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鳞岂是池中物在线看:发生在51年前的一次冒死开仓放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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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51年前的一次冒死开仓放粮

孙建人 王祖远

2011年04月14日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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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的春节,寒风刺骨。自1月25日向重庆市汇报饿死人的严重情况之后,重庆方面一直没有回音。饥荒范围眼看着一点点在扩大,情况越来越严重。有的人就死在路边、树下甚至厕所,还有的死在厨房、床边……长寿饿死人的数量每天都在递增。

 

  本文原载于《炎黄春秋》2010年第4期,原标题为“一次冒死的开仓放粮”

 

  “文化大革命”前,国家的储备粮,主要囤积在全国基层各区县的粮库。“为随时应付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和侵略”,中央规定,基层一级政府对这些储备粮只有看护的义务,无丝毫动用的权力。这项义务,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重中之重,如有违反,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可是,在当年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中,为了尽可能多地从死神手中夺回普通百姓的生命,重庆一些基层共产党员干部,不惜冒着丢乌纱帽甚至坐牢的危险开仓放粮,形成建国以来首例“开仓放粮案”。

  恶噩频传:水肿病大爆发

  1960年1月19日(农历腊月二十一),重庆城区以东76公里,紧傍长江的川东产粮大县长寿县城里,在这春节前10天,竟然看不见多少喜庆气氛。

  县公安局副局长李在明急匆匆来到县委,推开县委第一书记纪俊仪的办公室门,劈头就喊:“纪书记,这几天渡舟区死了500多人!”

  纪俊仪闻讯后立即驱车渡舟区。事情立刻明了——离区委不远的孙家,就横卧着两具尸体。死者刚刚抬出来,还来不及掩埋。死者穿戴并不算太破,但面容出奇的枯萎,四肢也是枯萎得仅一层皮包着骨头。纪俊仪一看就知道,这是因水肿病致死的。

  到渡舟区的徐家坪——一个离县城不远的生产队,又见到几具尸体……

  这时,渡舟区的死亡人数已上升到700多人。死因几乎都一样:水肿病,且多是老人和强壮的男人。长时间营养不良,腹部和四肢会肿胀,这是体内发出的警告,表示脏器已经衰竭。到此地步,若不及时补充营养,脏器就会萎缩并丧失功能,最终导致患者死亡。某医院曾解剖过一个水肿病患者尸体,其肝脏已变得只有拳头般大。

  早在两个月前的1959年11月,长寿县就有人患水肿病、当时这种现象在大面积饥荒的四川并不鲜见。日渐衰弱而又无粮可吃的饥民把谷壳磨成粉、把野生蕨根和土茯苓挖出来磨成面……但凡能想到的无毒的可以吃的,人们都千方百计弄来填进了肚子,还是没有遏止住水肿病蔓延的势头。到了l2月,长寿县数十万人中已有相当多的人得了水肿病,在今天有案可稽的,是县志上记载的9万多人。不过当年的实际情况是,连每月尚有l9斤商品粮供应的长寿县最高官员——纪俊仪本人,也没能逃过劫难;而且他66岁的老母亲以及正在怀孕的妻子,也无一例外!几个月来,纪俊仪和县委以及各级干部一直在努力防止水肿病的恶性发展,眼前的事实说明,他最不愿发生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

  凭经验,纪俊仪意识到,饿死人的事不会仅限于渡舟一个区,全县所有的区可能都不会幸免。他下令紧急调查全县的死人情况。6天之后(1960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七),数据出来了,全县10个公社的死亡人数分别都已上百,多者甚至数百!

  看着报表,纪俊仪的心一阵阵绞痛。

  1941年5月,年仅l7岁的纪俊仪在山东省海阳县老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淮海战役,并升任某营教导员,多年的革命生涯,早让他将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深深镌刻在了心灵深处。但现在,在用鲜血和生命为代价换来了新的社会制度之后,在自已直接管辖的范围内,竟然发生了饿死人的事!这对纪俊仪来说太残酷了!他心里隐隐有犯罪的感觉。职责和良知告诉他,绝不能麻木听任可怕的局面继续下去。然而他又十分为难。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本欲纠“左”结果大反右倾,连续三年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把“左”推到极端。在这种局面下如实反映存在的问题,风险是明显的,弄不好,一顶“给新社会抹黑”的右倾帽子,就会戴在头上。

  纪俊仪硬着头皮让县公安局向重庆市公安局作了汇报,重庆市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李唐彬(后为重庆市政协主席——本报编辑注)当即就亲自打电话到纪俊仪办公室来了,一开口就直奔主题:“纪俊仪,你怎么搞的?长寿县死那么多人?是真的还是假的?”

  经过深思熟虑,早已作好最坏思想准备的纪俊仪镇静地回答:“李书记,这是真的。”

  “怎么会死这么多人?”

  “饿死的。”

  李唐彬急了:“一个县饿死哪么多人还得了呀,不但要撤你的职,你还该坐牢!”

  纪俊仪回答:“书记,我就是坐牢也要实事求是地向你汇报,长寿县是饿死了那么多人!而且还在继续死亡,若不及早采取措施,后果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