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馆长步惊云:知人·晓事之学生习作：张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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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 原创 2009-09-04 17:42:13] 作者:红色牧师 
此日记引用地址:http://blog.people.com.cn/blog/trackback.do?wlog_id=1252057402966411 知人·晓事之学生习作：张居正
【引言】最近，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思考，一是中央决定在9月份召开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已经确定：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二是日本议会大选，民主党“以压倒性的胜利”终结了日本“一党独大”的历史，自民党50年“稳坐”的江山易主。这两件事情，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是细想一下又不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话：“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象日本人那样，“给民主党一个机会试试”。我们要自己干，而且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来干。可是“改革”也好，“创新”也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少数人说好容易，多数人说好难。况且，但凡改革总是要伤及一些人的利益的，改革者自身总是会遇到这样和那样的困难。到底是“谋国”，还是“谋身”，不是什么人都想得明白的，更不是什么人都做得好的。我们学院的一位学生，对一个历史上颇有争议的改革者张居正做了一番梳理，看起来是下了功夫的，拿出来给网友一睹为快。文章稍显冗长了些，要耐着性子看下去。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陈海春
世间已无张居正
——读张居正传记的启示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2006级梁哲浩
一、人物生平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中国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又称张江陵。明代政治家、改革家。
张居正自幼聪颖，十二岁投考生员，荆州知府李士翱很赏识他。十六岁中举人，深受湖广巡抚顾璘赏识，称为“国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中进士，以庶吉士至翰林院编修。世宗后期，升任右中允，兼管国子监司业，与时任国子监祭酒的高拱关系良好。而张居正也是当时与内阁两大重臣严嵩与徐阶都能保持良好来往的少数官员之一。他与朝中的宦官和权臣都有密切的关系，这对他后来的仕途与施政都有着很大的影响，也为“祸发身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经历了激烈的内阁斗争后，最终与高拱并为宰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和高拱一起巧妙利用俺答汗孙子来降一事，与鞑靼和解互市，结束了多年的战事。万历初年，张居正与权宦冯保合谋驱逐高拱，代为首辅。当时神宗年幼，张居正得到摄政的神宗生母李太后的完全信任，一切军政大事均由他主持，十年间发动了一系列改革。
在吏治方面，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加强对官员的考评，并裁减大量冗员。万历八年（1580年）十月，下令吏部“京察”，“有冗滥者裁之”。万历九年（1581年）正月，裁撤巡抚、总兵等地方大员在内的文武官员2万余人。在经济方面，他彻底丈量全国土地，推行一条鞭法，改变赋税制度，使政府财政大有改善，“太仓粟可支数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同时沿用了高拱的治河政策，用潘季驯主持浚治黄淮，颇有成效。在军事方面，张居正起用名将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等，整饬边镇防务。
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制应守孝三年，张居正借神宗的名义提出夺情，一时间遭到多方面的猛烈攻击；张居正对领头官员进行杖刑，强力压制反对意见。虽然最终事态平息，但张居正从此被置于同大多数官员为敌的境地。
万历七年（1579年）神宗因夜游时行为不检，遭李太后训斥，张居正代神宗写了措辞严厉的《罪己诏》；作为帝师，张居正对年幼的神宗要求极为苛刻，由此埋下了祸根，为日后攻击他“威权震主，祸萌骖乘”提供了口实。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说：“（张居正辅政）宫府一体，百辟从风，相权之重，本朝罕俪，部臣拱手受成，比
张居正晚年患有痔疮，并且长时间未能根治。万历十年（1582年）卒（一说死于鼠蹊部烂疮，“死时皮体燥裂，如炙鱼然”；一说死于纵欲过度），赠上柱国，谥文忠。张居正死后不久，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弹劾冯保十二大罪状。神宗览后大喜：“吾待此疏久矣！”查抄冯保家产，并发配冯保南京孝陵种菜。梁梦龙、曾省吾、王篆一概勒令致仕。这时，宦官张诚及江西道御史李植、云南道御史羊可立、山东道监察御史江东之、陕西道御史杨四知、南京刑科给事中阮子孝等纷起攻讦张居正：与冯保“交结恣横”、“宝藏逾天府”、“各子滥登科第”。同时辽王妃上书为辽王鸣冤，并说王府家产无数，全入张家。
于是神宗下抄查张家，一些老弱妇孺因为来不及退出被封闭于张府，饿死十七口，其中有三名婴儿。他的长子张敬修不堪严刑逼供之重负，在写下一份“丘侍郎、任巡按，活阎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有便，告知山西蒲州相公张凤盘，今张家事已完结，愿他辅佐圣明天子于亿万年也！”的血书之后自缢身亡。此时，张居正生前的部分政敌和他启用的官员站了出来，纷纷上疏说，“治居正狱太急”，“至于奄奄待毙之老母，茕茕无倚之诸孤，行道之人皆为怜悯”、“昔日颠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言官），党同伐异，罔上行私”。神宗迫于物议，恩准给张家留空宅一所，田十顷
张居正至天启朝方恢复名誉，崇祯朝“抚髀思江陵，而后知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时相一也”，为张居正彻底平反。识者感慨其“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张居正故宅有题诗云：“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张居正著有《张太岳集》、《书经直解》等，后世则把他所有的著作编入《张文忠公全集》。
二、人物分析
1.我为什么选择了张居正
商鞅——王安石——张居正——李鸿章，我所推崇的几位领导人物；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力图挽狂澜于既倒，却最后未得善终的改革家。商君是以改革为秦国开启了一个“从偏远走向中原”的时代，但因为触怒贵族，最终死于自己的苛法。王安石才情与政治能力兼备，却因为靠山的离世和守旧势力的阻挠，只能黯然隐退。李鸿章有武功、又比善于“修身”曾国藩更懂得洋务、外交等等“治国”之道，虽然甲午一役后风光不再，但毕竟也让面对“千古未有之变局”的大清帝国死撑了数十年。
而张居正，则是这些曾经翻云覆雨等闲间的宰辅之中；既是生前权势最大、身后境况最悲惨的一位，也是改革最接近成功、受评最为矛盾的一位。而在他去世后至明亡的六十多年中，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地发展，一发不可收拾，再也没有一个能人志士力挽狂澜，一句话——世间已无张居正。因此，作为历史上文官集团的最顶尖的人物，他的功过是非最值得去关注和思考。
2.张江陵的术法道
（1）术：循吏为僚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史记》的《循吏列传》，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官员的固定体例。但具体来说，又与普通的“清官”、“好官”大有不同。
“汉书卷八十九、循吏传第五十九”记载的黄霸就是“循吏”的典型。此公是武帝、宣帝时的一大循吏，后官至丞相。他任颍川太守时，选良吏、宣诏令、劝农桑，在任上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他的成功靠得却是倚仗极好的记忆力，随时留心各项细微事物，借以塑造自己无所不知的形象，使人惊为神明，不敢为非作歹：“尝欲有所司察，择长年廉吏遣行，属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邮亭，食于道旁，乌攫其肉。民有欲诣府口言事者适见之，霸与语，道此。后日吏还谒霸，霸见迎劳之，曰：“甚苦！食于道旁乃为乌所盗肉。”吏大惊，以霸具知其起居，所问豪氂不敢有所隐。鳏寡孤独有死无以葬者，乡部书言，霸具为区处，某所大木可以为棺，某亭猪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识事聪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称神明。奸人去入它郡，盗贼日少。”这种假装神明的举动不免有些可笑；而且如果这种借无意获取的细节来控制属下的方式，如果再往前发展一步，会成为有意的特务行为，结果就不是有趣而是恐怖了。
在此分析“循吏”的可议之行，无非是想说明这样一点：人生道路上，总是伴随着种种的造作甚至矫饰，也总得顺应人间至俗。光辉目的的达到常常依赖见不得人的手段，做好人的诱惑常常诱惑人本身去犯好人不能犯的错误——这种无奈是整个世界造成的。“循吏”就是这样一批官员，“不择手段”的特性使他们区别于海瑞这类“讲原则”的“清官”。譬如张居正从九品户部观政提拔起来的官员金学曾。在“胡椒苏木折俸”时期，张居正压力极大，尤其是当一位穷困的京官上吊自杀之后，更是背上了“穷死京官、虐待王公”的骂名。这时金学曾以一张伪造的银票，在京城促织街赌博，赢回一万两银票，呈送张居正；并且清晰地分析时局，划分当前反对派所处的不同立场，请他用这笔钱先解决下层京官的生活，于是张居正的压力骤轻；接着被派往礼部查账，锱铢必较，使反对派彻底瓦解【1】。在被派荆州任巡税御史期间，他意识到张居正需要树立一个典型为“丈量土地”敲山震虎，秉公执法解决张老太爷收受官田一案，又顺带着查办了惹出事端、却是张居正一手提拔起来的贪官，使改革取信于天下【2】。任“右佥都御史、巡抚福建”期间，研究倭寇的活动规律，不惜以“诈降、诈败、诈和”的三诈手段，剿灭倭寇余党；在饥荒之年大力引进和推广番薯种植，帮助百姓度过灾荒。
可以说，金学曾是一位精明干练、处事周密、政治过硬，同时又能文能武、“勇”字当头、从基层走向高层的“循吏”典范。同一时期，张居正提拔起来的、或是在扳倒了高拱之后依然沿用的多位地方大员、军队将领、部府主官都是这样的一批既有污点又有闪光点、尽忠报国的“循吏”，以下是几个实例：两广总督殷正茂，此人冷酷、贪污、杀降，以铁腕平定西南少数民族叛乱；应天巡抚张佳胤，先抓后奏，查办将军粮以次充好的安庆知府查志隆，平息哗变；蓟镇总兵戚继光，以迷信巫术和残酷的“连坐法”控制军队、行贿结党，却是他敢上殿告外戚御状、剿灭倭寇主力、整肃北方边军、修缮长城堡垒；户部尚书王国光，因任人唯亲、鬻官黩货、损公肥私等罪状屡遭弹劾，却又是谙熟财政的理财高手，主政户部五年，朝廷赋税年年攀升；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王崇古，尖酸刻薄，戚继光所告贪污案就与他有牵连，此人却是进士出身、以文御武的军事天才。
这些大员无不是某一方面不世出的天才，却又是依据当时的选任标准，绝对不能重用的人；而张居正却敢于破格启用、甚至不计前嫌沿用这些“循吏”，除了是看中他们的才干之外，归根结底是因为改革的迫切要求。
张居正的改革，要挑战的是国家机器的上上下下：政治上颁布“考成法”、整顿文官集团；经济上丈量全国土地、实行一条鞭法，军事上整顿边防、加强辽东军备；甚至连国家机器的首脑——皇帝，张居正也要以帝师的身份专门调教，甚至编写《帝鉴图书》教导
作为一位务实的改革家，在他看来，只有那些敢于破坏规则，同时又慷慨任事的“循吏”们才是自己的改革所需要的干练之臣；而那些所谓讲求操守、洁身自好的清流，“好名而无实”、“除了空发议论，也就无所作为了”【3】；这些人除了会攻讦聒噪外，与废物无异。而他自己，也被冠以“偏衷多忌，小器易盈，钳制言官，倚信佞”【4】，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是万历年间的“循吏”之首。而“唯才是用、不拘一格”的用人方略，也是他主持的“万历新政”相较于王安石、李鸿章的改革变法更接近成功的直接原因。
（2）法：富民强国
为什么国库亏空？为什么边境不稳？为什么叛乱频发？为什么百姓困苦？张居正找到了原因：理财不力、政令不通。
明朝赋税是向土地征收田税、按人头派发差役，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可是到了万历初年，随着土地兼并、户口藏匿，登记在册的征粮地比明初减少了一半，人口比明初减少了三分之一。针对这一情况，张居正自万历五年起，开展全国性的“丈量土地”，从而掌握了国家财政状况的第一手资料，堵上了大量的瞒田逃税的根源；同时，从严打击违法的权贵地主，迫使他们不敢轻易隐瞒。因此小农负担减轻，赋税可以按时足额征收，财政亏损迅速扭转。后人评价说：“既不减额，亦不增额，贫民之困以纾，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5】
紧接着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自万历九年开始实行“一条鞭法”，将赋役之中的各种税收项目合为一种，将力差统归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简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以改折银两。这样货币流通又能加快，也开辟出理财安民的新途径。
在统治集团内部，张居正努力革除万历以前法纪废弛，政多纷更的情况，提出“尊主权”为“方今急务”，集权上层，做到事权归一，加强对各级机构的控制力；提出“以法治为政务的中心；以理财为吏治的中心”的基本方针。张居正以伸张法纪为重点，整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把不法权贵看作是“权蝎”，以打击不法权贵为“励精之始”【6】，并且铁面无私。他冒着“谋产害友”的风险驱逐辽王，查办得力盟友冯保的侄子，宣告“所在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7】。又从整顿驿站开始，将打击权贵同革除弊政联系在一起，填补规章制度的漏洞，使改革能取信于天下，“政令传出，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
“富民强国”这条红线始终贯穿于他的改革，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在吏治方面，“考成法”不仅制定出严密的监察流程，同时确立“理财”为考成的准则和最终目的，提出“以钱谷为考成”，通常欠赋的总是那些豪强权贵；这样就迫使官员由上到下追索田粮欠赋、打击不法权贵，不仅扫除了外部豪强在官府内部的势力；并且使吏治改革同经济改革相结合。最终形成了一套以言核事、以事核效、定期考勤、随事考核的考成制度。
总之，张居正将改革的重点放在经济上，它没有动摇明朝的政治体制，因此，带来社会的动荡很小。同时改革脉络十分清楚：发展生产力，惩贪除恶，解决财富分配，在财富分配的模式上向弱势群体倾斜。可以说，这样的思路符合任何一个时代的中国国情。最终，改革的使政府机制焕发出了活力，明史称：“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经济上也从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太仓“不足一年之储”，到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国库积银四百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3）道：知行合一
张居正为什么可以强大起来？张居正的一生中不是没有坎坷和阻碍，甚至满是非议，但是他却能一直保持并最终实现了年轻时的理想，而没有堕落。综观张居正的一生，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8】。同那个时代其他混迹官场的官僚相比，他掌握着一件强大的思想武器作为力量之源，既是他玩弄权术、任用私人的原因，也指导着他富民强国、革除弊政——“知行合一”。
“知”和“行”的关系，是一个中国哲学史上的根本问题，但其实就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问题。“知行合一”，则是明代大儒
“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这是王阳明思想的基本框架，其中“致良知”就是如何为圣的过程，变本然的知为主体意识自觉把握的知的过程，也就是他所说的“知行合一”【9】。强调了主体意识的能动性和人格精神的伟大，并将此作为“致良知”的主体后天努力的内在要求。而王守仁、王阳明一生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做圣贤。
在他的一生中，曾借助程朱理学，一改活泼性格，想严肃求成圣。也曾苦学诸家兵法，想借雄成圣。还曾筑室“阳明洞天”，静坐行导引术，借道法成圣。最后在他一生最低落的时期，“龙场悟道”，为阳明“心学”的发端，得出了入圣的真谛。
从他如此丰富的经历来看，“知行合一”除了表明“懂得道理和实际运用同等重要”之外，另有一层意味：要想实现崇高伟大的志向，必须有符合实际、脚踏实地的方法。他践行“知行合一”的方式也符合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王守仁是一个正直忠厚的老实人、诲人不倦的师长，在战场上，却是阴险狡诈、残忍刻薄。这在“知行合一”下并不矛盾，因为他很清楚，对于叛乱者，讲解哲学是没有用的，武装斗争才是硬道理。张居正、张
如前所述，张居正的理想是“富民强国”，这是他从青年入仕抨击严党、到中年入阁上《陈六事疏》、再到晚年开启新政，一直未曾改变、始终贯穿如一的。在这一过程中，张居正也曾两面派、结党营私、玩弄权术，甚至玩空竹讨皇帝欢心。但是坏人拍马屁是为了做坏事，好人拍马屁是为了干实事；马屁只是一种技术手段，和人品问题没有关系。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必须学会妥协。良知和理想，这是张居正一直没有放弃的东西；他也曾抑郁不得志，以至于仰人鼻息；尽管官场险恶、仕途坎坷，艰难之时，“知行合一”的理念支撑着他，帮助他分析时局，甚至用耍滑、妥协的方式解决问题，最终“先隐而后发”。
“知行合一”这一武器的效用非常显著，张居正最终领悟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你可以不理解，但是必须接受；只有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的丑陋与污浊，被现实打击，却从未放弃对理想和良知的坚定追求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于是他从一个天真的理想主义者，转变为一位实干家。就连被张居正秘密处决的“心学”传人何心隐也说：“天下之能士尽在京城，而在我看来，能兴我学者并非华亭，亡我学者也非分宜，兴亡只在江陵。”（兴我王学者，不是徐阶，亡我王学者，不是严嵩，兴亡之所定者，只在张居正！）【11】
再来分析张居正的治国之法、治国之术：各项法纪制度、奏章诏令，都是“富民强国”的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具体改革举措，是这一理念的细化；而选派重用的“循吏”，也是这样一批与张居正抱着同样理念的人，他们在改革的过程中身体力行地实践着“知行合一”（参见上文中各位循吏的性格特点和功绩），并且构成了张居正治国之术的最基本单位。
社会是丑恶现实的，但追求光明的奇特“心学”正是诞生于在这黑暗的世界中，倔强地闪耀着自己的光芒。创立者
三、失败与启示
1.孤独的改革者
张居正是一位孤独的改革者。在他主政的十年间，名义上的统治者实为孤儿寡母，是他掌握着大明帝国的实权，这为他的改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毕竟这是一场要翻天覆地的中兴新政，除了手下那一批“循吏”之外，内阁、诸大臣、士林，反对者数不胜数；而张居正虽有绝世的才干，却也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整个统治秩序；因此，他也只能背负这种妥协带来的后果——孤独。关于改革失败的根源，如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之类的，我们已经太过熟悉了，在此不再累述，还是从张居正的孤独身上寻找原因。
（1）清流为敌：
张居正“多用循吏，少用清流”的治国之术，就意味着与清流为敌。“清流”和“循吏”的区别，上文已经有所阐述了。作为内阁首辅，一个简单的“用”字，代表着无数人的仕途未来。长期以来，封建统治者一直希望能以精神力量来弥补体制的不足，因此以儒教对文官集团加以控制。这一制度培养出来的孔孟信徒，虽然也有在需要的时候不惜牺牲以完成使命的典范，但是更多的是“宽于律己，严于律人”的伪君子、或者自命“清流”的人物；真正有益于国家的“循吏”凤毛麟角。明代自采用八股取士以来，这种局面非但没有打破，反而使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的越来越明显。“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13】
推行改革，需要选材；科举制度不是选不出“循吏”，但是无疑把更多人推向了“清流”。作为科举发家的佼佼者，张居正无论如何不敢触动这条底线，否则就是断了天下书生“学而优则仕”的梦想，这种与天下为敌的做法，将招致其他任何改革都无法比拟的后果。因此，即使在改革的高潮，他也只是特许府、州、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收罗各地人才。在选拔体制尚未改变的情况下，仅是重用“循吏”这一条，就等于是倾向文官集团中的某一小部分、而且从当时情况看是极小部分，却与大多数为敌。显然，这一用人原则是难以为继的，它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推行者的死亡而面临文官集团越来越大的压力。张居正死后被冠以“任用私人”的罪名，提拔的“循吏”大多被贬，也证明了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虽然以张居正的精明，他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却没有领略到文官双重性格的正面意义。固然，很多官僚混迹官场自甘堕落，但是圣贤的教导也并非全然无功；实践证明，因势利导是解决“清流”的一种很好的途径。毕竟，张居正也曾是热血青年、“清流”的一份子，只不过他由“知行合一”而悟，最终脱离了“清流”。但是，他在打压、限制“清流”的同时，并没有联想到曾经自己的转变。而实际上“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在存亡于肤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也能在万苦千辛中修复黄河的决堤。他们经常批评万历皇帝，其用心也未必真是“沽名卖直”，而是他们深知自我牺牲，必须得到皇帝的肯定和合作，才能使亿万百姓沾惠受益。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古圣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来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私人的下场。”【14】对张居正的描述中，他善于权谋，对政敌冷酷无情，有经济问题，有生活作风问题，这一切很可能都是真的。作为一个实干家，以华美文章起家的名士们对他的务实作风自然也没什么好感，而他也视这些人为仇寇。尽管，张居正是“明王朝所有宰相中，唯一的敢负责任而又有远大眼光和政治魄力的一位，不以自己的荣华富贵为满足，他雄心勃勃，企图对政府的腐败作一改革。但他没有公孙鞅当时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声望”【15】。
而因为“夺情案”，以及更早之前的一次事件，张居正的所作所为在文官集团看来，已经严重背离了孔孟之道的教导，连一度被认为是自己私人的一些门生、被提拔的官员都对他失去了信心。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愤怒的官员采取了直接上书的方式，要反击张居正“违反伦常的虚伪矫情”【16】，甚至作为士子典范的翰林编修都被卷入其中；而换来的确是上书官员被施以廷杖。其后，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下令关闭天下书院，共计六十四处；并且有证据表明，在他的指使下，湖广巡抚王之垣缉拿、并暗中打死了崇尚思想解放、抨击朝政的何心隐。而当时，王阳明的学说已经是一种潮流，被杀的何心隐又是“心学”的嫡系传人、士林偶像。最终，张居正的这些举动，使他同“清流”、乃至整个文官集团站到了对立面，以他的天才，生前依然能加以压制，但是没能制止整个朝廷的分裂和反对派的扩大，已经为他死后的反攻倒算埋下了伏笔。
（2）专横独断：
张居正几乎以一人之智，行十年新政，使一个疲惫老朽的大明帝国重新焕发活力，不能不令人惊叹于他的能力。但是，这种专断的权力并不是没有风险；特别是在张居正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权力的合法性来源的状况下。前面的治国之法中提到过，张居正限制外戚权贵，甚至连万历的教育和私生活也要插手；这些事例中，张居正的做法无疑都很正确，但是，这种铁面无私的态度，在以后也并不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17】
在高拱下台后，张居正清醒地认识到，能同他相匹敌的政敌已经没有了，所以他越发有恃无恐，大力改革；而且对不服从者决不手软。因此对张居正而言，他只需要是一类人——跑腿，听话。张居正在世时，依靠着自己、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万历皇帝生母李太后的相互合作，构成了一个稳定的“权力铁三角”；而此时最高统治者还是一对孤儿寡母，特别是皇帝尚且年幼，因此自己大权在握。万历初年，小皇帝的主要任务就是在大伴冯保的建议下批写张居正为首的内阁所提交的“票拟”【18】；而这些奏章、“票拟”总是在张居正授意下完成的，自己的批示实际上也是冯保和张居正协商的成果。这样，“名义上张居正是皇帝的顾问，并无决策和任免的权力”【18】；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以他自己做中心的“特殊行政机构”。而张居正、冯保，都是李太后的亲信，二人的权力也来源于李太后的默认和授予。
但是，此时的张居正并没有联想到当初自己驱逐高拱的那一幕，没有意识到那貌似无限膨胀的权力其实是建立在一个极不稳定的基础之上：皇帝和太后的信任。一旦失去了这种信任，身败名裂可以说是必然。相反，他越来越倾向于使用这种危险的特权，从“夺情案”到罢免自己的门生、推行一条鞭法等等措施，既是他辛勤工作实现抱负的表现，也显示出他的专权已经延伸到朝堂之外。而在他调教下的万历小皇帝，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之辈，相反，却是大明历史上有名的精明，尽管未来被誉为“明代第一懒人”，但此时他仍是一个无比聪明勤奋的人。
万历七年，万历在西苑夜游时醉酒打人，被冯保告至李太后处，李太后大怒，立即召小皇帝觐见，历数他的罪恶。在这一事件中，冯保是告发者，李太后以太后的身份和霍光的典故相威胁，而张居正对万历不端的私生活严加批驳，甚至代拟《罪己诏》。万历从此意识到，张居正、冯保、李太后这块“铁三角”对自己所构成的威胁。而张居正过去的光辉形象也被扭曲，作为一个帝国的统治者，他渐渐发现是张居正主导着一切，他就是本朝的霍光，是一个可以威胁到自己的人。更不幸的是，出于信任，李太后也常常这样威胁万历皇帝：“你再闹！
张居正死后，权力结构面临着重大调整。万历马上拘捕并查抄了冯保，在获得了贪污和卖官鬻爵的确凿证据之后，他立即禀告了李太后；这标志着旧的“权力铁三角”彻底瓦解。李太后曾经对张居正和冯保的信任就此荡然无存，而曾经被打压的权贵趁机反扑，之前在戚继光告御状中收到处罚的李太后生父、皇帝的外公、武清伯李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获得了李太后的默许之后，万历开始全面清算张居正。【20】
张居正自身的矛盾更加重了万历的仇恨：他要求下属清正廉洁、甚至要求小皇帝的厉行节约，可是自己却并不拒绝他人的贿赂；他要求小皇帝勤政公允，自己却堂而皇之的接受阿谀奉承；他整顿驿站、严肃法纪、严惩外戚，自己的家人却占用驿站、兼并土地……在万历看来，这位曾经道貌岸然的
张居正因为专横独断才得以成功，也最终败在了这一点上，归根结底，他没有意识到：权力的基础和可靠性，决定了行动的有效性。
（3）刚愎自用：
除了独断专行外，张居正还“常常对人说这样一句话：我非相。”，而且“还有下半句：乃摄也。”合起来，就是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我不是宰相，而是摄政。【21】另外还有一副对联：日月共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这副对联用黄金打造，十分气派，张居正非但没有拒收，还十分得意。所谓太岳，是张居正的号；根据文法，对联的下半句要高于上半句，其中对比的意味显而易见。毋庸置疑，这种自我评价早已脱离了自信的范畴。
不过张居正也确实不是自夸。“考成法”一方面是整顿吏治的，另一方面成为了张居正排斥异己、为改革扫除障碍的工具。在“考成法”的奏章中，张居正特立了一条：“抚案官有延误者，该部举之，各部院有容隐者，科臣举之，六科有容隐欺蔽者，臣等举之。”意思是：这句话的意思是，地方官办事不力的，中央各部来管，中央各部办事不力的，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六科监察机关不力，由我来管！【22】于是，连可以同六部抗衡的言官们，都被置于张居正的控制之中，成为“夹袋中的人物”，“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顾舆论。”【23】这样的做法，已经明显违背了文官集团的运行秩序，以及朱元璋传下的祖制。
客观来讲，张居正任用私人、专横独断是无法避免的。以当时幅员辽阔、交通落后的状况，任何内阁都不可能对地方有周密的了解和实际的控制。而张居正的改革，在无法彻底动摇统治秩序的情况下，私人和专权是他唯一能依赖的工具。但问题在于，张居正在自信了解这两件工具的对于改革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并没有意识到这它们为何能发挥作用。
科举选拔基础上的文官集团的确效率低下，但是不得不承认，文官集团也借此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并借此成为了帝国的实权势力之一。固然有许多官僚自甘堕落，但是圣贤的教导也并非全然无用。万历初年，经历了嘉靖、隆庆连续两朝的腐败和无所成就之后，张居正以聪明绝顶、同时又极能了解各种人事细微的面貌出现，几乎获得了所有廷臣的好感和支持。甚至他“为了取得首辅的地位，不惜与大珰冯保周旋，并以此得到慈圣太后的垂青的种种细节，也得到同僚的谅解”【24】。在改革之初，张居正舍弃旧章、以坚定地态度处理公务的做法，也并没有遭到文官集团的过分责难。
事实上，私人和专权都是文官集团被默认、甚至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相互合作的态度只能维持到一定程度，否则事态的发展就会超过强势所能控制的范围；然而，张居正的做法却是不断施压。文官体系的低效，其实是受到历史和环境的拖累。在改革的重心转向文官集团之后，张居正意识到文官集团正面临不断增大压力，但是他却恰恰相信这是改革所需要克服的，甚至在有意推动。因此，面对异议他也只是用权势简单地压制；改革的成功也仅仅被归结于是私人和专权的结果。在“夺情案”、罢黜门生、一条鞭法等一系列的事件之后，张居正的权势达到了顶点，文官集团的意见被全面压制。于是，他越发地依赖这私人和专权的运用，而文官集团被视作只是行政工具而已，这样就使他自己被陷于一种孤立的窘境，以至于除了跟随他参与改革的少数“循吏”之外，在文官集团中几乎没有其他的支持者。在他生前，权势还可以继续维持改革的局面；但是他始终没有意识到，在他身后，改革的继续进行，需要同文官集团的通力协作：现在的平静只是暂时的，一旦权势的压力减轻或者消失，改革将面临整个文官集团的强力反弹；后来的事实也正是这样。对于改革运行的基础的认识尚且如此，张居正也就更不会意识到自己“私人和专权”这两大法宝也会出错：张居正是无可替代的，人是如此、他的权力亦是如此。被他一手提拔起来到张四维，最后反倒成为了他和他的改革的掘墓人，这不能不说既是一个的玩笑、也是历史的必然。
在近乎一帆风顺的情况下，张居正的目光始终只停留在他的权势可以影响的生前，对身后的时局会有何种变化却并不在意；或许他认为这根本不需要考虑。然而，“权力铁三角”在他死后很快崩塌；以汉武唐宗为目标严格调教的万历小皇帝，却毁与自己的苛刻；他们都没能成为改革继续下去所能倚仗的力量，最终十年心血付之东流。这场悲剧一目了然地告诉我们，张居正的根本错误在于自信过度，不能谦虚谨慎，不肯对事实做必要的让步。
继任者申时行显然要圆滑许多，他“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而是以一种“使首辅和文官合作”、“按照共同意志办事”，用“个人的声望来调和各种极端”，并且使得“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的“诚意”，获得了文官集团的尊重，最终成为张居正的继任人。可以说，张居正的成功，也就是他失败的开始。自信超过了眼光的范围、行动在没有合作的基础上无法延续、成功的模式无法复制，这一点，张居正没有看清。
四、结语
与张居正同时代的名臣海瑞曾评价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 海瑞的评价，就张居正的结局来说，还是十分贴切的；但综观张居正的仕途之路，就会发现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
张居正是个聪明人，能担当，也能忍耐。当年严嵩当权，他还是一个热血的青年的时候，就已经“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谋身的本领毋庸置疑。
在他主政的十年内，他所作的每件事都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但他不止一次地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得失毁誉关头若打不破，天下事无一可为者”。在危机四伏之际，他也曾“引用佛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入火聚，得清凉门’。”【26】。自己身后很有可能的结局，或许他也有所思考，但也已顾不得。张居正明白做事和做人、做人和做官的区别，他也能够审时度势，却并没有尝试一种调和之道，或许在他看来，这种调和之道也是不存在的。
正如当年明月说的，张居正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是他自己只求谋国，不求谋身。而张居正的不在人间、新政废弃，使大明这个庞大的帝国失去重心，步伐不稳，最终失足而坠入深渊；失一相，崩一国。也难怪当年在“夺情案”中被打断双腿的邹元标，于八十高龄之际上朝高呼：世间已无张居正！
注：
1.熊召政，《张居正》，第四十三章、第五十二章；
2.熊召政，《张居正》，第五十三章、第五十五章；
3.熊召政，《张居正》，第十八章；
4.《神宗实录》，源自百度百科；
5.《神庙留中奏疏会要》，吏部卷一，源自百度百科；
6.《万历野获篇》，卷十三，来源《万历十五年》附注；
7.《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九，来源《万历十五年》附注；
8.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第伍卷·朱翊钧篇，第十一章；
9.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来源百度百科；
10.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第肆卷·朱厚熜篇，第七章；
11.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第伍卷·朱厚熜篇，第三章；
12.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第肆卷·朱厚熜篇，第七章；
1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57页；
1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二章·首辅申时行，37、38页；
15.柏杨，《中国人史纲》（下），山西人民出版社，第二十七章，七·张居正的改革与惨败，
341页；
1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一章·万历皇帝，13页；
17.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一章·万历皇帝，9页；
18.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一章·万历皇帝，9页；
19.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第伍卷·朱翊钧篇，第十一章；
20.熊召政，《张居正》，第九十二章；
21.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第伍卷·朱翊钧篇，第十一章；
22.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第伍卷·朱翊钧篇，第十章；
2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一章·万历皇帝，13页；
2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二章·首辅申时行，37页；
2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二章·首辅申时行，41页；
26.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二章·首辅申时行，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