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佛像:独眼将军李作鹏(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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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眼将军李作鹏(转载)

(2011-04-17 09:46:16)转载 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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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眼将军李作鹏

 李作鹏,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将军衔.

 他外号“李瞎子”、“烧锅”(酒鬼), 人称“独眼龙将军”。杭战八年,被日军的毒气弹薰瞎了左眼。解放战争中,是西野的参谋处长和主力师师长,为人精明能干,足智多谋又勇猛顽强、“孤气”与“虎气”浑然一体,颇为林彪赏识。建国后,奉行“士为知己者死”, 极力效忠林彪,眼瞎心也瞎,排斥异己、栽赃毁害军政元老,成为林彪集团的得力干将。结果: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1 .独眼将军

 在林彪的十大干将中,叶群等人曾对其中的一位用了一个在他们看来既随便而又不失亲昵的称谓―-- “李瞎子”。这就是李作鹏。

 李作鹏确实有一只眼给报废了.那是当年在打日本时,敌人施放的毒气薰瞎的。这只残废了的右眼使后来的李作鹏无时无处不得不戴上一副墨镜。殊不知,戴上一副墨镜的李作鹏却更加引人注目,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做尽风流艳事、与黄永胜等人打得火热的叶群,除了指使他充当犬马外,也不愿与他作更多的接近。据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海军大院的娃娃们哭闹不休时,大人们只要说一声“李瞎子来了”,哭声便戛然而止,比用奶头把孩子们的嘴堵住还要灵。那个年代,在人们的第六感觉中,戴墨镜的人八成要么是汉奸、特务,要么就是一个“坏蛋”。今天看来,那个时代所造就的那种文化历史“经验”还真有些灵验。后来,李作鹏果真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坏蛋”。历史给李作鹏开了一个很大的玩笑。应该说,李作鹏本是共和国的一位功臣。他那只被日本毒气薰坏的右眼本是他献身革命、奋勇救国的标识,也是他足以受后人景仰的光荣所在。可惜的是,他的另一只保存完好的眼睛也成了瞎眼―-- 一只政治色盲的眼睛,使他走人了后半生的人生误区。我们还是先来浏览一下李作鹏的早年经历吧。《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 中记载:

 “李作鹏(1914 一)江西吉安人,1930 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 的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二局参谋、二科科长。1934 年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杭日军政大学参训队长,八路军一一五师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山东纵队参谋处处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处处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业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好战军四十三军军长。中华人民共私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参谋长,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副校长,第一、第四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解放军训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海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玫治委员。1955 车被授予中将军街。.

     1980 年6 、7 月间,李作鹅在北京秦城监狱写了一份《 我的简历》,对他的早年作了一幅自画像。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

 “我是江西、吉水、坪窝公社、塘尾大队、刘家坊村人。中农家庭。1914 年生,初小文化程度。1929 年参加农民幕动,打土豪、分田地。是模范少先队长。1930 年率领二十余人,集体参加了红军.担任战士、班长、排长、军委机要科科员。1934 年任军委二局的参谋、主任参谋、科长。1938 年在延安抗大学习,以后任参谋训练队长。1939 年任一一五师侦察科长,以后又任作战科长、兼侦察科长。1942 年任山东军区参谋处长(实际是参谋长工作)。1945 年秋到1946 年夏,任东能民主联军前方总部参谋处长(林要给我改为参谋长名义,我不同意),继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1948 年任解放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兼一个主力师的师长。1949 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三军军长。1950 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五兵团参谋长。1951 年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1953 年任第四高级步校校长。1955 年到1957 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8 年任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长。1959 年任总参军事训练部长,兼任军委训练委员会秘书长。1962 年任海军常务副司令。1967 年任海军第一政委。1968 年任总参副总长。1969 年任中央军委委员。1971 年9 月24 日被关押囹圄。

 我是1931 年入团。1932 年兼党(既过团的生活,又过党的生活), 1933 年正式转为党员… … 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①  1973 年中央决定永远开除我的党籍。

    农暴后我参加过几次围攻吉安。参军后,我参加过反时敌人一、二、三、四、五次大围到。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杭日战争中参加杭击侨寇的进攻。频繁地反扫荡、反合围、反封锁、反顽斗争。并多次发动向日伪较大规模的进攻,收复失地,扩大杭日根据地。

    1945 年时日反攻时,我亲自指挥,收复山东临沂等多座城市。接着奉命去东耽,参加东北杭击国民党进攻的自卫战争。以后参加三下江南的战役。1947 年参加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冬季攻势等战役。1948 年的辽沈战役,我指挥两个师.片消灭廖耀湘兵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军进关后,廖加了平津战役、渡江战投,向广州进军战役占领广州。.特别是粤桂边战役,我指挥一个军,时消灭敌人鲁道源、张淦两个兵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据说林彪高兴得跳起来。还参加了解放海南岛战役。

    全国战争结束后,我主要负责培养于部工作。当时中南军政大学和第四高级步校领导六个步校(即商丘、信阳、长沙、南昌、广州、桂林步校),每期在校学生万余人。以后把我调到北京:先是负责陆军训练,以后则是法军为主兼管海空军的训练。

    到海军我做了三件主要工作:打击敌人从海上、空中来犯。不仅消灭二十余小股匪特窜犯,并击沉、击伤‘章江号’等多艘敌舰。击落入侵敌机多架,包括击落了无人驾驶飞机及美国最新的鬼怪式战斗机,活捉了美国飞行员,彻底粉碎了台湾反攻的阴谋;进行了大量的战备工程建设,包括飞机、舰艇、指挥通讯、后方仓库等洞库建设,及其他战备工程建设;开始建进了一大批舰艇,包括原子潜艇、导弹驱逐舰、万吨级海洋调查船。使海军建设,由小型海军向中型海军方向发展。

 以上所说,别人可能不愿听。我是写给我的子女们看的。并永远保存。①

 

    与其说这是一份个人简历,倒不如说这是一份过分美化了自己的功劳簿。

    一位从事军事史研究的老人读罢这份“简历”不禁失笑道:大概事情是这样,但许多地方他自己看高了,看美了。今天,当我们冷静而客观地考察其一生的所作所为时,自然不会因其后来恶大而不言其功,当然也不会因其对革命有功而讳言其恶。先讲其功。作为一名军人和战将,让我们来截取其早年经历的一个片段来观摩一下李作鹏的风貌吧。年轻时的李作鹏不愧为一条好汉。同他共过事的人,几乎都异口同声地说“酒把他泡成了硬骨头”。如果说早年的军人生涯使李作鹏养成了嗜酒的习惯,不如说他那喝酒如喝水的海量把其军人气质和风采都挥发了出来。

    李作鹏是在红军革命时期投人战斗生活的。那时,在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封锁孤立的环境里,不仅无酒可喝,即使有酒在身,也不能淋漓尽致地享用。但是自从随林彪进人东北战场以后,酒便源源不断地进人其餐桌。稳固的根据地可以使他在紧张的枪林弹雨之后,畅怀豪饮。 在东北,可能是因为气候的缘故,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冻土上,据说是三步一酒铺,三里一烧锅。酒家随时都在你身旁。如此的地理环境和酒文化的薰陶。人们说,即便是东北女人,一顿喝的酒也有三次撤的尿多。男人们更是个个酒中豪杰。喝起酒来是死去活来,无比痛快。许多在东北战斗过的士兵乃至将军也就从此有了酒瘾。自然李作鹏也就沾上了酒。惊人的是,东北战场,名将如毛,李作鹏打仗虽小有名气,但更使他名扬远近的还是他那喝酒成习、打仗也不忘喝酒的生活习性。解放战争前夕,在从四平撤退到舒兰后,东总指挥部正在休息,林彪让秘书季中权带他到李作鹏的住处。临到门口,正瞟见李作鹏在带着一帮人喝酒。酒喝得不少,但人还清楚。见到林彪时“刷”地都站了起来。林彪扫视了一眼,双手抓起桌子.“烯哩哗啦”一阵响动,桌子给掀了。然后又随手抓过坑上一包东西,“嗖”的一声扔向李作鹏,转身摔下一言:“走!"据说这是林彪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为部下喝酒而光火。原因还不是李作鹏喝酒误了事。有人说,林彪在四平失利后心情烦燥。林彪你官大权大,发火自然是你的权力。李作鹏可没放在心上。酒照喝不误,量有增无减。尔后,他一直从东北喝到西南,从西南喝到北京.从战争喝到和平,从和平喝到入狱。 “九一三”后,李作鹏入狱了,没有酒喝了。他自然痛苦无比。 李作鹏喝酒喝出了一派硬骨头,把自己喝成了一员“硬派虎将”。喝酒也喝出了野性。经他调理后的士兵也同样充满了十足的野性。在战争年代里,这样的部队还真顶用。解放战争前夕,在闯关东的十万部队中,没有比李作鹏靡下的华中三师七旅―-- 即后来的六纵十六师的战史更辉煌的了。

《 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 记载着他们的光荣:

   “该部队自历史以来参加战斗最多,战斗经验丰富,战斗作风勇猛,能攻,能守,不怕栖牲,准备好,行军力强,能打硬拚仗,战斗力强,有朝气,雷厉风行,但亦存在有些简单化,保守,对新的战术研究与掌握不够,因之进步较慢。该部队为东北各野战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但存在高傲自满情绪。”1948 年9 月中旬,六纵从吉林进至长春南边,假装出击长春,以掩护主力南下。不久,廖耀湘兵团撤出辽西,六纵也开出了辽西,协同五纵与敌周旋。10 月21 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给中央军委拍电说:“此次大战,全局关健在于是否能截断新立屯,彰武之敌之退路。”10 月24 日,廖耀湘兵团猛攻黑山,六纵隐蔽地开到了彰武、新立屯。然后掉头南下,强行军向台安急进,准备堵截廖耀湘南逃营口。六纵司令员兼十六师师长李作鹏,率前指挥四十六团前卫营跟了上来。夜色蒙蒙,繁星满天。“嚓嚓”的脚步声中,是粗重的喘息。10 月的东北已寒不可耐。夜晚的野外行军非一般部队所能承受。刚出发时,人人都打哆嗦,连马都骑不住。只好下来拼命地跑步行走,但也无济于事。个把里路走下来,两腿都木了。匆匆,再匆匆。身上终于有了热气,随之有了斑斑汗水。但是,再骑上马走,又由热转凉,由凉转冷,那滋味可是难受极了。在李作鹏的率领下,这支部队一天两夜硬是连行了二百五十里。26 日凌晨抵达北宁线。,过铁路时,与姚家窝棚的敌人巡遇。战士们猛扑过去,杀鸡宰羊般地消灭了敌人新六军十四师前卫营,抢占了姚家窝棚,攻下了姚家窝棚车站。打得正痛快时,林、罗、刘来电:继续前进,不要与敌人纠缠。李作鹏心里嘀咕了起来,没弄清情况不能瞎指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连忙回电称:“敌情严重,不能继续前进。待查明情况后再告。”后来,有人说,枪一响,就能听出是敌人的正规部队。这就是李作鹏的功夫。这是一个具有‘反叛性”而又不失精明的决定。天刚亮,士兵们俘虏了敌人的少将参议。那参议说,廖耀湘已经改变南逃营口的计划,决定东退沈阳。一个极为果断的决定被一个极为重要的情报所佐证,随之就有了一个极为难遇的战机。性情暴烈,很注重军人仪表的李作鹏“呼”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一件黄呢大衣快要从肩头滑下去了。他重重地甩下了两句话:“向总部报告,准备战斗! "事后有人说,李作鹏当时“毫未犹豫”。有人说他“很冷静、果断”。有人说他“带着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还有人说他“也看不出什么表情。”不管怎么说,人们都有这样一个共识,十六师这块好钢这下子算是用到刀刃上了。

 

这就是战争年代里的李作鹏。

    后来,肖劲光也回忆说:

 “… … 我对李作鹤是有些了解的。解放战争时期,我们都在东北打过交道。在东北民主联军中,我任勘总司令兼参谋长,李作鹏任参谋处处长。后来他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第四歼战军四十三军军长。在围困长春期间,他率领的部队负责打援任务,任务完成得还比较好。在我的印象中,他还是比较能干的。当然林彪也是比较器重他的。可以说他是林彪的一个‘宠儿”,撇开后来的历史不论,李作鹏无疑属于功臣之列。1955 年他荣鹰中将头衔,自然也是受之无愧的了。

 

2 .魔王本性 

    逝者如斯夫。历史转眼间进入到了五十年代末。共和国的航船不幸在这一时期发生了急转弯。共和国进入一个动荡而又磨难的时期。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出魔王。乱世出来的英雄也会在另一个乱世里转化为魔王。林彪就是这样的魔王。后来,林彪又呼唤出一群小魔王。李作鹏就是这群小魔王中的一个。

    1962 年4 月,军委检查团来东海舰队检查工作,根据林彪事先的安排,检查团成员、时任总参军训部部长的李作鹏没等检查结束就留在了海军,担任海军常务副司令,主持海军的日常工作。李作鹏的到来意味着什么?肖劲光曾回忆说:“我当时还考虑到,作为总参军训部的部长,主管全军的训练工作,对如何搞好部队训练应该说也算一个‘专家’了。而海军出现的许多问题,大多都是在训练过程中发生的,总参的军训部长来海军担任副司令,对解决海军训练中发生的一些问题,无疑是极其有利的。但遗憾的是后来的事实却没有按照我们的主观愿望发展。”“李作鹏、张秀川来海军是命令未到人先到的。当时,虽然林彪有话让李作鹏担任海军常务副司令,但是因为没有命令,所以对林彪的‘决定’我没有宣布。我认为.这么重大的问题,需等见到军委命令后才能宣布。这本来是正常的,也是完全符合组织原则的,但是却被他们作为我‘对抗林副主席指示’, ‘打击、排挤’李作鹤的‘罪状’。”①

 李作鹏、张秀川的到来,就意味着他人的倒霉、落难。

    为了夺取海军实权,李作鹏开始打着林彪的旗号发难了。李作鹏指责说,林副主席提出的“四个第一”- “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 没能在海军中得到贯彻执行。由此,他又推理出这样一个逻辑:“四个第一”没有摆到第一,那就是军事训练摆到了第一,军事训练摆到第一就是单纯的军事观点,单纯的军事观点就是资产阶级反动军事路线,这一路线就是与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布公对抗。 根据这一逻辑,从1963 年起,李作鹏便以林彪的“三条指示”为“上方宝剑”,完全否定了十几年来海军建设的各项工作,若毛势汹汹地要“端正海军工作方向”,要贯彻林彪的“四个第一”。李作鹏等人时时处处在搜寻着杀机。

    1964 年5 月,海军在浙江舟山举行了表演汇报会,叶剑英元帅到会观看,并对海军的训练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同年12 月,海军又在青岛举行比武大会,旨在对整个海军作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技术训练评比和检验。这次活动搞得比较成功,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暴露了技术素质偏差、难以进行实战等问题。

 

李作鹏找到了借口,他看不惯了,开始横挑鼻子竖挑眼。他责难说,这两次活动的主管领导犯了“坚持单纯军事观点的错误,只抓比武训练,不抓毛主席著作学习”。

 

如此露骨而又如此荒唐的言论,如果没有林彪作后台老板,李作鹏是根本不敢说的。

 

有林彪作靠山,李作鹏知道,尽管自己的言论有明显的错误,别人也奈何不了他。

 

1965 年8 月和11 月,海军进行了两次海上作战。8 月6 日,南海舰队在福建东山岛东南的兄弟屿附近一举击沉了企图对我沿海进行偷登袭扰的国民党海军大型潜艇“剑门”号和小型猎潜舰“章江”号,并击毙敌方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嘉恒以下官兵一百七十余人,俘虏“剑门”号中校舰长王摄山以下三十三人。我海军以较小的代价,取得了辉煌战绩。8 月17 日,参战部队代表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参战部队也受到国防部的通令嘉奖。

 

11 月14 日,由东海舰队福建基地指挥的海军部队,在崇武以东海面取得了击沉国民党海军护卫舰“永昌”号、击伤大型猎潜舰“永泰”号、俘敌九名的作战胜利。这次海战后,周恩来派陈毅亲临福建看望了作战部队。11 月26 日.周恩来也在上海接见了参战部队代表。

 

 

 

如此振奋人心的捷报,使共和国的海军声誉雀起.也使参加创建、操练海军的领导干部威望大增。然而,试图操纵海军的李作鹏等人却颇感不安。

 

”我不能让林彪失望。”李作鹏暗暗盘算着计策。他要争功了,他要千方百计地为林彪争一份光彩。八月海战结束的第二天,李作鹏就匆匆赶到作战部队。他要借总结海战经验之便,掳掠战果。

 

在李作鹏主持下起草的《 海军关于击沉蒋匪“剑门”“章江”两艘战舰经验总结报告》中,把他以前按林彪指示而突出政治列为这次海战的第一条经验。报告居然大言不愧地写道:

 

“这次战斗的胜利,再一次证明了突出政治的强大威力。只要突出政治,就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不怕栖牲的精神,就能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敌人。”

 

9 月8 日,正在大连棒锤岛休养的林彪让秘书打来电话说:“海战经验总结,主席已阅,并退回来了,主席看得很仔细,并划了许多杠杠。送海军李作鹏同志一阅,并要特别看划了杠杠的地方,尤其要特别看划双杠杠的地方。”

 

李作鹏的所作所为,无疑得到了林彪的赏识。林彪看到,把李作鹏安插在海军,这步棋是走对了。李作鹏紧跟林彪走,也算跟定了。

 

1965 年11 月,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了三届二次全会(简称“三· 二”会议)。会上,李作鹏等人大闹了一番。

 

会议召开前,李作鹏主持整理了一份材料一一一(海军三年工作基本总结》,将三年来取得的成绩归结为:“充分显示了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巨大威力,雄辩地说明:只要我们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使政治思想工作成为全盘工作的基础,就会一通百通。”存在的问题主要的还是突出政治不够,在四个第一的落实上还有许多薄弱环节。”

材料郑重其事地将海军团以上干部对待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态度划分为三种情况,罗列了十四个问题。

三种情况是,一是积极正确的,二是旗帜不鲜明的,三是错误的。

十四个问题也都是所谓的对待“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问题上“旗帜不鲜明的”和林错误的”人所反映出来的。李作鹏要罗织罪名、全面整人了。

 

 

 

肖劲光曾在回忆录中描述说:

 

“对这样的总结材料,我理所当然地提出了意见。我当时认为,海军三年来的工作,成绩客观存在的,特别是在完成调查、打捞‘跃进’号任务和进行的海空战斗中,海军部队都较好地发挥了作用。时这一点,大家也都没否认。但是这是与中央七千人大会后深入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形势逐步好转的大气候息息相关的。并非李(作鹤)、王(宏冲)、张(秀川)的’功绩’,更不是象他们所说的‘是突出政治的结果’。实际上在‘突出政治’和‘政治可以冲击军事’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部队的军事训练受到了严重影响。因此,当时在海军部队和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中,甘李、王、张的作法是有意见的。如有的干部就反映:这几年海军训练工作是前进一步,后退两步,是老太婆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坚持四个第一不是促进了军事训练,而是姑碍了军事训练,部队的战斗力不是提高了,而是下降了。甚至更尖锐地说现在是潜艇不潜,快艇不快,将来还要飞机不飞,这样搞下去,总要有人作检讨。这些不同的看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虽不尽全面,但确实反映了一部分干部对李作鹏等工作上的意见。”①

 

在“三· 二”会议上,李作鹏要整的就是这些对他不满的海军领导和干部。他声称:这是两种建军思想尖锐斗争的反映。并说,这实际上是没有接受海军三年前错误的教训,是和林彪三条指示的对立。

 

会上,李作鹏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海军司令员兼海军党委第一书记的肖劲光等高层领导。他说:“常委领导存在的问题,集中地反映在肖劲光、苏振华、刘道生三同志与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等常委之间原则性的争论上,主要表现在对1962 年林副主席三条指示,军委检查团报告、1963 年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决议、突出政治、坚持四个第一的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争论。”

 

李作鹏等人给肖劲光罗织了十多条“罪状”,其中主要是:“对海军工作方向偏的结论不满”。并称,既然林彪已经批评了肖劲光,肖“就应该向林副主席写一检讨,向毛主席写信,是应付差事的检讨,轻描淡写,未接触思想实质,未真正承认错误,对林副主席的三条指示中指出的重要问题只字未提”, “实际上是坚持错误的挡箭牌,是以此事抵制林副主席的批评”。

 

 

 

当李作鹏指使肖劲光要定期向林彪汇报请示遭到拒绝时,他又说肖“反映了对林副主席不满的态度”。

李作鹏整人既无严密的理论,又缺乏确凿的“罪证”,只好张口闭口地大谈林彪如何如何,企图用林彪这尊神来唬人、整人。

 

林彪成了李作鹏的护身符。

在“三,二”会议1 : ,李作鹏试图整倒中下层领导干部的手段,就是想利用调整干部的机会,把他们搞出海军。并极力主张“彻底地搞,大调动,对于老干部尽可能地外调”。他甚至扬言,只有三条办法:第一条他离开海军;第二条请求军委派人来换他;第三条就是挂名不干事。

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开始。经过肖劲光等人与李作鹏的面对面斗争,整人的阴谋暂告失败。

 

就在“文化大革命”到来的前夜,李作鹏秉承林彪的旨意,把整人的矛头转而指向了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这实际上也是林彪全面夺取军权这一整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罗瑞卿本是林彪的老部下,1959 年又是林彪亲自提名让他当上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对毛泽东赤胆忠心是人所共知的。为了保护毛泽东游泳时的安全,年过五旬的罗瑞卿还刻苦学习游泳。

 

林彪口口声声地大谈要效忠毛泽东,他为何又要整倒自己的这位老部下?, . .

据罗瑞卿后来回忆说:“林彪整我有两条:一条是林彪要我入伙,我不入;一条是要我相信林彪超过毛主席,我不干。”

 

最重要的是,他发觉了林彪令人作呕地吹捧毛泽东的居心险恶:林彪要取代毛泽东。

罗瑞卿的忠诚和正义感终于使他拍案而起。

在一次会议上,针对林彪的论调,罗瑞卿大声怒斥道:“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把革命导师的理论说成‘顶峰’,这本身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 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土席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

 

林彪知道了罗瑞卿在与自己对着干,这位老部下不仅拉不过来,而且已完全背叛了自己,心里恨得直咬牙。可他也知道自己的“理论”是经不起推敲和辩论的。便开始调动鹰犬爪牙扑向了罗瑞卿。

叶群东窜西跳地活动了起来。 吴法宪匆匆出动了。

 

黄永胜在讨伐罗瑞卿时迟了一步。后来,他颤颤惊惊地给叶群写信说:… … 我跟得不好,跟得不紧,我不敏锐… … 你转来林的指示,我是蠢猪。”

 

黄永胜讲这番话时,无疑看到了在整罗过程中 ,别人已远远地走在了自己的前而,功劳都让他人抢走了。

抢走功劳最多的恐怕要算是李作鹏了。

 

 

 

整罗前夕,林彪让秘书给李作鹏打了这样一个电话:“请李作鹏写一个关于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重点是从打沉敌舰以后罗瑞卿等人的表现,在每个一问题上罗瑞卿的表现怎样,除此以外还有什么问题?"

 

遵照林彪的吩咐,李作鹏表现得特别卖力。1965 年11月27 日,他与王宏坤、张秀川联名给林彪写了一封告状信,列举了罗瑞卿所谓阴谋占领海军的“十条”罪状,以请林彪过目。

信中指出,从1963 年以来,罗瑞卿在对待海军问题上,有三个阶段:第一是掩盖调和矛盾;第二是一谈就顶,听不进他们的意见和汇报;第三是“颠倒是非”, “对错误的同情支持,对正确的责难打击”。

信中还说:罗瑞卿等人“对突出政治,坚待四个第一不通,都存在严重的单纯军事观点,有共同的思想基拙,加上对林副主席的一些正确的批评的不满,就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了。” “不知他们是不谋而合,还是有谋而合。总之,我们怀疑他们是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的,是有阴谋活动的,是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等待时机准备反攻报复:, "

 

1965 年12 月8日 至15 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土作会议,李作鹏带着给林彪写信内容相同的材料来参加会议,并将材料印发,作为重磅炸弹扔向罗瑞卿。

 

会议召开三天后,飞机把正在西南视察工作的罗瑞卿接到了上海,立即进行隔离和批判。当着罗瑞卿的面,李作鹏拍着桌子大骂他“竟敢反对林副主席”,是“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对海军“怀有巨大的阴谋”, “想占领海军这个阵地”。1966 年3 至4 月间,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批罗会议。5 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批罗文件。同年底,罗瑞卿被关押起来。此后开始了对他的拳打脚踢式的批斗。罗瑞卿的一条腿断了.林彪的走卒们先后七、八次用箩筐抬着他进行惨无人道的批斗。

 

罗瑞卿终于被轰倒了。林彪解除了一桩心病。

 

 

 

林彪得意地看出,李作鹏这个自己当年在东北战场时的参谋处长,如今又成了他政治战场上的,一个得力干将。批罗不久,林彪颁发了“嘉奖令”,称李作鹏“突出政治,反罗瑞卿有功”。受到林彪的褒奖后,李作鹏又马不停蹄、活蹦乱跳地撒起野来。

 

1966 年2 月底3 月初,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工作小组,并召集全军范围内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上,李作鹏多次争先恐后地发言。他不顾会议制定的只批罗瑞卿、不提本单位情况的规定,有意识地把海军情况联系到所谓罗瑞卿“反革命修正主义”问题上去。会下,他又散布说,上海会议分三批有二种,第一种是反罗瑞卿的;第二种是罗瑞卿分子和半罗瑞卿分子;第三种是无所谓的。他暗示肖劲光、苏振华是第二批第二种人。之后,李作鹏串联别人分别搞出了肖劲光与罗瑞卿问题的‘十六条”和苏振华与罗瑞卿问题的“十一条”。

 

李作鹏的意图昭然若揭,这就是要整倒海军的实权人物肖、苏,实现在海军的全面夺权。

由于“文革”还未正式展开,党内政治生活还保留一些正常的规范,李作鹏急于夺权的阴谋暂告失败。

 

他称病到庐山休养去了。

他要模仿一下林彪的政治权术,总结经验,等待时机。但他缺乏林彪的那份耐性,更主要的是,作为林彪的犬马,容不得他作长时期的休养,一有时机,就必须为林彪卖力。5 月底,海军党委要在北京召开三届三次会议。李作鹏很快就从庐山冲了下来。

 

 

 

他散布说:“这次会议最主要,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是肖、苏与罗瑞卿的关系问题”, “要从思想上组织上解决问题”。要揪出海军中的“罗瑞卿分子”。

发觉了李作鹏要大闹海军的意图后,肖劲光怒不可遏,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当场拍了桌子,并在中途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6 月10日,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对李作鹏的做法作了侧而的抵制和批评。

 

李作鹏并没有退缩。在他的胡搅蛮缠和实际操纵下,海军党委在会前准备的“海军党委关于彻底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的检查报告”,无论是检查的“错误”事实还是“错误”的性质.都难以适合李作鹏的胃口,因此也就无法为会议所通过。会议很快就纳人了李作鹏预先策划的轨道。会上通过的决议认为,原来的决议是压制民主,是错误的。在下一阶段的党委扩大会上,要广开言路,畅所欲言,不管什么问题,不管对谁的问题,都可以大胆地揭发批判。要突破一切框框,打破一切清规戒律,提倡有什么说什么。

李作鹏终于大闹起来了。

 

肖劲光回忆说: “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为了开好党委扩大会议,也为了争取主动,在扩大会议上,我作了表态性的发言。,· 一我和苏振华同志结合自己几年来的工作,检讨了自己和罗瑞抑的所谓‘关系’以及执行罗瑞卿‘错误路线’的问题。”

“随着会议的进展,我与苏振华同志的处境变得越来越被动。我所作的多次检查均没有被通过,原因无非是上‘纲’不够高,检查不深刻。我看得出来,有人非要把我打入反、对林彪、是‘罗瑞抑分子’之列。… … 我万万没有想列,林彪、李作鹏这些‘左’的思想恶性膨胀的人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人为地制造了一条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从岁瑞卿同志开刀,在全军搞所谓的‘两条路线’斗争,海军成了最早受害的单位之一。”

“在这种有意识的引导下,会议便以重炮对着我和苏振华,批钊我仍在海军执行罗瑞卿路线。以后批判的热度越来越高,在简报上刊登对敌斗争的语录,要我们‘坦白从宽,杭拒从严’。七月二日,有三个小组提出肖、苏是批判重点,要王宏冲出来领导会议。这个情况也被登在了简报上。实际上是公开提出了撤换领导的问题。”①

 

李作鹏在会场内外的胡作非为引起了由叶剑英办公室主任莫阳、总政组织部副部长刘德润、总政下部部副部长朱光三人组成的军委联络小组的注意。他们发现李作鹏气势汹汹,心怀鬼胎,便找参加这次会议的海军各级领导干部谈话,了解情况,凋查研究,随即将有关情况以简报的形式向中央军委以及叶剑英作了汇报。。

后来,莫阳、刘德润、朱光都因此而受到残酷迫害。“九· 一三”事件后,在毛家湾林彪的住处,曾查出了李作鹏给林彪的告状信,信中指控莫阳等人在海军党委于1966 年5 月召开的三届三次全会上起了极坏的作用。

李作鹏正是凭借着林彪这把保护伞,在“文革”中随意整人,无所顾忌。

 

得知情况后,中央军委和叶剑英对李作鹏等人的整人夺权计划直接进行了干顶。7 月3 日,‘叶剑英提议会议暂停一天,并重新印发毛泽东1963 年对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的批示,团结起来,以大局为重,焕发精神,努力工作。”当天晚上,叶剑英还同正在大连休养的林彪通了电话,汇报了海军内部问题、并指出通过这样一个会议来撤换领导是极不正常的。

 

 

 

林彪接到电话后,立即就为李作鹏出来保驾。他提出:“李作鹏、张秀川同志三年来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作上是好的。”' ‘如果撤换李(作鹏)、张(秀川),实际工作又没有人做”。

林彪十分明显地把祛码投在了李作鹏一边,实际上是支持李夺权。他在电话中告诉叶剑英:. “肖(劲光)、苏(振华)要支持李(作鹏)、张(秀川)去工作”。同时,为了不至于太露骨,林彪又说了一句:“李、张要维护肖、苏的威信。”

为了尽快平息李作鹏等人的起哄,7 月8 日,叶剑英亲白来海军传达了林彪在电话中的指示,在传达中,连林彪说的“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两个直接用电话讲的”都作了说明。

肖劲光曾对叶剑英的这番良苦用心作了如下分析:

“从后来揭发的材料看,海军’三· 三’会议的每一步,都通过了李作鹏的,而李作鹏是直接受控于林彪的。因此,林彪时海军‘三· 三’会议的情况了如指掌。这些情况,估计叶剑英同志有所查觉,所以将林彪的上述指示原原本本地加以传达。今天看来,林彪的这些‘指示’,显然是在当时海军夺权时机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搞的一个暂时的退却。这是由于叶剑英同志是旗帜鲜明的,他坚决反劝李作鹤等违反组织原则的做法,迫使林彪不得不苟同。很明白,叶剑英同志是用林彪表态中的‘此风不可长’, ‘但不能夺权’等说法,来制止夺权活动的。”

 

 

 

随后,叶剑英把海军内部情况向党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7 月4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过程中所暴露出来的。会上,刘少奇对李作鹏等入企图搞乱海军、乘机夺权的阴谋进行了严厉批评。他针对李作鹏等人的做法批评说:“夺权是第一位的错误,其他错误都是第二位的。”会议由邓小平亲自作记录,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常委讨沦的意见,对海军的会议作了三条指示:

(一)不能够也不允许搞地下活动,应按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公开讲自己的意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二)肖、苏等已经进行了自我批评,应欢迎。不够的,以后再讲,其他同志也应该洗洗澡。

(三)由会议本身作出决议撤换领导,这种方式是错误的。7 月7 日,中央军委举行第52 次常委会议,更加明确地批判了李作鹏、王宏坤等人的夺权阴谋.有力肋维护了肖劲光、苏振华在海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上,叶剑英作了长篇发言,他不无激愤地指出: “肖劲光、苏振华两位同志,在海军工作十多年,时池们的成绩和缺点如何看?这几年,海军一开会就搞这个问题。· · · · · 一个人,除非他不做工作,只要做工作,或多或少,或大或小,总会有错误。… … 但是,有人想把肖、苏推到黑帮里去。按照这种搞法搞下去,就是要把肖、苏搞成黑帮分子,是黑帮分子就要罢官,肖、苏罢官,王宏冲上台,黄袍加身.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很危险,危险的不是育、苏,危险的是引导会议把肖、苏搞成黑帮分子的个别同志。你们利用群众的压力罢了省、苏的官,这说明了什么呢?今天我不是说王宏冲同志想伸手夺权,我不这样说。”

对叶剑英的这次讲话,肖劲光分析说:“叶剑英同志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王宏坤是一个老同志了,但他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放弃了党的原则。李作鹤利用王宏冲的老资格和其在海军工作时间较长,把他推在前台,自己在后边摇鹅毛扇。”

 

李作鹏无疑被狠狠地抽了一鞭子。他开始惶惶不安了。李作鹏的暴露,实际上也威胁到了林彪。

李作鹏倒了,也就意味着林彪将失去一匹难得的“黑马”。罪恶已经把他们紧紧地缠绕在同一条船上。船翻了,他们必将同归于尽。

 

林彪终干按奈不住了。8 月13 日.林彪亮相了。他给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作了一个“高度评价”。称他们“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是突出政治的,是有干劲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对罗瑞卿是有功的”。于此同时,林彪又称“肖、苏是反对我的”。

8 月13 日、15 日、17 日,林彪指令连续三次向海军党委传达他对李作鹏等人的“高度评价”。

 

8 月18 日,从大连匆匆回到北京的林彪突然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儿位老帅和肖华、杨成武等人以及海军党委常委开会,提出已经到了“火候”,要立即“停战收兵”。这实际上既是为了防止把自己牵涉进去,同时也是要保护李作鹏。

有了林彪的出面干预,中央对李作鹏的批判、揭露也就停止了。

 

同年8 月l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李作鹏、王宏坤、肖劲光、苏振华也登上了天安门。

 

 

 

毛泽东看到这儿位领导后,主动过来握手。并当场对李作鹏、王宏坤说:' ‘肖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肖劲光、苏振华干什么。”

训过李作鹏、王宏坤后,毛泽东同肖劲光在天安门上合了一张影。

 

惯于见风使舵的李作鹏,见毛泽东都出来维护肖劲光。 后来就没敢对这位海军司令员下毒手。他曾说:“凡是毛主席在天安门握过手的人,都是毛主席要保的人。”

“文化大革命”迅猛而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狂潮势如破竹,顷刻间也冲到了海军部门。

 

“文革”来势之猛,许多人在心理上、思想上毫无准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下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后,海军党委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用三个月的时间集中搞完这场运动:一个月大鸣、大放、大字报;一个月大辩论;一个月整改、到十二月结束这场运动。

总政治部主任肖华认为,这样混乱地搞运动,三个月也太长,时问还要缩短一些。李作鹏把三个月的安排报告给叶剑英后,叶帅也认为,三个月也长了一些。海军有关领导经过研究,压缩了时问,准备搞到十月底,最长不超过十一月中旬。

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场运动出人意料地一搞就是十年。

运动的矛头越来越明显地指向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他们正是林彪所要整倒的人。

 

林彪兴奋起来了。1966 年10 月,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认我们要巩固胜利.没有这第三次革命不行。”

林彪把“文化大革命”美其名曰“第三次革命”。搞“革命”是他们的本行,他要再次大显身手了。

见主子对这场运动如此亢奋,李作鹏也来了精神。在传达中央十月工作会议内容时,他眉飞色舞地叫道:“原来有些人认为‘文革’要刹车了,可现在要大搞。”

大字报铺天盖地,刷满了大街小巷,揭发批判他人成了主要内容。

 

海军内部,肖劲光、苏振华等人受到了批判,这本在意料之中。

 

出人意料的是,李作鹏、张秀川也成了许多人讨伐的靶子。其中最为不利的是张秀川,在给十位常委写的两千多张大字报中,他就占了一半以上。不少人提出要开张秀川的控诉会,要给他戴高帽,要抓“中的”、“大的”和“黑帮”。李瞎子头上也冒汗了。他惴惴不安地对人说:“抓‘.扣的’,可能是张秀川,抓‘大的’,可能就是我和王宏坤。”李作鹏慌慌张张地去找林彪,央求给予解围。

 

林彪看到李作鹏的窘态,劝他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林彪要亮王牌了。他决定在海军中公布白己在“三,三”会议期间对李作鹏所作的“高度评价”。

 

 

 

对此,肖劲光曾在回忆录中写道:

“事情很清楚,海军批张秀川,紧接而来的将会是李作鹤、王宏冲,再引深就会涉及林彪,这与当时的整个形势是背道而驰的。所以,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必须刹车。怎样刹车呢?就林彪当时的地位,公布一下片李作鹏等的评价即马上可以解决问题。当然,向干部们宣布这件事,李作鹤他们难于启齿,便要我来出这个面。没有第二条选择,只有照办。那时候对毛主席、林彪的指示谁也不会有异议的。但传达这一评价将在海军中引起的后果是明显的,那就是,推翻‘三· 三’会议的决议,造成整个形势的大转折。

 

一月九日,李作鹤让秘书送来了他亲笔起草的传这提纲及其说明。说明是这样写的‘肖司令:我上午有外事活动,下午又有会议,因此替你讲话写了一个短提纲(我认为不需要讲得更多),能不能用,请你考虑。’以下,便是以我的名义起草的传达提纲。关于‘高度评价’全文是‘李作鹤、王宏冲、张秀川同志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拥护毛主席的,是突出政治,旗帜鲜明的,对海军工作转变做了很多工作,反衬罗瑞抑是有功的。’

 

一个党委第一书记,传达‘副统帅’对第三书记的评价,这本来就是“文化大革命”这一非常时期才会出现的怪事,而且还要由被评价人代传这人起草讲话提纲,更是怪上加怪。这说明当时党内政治生活的不正常已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

 

一月九日晚上十点钟,在西苑旅社礼堂召开了海军十七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我传这了李作鹏写的这个传这提纲。果然,形势来了一个转折,李作鹏借着这个‘高度评价’翻了‘三· 三’会议的案,‘合理地’夺了权,接着以是否支持李作鹤等划线,一大批干部受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一月十六日,李作鹤一伙首先揪斗了苏振华同志,名曰‘摧毁海军苏记黑司令部’,只是因为他们顾忌毛泽东同志片我的保护,才没有从我直接开刀,而常委中苏振华、刘道生、杜义德等同志以及海军司政后机关的主要负责同志大都被隔离审查了。尸月十八日,海军党委被改组,李作鹅任党委第二书记,并被指定主持海军党委工作,以后又任海军第一政委。这样,虽然我名义上还是海军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实际上靠边站了,成了‘空军司令’。

 

 

 

‘新党委’成立以后,在海军第一招待所门前召开‘庆祝以李、王、张为核心的海军新党委成立大会’,把一些海军的领导同志揪去斗争。因为我还是名义上的新党委的成员,所以还坐在主席台上李作鹤的身边。会议开到中间,便有些造反派把矛头指白了我。一个造反派跳到我面前,指着我说‘肖司令,你反时毛主席’,我说‘我没有反时毛主席’。‘你反对林副主席’, ‘… … ’我没有作声,因为林彪就说过我反叶他.我申辫也没有用。这时,大喇叭中便口号震天响,‘谁反时毛主席就打倒谁’, ‘谁反对林副主席就打倒谁!' ‘打倒有劲光’的口号此伏彼起。两个造反派气势汹汹跑上来袱我,要我坐‘喷气式’。我本来对这一套· 。中有气,这样的斗争方法,有什么政策观念,简直是无法无天!我看了看李作鹅,他在那里稳坐钓鱼台,不动声色〔、这一下我的脾气来了,‘腾’的一下站起来,把披着灼棉大衣一甩,厉声说道‘你们哪个敢上来!? ’两个造反派看我这样凶,愣了一下,扰豫了,眼睛转向李作鹏,我也转向李作鹏,李作鹏把手一挥,用眼晴暗示了那两个人不要搞了,他们就灰溜溜地走了。会议烦时没了后劲。散会以后,我余怒未消,驱车紧随李作鹏来到他家,我质问李作鸿搞的什么名堂,简直是岂有此理!李作鹏连连向我解释说不是他搞的,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说‘你不搞,别人哪个取搞啊!’他连连说,‘下次不搞了,下次不稿了。〕 ’

 

这以后,在李作鹏的指使下,我被造反派劫持到了天津,住在一个不知道什么地方的房子里。我被搞走以后,家里的孩子怕我出事,打电话报告了军委领导同志,听说徐向前同志亲自打电话给李作鹏,查问我的情况,那天正赶上李作鹤在作战指挥室主持交班。李作鹏拿起电话片徐向前同志说,‘肖劲光在天津,住旅馆,很安全,没抄他的家’过了几天,我又被带回北京,正赶上一月二十七日在工人体育馆召开海军万人大会。

 

这次万人大会是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在海军开创了残酷迫害干部的恶劣先例。主席台上坐着党委新成员,却给了我一个对面的位置,好象坐在被告席上,这显然经过了粉心策化。我上台的时侯,身后有九个人押着我,说是保护我,防止两派造反派抢我。会上被揪斗的海军领导同.态是苏振华和杜义德同志,司令部、政治部、装技部、航空兵部各有一个代表人物是傅继泽、李君彦、岁斌、赵晓舟同志。斗争会一开始,火力就很猛,六个人坐着‘喷气式’上来,挂着牌子,被揪着头发,强行弯着腰,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我坐在那里心里一阵阵紧缩着,如坐针毡。这些千部曾和我朝夕相处过,都为我们海军的工作做出过贡献的啊!即便有错误,也不能采取这样的斗法啊。可是我又感到自己是那样的无可奈何,无力保护他们。结果,六个人一个一个地进行批斗,每批斗一个人,就有一个人发言‘控诉’。批斗中间,拳打脚踢,打倒在地,用脚在头上身上乱踩,围着体育场拖着斗。每个人都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脸都碰紫了,我几乎认不出他们的模样,真是惨不忍睹。

……

 

 

 

‘海军的‘文革’,终于汇入了这场无可扼止的全国性的大潮流之中。接踵而来的是‘一月夺权’, ‘二月决战’, ‘三月总攻’, ‘四月围歼’· · 一在这四个月里,李作鹤、张秀川等在海军组织的千人以上的斗争大会就有三十多次,中小斗争会不计其数。党委十个常委有半数以上的被整,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海军第三届党委委员三十七名,立专案的十六名,受批判斗争的七名。参加‘三,三’会议的一百三十几名师以上干部,除了十几个人外,几乎都因为反李、王、张挨了整。李作鹤植自决定,开展‘.四大’的单位,立专案不要经过党委批准,这导致下边更多的千部被揪、被整。

 

海军成了‘文革’的重灾区。”

 

从这段痛苦的回忆中不难看出,正是由于林彪的庇护,李作鹏的政治处境才得以发生急剧而又谎唐的转变;由被人整到整别人,由权位的低谷爬上了峰巅,由心情沮丧转为狂傲无忌。

正因为如此,李作鹏才对林彪表现出了宗教狂热式的虔诚与效忠。他信誓旦旦地表白道:“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与林副主席同死。”

 

李作鹏在海军的得势和发迹,导致了一大批海军领导千部的落难蒙冤。1980 年11 月2 日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中曾写道:

“李作鹏伙同王宏冲、张秀川诬陷、迫害大批干部、群众。一九六八年一月李作鹏提出专案工作是‘共产党打国民党’,同年十月又说要‘猛打、猛冲、猛追’。李作鹏直接诬陷、迫害的有一百二十人。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致死。”①

 

1967 年1 月以后,肖劲光虽然仍保留着海军司令员、海军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但已被排除参与决策之列,背上了‘反对林彪’的罪名。由于毛泽东已讲过,要保护肖劲光,所以李作鹏才没有敢过分放肆。但他却逼迫肖劲光陷人了“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的不死不活状态。

 

 

 

海军第一政委的苏振华不仅被剥夺了权力,而且又被“扫地出门”。苏振华一家原住的楼房如今成了李作鹏的家属院。李作鹏搬进来后,又花了几十万元,扩大了建筑,整修一新。院里种上了奇花异草,他的女儿称这一新居为“潇湘馆”。

“潇湘馆”的二楼办公室,备有七、八部红色、黑色的电话机。对着办公桌的那面墙上挂着两幅诗画。诗词为叶群亲笔所抄,内容是林彪在井冈山所写的抒发其夺权野心的一首《西江月》:

西江 月重上井冈山

繁茂三湾竹树,苍茫五哨云烟,

井岗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昂扬,誓把敌顽埋葬。

五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起篙莱,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诗词旁边是李作鹏的女婿根据林彪的这首诗词的前两句所画的一擂水墨画。从诗词墨画可知,在李作鹏的心目中,林彪就是他的领袖,就是他心中的上帝。

从抢人住房掠为己有来看,李作鹏不仅成了一个政治狂徒,而且又是一个十足的盗匪。

 

1969 年4 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 中国共产党章程》不仅肯定了林彪等人对毛泽东所掀起的个人崇拜之风,而且也高度评价了林彪本人。章程以前所未有的形式写道:林彪是“毛泽东同志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4 月28日,在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林彪爬上了权力的峰巅,他的一帮打手自然也跟着飞黄腾达。问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一样,李作鹏也挤进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

林彪通过这“四大金刚”已牢牢控制了军权。其接班人的地位已经确立卜来‘,按理说,林彪也该好好地睡个安稳觉,耐心地等待接班人。

 

 

 

但是,心里有鬼的是睡不安稳的。这个乱世魔王终于等不了那一天便发疯了。主子发疯,李作鹏也着疯了起来。

第一把手和第二把手已经在悄悄地而又微妙地进行肴一场拉锯战。

为了打赢这场未公开的“国家主席”之战,林彪开始调动人马了。首先是要大造舆论一林彪指使李作鹏要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要不分场合地坚持设立国家主席。

李作鹏心领神会,在政治行程中,他与林彪已经是难舍难分了。

 

实际上,在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纷争之前,李作鹏就已经开始了对林彪的大吹大捧。他在一些文章中称林彪为“统帅”、“非凡的天才”、‘几一贯正确的英明领导者”、“具有英明战略远见和伟大气魄”。他与黄永胜一起炮制了“三大助手”沦。说恩格斯、斯大林、林彪分别是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助手,在这“三大助手”中,“林彪是最好的助手”、是“最光辉的助手”。在海军首次“积代会上”,李作鹏称林彪“是伟大的天才的军事家,也是伟大的天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1970 年8 月23 日至9 月6 口,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会上,林彪、陈伯达又一次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并力主让毛泽东担任。这一次,毛泽东不音是不满,他发怒了。“谁要当国家主席,就可加上。”

 

林彪心犹未甘,不达目的不黑休。他要与毛泽东进行第五次较量。

 

他又发狂念咒般地项扬起了毛泽东:' ’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林彪已悄悄地把“国家元首”即国家主席的黄袍加在了毛泽东身上。然后,他又吹神敬鬼般地嚷嚷道:“毛主席的这种领畏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囚素中间的决定因素。”“我们的工作的前进或后退,是胜利或者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对中央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

会下,叶群四处窜动.散布说,林彪的讲话是毛泽东事先同意的。她指使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要在各小组会议上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彪讲话就没有根据了。林彪讲话点名,你们发言也不要点名。”

 

 

 

8 月24日,李作鹏在中南组会议上发言说:“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

李瞎子扶了扶墨镜,继续叫道:“有人连‘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他都反对,说不符合历史。”

 

李作鹏讲这番话是有所指的。确实有人讲过类似于李作鹏上述言论的话。不过,在林彪权力炙手可热的形势下,讲这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江青那伙人。

两个强盗集团发生了火并。 但不管对手是谁,李作鹏保的都是林彪。

 

8 月24 日晚上,他又给叶群写了一封信,密谈进攻的策略;

叶群同志:

今天简报看了一下,是比较抽象的接触了问题,没有更多实质性问题,似可以发,诗您再过目。致(至)于我们两人发言的书面材料,可以整理,但在简报上不挂号为机动,你意如何?

李作鹏

8 月24日

 

在事关林彪政治命运的时刻,李作鹏的效忠之心由此可见。

在此前后,陈伯达为了能使林彪在国家主席问题上占上风,曾连夜搞了一本《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子称天才的几段语录》的小册子。林彪的同党人手一册,对外则封锁、保密以此来米达到 树毛举林的目的。

 

九届二中全会期间,由于叶群、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等人的极力鼓噪,大会秘书处印发了华北组第二号简报,也是名为抬举毛泽东,实为吹捧林彪。上面重点刊登了会议讨论林彪讲话的发言。简报上指出:大家“衷心赞成”小组会上有人提出的“在宪法上,第二条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和“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的建议。

上文中提到,这期间还串插着林彪、江青两大集团的明争暗斗、勾心斗角。8 月25 日,江青向毛泽东反映了林彪一伙的情况,揭露了一些问题。

不过,毛泽东已经彻底明白了,林彪就是要在“国家主席之战”中取胜。

 

 

 

毛泽东岂会认输。他终于大怒了。

 

8 月25 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的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沦林彪的讲话内容,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

8 月31 日,毛泽东写的《 我的一点意见》在全会印发。印发前,一反惯例,没有给林彪看。毛泽东在文中着力批判了林彪的那位“天才理论家”陈伯达。9 月6 日,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批判了陈伯达。

毛泽东的反击是强有力的。尔后,全国范围内的批陈整风运动开始了。

 

林彪、叶群以及他们的人马实际上已经败下阵来.他们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他们并没有认输。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李作鹏似乎很有“气节”,效忠如初。9 月7 日即庐山会议闭幕的第二天,林彪、叶群动身下庐山,要回北戴河。李作鹏、吴法宪、黄永胜、邱会作前往九江机场送行:,吴、黄、邱等人满脸晦气,十分沮丧。就在飞机将起飞之际,李作鹏则颇为坚定地握着叶群的手表态说:“一定要照顾好林总的身体,叫林总放心.,我们一定要照林总的指示办。”

 

然而当全国范围内的批陈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的时候,他们一个个地又都惶惶不安起来。

1971 年1 月26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 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 。

叶群开始写检讨了。 黄永胜、吴法宪也动笔写检讨了。

毛泽东不仅点名批评了黄永胜、吴法宪,而也不点名地批评了林彪。

 

昔日威风凛凛、无所顾忌的李作鹏终于也感觉到了,大祸将至.无可逃避。他既担忧中央将进一步挖出自己的老底,又害怕林彪在不得已时会“舍车保帅”,把自己抛出去当替罪羊。他开始茶饭不香,夜不能寐,精神已致高度紧张状态。有几次夜里,他大哭大喊着从床上滚到地下,醒来后又发疯一样地吼道:“我要得神经病了,我要死了,活不长了!”①

尽管如此狼狈,但李作鹏也自认为没有退路了。他不愿意也不可能再悬崖勒马了。

 

1971 年春节的年三十晚上,李作鹏的大女儿举行婚礼。叶群、林立果亲自登门祝贺。他们带来了礼品,照了合影照。吴法宪也即兴哼了一曲小调以示致贺。最后.叶群对在场的几员大将说:“李政委是林彪最信得过的人,你们要爱护他,支待他,李政委将来要担负更重要的职务。”

叶群的话自然主要是说给李作鹏听的,她要在最关键的时期给李作鹏打气、壮胆。

几句话又把李作鹏的精神提了起来。但在众人面前又不便表露。只到把叶群送到小轿车旁,这才握着手,小声而又坚定地表示:“请转告林副主席,李作鹏在任何情况下都忠于他!"

叶群则就势说道:“林彪早就说过,他与你们四个人(指李、黄、吴、邱― 笔者注)的关系,用原子弹也分不开… … ”在以后的n 子里,李作鹏以他那军人特有的忠诚,实现他的诺言。

九届二中全会后,林彪对吴法宪说:“我们这些人搞不过他们,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林彪要动武了。

后来虽然难以查找实据来证明李作鹏究竟是否参与过林彪集团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以及谋害毛泽东的阴谋。但有一点十分清楚的是,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乘飞机叛逃的过程中.李作鹏在某些关节确实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1971 年8 月14 日,赤日炎炎的季节里,毛泽东从北京起程的列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向了南方。

 

8 月16 日,火车行驶到“三大火炉”之一的武汉。毛泽东在这里住了整整十天。

 

就在8 月16日这天,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被毛泽东召见谈话。

 

谈毕,刘丰请示毛泽东:谈话内容是否可以向军区党委传达。

 

“不忙传达,也不要告诉其他人。”毛泽东几乎不加思考地答道。

 

9 月5 日,李作鹏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参观访问。下了飞机,他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刘丰。他知道,刘丰也和自己一样,同属于林彪的大马。

 

9 月6 日,李作鹏天未亮就起了床,他甩开秘书,丢下警卫员,约刘丰到武仅军区东湖招待所见面。

 

等了老半天,刘丰终于来了。李作鹏匆匆关上房门,还没有在沙发上落座,劈头就问:“老刘,主席到武汉都谈了些什么?"

 

刘丰先是一怔,他没有想到李瞎于会这样的单刀直人。讲吧,主席打过招呼,不要向北京传;不讲吧,他又清楚李作鹏是代表谁来的。更何况我刘丰也是靠着林彪这把伞,打倒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才上来的。

 

刘丰皱了皱眉头,终于说道:“毛主席8 月16 日、17 日、25 日和8 月27 日在武汉找我和王新、刘建勋、华国锋同志谈了话。毛主席讲了我们党五十年来的历次路线斗争;讲到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有人急于想当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毛主席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系指林彪与叶群― 笔者注)。不赞同林彪提出的‘天才”。毛主席提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刘丰对一毛泽东在武汉的一言一行掌握得都非常透彻。就连毛泽东是如何离开武汉的等细节都作了逼真的描述:" 8 月27 日下午二时半,毛主席要坐火车离开武汉:,在列车车厢里,毛主席刚一坐下就要服务员唱《 国际歌》,毛上席跟着唱了起来。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 鲍狄埃的文章· · … ”

刘丰的上一段讲述足以够李作鹏品味的了,他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其下的细节他再也听不下去了。

 

 

 

后来,李作鹏在特别法庭受审时承认,听了刘丰的话,他当时至少有三个想法:

一、感觉到庐山会议的事还没完;二、感觉‘纲’上得比在庐山会议时更高。庐山会议讲的是路线问题,现在讲的三条‘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这就不仅仅是路线问题;三· 感觉是片着林彪来的。因为毛主席有一句话,就是不同意让老婆当办公室主任,而林彪的老婆是当了办公室主任的。所以,这几条矛头是对准林彪的。这样想了以后,有些紧张。把这个问题看得比较严重。”①

 

9 月6 日,即刘丰告诉了毛泽东谈话内容的当天,李作鹏行色匆匆地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回到北京。

到家后,一屁股坐在了大转倚上,立即给黄永胜打电话说:下午与外国军事代表团会见时,请他提前去,有要事相告。

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对走进办公室的妻子董其采投头没脑地说了一句:“照张相吧,要不,以后照不了了。”

 

根据事先安排,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人要在下午五点与朝鲜军事代表团举行最后一次会淡。

不到四点,李作鹏就急匆匆地来到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发现黄永胜已坐在那里等着他,当即就告诉了毛择东在南方的谈话内容。

对于与外国代表团的会谈,他们早已失去了兴致,更问况又仅仅是礼节性的,三言两语也就结束了。

 

会谈结束后,林彪这“四大金刚”坐在北京厅的一个角落里,各自都是心事重重。吴法宪几次向李作鹏央求,让李告诉他毛泽东在武汉说了什么,都被李瞎子含含糊糊地敷衍了过去。他不想告诉吴法宪。

 

原来,林彪、叶群为了牢牢地控制住“四大金刚”,便利用了他们各自的野心,不断从中挑起一些小矛盾,以达到让他们每个人通过叶群直接向林彪汇报情况并互相监督的目的。九届二中全会后,叶群对李作鹏、黄水胜说:吴法宪“好出风头”, “嘴巴不严”。而在吴法宪面前又说:这是李作鹏他们的“反映”。

 

 

 

吴法宪心里有鬼不踏实,他死死缠住李作鹏。李作鹏被缠急了,说道:“听了以后非常紧张,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好,一边听一边抽烟,全身冒大汗。”他在故意兜圈子。吴胖子又问道:“毛主席点了黄、吴、李、邱四个人的名字没有?' ’李瞎子一声奸笑地说道:“你真天真,何止点我们的名。”吴法宪心里更玄了,说:“你既然讲了一点,就都告诉我吧,不讲更紧张,讲了心里有底,反而不会紧张了。”李作鹏说:“讲了增加你的负担,还是不讲好。”

 

李作鹏终未告诉吴法宪毛泽东究竟说了些什么。在邱会作的一再追问下,李作鹏答应告诉他。在去大使馆参加宴会的路上,邱会作和李作鹏同坐一辆车。李作鹏伏在他耳边嘀咕了一会。邱会作听罢,脸色骤然变白了。李作鹏比别人更早地知道了毛泽东的南方谈话,他的心情自然更为阴沉。

 

黄永胜从李作鹏嘴里探到消息后,立即报告给了叶群。与此同时,林立果也通过他的“联合舰队”得到了毛泽东在长沙等地的谈话内容,其精神与武汉谈话完全一致。接着母子二人来找林彪研究对策。

 

老谋深算、城府很深的林彪倒显得异常镇静,似乎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一天的到来。同平常一样,他沉默不语。只暗示一下儿子,让林立果先谈谈。

经过多年的苦心没计、多方筹划,儿子向老子亮了底:

“按照《 “571 ”工程纪要》,到外国,那是下策。上策是发动政变,武装接班;中策是雄据广州,平分天下,现在,:正是我们发动政变的最有利的时机。”

林彪当即同意儿子所选择的上策,但同时又以元帅特有的见识说:“我们要上、中、下三手一起准备,临时烧香就来不及了。”

 

1971 年8 月31 日至9 月12 日黄昏,在中国当代史的画册上闪现过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幕画面。毛泽东乘坐火车,由南昌而杭州,由杭州而上海,由上海而苏州,由苏州而南京,由南京而蚌埠,由蚌埠而济南,而天津,而北京。毛泽东神人一般地躲过了林立果等人准备动用的火焰喷射器、轰炸飞机、炸毁油库……

毛泽东大难不死,宣告了林立果《 “571 ”工程纪要》 中“上策”的破产。

现在,在林彪、叶群、林立果面前所剩下的仅有两条路可走了:要么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要么北上苏联,叛国求生。虽为“中策”、“下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 林彪篡权希望最渺茫的时刻,李作鹏却充当了一个历史性的悲剧人物。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1971 年9 月12 日夜晚,也是毛泽东回到北京的当天晚上,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内,灯火辉煌,周恩来总理正在主持讨论将在四届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10 点30 分左右,周恩来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转来的林立衡的报告:叶群、林立果要带林彪逃跑。

 

刚过一会,周恩来又接到转来的林立衡的第二次报告:有一架飞机出现在山海关机场,是下午林立果坐着来的。林立衡的报告引起了周恩来的高度警惕。会议暂停。他立即前往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他的办公室内,立即接通了与各重要军事机关以及与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直通电话。

 

周恩来首先拿起话筒问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你调飞机去山海关没有?"

“没有”。吴法宪答道。

“你查一查,把情况迅速报告我。”

接着,周恩来又拿起话筒同李作鹏通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他要李作鹏查一查256 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后,李作鹏随即在二十三点零五分把电话打向了海航某师山海关机场调度室值班员:

“你是山海关指挥室吗?"

“指挥室没人。我是海航调度室值班员。”

“不是今天下午来了架飞机吗?"

“是的。”

“没有走吧?"

“没有。”

“好的好的,我就了解这件事。”

李作鹏随即打电话给周恩来汇报说:

“下午到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

 

周恩来接到李作鹏的回话后,命令道:要看好山海关的那架飞机。并郑重相告:山海关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放飞。”

二十三点十分,值班员李万香将李作鹏打电话询问飞机一事向山海关机场的潘浩站长作了汇报。潘浩当时认为,可能是哪一位首长要用飞机,所以没有引起特别重视。

 

 

 

二十三点二十五分,航行调度室依班员又接到李作鹏打来的电话。这一次,李鹏先问了值班员的姓名,然后说:“告诉你,它的行动要听北京总理指示、黄总长指示、吴副总长指示和我的指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可以。” 末了,他问位班员李万香听懂没有,还叫李万香复述一遍。

 

9 月13 日零点六分,李作鹏又一次给机场调度室打来电话,再次重申: “四个一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准能指示要报告我,要负贵任!"

李作鹏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作家大鹰曾在《“九一三”事件始末记》 一文中分析说:

“李作鹤接到周总理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了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联系到9 月6 **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毛主席巡视南方的谈话,他越发感到总理追查256 号飞机很不寻常。他把总理的话在脑子里颠了几个个:……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鹤‘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林彪乘的飞机要经过四个人联名批准,这是从来没有的。而四个人里面,林彪的行动片黄、吴、李是从来不保密的,看来‘四个人一起下命令’,关健是要让总理批准才能放飞。

 

李作鹏毕竟是老奸巨猾,他的独眼一转,就想起一个坏主意。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黄总长、吴副总长和我的指示,以上四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周总理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四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①

 

李作鹏的用心是颇为良苦的。 若不是林彪的忠实信徒,谁又敢如此大胆呢?

 

 

 

一个晚上接到李作鹏的几次电话来询问飞机一率,这不能不引起山海关场站领导的警惕和重视。潘浩站长亲自要通了李作鹏的电话: “现在飞机正在加油,如果强行起飞怎么办?"

 

“如果强行起飞?”李作鹏沉思了片刻,说:“你们可以直接报告总理。”

 

明眼人一看便知,李作鹏在这里又做了一个手脚。他没有命令机场人员在飞机强行起飞时采取阻止措施,却让机场人员在飞机强行起飞时再报告总理。

 

其间的潜台词无非是:林彪是我跟随的领袖,他要跑我岂能阻拦。退一步讲,万一林彪走不了,我也无罪可追。林彪走成了,我也不会承担责任,有罪有过都是周恩来的。更何况我这一招还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帮我的老上司:等你们场站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林彪的飞机早就溜远了。李作鹏的用心由此可见。

 

13 日零点二十八分,山海关机场向李作鹏打来急促的电话:

“飞机已强行滑出!"

李作鹏问:“飞机到了哪里?"

答曰:“快到跑道了。”

李作鹏反倒轻松地说了一句:“就这样吧。” 李作鹏少了一只眼,但他却多长了一个心眼。

 

1973 年9 月13 日下午,林彪、叶群等人叛逃十几个小时后,李作鹏尚不知他们的命运如何。为了给自己留~条后退之路。他对林彪叛逃过程中自己打给山海关机场的电话记录作了亲手修改。

 

〈超级审判》 一书对此描述说:

“当时,海航 X师师长张兆发用电话向李作鹏的秘书传来海航X师〔山海关机场》 调度室主任李万香同志9 月12 日、13 日值班情况报告》 ,秘书拿着电话记录稿向李作鹏作了口头汇报〔。当李作鹏、董其采听到零点六分李作鹏再次强调‘四个首长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时,即说:‘这是第一次讲的。’这是指二十三点三十五分同李万香的通话。并说:‘这一次不是这样讲的,是讲要有总理、总长、吴副总长和我四人联合指示才能放飞。’并叫秘书与山海关机场核对。经向山海关机场李万香主任核实,李万香讲:没有听到李作鹏传达指示中有必须四人联名指示才能放飞的说法。秘书仍按原电话记录稿抄清了送李作鹤审阅。李作鹏心里有鬼,把零点零六分那次通话中的‘四个首长其中一个指示放飞才放飞’,亲笔改为‘四个首长联合命令才放飞,其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不管谁的指示,要报告李政委。”'

 

改毕,叫秘书重抄一份,由他签字,上报了总理,并交代另抄一份给他留存。”①

既对林彪尽忠到底而又没法明哲保身。在林彪乘机叛逃使出最后一招的时候,李作鹏也抖落出了他的全部政治伎俩。

 

然而,他们都失算了。

 

就在林彪、叶群仓惶逃窜的时候,李作鹏也折腾到9 月13 日凌晨,直到吃了安眠药,他才迷迷糊糊地倒床昏睡。安眠药刚刚起作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响了,催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开会。驱车赶到那里,他一歪一扭地走进了会议厅。

刚刚坐下,在他身边的邱会作小声问了一句:“知道什么事吗?" 李作鹏正要张口回答,见朱德拄着拐仗走了进来,便没吱声。

 

朱德坐定,李作鹏小声对邱会作说:“可能北戴河出事了。”

 

话音刚落,周恩来从里间走了出来,他用犀利的双目扫视了在座的人,然后把目光停留在李作鹏、邱会作身上,突然说道: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你们几个不会感到突然吧?! " 朱德听到这话,拿起随身的拐杖,“咚咚咚”捣了几下地板,随口骂了起来。他这口气弊得太长久了。

“林彪跑了。他坐飞机跑了!”周恩来的话进发着同样的愤怒和长久的压抑。

 

一个巨雷般的消息。顿时,在场的每个人的脸上都写着各式各样的回应。唯有李作鹏显得出奇的镇静,他甚至在几小时前就知道了此事。

但是,他对于承受罪与罚却缺乏应有的心理准备。“九一三”事件后的一天,邱会作来到李作鹏家,商量是否向中央写个检讨报告。李作鹏当即回答说:“不,等等看。”说罢,随手递给邱会作一份海军审讯在山海关机场未跑掉的机组人员的简报。

 

据后来邱会作的妻子胡敏交代说,李作鹏大约在1971 年9 月15 日到17 日间的一天,对她说:“有些问题准备安到林彪头上,因林死了 ,查不清了。 ”

但是,李作鹏的这一招失灵了。

 

 

9 月18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正式通知。

9 月24 日,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因拒向巾央作任何揭发交代.被带来顺义县卫戍区某师师部进行隔离审查,离职反省。

1 0 月3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成立了由十人组成的中央专案组,负责对包括李作鹏在内的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审理和调查。

不久,卫戍区部队接到上级指示:把李作鹏等人当成你们“特殊的首长”来对待,只管三条---- 不病、不逃、不死,其余都不要过问。

1973 年8 月,中共巾央作出的决议指出,永远开除林彪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李作鹏等人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李作鹏等人在北京卫戍区被关押了五年零三个月。1976 年12 月被押到北京秦城监狱。1980 年下半年至1981 年初,李作鹏被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接受审判。

 

这一时期,李作鹏的表现如何呢? 还是从被隔离审查说起吧。

不知是顽固不化,愚忠林彪,死守防线以自保,还是因为对林彪、叶群温顺了二十多年而感到了长期的压抑,这一时期,狱中的李作鹏又爆发出了当年的“硬”脾气。

 

刚被隔离不久,李作鹏就同看管人员闹翻了。当时是每天八角钱的伙食,一日三餐自然不可能有当年的山珍海味了。白菜、土豆使他发作了起来。

 

他喊着骂着质问看管人员:“你们知道不知道,老子当年是怎么把脑袋提在裤腰带上去为你们打天下的。你狗娘养的还有没有良心。”

 

叫着、骂着,他撤起野来,腰一弓.双手一齐上,把送来的白菜挥洒如雨。“老子要喝酒!" 李作鹏的酒瘾来了。

 

后来,据刑满释放的邱会作说:毛泽东对此有三句话,即“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有钱吃好。

 

从1971 年11 月1 日起,伙食不再是一般,而是很好了,比自己在总后机关吃特灶和在西山家中吃得还好。

 

但是,有一条没被周恩来批准,这就是喝酒的事。不知一是怕酒后闹事,还是怕酒后交代不好。反正专案组要求李作鹏等人要“重新做人”,重新做人就要从不喝酒开始。

 

在审查有关罪行时,他确实采取了推的策略,能推到林彪、叶群身上的,都推给他们。反正他们已到了另一个世界,是真是假已死无对证。更何况“九一三”后还毁了不少罪证材料呢。

推不掉的,同时又拿不出证据的,坚决不承认。比如在1980 年的预审中,李作鹏就坚决否认他操纵了海军第174 次常委会,把苏振华打成彭德怀、黄克诚的漏网分子的说法,否认说苏振华是贺龙安插在海军里的钉子之类的话,更否认奉了林彪之命去逮捕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 …

 

李作鹏的态度之强硬,在林彪的余党中,仅次于黄永胜。但当人证、物证俱在时,李作鹏在认罪时又表现出非常“爽快”。

 

 

难怪有人说,李作鹏当年在战场上的一身虎气,如今转换成了狐气。

 

后来,伍修权来找李作鹏谈话时.他干脆来个一言不发。当时,伍修权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即将审判李作鹏的特别法庭副庭长。

事后.预宙人员问李作鹏:伍副总长找你、谈话,你有何感想?

 

李作鹏答道:“伍副总长是我的老首长,伍副总长当团参谋长时,我是他的译电员。要不是他呀,' ,说着他停顿了一下,象是弊了一肚子火,“我非与他顶一通不可。”

事后得知,伍修权在同李作鹏谈话时,着实狠狠地训斥了一番。

 

作为他的老首长,伍修权用不着客气。而李作鹏虽不脓气,但也没敢说出来。看在老首长的份上,这一次,他没有硬起来。

 

在预审期间,来自海军的预审人员蔡润田对李作鹏说:要认清形势,认真交待,现在的预审人员是代表中央来了解问题的。

 

没想到,李作鹏见自己老“家”的人来了,便一把抓住了李润田,非要他代表中央给自己的问题下结论不可。说着说着就硬了起来。

 

“我李某的肩膀是硬的。只要是事实,概不抵赖!" 此话倒有几分真。

 

据预审过李作鹏的一位退役军官说:到后来,李作鹏见预审人员掌握了他的证据,明知躲不过了,就又硬了起来。但总的说来,只要拿出证据来,他都基本上承认。

 

1980年6 月底,李作鹏在放风时间其他犯人都出去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却闷在监狱里搞起了“创作”。作品中的件就是上文中提到的(我的简历》 。

 

另一件是写给海军党委的一封信。 写《 我的简历》,无非是自己纪念一下自己,给自己贴贴金,可能是意在减轻刑罚。

 

 

 

写信的原因起于6 月27 **的长于李冰天、次子李炎天、小女李小征来狱中看望他。

 

那天孩子们到来后,为他打开了带来的凤尾鱼和桃子罐头,李作鹏边吃边谈了起来。

 

说到长女李大征在沈阳工作太忙而未能脱身前来看望他时,李作鹏十分开通地说:“工作离不开就不要来,照两张照片寄给我就行了。”

 

李冰天说到给自己的孩于取名时,李作鹏说:“改叫‘春雨’巴,雨是天上掉下来的,春雨贵如油呢。”

 

李炎天告诉父亲,他订婚了,也请父亲给未来的孩子取个名。听了孩子的建议,李作鹏发出了难得的爽朗笑声。然后他挺认真地说: “你们多干活,少说话,要节约,干‘四化’。”

 

李作鹏没有忘记白己的结发老妻,他在李小征的笔记本上给董其采写了两句话:“见文如见人,文采更喜人”。这里的“文”指董其采写给他的字条。

 

谈笑之中,李冰天提到了家中财物退还的情况。李冰天说,曾写过报告,胡耀邦作了如下批示:“所有财物,如数归还。”

 

在退还的财物中 ,一些已坏掉。以前李作鹏收受的财物中 ,有几麻袋高级茶叶,董其采因怕虫蚊,又不佳贮藏技术,在茶叶里放了几个臭球,结果全部报废。

 

存款共一万六千元均退还。他们兄弟姊妹各分得一千元,余额上董其采存人了银行。

 

当谈到手表归还九块时,李作鹏以惊人的记忆力说游:“还有块金壳的。” 儿子答道:“没有看到。”

 

听罢此言,李作鹏一下子就上了火,骂道:“这些人混水摸鱼,不仅坑了国家之财,还坑了私人之财。不能让他们得这个便宜,要写信控告。”

 

李作鹏本是个暴脾气的人,说写就写。真是文如其人。这封信从一个侧而折射出了他的内心世界和为人秉性:

 

海军党委:

我除心脏病外.其它皆好。我可能长寿。1971 年冬和1976 年由海军两次送来的衣物书籍及其它用品(1976 年送来的是海军改装后的衣服),现在多已破旧,需要更换。因此,可将我的私人东西(衣物、用品、文物)全部交我的子女保存,以便我需要什么,由他们帮我解决。同时.我子女现在生活都很困难,尤其是今未就业的,困难更大。我有的东西,可以救济,以免流浪街头,影响不好。据说我家的私人的东西被一小撮王八蛋明抢暗偷,丢失不少。我对此非常愤慨。请你们予以追查,按党的政策处理。

现由李冰天等人前来接洽,希予指教。

敬礼,海军强大!

李作鹏

 

字里行间,一面渴求着“可能长寿”,一面又为可怕的心脏病而担忧。一面对“一小撮王八蛋”表示极度愤慨,一面又流露出了为父之道的殷殷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