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将军的子女:中国医改之路将越走越难

　　2009年2月27日，卫生部公布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部分结果：经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抽样调查，我国城乡居民的慢性病患病率为20.0%，不少人同时患有多种疾病。以此推算，我国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病例达2.6亿人。

　　相关资料显示，我国现有高血压病患者2.0亿，糖尿病患者4000多万，脑卒中患者600多万，心肌梗死患者296万。每年新发恶性肿瘤500多万例（2009年2月18日健康报第4版、2011年4月5日健康报第1版、2011年6月2日健康报第8版）。

　　我国现有白血病儿童超过400万。每个白血病患儿的化疗费用在15～30万元，骨髓移植的手术花费20～60万元。做骨髓移植的存活率为40～50%（2011年6月2日人民日报第19版）。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到2015年，中国慢性病的直接医疗费用将超过5000亿美元（2011年3月24日新华网）。

　　二、公共卫生形势严峻

　　1.传染病防治任务繁重

　　我国现有乙型肝炎病毒感染人数1.3亿，其中3000万人患慢性乙型肝炎（2009年2月24日健康报第3版）；我国现有活动性肺结核病人500多万，结核病年发病人数约为130万（2011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第11版）；截至2008年9月30日，我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例264302例（2008年12月1日新华网）。今天，艾滋病远未遏制。

　　一些基层医疗机构诊疗器具消毒不严，导致丙型肝炎医源性传播。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口流动，使我国的传染病防治工作难度加大。

　　2、职业病防治更为艰难

　　我国现有1600万家企业存在有毒有害场所，约有2亿劳动者在从事劳动过程中遭受不同程度的职业病危害（2011年3月10日健康报第5版）。江西省修水县上衫乡有500多村民因开采金矿患上尘肺病，已经死亡近百人（2011年3月31日健康报第2版）。最近，浙江省绍兴县汛桥镇锡箔加工作坊从业人员及子女近千人到萧山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血铅检测，其中血铅含量大于每升600微克者26人，每升400～600微克者494人。另有103名14岁以下未成年人血铅含量大于每升250微克（2011年6月12日 新华网）。

　　3、环境污染压力加大

　　我国境内十大流域，除珠江流域污染较轻外，其他九大流域的支流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011年4月22日人民日报第2版）。在广大农村，相当多的居民得不到清洁、安全的饮用水。例如，江苏省盐城市化工企业较多，一些工厂偷排工业废水，造成水质恶化，当地发生了多个“癌症村”。其中杨集乡东兴村，在2000～2005年间，有近100人患上癌症。2001年以来，该村因癌症去逝已达80多人（2009年3月18日健康报第6版）。

　　4.食品安全问题较多

　　三、卫生资源分布不均

　　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多数医疗卫生机构房屋破旧，缺少基本的医疗设备和生活设施，也缺乏优秀人才。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在全国乡镇卫生院的技术人中，中专及中专以下学历或没有学历的人员比例为63.0%；在村卫生室工作的90万名村医中，低学历或无学历者高达90.0%（2009年3月13日健康报第6版）。这样的人才结构，难以承受8亿多农民的基本医疗和卫生服务。

　　2011年1月26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以“谁让健康档案离了谱”为题，报道安徽省怀远县乡村卫生机构的弄虚作假问题。电视画面呈现的乡村卫生机构房屋之破旧，设备之简陋，卫生技术人员工作环境之艰苦，令人心酸。有资料显示，安徽推行农村医改后，乡镇卫生院功能萎缩，服务量下降。2009年，安徽省参加农村合作医疗的农民在乡镇卫生院住院的病人数占全省新农村合作医疗的住院总人数的51.57%，2010年降至不足30%（2011年4月15日健康报第1版）。

　　在中国中西部广大农村地区，地方政府财力有限。要改变落后的卫生状况，迫切需要中央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否则，乡村卫生机构既不能吸引病人，也留不住高水平的医生。

　　另一方面，高新技术和优秀人才集中在城市的大医院。大医院的楼房越盖越高，装修豪华，争相购买昂贵的进口医用设备。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说，“北京一个城市的PET-CT，比全英国都多”。由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PET-CT，每台标价430万美金。每检查一次，医院收费1万元人民币。为了争夺病员，一些医院搞开单提成。

　　这些年，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放射科先后添置了16排螺旋CT、64排高速CT、PET-CT、蓝宝石CT、1.5T核磁、3.0T核磁等大型进口医疗设备。有识之士惊呼：我们国家已经成为外国公司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倾销市场，我们正以脆弱的经济能力支撑着西方国家日益膨胀的医药产业。

　　四、进口药品和医用器材价格畸高

　　2008年1月17日，国家卫生部陈竺部长在江苏省卫生工作会议上说：“以前治疗白血病的一个药品，两瓶就可以救命。但是在国外一个跨国公司手里，价格翻了一百倍”（2008年1月18日新华网·现代快报）。

　　再看国内广泛应用的抗乙型肝炎病毒药物拉米夫定，商品名“贺普汀”。 业内人士披露，“贺普汀在国外的生产成本只相当于4元人民币”（2009年2月24日健康报第3版）。目前在我国的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贺普汀在各大医院的售价是每盒180元，在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售价是每盒207元。据《南方周末》报道，由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批准的贺普汀说明书上注明：“拉米夫定（贺普汀）不能治愈乙肝，其远期疗效也未知。”而在中国销售的贺普汀说明书上确没有这样的注明。

　　还有用于冠心病患者的血管内支架，由国外进口，到岸价不到6000元人民币，在国内医院的售价是38000元（2011年3月14日新华网）。

　　现任国务院医改办公室主任孙志刚，曾任安徽省常务副省长。孙志刚在安徽工作期间，领导对基层医院的药品招标，使许多国产优质药品招标价低于生产成本。例如，国产青霉素过去销售价格是每支0.7元，药企平均生产成本为每支0.4元，如今招标采购价降到0.28元。行文至此，笔者深感疑惑：孙志刚先生为什么不对国外企业在中国销售的暴利药品和医用器械实行招标降价呢？

　　陈竺先生出任卫生部长之初，要求国内“大医院的医生不要做跨国公司的奴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陈竺出任卫生部长后，我国城市医院贪大求洋，规模扩张和资源浪费更加严重了。

　　五、政府对医疗保障和卫生机构的投入，财力有限

　　2011年度财政预算，我国政府安排医疗卫生支出536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卫生支出1727.58亿元，地方财政卫生支出3532.42亿元。

　　2010年度，我国卫生总费用接近2万亿元（初步统计为19600亿元）。2011年度5360亿元的政府投入，只相当于我国2010年度卫生总费用的27.5%。根据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我国城乡居民两周内新发病例未就诊的比例为38%；经医生诊断需要住院未住院的比例为21%。2011年度，如果所有需要住院治疗的病人都能住院治疗，我国的卫生总费用将远远超过2010年度的2万亿元。

　　我国现有农村人口8.5亿，城镇没有工作的老人、儿童以及下岗工人和在校大学生约2.4亿人。2011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相关部门提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200元。2010年，全国公立医院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为166.8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为6193.9元。其中城市三级医院次均住院费用为10442.4元（卫生部网站：《2010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再回头看本文前面的数据：20.0%的慢性病患病率，高昂的看病费用，与之相对应的只有人均200元的基本医疗补助。显然，保障水平太低。

　　六、攻坚克难，惟有善政

　　卫生服务和医疗保障，是一个世界性难题。美国是一个卫生服务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早在2003年，其卫生总费用就达到16400亿美元，人均5700美元（2007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7年，美国人均卫生费用攀升至7285美元，其中政府支出占45.5%（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医疗卫生服务的高消费使美国政府不堪重负，民众亦不满意。

　　中国有13亿多人口，经济还不发达，绝不可学习美国那样轻预防、重治疗，高收费、高消耗的卫生政策。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人均期望寿命只有35岁。到1979年，人均期望寿命达到68.1岁。这主要得益于稳定的粮食供应、卫生防疫工作的开展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建立，以及城市医务人员的下乡服务。中国的医务工作者是一支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队伍，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赞誉我国“用最低廉的成本保护了世界上最多人的健康”。

　　1980年以后，我国农村的合作医疗制度逐渐解体；1992年以后，城乡医疗卫生机构被推向市场。过度追逐利润，滥做检查，滥用药物，向病人高收费。一些行之有效但不赚钱的诊疗方法被弃之不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我国城市医院胃癌的化疗费用从20年前的每人次平均100元，现已提高到15050元，增加了150倍。然而，费用的上升并没有带来胃癌5年生存率的提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指出：“技术至上主义盛行，导致医学越来越昂贵”（2011年4月21日人民日报第19版）。不少城乡居民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或者干脆有病不进医院。“看病难”、“看病贵”成为当今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

　　2009年，中央颁布新的医改方案，强调坚持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加强农村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规定为城乡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这一方案，受到国内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赞许，但遭到既得利益者的阻扰。

　　新的医改方案能否落实，从根本上缓解人民群众看病贵、看病难？其核心问题是增加政府对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和医疗卫生机构这两个方面的投入，确保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其难点是冲破既得利益者的阻扰，理顺体制和机制，调动广大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当今社会，拜金主义已经浸染各行各业，政府官员和专家、学者面临着巨大的道德风险。在当今中国，惟有坚持科学发展观，遏制腐败，才能改善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