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仓放粮：坐牢杀头一人承担！

　　1960年的春节，寒风刺骨。自1月25日向重庆市汇报饿死人的严重情况之后，重庆方面一直没有回音。饥荒范围眼看着一点点在扩大，情况越来越严重。由于长时间饥饿，人们极度虚弱，普遍感觉心慌，在床上躺不住，想出门走一走，或者找点东西吃，然而下床走不了几步又浑身发软，总想蹲下来或坐着休息一下，这一蹲或一坐往往就再也起不来了。有的人就死在路边、树下甚至厕所，还有的死在厨房、床边……长寿饿死人的数量每天都在递增。纪俊仪心如火燎。此时要缓解民众的饥饿，惟有粮食。这粮食，上边已经来不了了，眼前倒不是没有，但敢动吗？

　　国家在各个县都建有粮食仓库，各地每年上交给国家的粮食就存放在这些粮库里。但纪俊仪这一级县政权只有看护的义务，无权动用。

　　一边是党的纪律，一边是群众的利益，本应是保障和目标的关系，如今却在特殊条件下变成了一对矛盾，尖锐地摆在纪俊仪面前。两相权衡，纪俊仪心灵深处那朴素的感情最终占上风。不管怎样讲，总不能让群众守着粮仓饿死！他心想豁出去了，就是为此自己个人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除夕下午，他驱车重庆，找到辛易之书记：“辛书记，哪么多人在饿死，这个年我无法过了，我今天就呆在你这里，不解决粮食我就不走了。”辛易之无语，有办法他早就办了。下午5时30分，下班了。辛易之劝纪俊仪说：“今天是年三十，你还是回去过年吧。”纪俊仪说：“县里的干部、区社的书记们还在等着我带回去好消息，空起两手我不走。”辛易之冒火了：“你给我走，就是死人，你也要回去给我看着!”停了一下，辛易之换了较温和的口气说：“你回去吧，家里老小还等你过年呢。我明天上午到长寿来。”当天23时30分，纪俊仪回到长寿。

　　第二天(1960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一早，纪俊仪乘车到黄草山接辛易之。就在等候之际，黄草山的杨家塆死了3人。纪俊仪起初还有点纳闷，死了3人怎么没听见哭声。后来才知道，死的这一家，一共就3口，3人都死了!周围邻居也早变得麻木，见惯不惊；况且大家都被饥饿折磨了好长时间，也没有力气管得了这类事了。

　　杨家塆的死人让纪俊仪血往上涌。他不住地看表、眺望公路的尽头，希望辛易之书记快一点到。纪俊仪还不知道，辛易之一大早就上路了，上午先看了南桐，然后经南川、涪陵到的长寿。车路过涪陵的李渡等地时，车窗外的死人惨景，使这位重庆市委农业书记震惊不已。

　　中午，辛易之的车终于到了。纪俊仪急忙迎上去。双方没有多作寒暄，甚至辛易之来不及吃饭——他一路赶来还未吃饭，纪俊仪就带着辛易之去看杨家塆才饿死的一家3口人。随后，又带辛易之去渡舟、松柏、徐家坪等地去察看。之后辛易之问：“还有没有饿死的？”纪俊仪答：“还有。”辛易之说：“不看了，你说怎么办？”纪俊仪说：“要给我粮食才行。”他提出动用国库粮赈救饥民。辛易之一惊，“要多少？”“每人一天至少半斤。”

　　这问题太大了，又来得这么突然，辛易之显然事前毫无思想准备，他眉头紧锁，想了想，说：“现在我决定不了，我要马上回去向任白戈书记和市委汇报，市委决定了，我就打电话告诉你。” 正月初一的下午4点多钟，辛易之又匆匆乘车向重庆奔去。在回渝时，途经江北县路段，辛易之又看见了摆在路边的几具死尸。

　　这一夜，纪俊仪守候在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边。在寒风中彻夜未眠。耿耿长夜，饥饿和焦灼一起在啃噬着他的肉体、他的心，让他接近虚脱。但他不敢睡、不能睡、睡不着——若是市里同意动用国库粮，早一分钟放粮，就将挽救多少濒于死亡的村民!他盼着电话铃响起，但他不知道，电话响后会是什么结果，但他已横下一条心，如果还得不到粮食就直接去找任白戈书记，再不行就去找四川省的领导，再不然，就……

　　与此同时，已有一个人，破釜沉舟地放手干了起来。这人是纪俊仪治下的长寿县双龙区委书记张开华。

　　双龙区是长寿县的产粮重点区，正常年份，双龙上交的征粮就多达3000万斤，约占全县近两成左右。但在饥荒中和长寿的其它区一样，也不例外地发生了饥荒，而且还由于是平坝，后果更严重。就在1960年那个除夕的下午，区委书记张开华一直守候在他的办公室。他知道，县委书记纪俊仪正在重庆市委辛易之书记那里要救灾粮。此时张开华的全部希望都在办公桌上那台电话机上，他盼望铃声响起，也许，响铃过后就是发粮的好消息。但下班了，电话铃未响；夜幕降临，电话铃仍未响……张开华脸色阴沉下来，他知道，纪书记没要到救灾粮，否则电话早就响了。张开华深深地吸口气。这一瞬间，他作出了也许是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他无法预测，在作出了这个决定并实施后，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他十分清醒他将“严重违纪”，而且一旦追究下来，轻则是党纪处分，如果重处，就是坐牢!“但纪律是为什么制定的？”张开华想，“不就是为了保证宗旨的顺利实施么？”为了让老百姓能吃上饭，一定要把把那些因饥饿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们拉回来，张开华决定铤而走险。他没有向县委请示，他知道这种时候就是请示了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况且，干这种事儿，牵涉的人越少越好，一人作事一人当!除夕之夜，张开华下令开了国家粮库，取出了300万斤粮食赈救饥饿的民众。

　　这一切自然瞒不过深谙县情民情的纪俊仪。当事后张开华有些激动地对他说：“纪书记，说老实话，我开国库了。我接受组织的处理，坐牢、杀头我都没意见!”纪俊仪差点哭了。他拍了下张开华的肩：“你做了件好事，谢谢你；没你的事了，开国库的责任我来负。”这时是张开华差点哭了。事后果然有人追究张开华私自开仓这件事。前面提到的那位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前后三次专门来长寿县调查，意欲“严肃处理”张开华，还责问纪俊仪是否知道这件事，知道了为什么不汇报？纪俊仪以“长寿县委”的名义对张开华开仓承担了责任，纪俊仪还在向辛易之汇报时特别强调：“张开华没经请示就开仓是不对，但他的开仓减少了人员死亡，也是件好事，不应该处分这样的干部。”张开华最终被保护下来，并受到重视。大难考验干部。从这件事上，长寿县委发现了一位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是后话。后来，张开华先后担任了长寿县委组织部长、长寿县人大副主任，直到脑癌手术失败去世。

　　1960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二）上午，重庆市委辛易之书记亲自打电话来了：“市委研究后决定，同意动用国库的粮食赈救灾民，每人一天半斤的标准。”县委立即通知各公社：“严格按市委制定的标准开仓，务必让全县人民一个不漏地在今晚之前吃上粮食。”纪俊仪附加了一道死命令：各食堂只准熬稀饭，严禁做干饭。经历过残酷战争环境的他知道，这时候人们的肠胃都已不同程度萎缩，消化功能明显下降，一但猛吃，极会出问题，甚至因此“撑死”。

　　开仓放粮的效果非常明显，初二开仓，初三死亡人数就开始下降；初四更见减少……这一年，长寿县共用了国库粮食4700万斤，与纪俊仪事前向李井泉汇报时提出的“需4000万斤救灾粮”基本相符。初二一放粮，纪俊仪就处在一种近乎于亢奋的好心情中，这下几十万人终于有救了!他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把这好消息告诉挚友——相邻的涪陵县委书记侯尧礼。在电话里，侯尧礼也十分高兴。涪陵县也是大范围饥荒，侯尧礼正为此坐立不安，有长寿的先例，侯尧礼胆就壮了。电话一挂断，他就拨通了涪陵地委书记办公室……可是一套申请、审批程序走完，待到涪陵县开仓放粮，已是长寿开仓之后一个星期了。涪陵县为这一个星期付出了代价……

　　重庆市近郊的三县两区（长寿县、綦江县、巴县、南桐区、北碚区）在那场灾荒中，是川东、川北饿死人最少的。

　　1960年春节过后不久，纪俊仪的二儿子出生了。在这场饥荒中，纪俊仪四处奔走使长寿的损失减少到最小程度，而自已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孩子母亲怀孕时的水肿病损害了孩子的健康，都满3岁了，按理该上幼儿园了，纪家老二却还不会走路。

　　冒险开国库：放粮谁与评说？

　　为人民谋利益，与人民同甘共苦，是中国共产党性质所决定的，也正是党的事业能取得胜利的根本。像纪俊仪这样、像张开华这样，在人民危难的关头，置个人的前途命运于不顾，置个人身家性命于不顾，是大有人在的。涪陵地区的秀山县县委书记杨文堂也是这样的人。

　　秀山是涪陵地区最边远的县，四川、贵州、湖南、湖北四个省在这里交界，是个典型的“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在那场饥荒中，这个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山东牟平汉子，像纪俊仪一样不忍秀山县饿死人，未经请示，就直接下令开了国家粮库，动用了3000万斤国库粮食救灾。虽然秀山县在那场饥荒中也饿死了不少人，但由于杨文堂的“私自开仓”，使秀山县在那场饥荒中饿死的人数大大地少于周边各县。然而，杨文堂可没张开华那样幸运，因为他是一县的最高“长官”，没人能为他承担责任。涪陵行署将此事汇报到了四川省，省监委的一位副书记当即亲临秀山处理。这位副书记根本不听杨文堂解释，也不详细调查当时的实际情况，就一口认定杨文堂犯有“严重错误”，责令杨文堂“老实交待，听候处理”。后四川省委书记、省长廖志高又亲自到秀山处理这个“阶级立场有严重问题”的县委书记。

　　但是，廖志高在认真听取了杨文堂的分辩，又到实地作了仔细的调查研究后，当即对杨文堂表态：“你做得对，当时如果是向上级请示也不会有结果，你的果断开仓使秀山县少死了人，你是为人民做了件好事。”杨文堂于是平安无事。几个月后，杨文堂被提升为涪陵地委副书记；后来又调任北京市劳动局局长。

　　那场灾荒过后，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对那位重庆市委部门负责人扣长寿县4000万斤救灾粮一事承担了责任，并肯定：市里当时扣这4000万斤指标是错误的。l966年，纪俊仪调任重庆市委农林政治部副主任，尔后又任重庆市农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