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灸止痛绝技:草包司令吴法宪：从王牌政委到阶下囚(图)

草包司令吴法宪：从王牌政委到阶下囚(图)

http://www.sznews.com   2011-01-19 08:19  深圳新闻网    【字号：大 中 小】

文章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顾保孜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吴法宪

　　由于吴法宪体态臃肿的形象，人们总把他与“草包”联系在一起

　　吴法宪这个名字，对于当代中国20岁以下的人来说已是很陌生了，但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那一代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他的。很多人至今还记得他那矮胖、臃肿的身材和那胖墩墩的脸上一双小圆眼睛的颇有几分喜剧色彩的形象。他当年曾红极一时，身兼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司令和副总参谋长数个要职，是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可谓威风八面。但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却是在1981年1月25日，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特别法庭上，听候宣判。

　　法律的审判无疑是公正的，但它并不能代替一切，法庭只能审判一个人罪行的轻重，但却无法对一个人一生的是非功过进行裁决。那么，对吴法宪其人该怎样评价才算公正合理呢？在许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书中，吴法宪几乎无一例外地被描绘为一个“草包”走狗的形象。其实这也不难理解，一则吴法宪的外形容易让人引起有关“草包”一类的联想；二则吴法宪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迫害忠良无辜，其所作所为深为人痛恨，因而人们对其形成上述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并非全是事实。

　　吴法宪1915年出生于江西永丰县一个贫寒农家。他15岁就参加了红军，17岁入党，在部队中担任过团青年干事、师青年科长、团政治部主任、支队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军区副政委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他被派往东北，在林彪指挥的东北野战军中担任过第二纵队政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空军政委、空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综观吴法宪的前半生，可以说，他是在革命队伍的行列中，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台阶地走上来的。这样的人不会是个“草包”，也不可能是“草包”。

　　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野战军中，吴法宪任政委的第二纵队是东野公认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之一。辽沈战役中，二纵是最先打进沈阳的部队，缴获的武器和物资也最多。从“林、罗、刘”签署的一份《沈阳解放后关于火炮调整的命令》中可以看到，仅从二纵调出的火炮就达35门，占调出火炮总数的36%，自然，这些火炮都是二纵的战利品。在东北战场上，二纵享有跑得最快、打仗最多、功劳最大、伤亡最大、缴获最多、受处分也最多的名声。在平津战役中，二纵又出色地担任了主攻天津的任务。所有这一切，都与作为二纵的主要指挥员之一的吴法宪分不开。 吴法宪在战争年代又一次“出名”是在四野南下作战后。他们在豫南打了一个大胜仗。部下把一支缴获的德国造猎枪送给他，恰巧这时又接到提升他为兵团副政委的任命。心情高兴的吴法宪，带了几个部下出外打猎。不料乐极生悲，因装错了弹，猎枪炸膛，猎物没打倒，左手大拇指被崩掉，还被当作胜利冲昏头脑的典型通报全军。

　　撇开政治上的因素不说，就一般人的品质而论，吴法宪还算得上一个为人厚道的人。这是凡与他本人有过接触的人比较一致的看法。他平易近人，待人随和，是个容易相处的人。时常还爱开个玩笑，见了下级也不摆架子，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时他炙手可热的时候，据当时曾在空军司令部工作的人员回忆，他对一般工作人员也是满和蔼的。

　　公正而言，吴法宪是有过功劳的，但并非功勋卓著；他也是有才能的，但并非出类拔萃。在开国之初人民解放军的如云战将中，他是一个二流人物，但绝非草包。

　　投靠林彪，终于坐上空军司令的宝座

　　如果说吴法宪的功绩、才能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都不算出众，那么他在仕途上的爬升速度却比与他资历相同甚至比他高的人快得多。建国后不久，吴法宪由一个兵团副政委一跃而为空军副政委、政委，在1965年5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因病去世后，又被迅速任命为空军司令员。这一切，自然是林彪大力提携的结果。在这里人们不禁要提出一些问题：以功以能均非一流的吴法宪，何以竟能得到林彪如此青睐呢？究竟是什么东西把这两个人绑在一起，并最终使吴法宪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核心人物被押上审判台呢？

召见吴法宪

　　也许有人会说是因为吴法宪是林彪的老部下，这是事实，但这不足成为林、吴特殊关系的形成理由。因为曾为林彪部下而后来又遭林排斥、打击的，可谓不乏其人。惟一可以解释得通的原因是，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共同需要、共同利益，正是这些使他们走到了一块。而驱使他们抱成一团的决定性因素，是他们心中都藏着一个共同的魔鬼—贪欲，对权势和地位的无止境贪欲。林彪为获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需要网罗亲信，而吴法宪要往上爬，就要为自己寻找靠山。正是这种共同点使他们走到了一起。无独有偶，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被林彪网罗帐下的。

　　当一个把自己的命运全部维系在对某个人的忠诚上，并把这种忠诚置于一切原则和道义之上的时候，他也就变成为一个卑微小人，一个不足道的走卒。吴法宪正是这样一步步完成了自身的蜕变。平易近人变成趋炎附势，忠实热情变成惟命是听，最终由一个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变为林家的忠实走卒。多年以后，已为阶下囚的吴法宪在狱中接到对他的起诉书时，说了一句老实话：“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我有野心。”是的，正是野心和贪欲，使他最终陷入泥潭，直至覆顶。

　　1965年5月，刘亚楼去世后，林彪在上海召见吴法宪，对他说：“空军司令这个职务很重要，谁都想当，我考虑由你改任空军司令员。”又说：“不要传出去，还没有报告毛主席批准。贺龙知道，他会提别人任空军司令员。这个职务是块肥肉，谁都想吃。我要争取报告毛主席。”

　　吴法宪立即表示：“我一定不辜负林副主席的期望。”

　　这是林彪有意识地拉拢吴法宪的开始。当然，这个实权是不会白给的，很快，林彪就要索取报答了。

　　1965年12月10日，在上海召开了一个所谓讨论罗瑞卿问题的会议。这个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会议实际上是林彪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整倒罗瑞卿的一个阴谋，本来罗瑞卿是林彪在1959年接替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由林彪亲自提名任命为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大将是人民军队的杰出指挥员，他战功卓著，才干过人，对党忠诚，在军内享有很高威望。且又长期担负毛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深受毛主席信任。林彪对罗瑞卿着意笼络，试图将他引为自己心腹。但罗瑞卿为人正直，坚持原则，从不搞拉帮结派，对林彪在军内推行的个人崇拜及一些极左的错误作法进行了一定抵制，林彪对罗瑞卿始则失望，继而猜忌，最终把罗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以至在纸上恨恨写下了“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让他做绝—……当作又一彭黄也—”罗瑞卿大将厄运临头了。

　　在陷害罗瑞卿的阴谋中，吴法宪扮演了一个重要打手的角色。事前，林彪老婆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你要彻底揭发罗瑞卿在空军的活动，你对刘亚楼生前对罗瑞卿有什么意见要讲。”又说：“林总讲，你跟罗长子关系也很好，空军把罗长子在空军的讲话印发到全空军……你是跟罗长子，还是跟林总，应该考虑考虑！”

　　吴法宪慌了，含着眼泪小声回答：“我当然是跟林总，不会跟罗瑞卿，跟罗不是往邪路上走吗？请你告诉林总，我一定跟他，你们可以看我今后的行动。”

　　叶群则投桃报李：“林总已经把你由六级升至五级。”

　　1965年底和1966年初，叶群两次召见吴法宪，向他口授兼书写了所谓罗瑞卿要前空军司令员转告叶群的“四条意见”。在上海会议上，吴法宪就是根据叶群编造的所谓“四条意见”，向他以往对之毕恭毕敬的罗瑞卿开了炮。为了使对罗瑞卿的诬陷得以成立，吴法宪亲自出面逼刘亚楼的遗孀作伪证。就这样，吴法宪踏着被诬陷者的躯体走上了他的高升之路。

　　多年以后，吴法宪在法庭上供认：“为了跟林彪，林彪、叶群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看罗瑞卿垮了，为了顾全自己，要跟林彪。”这时的吴法宪，已经死心塌地地要跟林彪走到底了。

　　在逛长城时，年过五旬的吴法宪竟搀扶着只有20多岁的林立果行走

　　吴法宪还做了几件对林家表忠心的事。叶群曾伪造自己在白区入党的革命履历，被人揭发。为替叶群遮丑，吴法宪出面找了一位叶群的老同学，要他写了介绍叶群入党的假证明。最终，吴法宪被林彪视为心腹，成为林彪的一员干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法宪也受过一场虚惊。在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上和1967年1月，他分别遭到批判和揪斗，但在林彪的保护下很快安然过关，并被林彪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

　　1967年，林彪和叶群将儿子林立果安插到空军。叶群对吴法宪交代：“派子女到空军是来保你的权的。”

　　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意旨，1967年3月，把当时才23岁，连党员都不是的林立果安排在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四个月后，又由吴法宪和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周宇驰做介绍人，将他拉入党内。1969年10月，他根据林彪的要求，将林立果提升为空军作战部副部长，并公然指示：“空军的一切都要向立果同志汇报，都可由立果同志调动、指挥。”从而把空军的指挥大权拱手相让，使空军成为林立果一伙策划武装政变的基地。

　　1980年，在审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特别法庭上，吴法宪供认：“我当时相信林彪，我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我当空军司令是林彪提出来的，所以林彪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为了讨好林彪，提出让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

　　为了讨好林彪、林立果，吴法宪可说是不遗余力，甚至到了不顾羞耻的程度。在一次陪同林立果逛长城时，年过五旬的吴法宪竟搀扶着只有20多岁的林立果行走。从1968年开始，吴法宪伙同他的妻子(任吴法宪办公室主任)，从空军派出20余人，以选“外事工作人员”为名，到全国各地为林立果挑选美女作“妃子”，并且把自己的家作为叶群的“审美”地点。

　　吴法宪既已上了林彪的贼船，也就身不由己。为了紧跟林彪，为了自己向上爬，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迫害无辜，作恶多端。

　　他不仅直接参与对罗瑞卿诬陷迫害，而且在罗瑞卿左腿受伤骨折后，故意拖延手术时间，致使罗瑞卿终身残疾。

　　他积极参加了迫害、诬陷贺龙元帅的活动，并在贺龙被迫害致死后，又下令用飞机将贺龙夫人送到贵州偏远地区一个农场关押。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

　　1968年4月起，吴法宪同陈伯达、谢富治一道，利用所谓“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阴谋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把矛头指向邓小平。

　　1968年11月，吴法宪在空军驻京部队干部大会上讲话，对朱德元帅肆意攻击、谩骂，诬蔑朱德“一贯地天天反对毛主席”，说“朱委员长是个军阀，几十年没改造好”。

　　吴法宪还参加了“陆定一专案组”，根据罗织的罪状，诬陷中宣部长陆定一为“军统特务”、“叛徒”，并下令将陆定一逮捕。

　　吴法宪还对空军的大批干部群众进行打击迫害。1980年12月，他在特别法庭上供认：“打倒一批干部，征服一批干部。叶群给我讲，把反对你的干部都打下去。林彪也说，你不把他打下去，你这个空军司令就当不稳。因此，我就昧着良心诬陷张廷发等一大批干部。”

　　在吴法宪批准的空军司令部1969年3月上报的一份名单中，被定为敌我矛盾的就有64人，其中包括空军副司令员成钧、刘震、张廷发，副参谋长何廷一等高级干部。吴法宪还直接指使了对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前和空军学院副教育长刘善本的诬陷迫害，并亲自批准对二人进行批斗和关押。在关押期间，采用各种手段残酷折磨，致使顾、刘二人被迫害至死。

　　林彪欲借“文化大革命”之机排斥异己，但其倒行逆施，在军队内部引起诸多不满，为进一步强化对军队的控制，清除不合作的人，1968年3月，林彪勾结江青制造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吴法宪也参与了这个阴谋。继罗瑞卿之后担任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由于对军队中的老帅采取保护态度，因此林彪早就有意排除杨成武。

　　“杨、余、傅”中的余立金是空军政委，本是吴法宪的工作搭档，但余立金过去是红二方面军的干部，对审查贺龙有不同看法，并曾和杨成武一道陪同毛主席视察南方，但未向林彪、叶群通报情况。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也没有秉承林彪旨意办事，遂为林彪所不容。吴法宪奉林彪、叶群旨意，先从余立金左右下手，寻找借口逮捕余立金的秘书。杨成武得知此事后，责成吴法宪进行查处。吴法宪非但不执行，反而向林彪告状，诬陷杨、余勾结要夺空军的权。林彪即以此为借口，与江青合谋制造了“杨、余、傅事件”。

　　3月22日晚，吴法宪打电话给余立金，通知他来家里开会。余立金一进门，立即被逮捕，并上了刑具。23日凌晨1时，杨成武也从家中被押走。当晚，吴法宪带人清查了杨成武的办公室，将查出的电话记录、照片和诗词手迹交给江青、叶群。吴法宪还表功说：“今天晚上，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下子抓了他二三十个人！”

　　直到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之后，杨成武、余立金等人才得到平反昭雪。“杨、余、傅事件”后，吴法宪被提为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事组副组长。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吴法宪带着迫害无辜的“功绩”爬上了政治局委员的高位。

　　庐山会议上吴法宪再一次装错弹药，但这次崩掉的不只是一个手指了，而是后半生的岁月

　　林彪在“九大”当上“接班人”后，野心极度膨胀，急不可待地要抢班夺权。围绕争夺最高权力，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之间展开明争暗斗。1970年8月，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前夕，在议论修改宪法草案时，吴法宪在林彪指使下，以草案中未写“天才”问题为由，同康生、张春桥争吵不休。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开幕式上首先发言，别有用心地大讲天才问题。当晚政治局开会时，吴法宪抢先提出要对林彪的讲话讨论三天。会后林彪让林立果给他打电话：“你在政治局会议上提的意见很好。林总听了很高兴，表扬你，说你又立了一功。”这使吴法宪得意非凡。

　　在林彪、叶群的布置下，吴法宪、陈伯达等林彪党羽纷纷出动，四下串联，在各小组会上大肆煽动，蒙蔽与会者，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为林彪登场而鼓噪。8月25日，华北组第六号简报上登出了陈伯达鼓吹设国家主席的发言。吴法宪立即起而响应。在西南组会议上，他宣读简报，并策划全组举手通过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毛泽东主席及时洞察了这一阴谋，意识到林彪一伙意在夺权。他当即召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马上收回登有陈伯达发言内容的简报。吴法宪得知这一消息，如遭当头一棒。他后来在自己供词中承认：“我听了之后，情绪一落千丈，心情十分紧张，心冷了半截，后悔莫及了，知道犯了错误了！”

　　9月1日，毛泽东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判陈伯达，号召大家“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会议结束后，决定对陈伯达进行审查。林彪一伙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进行夺权的图谋遭到惨败。

　　9月7日，林彪、叶群离开庐山。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一同为林彪送行。在飞机上，由叶群导演，四人与林彪合影留念。同时，他们还拟定了稳住吴法宪，保住林彪、黄永胜的策略。下山前，8月27日下午，林彪私下对吴法宪说：“你没有错，不要检讨。”叶群也曾几次打电话给吴法宪，为他打气：“你犯错误不要紧，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涉到他们二人，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又说：“林总在主席那里说话了，你的职务不会动。”

　　不知吴法宪这时是否想到了20多年前的那次打猎。他肯定意识到了这回他又装错了弹药，但这一次将崩掉的不会是一个手指头了。

　　九届二中全会后的一些日子，吴法宪是在惶恐不安中度过的。他有一种大难即将临头的感觉。他既想保住林彪这个靠山，又担心林彪会把自己作为替罪羊抛出去。在极度矛盾之中，他一度甚至想跳窗自杀，但被老婆拉住了。叶群闻讯，急忙打来电话，又是安慰，又是威胁，又是打气，吴法宪才勉强恢复镇定。

　　庐山会议后，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不得不向中央作检讨，以图蒙混过关。197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愤然批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见过。”

　　庐山九届二中全会，是林彪反革命集团败亡的开始。林彪一伙在以“和平”方式夺权的企图破产后，便转而打算使用武力手段夺权。在林彪授意下，1970年10月，林立果在军内组织了代号为“联合舰队”的秘密组织。1971年3月23日，他们制订了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图谋武装夺权，谋害毛泽东主席。

　　1971年8月8日晚，吴法宪和邱会作来到毛家湾林彪住宅，与叶群密谈，一直谈到次日凌晨3点，吴法宪在被捕后这样交代：

　　“8月8日晚上，开完政治局会议后，我们一起从大会堂直接到叶群家去，到叶群家时大约11点左右……

　　“重点议论‘四届人大’过关问题。首先我和邱会作提出‘四届人大’这一关怎么过，……叶群说，这次比华北会议大得多，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

　　叶群又说：“办法总会有，天无绝人之路，豁出来(我当时内心想叶群这句话就是硬干的意思)。叶群还说，不是只保林彪的问题，林彪和你们分不开，黄、吴、李、邱都要保，你们靠林彪，林彪也靠你们，就是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

　　可见，林彪、叶群此时以武力夺权的决心已定。

　　山雨欲来风满楼……

　　刑满出狱的吴法宪过上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因为那段特殊历史，连他写的字也成了“墨宝”

　　1971年8月至9月，毛泽东主席到南方巡视，沿途同各省党政军负责人谈话中，点名批评了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林彪集团在得知毛泽东谈话内容后，下决心摊牌。9月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的手令。准备于旅途中谋害毛泽东。由于毛泽东的机警，谋杀计划未及实施被挫败。在政变图谋失败后，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9月13日仓皇乘飞机北逃苏联，中途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

　　林彪叛逃几小时后，吴法宪和李作鹏、邱会作一同被召到人民大会堂。在那里，他们得知了林彪逃跑的消息。这消息对他们来说，无异于一声丧钟。

　　林彪叛逃后，周恩来即通过吴法宪下达了全国禁空令。这是吴法宪作为空军司令员最后一次执行公务。9月24日，他接到去人民大会堂“开会”的通知。在那里，吴法宪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同时被捕。等待他的是漫长的监狱生涯。

　　在关押期间，吴法宪开始有充分的时间反省自己的一生。他知道自己的罪行深重，但他求生的欲望更强烈。当他赫赫扬扬的时候，他想到的只是自己的权力，当他失去这一切的时候，他想到了他的家、他的妻子、孩子，他有五个孩子，其中有三个女儿还在上学，但他没有想到是他曾把许多人搞得家破人亡，而那些人也有自己的妻子儿女。

　　吴法宪写下了大量交代材料，交代了他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所犯的种种罪行。

　　1980年11月，吴法宪作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被带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接受人民的审判。面对一件件确凿的证据，一个个见证人的血泪控诉，吴法宪低下了头。他痛哭流涕地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在所有受审人犯中，吴法宪的认罪态度是最好的。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1982年，吴法宪被减刑，并允许保外就医， 1987年正式获释，定居济南，他和妻子陈绥圻重新得以团聚，夫妻感情甚笃。吴法宪经常手挎菜篮，陪同妻子出入市场。中国的老百姓是宽厚的。人们并没有因为知道他是吴法宪而歧视他，因为年龄大，还常常得到买东西免予排队的优惠。吴法宪过上了一个普通人的平静生活。他虽已高龄，但身体尚好，思维仍然清晰，谈吐流畅，只是耳朵有点聋，与人交谈须靠助听器帮忙。他喜欢养花、钓鱼，据说自己在家中设一养鱼池，自养自钓，自得其乐。他还练起了书法，他的小篆写得不错，颇有些名气，常有书法爱好者来求字。闲时还夫妇相伴外出旅游，看看大好河山。吴法宪是否从这种生活中感到一种人性的复归呢？他曾经有过功，也有过罪，最终罪大于功。然而这一切都已成为了历史。

　　历史是不会被忘却的。

　　他本来是一个普通人，最终又作为一个普通人回到人群中间。2004年10月17日，吴法宪在济南走完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