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苑名家样板间:一个老外的深圳观察

一个老外的深圳观察

2011-07-13

       撰文：John Biggs

       深圳和它郊区的这座工厂

我在前往深圳市郊一家工厂的路上，这个城市的 1400 万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不停地制造着你我手中买到的东西。但凡会叫的、能打电话的、越来越流行的，都可能就在这里生产。大雾弥漫，我们穿过市区驶向郊区，这时出现了一条宽阔的五车道高速公路，两旁的山石像武侠片中的道具一样飞速掠过。这就是现代的中国，一个充满着矛盾画面而又飞速发展的地方。

工厂位于距市区四十分钟路程的一个经济开发区里。往来不息的轿车、货车排出滚滚烟尘，夹杂着工厂散发出的污浊之气将这里完全笼罩，不过这些暂时无法改变。出于安全和环保的考虑这里禁摩，如果这里穿梭的车辆都像我们乘坐的这辆金杯一样久经风霜，可能许多年后这里依然无法看到清澈的天空。突如其来的大雾主要是因为时值寒冷的十一月。城里城外的百姓都在燃烧着木材。春天到来之前空气是不会干净了，而夏天来临后炙热空气中爬行的汽车们又会打开空调喘开粗气。

我们一路奔经济开发区而去，路边是一群群下班后步履匆匆的工人。我们小心地躲开一辆自行车，然后又从一个助动车旁驶过，小小的助动车上塑料和其他垃圾堆成一座山丘。工人们就在这个区里生活，他们的孩子也在这里成长。这里没有路灯，我看到孩子与父母在下班后相聚，他们的背影被车灯拖得很长很长……

我们把车开进了一个戒备森严的小工厂里。我要见的是一个U盘工厂的老板。我大概有二十个他的产品，都是些公关公司送的，被我放在家里的一个盒子里从来没有用过。他的客户遍布全球，但是绝大多数都不知道自己是在买他的产品。产品在这里成形，然后进入销售网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OEM”公司。

我沿着漆黑的楼梯爬到一个木板结构的办公室，销售和市场人员都在那里等着呢。他们的总裁递水递烟示意我坐下，然后向我展示他最新的LED灯系列产品。他拿着产品从一楼上来，就好象那些荧光中潜藏的利润变成了真真实实的商品。他把赌注压在这些新款LED灯上，以期能够掘得下一桶金。

他在这一行干了快七年，之前从事集成电路相关的工作，后来买了几台日本产的二手PCB生产设备，开始为客户代工。他专注于生产U盘是因为这个市场比较稳定，足以让他过得舒服潇洒。

我们一起走进工厂，这里没有“Intel Inside”式的整洁车间。车间里摆布着一打长形的工作台。十台还用着CRT显示器的老旧Dell电脑负责质量控制，一排烙铁放在那里时刻准备开工。现在是傍晚六点，工人们都已经回家。白天的时候车间里满是工人，忙碌着生产U盘，每天这里能制造出三万个。当然这个数字跟道路另一头那些怪物级企业的生产能力相比只是小巫见大巫。

这些U盘一开始都是电路板。遵照特定规格，每个电路板大概可以分裂为五个U盘。一个员工在板上铺一层阻焊层，然后把板子放进SMT机器处理。SMT的意思是表面组装技术（Surface mount technology），告诉机器人在电路板什么位置使用什么方法安装电阻、晶体管和电容。这里的设备都很老了。他们使用3.5寸软盘来编程，而且是日语界面。现在每台二手设备价值在十万美元左右。更好的机器价格则达一百万美元。

第一台SMT放置小的电子部件。第二台SMT放置集成电路芯片、控制器和内存。每块单独的PCB板大概要五十美分——只是PCB板——IC芯片和内存加起来大概要三美元多点。再包括人工费在内总计接近五美元。然后是最后一步，手工丝印、压纹或者激光刻版，每一部分都是手工完成。边际效应越小越好，尤其是在销售商将产品卖给客户时仅售七美元左右的情况下。

那么这里是不是个可怕的地方？也不是。这只是男男女女通过生产U盘获取薪水和住宿的地方。这里没有什么娱乐设施，没人帮你看护小孩，也吃不到大鱼大肉，陈旧的蹲便式厕所污水横流。衣柜只有15x15cm见方，放得下一双鞋，或许还能再塞件夹克。

但这就是生产那些产品的地方。大公司们不屑于这些小订单——1000 个产品甚至都不值当去开一次机器。这样的小工厂就满足了市场上的另一类需求。而这里的老板则满足了一些工人的工作需求。工人们有免费宿舍，工作也还算稳定。当然，很辛苦，一团糟——但毕竟这也是生活啊。

我们把制造业都转移到这里。这就是现实，我不想在这里讨论好与坏、积极还是消极。这里的工人满足于此，老板开着豪车并计划着明年去美国度假。这就是两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无数小生意不断重复的套路：满足需求，就有订单。

而往小了看，你可以为发生在这里的剥削、污染和资本主义痛哭流涕、顿足呐喊。匹兹堡可能也和深圳的这些角落一样脏过。但是我们及时颁布了蓝色法规（译注：管理性道德、喝酒、星期日工作等的法规），防止那些孤独凄惨的工人借酒精麻醉自己。我们做出了改变，中国也会改变。

然而我的担心是，我们习惯于这里制造东西的方式。我们愿意看到生活变成手机上的指指点点，我们希望花100美元就能买到1TB的硬盘。我们期待摩尔定律驱赶着世界不停更迭。消费遮挡了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我们需要重新想想我们买的是什么，并期待更富创新的产品，而不是单纯逼他们压低成本。

这是个家庭作坊式的U盘工厂，和代工iPhone的富士康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但都是中国制造这个大标签中的一员。这就是全球化，让人不寒而栗。那些烟雾、黑暗和让人麻木的工作都发端于此。不要被电视机里看到的那些干净的车间、洁白的墙壁、拿着iPhone的神奇的机械手臂所蒙蔽。这种工作污浊不堪，而且还将滑向更糟的深渊。

这就是实现我们欲望的生产过程。深圳和这座郊区的小工厂，告诉我们欲望的代价。

从订购到收货

很久以来我对采购的理解——就是填订单——都是错的。当我订购一个手机或者mp3播放器的USB充电器或者耳机时，我以为有个小老太太在得克萨斯颤颤悠悠地走到仓库，拿了东西放到盒子里，然后“啪”地贴张邮票，再叫个快递就搞定了。我知道肯定会有电脑参与处理，但只是纯粹的执行——清单，盒子，运输车，我家。却无从知晓世界上的许多东西都来自中国深圳的一个方圆一英里的厂区。

这个地方叫深圳经济特区，这是一颗高度密集的商业新星。这里卖出的商品通过海关运到海外，如果没有相关文件你没办法携带笔记本或者手机出入境。这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资本游戏，红色渐淡的中国让资本家以不计其数的廉价劳动力为依托，把生意拓展到世界各地。

与我上文写到的深圳郊区的那座工厂相比，这里更像是瑞士而不是中国。除了周围那些烟雾缭绕的群山，还有我曾进入的大厦内那些海关柜台后的公务员外，这和世界其他地区没什么不同。我被带到一个西式现代办公室里，就连那些门卫都会说英语，一位女警卫向我们致敬，她顶多20岁，臃肿的制服裹在她娇小的身躯上。这里是警戒区域，没有权限任何东西都别想进出。

谈谈这些工厂。绝大多数工厂都建在类似的开发区里，他们为工人提供一切。那里有食堂、宿舍和学校（尽管通常不教英语）。富士康公司的深圳厂区有约35万职员。与之对比，我所知最大的州立学校之一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只有60347名学生。而微软大概有93000名员工。或者也可以这样看：每天有4000头猪丧身于富士康深圳厂区的食堂。这得是多大一堆猪肉啊！

我是不可能进到那些工厂里去的，但好在我又见识了下一个杰作。当你在线下单订购比如 USB适配器、耳机甚至笔记本以后，工厂能够迅速完成生产。就像是在麦当劳买个汉堡一样简单。有时候这些订单会被拖延，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总有些收入微薄的人在一两分钟内组装出来。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完美的即时化生产。

当然有些产品——比如更小巧更流行的产品——他们也会保持库存。但是也不要期望你所订购的东西已是成品。记不记得Dell曾经说你下订单的同时他们就把你要的电脑生产好了。其实他们只是订购了各种零部件然后组装起来而已。而在这里，这些东西在你下订单前很可能只是塑料或焊锡。

这些产品最终会被送到一条长桌上，女工们把它们装进包装盒，然后再放回流水线上继续传送。除了电视等大型产品生产线以外，基本上都是女工从事这种工序。她们将产品放到预先生产好的包装盒里，然后放进去一个小小的说明书，然后继续传送到封箱处。雇用这些女工比购买自动封装机还要便宜，所以每件商品都是完全手工封装的。虽然并非所有工厂都如此，但这在中国很普遍。数不清有多少双手参与到了这个过程中。

这些商品装箱之后就进入待运区域。早上订购的商品可能晚上就在飞来的路上，第二天早上被快递员送到你家门口。我见到的另一个公司能够在一天之内为大客户提供二十种不同规格的MP3播放器，连同定制的盒子等等都能赶上两天后的会议。

这就是新式的中国制造。总能掐好时间，时刻都不停歇，从头到尾都是人工完成。

有人也许会问：如果这些工厂都有几千名员工，为什么没有泄露产品信息？那些信息的泄露又是如何发生的？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些员工们都对老板极为忠诚。想要挖一名富士康的员工到其他公司都难于上青天，更别提搜集信息了。

这些工作都是筒仓式的，每一个环节相互分隔。一间工厂为新款笔记本（或者是iTablet，苹果平板电脑）生产内存，另一间工厂则负责生产液晶面板。二者只有在运输中心才会相遇。比如说玩具公司们可能在同一栋楼内办公，但是各自隐藏在紧锁的木门之后。“孩之宝”的人不会跟“WooWee”的人聊天。这事根本就不会发生，泄露消息不仅丢人，还很可能会丢掉工作。

那么如果有人走漏了消息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那其实是有人在刻意哄抬股价。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媒体总是会这样曝料。一家公司可能在以7%的利润为客户A生产某种商品，如果这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大客户的话，他们会短暂地冒点险：泄露点风声说他们将会“为苹果代工液晶屏”或者“为摩托罗拉代工手机”，这样他们的股价或许就能获得21%的上涨。

那种科技网站流出的所谓“谍报”的模糊照片也是这么回事。无论从金钱、法律还是个人角度来看，那些工厂里的底层员工都不会泄露他们正在生产的产品信息。他们不像你我每天浏览博客，他们也不知道有什么人关心他们正在生产的东西，不管那是iTable、Zune手机还是PS4。对他们来说那只不过是流水线上的另一种产品而已。

真正有价值的消息都是来自于那些手里握着数千股公司股票的小领导们。而我们这些喜欢新奇玩意的家伙，才是驱动哄抬股价行为的始作俑者。

这个循环就这么持续下去，我们订购商品，他们就生产。我们想要新玩意，他们就提供。这都是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

外国民工

我坐在位于深圳福田区一个叫做Viva的俱乐部昏暗的露台里，现在不算太晚——凌晨一点而已——这个俱乐部仍然热闹非凡。客人们主要是常驻中国的外国民工，这些人基本都在附近各式各样的进出口公司工作。这样的人员构成和气氛使得这个俱乐部看起来非常的不中国，感觉像到了欧洲一样，喧嚣的电子乐响彻吧台，还有一张台球桌。路的深处有一个咖啡厅， 一群来自佛蒙特州的英语老师们在玩着国际象棋。再往深处走是一个正宗意大利人开的托斯卡纳式的餐馆，此刻意大利老板坐在他的专座上看着客人们。在这家餐馆，一盘pasta（意面）的价钱超出普通中国人一周的工资。

这是另一个深圳，对于不同的人而言，这里可能是茧，也可能是逃避的地方。以前的状况更加糟糕，曾几何时，深圳就和布拉格一样，外国民工全都涌进一间酒吧。年复一年，他们只能聚集在一两个地方，这些地方可以让他们和外面喧闹的后红色社会隔离开来。

我和Ben及他的朋友们一起坐在Viva里，Ben开了一家名为Shenzhen CE and IT Supply Company的小出口公司，仅有十个人。他的主要业务是将电话和MP3播放器销往欧美，他的价值在于服务——确保你的订单正常运转，协调生产商和市场部门，保证你的盒子上印着产品参数而且里面的设备不会突然起火爆炸。

Ben已经在中国混了快十年了，大学毕业后他就来到中国并且一直待了下来。他用英语和中国服务生交谈，用葡萄牙语和他的巴西模特女友Thailis交流，还能用法语和一些用着古董摩托罗拉手机的人谈话。他在曼哈顿长大，跑到泰国去卖了一段时间T 恤，然后搬到了中国。

Ben那时候在找一些能卖到美国的东西。他承认自己刚开始的时候“连PCB这个词都拼不出来”。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他已经在深圳拼出了一个不大但处于增长期的产业，在这座拥有1400万人口的城市里，任何种族的外国人仍是稀有物种。

Benjamin和他的哥们儿Brent一起运营着ShenzhenParty.com，这个站点一开始是个社交网站，但现在已经变成了分类广告网站。我们还遇到了另外一个哥们儿，来自芝加哥的Bill，他是电力小王子，开的公司专门生产和销售电动汽车以及配套电池。Bill 最开始是深圳一个宾馆的门童，现在发达了。

这是最后的处女地，你很难再做到这些事了：世上很少有地方能让你简单地爬起来从头再来，但深圳的发展是如此地迅速，以至于每个人似乎都有机会搭上顺风车……有无数关于新来者的故事。有个企业家叫Liam Casey一直住在酒店里。他没买过公寓，只是照价付酒店每天的房钱，从一九九几年开始就这样，对他来说也没什么问题。

这是一座新兴都市。临近的香港感觉起来像座年轻的城市，但已经历过西方资本主义百余年的熏陶。深圳则是一台正在寻找操作人员的机器。只要你能在控制中心找到一个空缺就能大赚特赚。生活成本很低，机会很多——这是一个开始职业生涯的好地方。

我们边喝边聊。Thailis的几个模特儿朋友在隔壁那桌。这些模特儿并不算特别高——这样更合中国时尚圈的口味——产品目录需要每天拍几百张照片，每件外套一张。这可能算不得迷人的生活，但到底是一种营生。

离开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个美国姑娘，叫Star，她刚剪了头发，却抱怨说找不到好的理发师。她喝得烂醉，说自己没法和理发师交流。很多这样的外国人根本没动过学中文的念头。除了数字和一些街道名称以外还有什么好学的？毕竟这地方为说英语的顾客服务。

当晚活动结束后我们去找出租车，Ben开始和司机们讨价还价。他不喜欢按零售价付款。既然他平时都以批发价做生意——不论MP3还是手机，那为什么还要按零售价购买服务？Bill 想以15块人民币的价钱让司机送自己回家。司机们不买账，他们知道这里面还有很多外国人，这个会说中文的小子太聪明，没油水。他们摇下车窗唤Bill过去，听到还价后摇头拒绝，总有些别的人可以载。

山寨市场

深圳的手机市场就像个跳蚤市场，只是每个人都在卖同样的东西。如果这东西恰巧看起来像 iPhone，你就到了我所说的地方。几百款机型、几百个古怪的名字、几百个人挤在一间巨大的屋子里。这个乱糟糟的地方有四到五层，这就是山寨市场。

山寨是一个融合了伪造、民族荣誉和侠盗精神的奇怪铁三角。这个词的中文含义暗示着强盗们齐心协力智胜权贵的浪漫景象。它被称作是对抗手机大亨的努力，但实际上这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个人尝试，更类似于盗版现象。山寨产品在早期阶段更像是涂鸦之作而非产品。每款假iPhone都是有人在以自己的方式说：“我在这里，做了这事，摆了那些大个子一道。”

我们在店堂里逛着。这里的东西看起来都一样。它们都用着同样的处理器、同样的主板。每个手机都有两个SIM卡槽、支持四频、有触摸屏。用户界面从糟糕的到可怕的都有，价格则像这市场一样易变。设计系列源自几乎所有品牌，不过Apple还是最主要的。一段时间里N900是仿造热点，因为它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有键盘的iPhone。就连G1之类的老东西居然也有人抄，说明品味不在考虑范围内。

山寨厂商不能在中国和发达国家销售，它们很难出口到国外。作为对策，它们用卡车把货运出边境，通过东南亚慢慢销往印度和非洲。

很多手机因为内置的软件被各国海关查封。山寨厂商喜欢将各式各样的垃圾放进手机里——模拟无线电视很流行，还有就是模拟器游戏。比方说内置的俄罗斯方块就会让你的手机即刻被海关查封。有些巨额交易彻底完蛋，只因某人在手机里内置了超级马里奥兄弟。

这些手机或许看起来就是假iPhone，但被查封的真正原因在于一个愚蠢的低分辨率游戏。我发现一款手机内置了一个叫超级史莱克兄弟的游戏，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只是变了个标题。马里奥看起来像个绿色的小外星人。一切都非常奇怪。

山寨对于我们而言很难理解。当初为什么要造这些东西？真正的原因是“品牌”。买家们喜欢这种感觉——自己买到了一款现代、流行手机。山寨厂商充满激情地维持着这种假象。其次是满足感，这和现代火箭与铁路建设类似——真正的价值在于你所在圈子看到这些后给你带来的形象提升。这些手机后来进入大批量生产完全是另一回事。最初的努力集中在产品的创造之上而非大批量生产。

最后，山寨势不可挡。中国很快就会在产品设计方面引领全球。HTC已是市场主力之一，富士康也很快就要开零售店，中国正在转变。

（选自《锦绣》杂志2011年7月号，转载注明出处。本文来源于http://www.ifanr.com。CrunchGear站长 John Biggs 于2009年末到访中国时撰写了一系列见闻及随想。爱范儿·Beats of Bits编译此文，以期帮助我们换个角度看工业化与电子时代的中国。本文由SillyMouse、Echokou、Matri、Logout等译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