代表北冈伸一曾公开承认深受伊藤隆的保守论调影响。顾问小田村四郎则担任日本靖国神社崇敬会总代表，是日本保守势力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其他的顾问，如屋山太郎、中西辉政等人也皆以亲美保守著称。

同时，育鹏社则是扶桑社的全资子公司，取意为“培育大鹏”，2007年成立之初，育鹏社社长即由扶桑社社长片桐松树兼任。育鹏社背后的资金支持来源于保守色彩浓厚的日本富士产经集团，旗下许多媒体右翼色彩浓厚。

另一方面，教育再生机构成员多数来自“日本会议”，如机构顾问石井公一郎即担任“日本会议”副议长，代表委员加濑英明则为“日本会议”顾问等。“日本会议”是日本颇具影响力的国民运动团体，由“守卫日本国民会议”和“守护日本之会”合并而成，拥有遍布日本全国的草根关系网。“日本会议”主要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整备“有事法制”、反对外国人参政、推进“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制定《国旗国歌法》等。

可以说，问题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是日本政界、财界、媒体界以及思想界内的保守势力综合作用下的产物。

育鹏社版更合保守派“心意”

历史教科书问题作为反映日本历史认知与政治走向的一种表现形式，存在由来已久。战后初期日本国内弥漫的厌恶战争的情绪以及政治改革的背景使得一批较能正确反映史实的教科书登场。20世纪50年代，文部省首次对教科书进行大量修改，把有关“战争反省”的内容全部删除，同时强行提高天皇地位，复活神话教育的内容。

20世纪80年代，日本右翼势力沉渣泛起，再次要求修改历史教科书，并使得该问题逐步升级到了国际层面，而“失去的十年”则见证了历史教科书问题日益恶化且走向极端的发展趋势。1997年，由电气通信大学西尾干二教授与东京大学藤冈信胜教授等一批右翼学者所组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立，该编撰会于2000年出版《新历史教科书》，并于2001年通过文部省审定。

该书大肆宣扬皇国史观，从根本上否认了日本进行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责任。例如该书将太平洋战争标榜为旨在“自存自卫”、“解放亚洲”、“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一场“正义战争”。关于卢沟桥事变，则记载为“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的卢沟桥上发生了有人向正在演习的日本军开炮的事件，日本军于次日清晨与中国国民党进入交战状态”；同时将中日间8年战争描述为“目的不明的泥沼战争”、将“南京大屠杀”表述为“南京事件”，而关于死亡人数也只是用“多数”一词轻描淡写地予以带过，并且声称：“关于该事件的真相，由于现有资料上存在问题，意见不一，如今还在争论之中。”

此书一经出版，马上受到来自中韩等国的严正抗议。据刘江永介绍，《新历史教科书》当时共卖出521册，采用率只有0.039％。在此之后，日本文部科学省又分别于2005年与2009年审定通过由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成员编写、扶桑社及自由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教科书问题再次升级。

今年的历史教科书争论主要围绕育鹏社版和自由社版展开，这两个版本均获得文部省检定合格。此前，曾盛传育鹏社版教科书涉嫌剽窃，自由社版则被爆出盗用其他出版社年表。横滨市教委在决定选用哪个版本前，曾一度犹豫不决。

事实上，自由社版的历史教科书即为“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版本。2009年4月，自由社版历史教科书刚被日本文部科学省认定为合格，横滨市辖内的18区中就有8个区的教委决定率先采用。后因各区教委决议的做法手续繁琐，今年横滨市内教科书统一由市教委决定。那么，此次横滨市教委为何选择育鹏社版而非自由社版的教科书呢？

首先是学生应试上的考虑。自由社版在人物方面收录不全，如内村鉴三、光明皇后、西行、岛崎藤村、新渡户稻造、二叶亭四迷等重要人物未收录。其次，育鹏社版教科书特别对日本人被北朝鲜绑架事件做了详细准确的记述，自由社版的记述则“过于简略”，且出现了多处错误，如宇出津事件错写为“9月18日”（实为9月19日）；日本国家公安委员长梶山静六绑架问题讲话部分，错将“梶山静六”写成了“梶山清六”等。

然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自由社版对扶桑社版教科书的修改，被保守派斥责为“改恶”。如扶桑社版的丰臣秀吉“朝鲜出兵”，在自由社版被改为“朝鲜侵略”；扶桑社版在描述南京事件时，“目前对死者人数尚存在疑问和争论”的表述在自由社版中被删除等。

“向世界传递史实之会”事务局长、保守论者荒木弘道更是专门开设讲座，分15讲阐述育鹏社版与自由社版教科书的区别，斥责自由社版是对扶桑社版的“逆流”、“改恶”，而育鹏社版则是“原汁原味”，显然更合保守派的“心意”。

“将政治信条放在第一位”

8月4日决议当天，在横滨市教委外聚集的前来施压的市民团体成员达60多人，他们向教委提交“反对美化战前殖民地统治”的11万人连署签名。

在此之前的7月27日，自由法曹团神奈川支部的约120名律师，联合向横滨市教委提出陈情，批评自由社和育鹏社教科书“对宪法、历史的看法都过于片面”，要求教委不要采用。日本历史研究会等4家历史研究组织也公开发表紧急提案，呼吁：“不要将自由社、育鹏社的教科书发给孩子！”

历史教科书通过后，横滨市教委委员长今田忠彦则解释称，“该教科书内容富有历史的临场感，对待东京审判等问题，从多个方面予以阐述，平衡度把握得非常好。”对此，横滨教科书采择联络会事务局长佐藤满喜子直言不讳地痛批：“与告诉孩子适当的史实相比，委员们显然将自己的政治信条放在了第一位。”

一位记者熟识的横滨市某中学历史教师香川在看了新历史教科书后，感觉有很强的不协调感。“书中补充了大量的日本神话，这难道不会让学生将神话与史实混淆吗？同时，一味地将‘太平洋战争’强调为‘大东亚战争’，称‘这场战争旨在为日本求生存和自卫’。这难免让人产生在灌输价值认同的困惑。”

正如《朝日新闻》所言，“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的教科书在历史讲述上，特别是讲述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时“过多带着个人情绪”，带有倾向性的观点会造成负面引导效果。

近些年来，横滨中学教师的意识变化也对教科书采择制度投上阴影。之前，在选择教科书时，为反映学校教学现场的意见，曾设置专门的“学校票”，即让教师们去参加教科书展示会，列出希望的教材。但2001年，“学校票”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横滨市各区校长会讨论，并将意见报告给教委，而这在2005年也被废止了。

同时，记者发现，在新历史教科书中，公元5-6世纪从大陆迁徙来的“渡来人”被改为了“归化人”；江户时代被描述为“和平与安定”的时期，被沉重赋税压榨的农民实态几乎没描述。香川表示，市教委下发通知要求必须使用决定采用的教材，眼下为适应和研究教材需要花费很多时间。

新历史教科书的另一大特色表现在教师用书上。如教师用书中有一道三选一的问题：“当时的国民，当得知与美国开战后是怎么想的？”正确的答案是：“心情很振奋！”而“很生气”和“很悲伤”这两个选项则被认定为“错误答案”。在“势如破竹的南进”一节内容中，日军占领东南亚后，“处死了许多的一般平民”的说法也被认定为“错误”。

据悉，在教师用书中，如此这般界定“标准答案”的做法，正遭到中学历史教师们的强烈抵制。《朝日新闻》评论：“这样的做法，与‘培养学生多角度看问题’的教育目标背道而驰。”

背后折射日本纠结的历史观

历史教科书作为反映一国历史认识的载体，其背后更多隐藏的是这个国家关于某段历史的集体记忆与时代烙印。近几年日本在以教科书为代表的历史认识问题上纠结的看法也体现了日本历史态度与视角。

对于一般日本人来说，除去冲绳所有战场都几乎在国外，实际战场体验并不多。而在本土进行的，包含了核爆炸、大空袭等惨痛经历的与美交战则成为普通日本人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或仅存记忆。对于广大日本国民来说，“广岛长崎”是太平洋战争巨大的象征符号，日本民族所有的苦难似乎都能浓缩到这个近乎神圣的字眼里。因此，他们常常以世间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自居，从战争被害者的角度出发控诉战争历史。

与此同时，“美国”这个强大“他者”的存在，也成为了日本看待那段历史的重要甚至“唯一”的参照物。他们牢记发生在广岛长崎的超乎想象的苦难，铭记东京大空袭所带来的苍凉与绝望；面对战败后美国的占领，他们有种本能的反感与排斥；但是其带来的好处，又使得他们产生感激的心态。

来华旅游的日本人，每当站在抗日战争纪念馆前目睹“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横幅时，往往都会产生疑惑。他们心中所想的，正如作家布衣在《罪孽的报应》一书中所说的，“直到现在，日本人每谈起战争，指的往往是和美国打的那场仗。”

战争体验造成了日本对历史认识的差异，战后国内形势的变化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其历史态度。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首相更替频繁，大地震无疑是雪上加霜。国内国际环境的日益严峻化使得战后日本人靠经济成就建立起来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倍受打击，引发了日本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为日本右翼及保守势力活动提供了有利环境。

面对政府政策的无力，他们趁机鼓吹应打破“黑暗史观”、“自虐史观”，宣扬“皇国主义”、“民族优越论”等，通过包括重新认识和评价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历史等方式企图以“昔日辉煌”为失意的国民找回心理归宿。

37岁就当选横滨市长的中田宏在横滨大刀阔斧地改革赢得了一片赞誉，但华丽的改革下难掩败絮。面对横滨使用问题教科书的指责，中田宏反驳称，无意于在教科书中歌颂战争。他指出，日本过去歪曲的“自虐史观”过于强势，新教科书无异是在平静的水面上扔下一颗石头，也借此使得“自虐史观”的论调大为减少。“站在不同的角度，对历史的解释会有所不同。能够培养学生保持平衡看问题的教科书是必要的。”

只不过，这样的“平衡”对中国和韩国而言，无异是一种“挑衅”。可以说，日本激进的历史观正在重新抬头，并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这样的形势下，谁能带领日本新一代走向正确的方向，值得密切关注和期待。

本文已刊发于2011年第26期 总411期 国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