钚核裂变:李大钊：国民党右派痛恨的人

　　被攻击为“首鼠两端”的“骑墙人”

　　王辉(中国国家博物馆)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在早期的国民党档案中，有一些关于他的记载，当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后，许多国民党党员，特别是右派反对国共合作，因此，对李大钊的评价也颇为“负面”。

　　告状信中的李大钊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生于1889年，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杀害。他1907年就读于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积极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6年，他在北京参与创办《晨报》，1918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开始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在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与陈独秀等人筹组中国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长期担任北京地区负责人，全面领导北方革命工作。

　　1922年8月，在专门讨论国共合作的西湖特别会议上，新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的李大钊，积极赞成国共两党合作。1922年8月20日，他在林伯渠的陪同下，专程去上海会晤孙中山，进行了多次“极为融洽”的交谈。不久后，李大钊加入了国民党，成为第一个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

　　然而，国民党内部却有左、右派之分。以廖仲恺、宋庆龄和邓演达等人为代表的左派，对共产党态度温和，希望促成国共合作，但他们不掌握实权。而以胡汉民、林森和张继等为首的右派却是国民党中的实权派，他们不认可共产党的理念，认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是在借机发展壮大自己，因此对共产党持敌视态度。下面这封保存在国民党中央党史馆中的信，就能代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一些国民党右派对李大钊等中共人士的防范与敌视。

　　这是1923年5月29日，国民党北京地区党务负责人卢钊给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部长孙镜的信 (档案号：环09147)，其中主要说：

　　……顷闻党部有委任李君大钊为北京支部长之说……窃以直省支长早经先生令委溥公办理，群情爱戴，同志尊崇。李君大钊本非我党信徒，其于共产方面与陈独秀号称“南陈北李”，考其议论亦与我党主张立于作对地位，所以加入吾党者，不过假藉声威自厚实力(彼等目的可于《向导》中窥见)。今一旦以支部重权授非素信之人，于李君则诚有利矣，试问所招党徒，谁复能为吾党尽死力者，将来自成李君之共产党，于我党发展转多妨碍。钊忧患余生，以为北部党务当由溥公及本党声望素著之健全分子主持，不宜遗弃元老，委之首鼠两端之李大钊氏……立此骑墙人旗帜之下，以为党羞……

　　写此信的卢钊，是国民党20年代初期北京地区的负责人之一，负责成立组织和招募党员。此人在国民党中属于“昙花一现”式的人物，即便在国民党的各种档案中，关于他的记载也是少之又少。但就是这么个人物，在信中明确反对国民党任命李大钊担任国民党“北京支部长”，担心他假借国民党组织来发展中共势力，并妨碍国民党的发展。卢钊诋毁李大钊为“首鼠两端”、“骑墙人”。从这些字眼中，人们可以看出他对国共合作中共产党人的根本态度。

　　“溥公”的真面目

　　卢钊信中两次提到“溥公”，就是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张继。在卢钊眼里，张继是“群情爱戴”、“同志尊崇”，那张继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

　　张继生于1882年，字溥泉，河北沧县人。1899年，他留学日本，1905年8月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任该会直隶主盟人。1908年，张继赴法国留学，1911年回国后任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兼直隶支部长、国会第一届参议院议长，1916年任护法军政府驻日本代表，1920 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主持人。

　　1922年，孙中山筹划改组国民党，推行“联俄容共”政策，张继一度积极参与其事，对共产党的态度较为友好。1922 年 11 月，张继曾携带孙中山的亲笔信到北京与苏俄使者越飞会谈，他还是李大钊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

　　但随着共产党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张继开始对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提出质疑，认为共产党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他认为，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并不是真心尊重国民党领袖，也不是真正信仰国民党的主义。在他看来，身为国民党员，动辄在刊物上批评、规劝国民党，就是以指导者自居，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张继等人逐渐开始排斥共产党。1924 年 1 月，张继当选国民党“一大”中央监察委员。6月，他与谢持、邓泽如等联名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历数共产党的种种“问题”，遭到孙中山斥责。不过，孙中山去世后，张继积极参与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活动，主张“清党”，取消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1927 年，他出任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后历任国民党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政治分会主席、中央监委委员、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1947 年病死于南京。

　　“二钊”的较量

　　卢钊在信中坚决地反对李大钊、明确地力挺张继的背后，反映着国共两党在北京地区的合作与摩擦。

　　在北京，国民党的力量原本非常脆弱，除了在国会及新闻界有国民党人零星的活动外，并没有建立起党组织。1918年以后，卢钊在北京设立“壬戌俱乐部”与“中社”两个小团体。这是1917年护法运动以来，国民党首次在北方成立的外围组织。但直到1920年，加入两个团体的人数并不多。卢钊在向上海国民党本部报告这两个团体的信函(档案号：环09149.1)中提到：

　　钊自七年，同卢君锡卿护法失败来京以后，目睹北京本党凋落情形，即欲联合同志宣传党义……党部初基计三十四人，至今仅余十四，余均以态度未明见摒……

　　到1921年至1922年6月间，孙中山还是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主持广东革命政权上，未能顾及北方党务。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兵变，孙中山被迫避居上海。9月，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会议，宣布“改进”国民党，“谋求党务之改进与发展”。与此同时，国会在北京复会，国民党员开始纷纷北上。所以，1923年后，国民党在北京的党务发展较快。

　　国民党人在北京的活动，主要在两个领域：国会和北京各大学。在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中发展党员，主要由谢持和邹鲁等人负责。他们以“中社”为国民党外围组织，发展较为迅速。邹鲁晚年在回忆“中社”发展情形时说：“在这个时期里，除了出席国会外，又和谢持先生做扩展党务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联络北京各大学的青年学生，向他们宣传本党的主义，并先后介绍他们入党……”

　　国民党在北京扩大势力的同时，李大钊领导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北京各大学得到了迅猛发展，大有与国民党“争夺”青年学生之势。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后，社会主义青年团活动更趋活跃。共产党还组建了另一个青年组织——北京与天津的青年国民俱乐部，力争在青年人中发展成员。这样一来，北京的共产党组织发展势头，几乎盖过了国民党，让卢钊等人深感不安。

　　为了对抗共产党的迅速发展，卢钊除扩大“中社”外，还于1923年3月在北京北新华街41号，创建了“民中俱乐部”，宗旨为“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讨论政治问题”，成员“以本党纯粹党员组织之”。这里所说的“本党纯粹党员”，是指具有国民党一党党籍的党员，对于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即所谓的“跨党分子”，坚持采取排斥立场，其简章第二十一条就规定：“确有二重党籍经人揭发者”，即予以除名。

　　可见，在1923年国共商议合作事宜期间，许多地方的国共组织并未合作，甚至还处于对立、冲突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以卢钊为代表的北京国民党党务工作人员对李大钊抱有很深的成见，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