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鹤宾馆:“股份制”先驱厉以宁 大地

    头发花白，脸颊瘦削，祥和睿智的目光，透过金丝眼镜溢出，显得炯炯有神，一口洁白的牙齿分外瞩目，笑起来脸上有深深的酒窝，像个“老小孩”。他说话口齿清晰。他的思维属于发散型，往往能从一个问题自然延伸到另一个问题。他对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一直保持着高度敏锐性，始终不改其“议政”的书生本色。

    这就是素有中国“股份制之父”、“股份制先驱”、“股份制巨擘”之称的厉以宁。

    在今年8月底由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主办的“中国经济社会论坛”上，记者见到了这位慈祥的老人。赶到时，他正在发言。谈兴很高。

    发言完毕后，厉以宁向台下望了望，便走入会客厅，工作人员后来对我说，厉老正在到处找你呢。

    文学启蒙

    1930年11月22日深夜，在中国历史名城南京，一个可爱的男婴降临世间，他以自己清亮的哭声向世人证实着自己的活力与朝气。

    他的出生，给家里人带来了无比的兴奋、喜悦和祥和，更给家人带来了新的生活内容和新的期盼与希望。“以”是排行。“宁”指出生于南京。遂为之取名为“厉以宁”。

    熟悉厉以宁的人士说，从小学到中学，厉以宁一直偏爱文学，曾熟读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和诗词；爱读外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莫泊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以及中国现代文人鲁迅、巴金、茅盾、沈从文等人的作品。

    上大学后，厉以宁开始全面地接触经济学，并开始对当时的苏联经济学理论进行系统的反思。

    40年后的今天，厉以宁谈到大学时代的生活时说道：“今天有时间让我回忆40多年前的学习生活，真是记忆犹新，非常有意思，最令人值得留恋。”

    厉以宁这里所说的记忆犹新，指的就是在大学期间，他能与许多同学朋友交流、碰撞经济学思维，激发了那时的求知欲。

    “股份制”波折 

    对于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经历“反右”、“文革”、“劳改”、“下放”、“抄家”之后， 1978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人生转折点。

    1980年代以后，随着“思想大解放”的到来，经济学家的思维也开始空前活跃起来。厉以宁显然也得益于这个“思想解放”大潮。

    “股份制”的提出就始于这个大潮之后的1980年代，而厉以宁就是“股份制”的始作俑者。

    “股份制”的产生缘于一次重要的会议。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共同召开了就业问题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厉以宁首次提出了股份制改革的主张。

    厉以宁说，这个理论的提出和会议的召开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严峻的就业形势。

    1978年10月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要求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历时10多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中有无数知识青年从城市进入农村。当初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就业压力很大。那时“一大二公”经济体制的问题和弊端，首先在劳动就业这个薄弱环节表现出来。到1979年，回城知青大约有1700万。

    厉以宁解释说，那时的就业压力比后来因为国企改革裁员造成的“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要大得多，矛盾非常突出，“甚至出现了包围火车站、包围市政府要工作的群体事件。”因此，中央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寻求解决办法。在会上厉以宁提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可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以此来解决就业问题。

    会议期间，他还写了一首诗：“隋代不循秦汉律，明人不着宋人装。陈规当变终须变，留与儿孙评短长。”诗中流露出了他的改革精神，可谓是有感而发。

    尽管他的提议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反响，但他坚信“陈规当变终须变”。所以，三个月后在中共中央专门召开的“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上，他再次提出要实行“股份制”。在这个会议上，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蒋一苇、董辅恶、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学者也都表示同意，“说股份制是好办法”。

    当时，厉以宁清楚地记得，那次会议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主持，万里对股份制一直非常支持。那时万里已从安徽调回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央书记处书记。

    “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结束后，万里告诉北京市，可以用股份制解决北京知识青年的失业问题。“市委书记段君毅说可以，我们考虑考虑。过了几个月，段君毅说不用了，我们通过银行贷款都已经解决了。其实，这时候股份制已经开始在农村萌芽。”厉以宁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农村的某些社办企业，为扩大生产能力，自发地采用了集资入股、股份合作、股金分红的办法，使企业规模越搞越大，企业经营充满活力。农民通过各种生产要素入股，形成了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这就是股份制的雏形。

    “当然，这还很不完善，所以后来才要进行乡镇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厉以宁强调。

    在厉以宁看来，是当时的返城知青客观上催生了股份制的诞生，“无心插柳柳成荫”。

    股份制提出后的几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理论界就开始了关于股份制的激烈论争。

    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股份制是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个大方向问题上。厉以宁积极主张以股份制作为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他当时就明确提出，股份制“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的性质，而是以新型的公有制代替传统的公有制。”

    由于多次论述股份制，厉以宁从此即有了“厉股份”的称号。

    当时他的文章得到了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张劲夫的高度认可，张便推荐给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说“北大有一个新的思路”。随即，1986年11月，厉以宁随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到四川考察，考察之后，想在四川搞股份制试点。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很支持。

    厉以宁回忆，后来杨汝岱还提到，如果当初听了他的建议，四川把股份制搞起来，那么四川可能要比现在好得多。

    厉说，当时胡耀邦是支持股份制的，也支持以四川为试点搞股份制改革。但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也就不再提股份制了，直到1987年5月份，承包制正式出台。

    指导李克强等修改论文

    在他人看来，厉以宁一生中引以为豪的另一件事便是，他曾作为多名现任国家政要、正部级高干的导师，并亲自指导他们的论文。

    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克强即是厉以宁的得意门生之一。兼有经济学和法学背景的李克强，被认为是中国少壮派未来政治领军人物。

    李克强是副总理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其他3人均为政治局委员)，也是4人中最年轻的一个。不仅是首位“50后”的副总理，而且是近20年来最年轻的一位，被称为近年涌现出的政法和财经背景官员的代表人物。

    分析人士认为，李克强的出现，显示了近年来官场中“政法系”和“财经系”力量的崛起。而这背后，显然与他的专业背景以及导师厉以宁等人密不可分。

    李克强当过知青，了解农村疾苦，每到年初许多地方就闹“春荒”，没有饭吃农民就成群结队出去讨饭。在北大读在职研究生时，受厉以宁、萧灼基等经济学家的影响，他尤为关注中国农村经济问题。师从厉以宁之后，1995年他拿到了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

    李克强是在共青团工作期间，于1988年至1995年在北大经济学院完成他的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业的。师从厉以宁的7年，李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升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成为团系的中坚人物。

    李攻读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时，正值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大潮风起云涌之时。

    根据李的回忆，当时北大对在职和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几乎同样要求，尤其是在公共课方面，考试频频，即使是脱产学习，也已不轻松。“而我边工作边攻读，又不停地应付考试，以致于疲劳过度，曾大病一场。”李克强曾这样回忆。对此，学校给他的政策是，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考试，而这些考试恰恰是最需费力准备的。

    于是，李克强只好在大病初愈后，再和许多比他小十岁之多的“同窗”们一起去应考。这使他也由此感受到，厉以宁先生给学生们的机遇和挑战都是均等的。

    当李克强写完博士论文，自觉尚可后，便请厉以宁先生准予进入答辩程序。厉先生当即开出了一张评审人员的名单。按照规定，只要有十几位具有高级职称的人员参加评审即可。但厉先生开出的这张名单中的人却都是国内经济学大腕，甚至可称权威性人物。厉以宁说，这些人所看重的只是论文本身的分量，而不会在意论文的表面或其他与学术无关的东西，“这样做对学生有益，可使论文得到真实的评价，经得起各种检验。”厉以宁说。

    而就因为这张名单，李克强把论文又一次修改，将答辩的日期推迟了半年之久。他由此亦体会到，教之严同样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真理的崇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