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很多资料和文章，甚至有些文件都批评是项英违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一味地“拖”，才导致错过了最有利的北移时机。这是有失偏颇的。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所讲的北移是有先决条件的。11月9日，朱、彭、叶、项复何、白“佳电”中，答应“通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这就是说，时间并未说死。11月10日，即复电同意北移的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叶、项：要叶挺去第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提出停止汤恩伯、李品仙20万反共大军东进为谈判“第一位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以皖南部队北移，换取停止汤、李大军东进为“交换条件”。11月21日和12月1日、14日，中央连电叶、项，要他们向第三战区要开拔费、补充饷弹、解决补充条件，以“延缓开动时间”。这都看出，皖南部队北移走不走、何时走，都是要由中央决定的，不是新四军说了算。当时中共中央对北移时限的要求，也一再变化。如果这个决心早点下，对皖南部队北移就能赢得有利时机。

　　四是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过于乐观。毛泽东一再讲：“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并指示说，11月29日刘少奇陈毅黄桥、曹甸之战不会导致蒋介石大规模的报复，“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蒋介石目前“只有吓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筹莫展的”。

　　五是新四军被迫作出冒险南下的决定。1940年10月，韩德勤在黄桥失利，蒋介石肯定会报复，但中央没有对此作出部署。11月，刘少奇陈毅要打曹甸，叶、项顾虑曹甸战役对皖南部队北移会有不利影响，于11月29日向中央请示：“苏北动作如何？如与大局无碍，可否延至我安全北移后？”第二天，毛泽东等复电叶、项：“苏北动作不碍大局，……顾、韩要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但事实却完全相反，蒋介石于12月10日向顾祝同下令，不准新四军皖南部队经苏南北渡，以免直接参加对韩部的攻击；如新四军皖南部队至限期仍未北渡，即予“解决”。顾祝同接电后，立即加快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的部署。同时，国民党方面在报刊广播里大肆宣传新四军皖南部队要北移，等于通知日伪加强长江的封锁。这样，皖南部队从铜陵、繁昌直接北渡和东进苏南再北渡的路线均已卡死，加剧了北移的困难，叶、项被迫南走“绕道”的路线。而不是《同》文所述“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

　　这一仗打得有问题

　　从皖南事变中的失利情况来看，项英“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中央授权项英全权指挥新四军，但由于叶挺当时的军长身份，也不可能全由项英指挥。项英在指挥中犹豫不决，使皖南部队多次失去突围的有利时机。擅长游击战的项英，不主张硬打硬拼，而力图避开强师，这在主观指导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不强力撕开缺口，部队在狭小战场空间内难以机动，将造成更大的被动。事实是部队被调来调去，到处碰壁，踌躇不前，最终造成兵困茂林，四面受敌的严重局面。到后来，不得不让叶挺全权指挥部队时，部队已经精疲力尽，被困数日，濒临绝境，而敌人扎紧袋口，以逸待劳。叶挺企图用正规战中突击方法撕破包围圈，结果新四军在兵力、武器装备的绝对劣势下伤亡惨重。特别是在突击失败后，叶挺再次固守石井坑待援，延误了突围时间。这时敌人已采取了分进合击、前堵后截、重重包围的战法，无论是想把整个部队一起突出重围带走，或长期固守（无援）都是不可行的。如果采取游击战争中分进突击、多头突围，并辅以渗透、潜出，用游击方式小批多路转移，可能会突出更多的力量，减少损失。但是叶挺对中央在紧急情势下要求部队“游击”、“保存骨干”的指示理解不够，还是继续收缩防线，加强工事，固守一拼。直至12日中央回电，叶挺才下决心把还保持原有建制的部队加以分散，各自为战，以游击战的方式转移到江北去。这时已经兵困茂林4天了，国民党军在茂林周边已形成了严密的围攻部署，加大了纵深配置，大大增加了新四军突围的难度。同时，我军基本上已弹尽粮绝，身疲力尽，不利于突围后长时间强行军，加大了部队损失。

　　作战失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地势天候条件不利。笔者曾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察看过地形，并实地研究了新四军集结和转移路线。军部所在地是一片盆地，军部和各直属单位分驻在小平原的各村镇，青弋江（旧称舒溪）从中流过。小平原周边都是山高林密的山岭，相对高差都很大，青弋江平时平缓，一遇大雨则暴涨，难于徒涉。总之这个地形是不可以打大仗的，敌军只要占据周边各山口，就会形成瓮中捉鳖的态势。而新四军撤离时，与当年中央红军撤离瑞金根据地时相似，制币机、印刷所、修械所、被服厂随队行动成为累赘。新四军转移途经的茂林地区，位于青弋江上游两河之间，东、西、北三面环水，河深不能徒涉，南面靠山，方圆不过40公里，有敌3个师凭险筑垒固守，极难越过。作战区域高山重叠，交通不便，隘路多，坑谷多，山势陡，丛林密。山间道路狭窄，一般只能一路纵队通行，各纵队由于山岭阻隔，队形割裂，尽管相距都不远，却无法相互支援。战斗打响后，即陷入各自为战、被动挨打的局面。1月8日晚，当时军部命令新3团由后卫变前卫，机关人员停下来靠在山坡上，让出一点空间，使新3团的队伍从身边过去，先到达高坦。新四军分3路纵队进入3个山冲，中间间隔相当大，因有高山阻隔，电台指挥受到影响，相互联络经常中断，军部很难顺畅地实施指挥。而且，那几天冬雨连绵，道路泥泞，战场行动大受限制，部队异常疲劳。新四军军部云岭距茂林地区仅40余华里，正常天气部队急行军一夜就可通过，但由于天候原因，从1月4日至6日，部队仍滞留在茂林。负责“剿办”的国民党第32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在皖南事变后的一次宴会上说：“这次‘剿灭’新四军，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战的当时，连下几天雨，是难得的，使新四军困在山谷，前是隘路，后是激流（指舒溪，即青弋江涨水），进退不得，……在日寇‘扫荡’的间隙时间，仅半个月完成一个会战任务，也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

　　战役中对谈判期望太高。战场上的谈判和抗议，是在保有一定实力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果，而在战局处于颓势，并无力给敌以重大杀伤时，敌不会真心谈判，谈判也不会有效果。在北移之初，“以为可以用和平交涉的方法通过”。当从石井坑突围到大康王后，时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的饶漱石对叶挺说:“你是否可以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驻地。”叶挺说:“我们现在是败兵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事实证明，叶挺一下山就被国民党扣留，部队也被打散了。

　　皖南事变的深远影响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随即整编为7个师和1个旅，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动，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变前，我军虽然也是由党独立自主地指挥，但它仍隶属于国民政府，在全局上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节制，遵守国民党的政令军令，发展地域、方向和规模都受到严重限制，我党我军少数领导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即国民政府）”的影响。事变后，我军尽管损失了部分新四军力量，但从此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羁绊，我军不再属于国民党哪个战区的序列，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渐向独立自主地肩负抗战使命转变。新四军的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也由事变前与中央尚未形成完全的一致，向事变后思想上高度一致和组织上集中统一转变。我军建设与发展方向，实现了由事变前的游击兵团向事变后主力兵团的转变。政治组织建设更加健全，军事建设更加正规，后勤、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强。从此，我军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