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拉哈迪德百度百科: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皖南事变真相辨析

核心提示：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因为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而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上过于乐观，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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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文史参考》杂志2011年第8期，作者：王洪光 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原题：《皖南事变真相辨析》

近期认真拜读贵刊2011年1月第1期载《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皖南事变真相始末》 （下简称为《同》文 ）一文，感受颇深，获益良多。但对其中有些史料及评述有不同看法。该文对基本史料和最新史料掌握不透彻，论证方法不够客观、辩证，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符合史实，没有把一个接近真实的“皖南事变始末”呈献给读者。应该说，皖南事变的基本史实是清楚的，不像《同》文所说“70年前皖南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现就皖南事变中部分史实，综合新四军研究中部分最新成果一并解析如下，也欢迎有不同见解的辨析

皖南事变的发生，有着深刻复杂的历史背景，客观上讲，是国民党自抗战以来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个主要原因是毫无疑义的，绝不是因为曹甸战役，共产党“得陇望蜀”，错误在先引发的。而是由于中共对形势判断上过于乐观，皖南新四军军事行动部署不周、指挥不力等原因造成的。

蒋介石早有消灭新四军的方略

国民党自始至终处心积虑要消灭心头之患新四军。早在1940年5月，国民党制定了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以顾祝同、冷欣部进攻我皖南、苏南部队，以韩德勤部进攻我苏北部队和皖东第5支队，以李品仙部进攻我第4支队。6月，当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主力向溧（水）武（进）路以北开进时，冷欣以重兵尾追我北进，并派兵楔入我茅山根据地。我军被迫自卫，取得了西塔山战斗胜利，巩固了苏南抗日根据地。接着，国民党又企图逼令华中（包括江南）所有新四军、八路军一律限期撤到黄河以北，再凭借黄河天险，堵塞归路，借日军之手消灭我军。7月16日，国民党提出了一个“中央提示案”，其主要内容是：“（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18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领导；（二）划定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1个月后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18集团军准编为3个军6个师，3个补充团，另再增2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2个师”。 “提示案”规定，我军在调赴上述指定地区后，不得在原驻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它一切类似机关，不得以变更名义，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不得借抗日民众力量为掩护，留置秘密武装在原地活动，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境界线外；在其它各战区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我军除上述所允编制外，要将所有纵队、支队及其它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用其它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在日本占领军大敌当前，国民党却要通过这个“提示案”，在作战地区、编制数量等方面进一步限制我军发展，将我抗日武装由当时的50万人左右削减为10万人。解析皖南事变，不能不提这个“提示案”。“提示案”的发出，比皖南事变早了近半年。正是根据这个“提示案”，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包括发动皖南事变。

曹甸战役只是个导火索

1940年下半年，蒋介石为了贯彻既定政策，巩固其在苏北的反共阵地，一再严令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和地方实力派李明扬、陈泰运等密切合作，不断向我抗日根据地进攻。此时，韩调集了26个团共3万余人向我姜堰、黄桥地区进攻。而此时苏北新四军只有7000余人，其中战斗部队仅5000余人，形势异常严峻。但为团结韩德勤，我军主动退让了黄桥以北的重镇姜堰。韩不思停止进攻，于9月30日集中主力1.5万余人向我黄桥阵地发起进攻。我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果断反击，一举消灭韩的主力1.1万余人。

黄桥决战，奠定了苏北根据地的巩固基础，使国民党在华中的反共计划与反共活动受到严重打击。黄桥决战同时证明，是国民党的韩德勤纠集“二李”、陈运泰部主动向我进攻，我打的是黄桥保卫战。我不打黄桥之战，难道坐以待毙不成！曹甸战役只是黄桥战斗的延伸，没有韩德勤部在黄桥的挑衅，也不会有新四军在曹甸的乘胜反击，何来《同》文中中共的“得陇望蜀”？

皖南事变中突围的部分新四军人员在无锡留影

为达到“全歼”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目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划。早在1940年4月2日，顾祝同就电告蒋介石：已制订了对新四军皖南部队“必要时拟断予以制裁”的三条措施，准备用1个师又2个团的兵力“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4月5日，蒋介石就复电顾祝同：“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可见其剿灭皖南新四军的阴谋布置之早，只是由于时机不成熟和兵力不够用，才未及早下手。

7月25日，顾祝同部署“制裁”新四军计划，并电告蒋介石。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顾祝同：“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届时“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为加强“围剿”行动的组织指挥，蒋介石、顾祝同专门将反共积极、指挥能力较强的上官云相由江西临川选调到皖南，代替川军系统、能力较弱的唐式遵，担任皖南总指挥。同时抽调大批部队，增加“围剿”兵力。首先对新四军皖南部队构成东、西、南三面包围，尔后向北推进，将我军压缩至长江边上，利用日军封锁长江和李品仙部在长江以北守株待兔，将新四军一举消灭在长江以南。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国民党是制造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他们制造皖南事变，是实施限共、灭共计划的一部分。而曹甸战役只是催化剂，给蒋介石已完成包围部署后，迅即消灭皖南新四军一个口实。

为项英说句公道话

《同》文说，“项英不愿新四军北移”。这种说法是参考早期史料，特别是在1941年1月15日中央作出《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后，几乎是一面倒地批评项英不愿意北移。其实，1月15日的中央决定，距1月14日皖南大规模战斗结束仅隔一天，许多情况还来不及搞清楚。而且这个《决定》最后一条说：“将项英错误提交党的七大讨论议处”，就是说还需要经过讨论才能最后定论，但“七大”和以后的各次代表大会都未涉及到这个问题。总的看，项英在皖南事变中负有领导责任，但不能把新四军北移、造成损失的责任全部推给他。

关于新四军为何迟迟不能北移，这也是由各方面原因造成的。

一是新四军面临的处境使其无法自主行动。新四军，是根据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 “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组建的。这就是说，新四军当时虽在政治上属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但由于“统辖”权在蒋介石手里，军事调动、体制编制等等都受到蒋的军委会限制，部队周边都是国民党的军队，稍有不慎即可能遭受来自周边的打击，并不是想北移就可以移的。

二是中共中央也一直强调要坚持皖南的革命战略支点。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等致电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等，要他们“考虑后向蒋提议”：新四军组建后，部署要“以皖南为重心”，“以陈毅支队置于皖南，以高敬亭支队并准备增加一部置于皖北。”新四军组建后的部署，是由蒋介石按照这个提议确定的。1940年4月21日，陈毅、粟裕等建议军部移苏南，项英也同意，中央于5月4日复电同意军部移苏南，同时要求“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以便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这些都说明，党中央、毛泽东一直是重视坚持皖南这个战略支点的，不能片面批评项英“长期株守”皖南。

三是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是当时国共两党斗争的焦点。很多资料和文章，甚至有些文件都批评是项英违背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一味地“拖”，才导致错过了最有利的北移时机。这是有失偏颇的。当时，党中央、毛泽东所讲的北移是有先决条件的。11月9日，朱、彭、叶、项复何、白“佳电”中，答应“通令北移”，同时提出“宽以限期”。这就是说，时间并未说死。11月10日，即复电同意北移的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叶、项：要叶挺去第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提出停止汤恩伯、李品仙20万反共大军东进为谈判“第一位问题”。11月15日，毛泽东指示，要以皖南部队北移，换取停止汤、李大军东进为“交换条件”。11月21日和12月1日、14日，中央连电叶、项，要他们向第三战区要开拔费、补充饷弹、解决补充条件，以“延缓开动时间”。这都看出，皖南部队北移走不走、何时走，都是要由中央决定的，不是新四军说了算。当时中共中央对北移时限的要求，也一再变化。如果这个决心早点下，对皖南部队北移就能赢得有利时机。

四是中共中央对形势发展过于乐观。毛泽东一再讲：“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只要蒋不投降，大举进军是不可能的”，“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叶、项：“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并指示说，11月29日刘少奇陈毅黄桥、曹甸之战不会导致蒋介石大规模的报复，“以大势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毛泽东认为蒋介石“既不能投降日本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蒋介石目前“只有吓人一法”，除此之外“他是一筹莫展的”。

这一仗打得有问题

从皖南事变中的失利情况来看，项英“指挥大兵团作战之经验与能力是差些”。中央授权项英全权指挥新四军，但由于叶挺当时的军长身份，也不可能全由项英指挥。项英在指挥中犹豫不决，使皖南部队多次失去突围的有利时机。擅长游击战的项英，不主张硬打硬拼，而力图避开强师，这在主观指导上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如不强力撕开缺口，部队在狭小战场空间内难以机动，将造成更大的被动。事实是部队被调来调去，到处碰壁，踌躇不前，最终造成兵困茂林，四面受敌的严重局面。到后来，不得不让叶挺全权指挥部队时，部队已经精疲力尽，被困数日，濒临绝境，而敌人扎紧袋口，以逸待劳。叶挺企图用正规战中突击方法撕破包围圈，结果新四军在兵力、武器装备的绝对劣势下伤亡惨重。特别是在突击失败后，叶挺再次固守石井坑待援，延误了突围时间。这时敌人已采取了分进合击、前堵后截、重重包围的战法，无论是想把整个部队一起突出重围带走，或长期固守（无援）都是不可行的。如果采取游击战争中分进突击、多头突围，并辅以渗透、潜出，用游击方式小批多路转移，可能会突出更多的力量，减少损失。但是叶挺对中央在紧急情势下要求部队“游击”、“保存骨干”的指示理解不够，还是继续收缩防线，加强工事，固守一拼。直至12日中央回电，叶挺才下决心把还保持原有建制的部队加以分散，各自为战，以游击战的方式转移到江北去。这时已经兵困茂林4天了，国民党军在茂林周边已形成了严密的围攻部署，加大了纵深配置，大大增加了新四军突围的难度。同时，我军基本上已弹尽粮绝，身疲力尽，不利于突围后长时间强行军，加大了部队损失。

作战失利的另一个原因是地势天候条件不利。笔者曾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察看过地形，并实地研究了新四军集结和转移路线。军部所在地是一片盆地，军部和各直属单位分驻在小平原的各村镇，青弋江（旧称舒溪）从中流过。小平原周边都是山高林密的山岭，相对高差都很大，青弋江平时平缓，一遇大雨则暴涨，难于徒涉。总之这个地形是不可以打大仗的，敌军只要占据周边各山口，就会形成瓮中捉鳖的态势。而新四军撤离时，与当年中央红军撤离瑞金根据地时相似，制币机、印刷所、修械所、被服厂随队行动成为累赘。新四军转移途经的茂林地区，位于青弋江上游两河之间，东、西、北三面环水，河深不能徒涉，南面靠山，方圆不过40公里，有敌3个师凭险筑垒固守，极难越过。作战区域高山重叠，交通不便，隘路多，坑谷多，山势陡，丛林密。山间道路狭窄，一般只能一路纵队通行，各纵队由于山岭阻隔，队形割裂，尽管相距都不远，却无法相互支援。战斗打响后，即陷入各自为战、被动挨打的局面。1月8日晚，当时军部命令新3团由后卫变前卫，机关人员停下来靠在山坡上，让出一点空间，使新3团的队伍从身边过去，先到达高坦。新四军分3路纵队进入3个山冲，中间间隔相当大，因有高山阻隔，电台指挥受到影响，相互联络经常中断，军部很难顺畅地实施指挥。而且，那几天冬雨连绵，道路泥泞，战场行动大受限制，部队异常疲劳。新四军军部云岭距茂林地区仅40余华里，正常天气部队急行军一夜就可通过，但由于天候原因，从1月4日至6日，部队仍滞留在茂林。负责“剿办”的国民党第32集团军司令上官云相在皖南事变后的一次宴会上说：“这次‘剿灭’新四军，作战非常顺利，似有天助，正在作战的当时，连下几天雨，是难得的，使新四军困在山谷，前是隘路，后是激流（指舒溪，即青弋江涨水），进退不得，……在日寇‘扫荡’的间隙时间，仅半个月完成一个会战任务，也是一个理想的作战指挥……”

战役中对谈判期望太高。战场上的谈判和抗议，是在保有一定实力的前提下才可能有效果，而在战局处于颓势，并无力给敌以重大杀伤时，敌不会真心谈判，谈判也不会有效果。在北移之初，“以为可以用和平交涉的方法通过”。当从石井坑突围到大康王后，时任中共东南局副书记的饶漱石对叶挺说:“你是否可以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在山上的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新四军驻地。”叶挺说:“我们现在是败兵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十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事实证明，叶挺一下山就被国民党扣留，部队也被打散了。

皖南事变的深远影响

皖南事变后，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随即整编为7个师和1个旅，新四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发展壮大。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在3月1日召开的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被打退了。此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动，对中国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变前，我军虽然也是由党独立自主地指挥，但它仍隶属于国民政府，在全局上受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节制，遵守国民党的政令军令，发展地域、方向和规模都受到严重限制，我党我军少数领导人或多或少都受到“一切通过统一战线（即国民政府）”的影响。事变后，我军尽管损失了部分新四军力量，但从此摆脱了国民党当局的羁绊，我军不再属于国民党哪个战区的序列，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逐渐向独立自主地肩负抗战使命转变。新四军的指导思想和组织领导，也由事变前与中央尚未形成完全的一致，向事变后思想上高度一致和组织上集中统一转变。我军建设与发展方向，实现了由事变前的游击兵团向事变后主力兵团的转变。政治组织建设更加健全，军事建设更加正规，后勤、经济建设进一步加强。从此，我军建设和抗日根据地发展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