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时英妹妹穆丽娟的两次婚姻

    ■浮世阅史(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周俊生 上海媒体人

    穆丽娟，虽然不是一个著名人物，但由于她在年轻时曾经是中国现代著名的“雨巷诗人”戴望舒的妻子，又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著名作家穆时英的妹妹，因此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戴望舒早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即已去世，穆时英因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而被民国政府派出的杀手击毙于上海街头，他们都已成为历史人物。但穆丽娟还活着，尽管已经96岁高龄，身体却依然很健康，偶尔，在上海市中心的林荫道上，人们还能见到拄着拐杖的她在散步。这是一个经历了百年风雨沧桑的世纪老人，她能健健康康地活着，这是她的福气。

    这样一个世纪老人，自然会进入新闻媒体的视野，况且她身上有那么多的故事。上海出版的《新民周刊》6月13日刊出一篇报道《我生命中的三个男人》，让她有机会向今天的读者娓娓诉说自己的传奇人生。先要指出的是，这是一个容易让人误解的标题，按一般的理解，会以为穆丽娟嫁了三个男人，其实她是把她的哥哥穆时英也算了进去，但这种表达方法有点牵强，不符合这句话的信息指向。当然，这是一个并不重要的问题，她对其哥哥很崇拜，出现这样的表达可以理解。(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穆丽娟一生嫁了两个男人，除了戴望舒，还有一位是陪伴其至老的沪上文化名人周黎庵。说起这个周黎庵，人们可能有点陌生，但他另有一个名字周劭，则为人们所熟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他以此为名在上海的报章上经常发表文章，由于其叙述的都是旧上海的文坛轶事，再加上其隽永的文笔，倒也很吸引读者。但是，从周黎庵到周劭，其间的曲折却不是一般读者所能了解的了。原来，这个周黎庵在年轻时期与他的妻舅穆时英一样，有过不光彩的历史，参与过汪伪政权出资创办的文化刊物的工作。虽然他没有像穆时英一样喋血街头，但在当时的文化人中，其操守的评价自然也是不高的。好在周黎庵有一点自知之明，当他在晚年进入新时期后可以重新公开发表文章的时候，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名字不那么吃香了，因此才以一个新的名字出世。

    穆丽娟的叙述，不是讲她两任丈夫的文学成就，而是讲她与这两个男人的婚姻。熟悉现代文学史的读者都知道，戴望舒曾经经历过一场婚变的痛楚，并且为此自杀过，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就是穆丽娟。据穆丽娟的叙述，两人的婚变是因为性格不合，这个说法不能算错，但是她的叙述其实忽略了一段重要的史实。上海沦陷以后，居于上海的文化人不愿蛰伏于日寇的铁蹄之下，纷纷举家搬迁香港，戴望舒也携穆丽娟和年幼的女儿离开了上海。但是，由于戴望舒沉浸于读书写作，忽略了与年轻的妻子的情感交流，导致穆丽娟心生恨意，再加上戴在一些家庭事务上处理不当，穆丽娟一气之下回到了上海。为了唤回妻子，戴望舒曾经上天入地地作过努力。但是，他刚一回到上海，就被汪伪特务盯上，汪伪宣传部长胡兰成托人传话，要他留在上海办报纸，汉奸头目李士群也要求他出任伪职，并且保证说只要这样做了，穆丽娟就可以回到他身边。就在戴望舒最需要妻子支持的时候，穆丽娟却拒绝了与戴一起回到香港的要求，反而与受戴之托照顾她的周黎庵生出了情愫。但是，所有的这一切，到了今天穆丽娟的嘴里，却只是因为戴望舒担心在香港的一屋子藏书运回上海途中会有损失。一个爱国诗人的无奈选择，就这样演变成为了藏书而抛弃妻女的自私之人，用这篇报道的作者颇具诗意的语言描写下来的话就是：“真正需要呵护的人没有得到呵护，本该提供宽广臂膀的男人却消沉得要自杀……”

    让人不能接受的是，穆丽娟在回忆与这两个男人的婚姻时说道：“我的两次婚姻可以说都是违抗封建的。”“违抗封建”是一个宏大的叙事标签，“封建”落在婚姻上，总是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联系在一起，个人的自由受到无情的摧残，以致出现了许多名传千古的悲剧。但她嫁给戴望舒，虽然是其哥哥穆时英做媒，然而她自己也是高高兴兴嫁出去的，其中并无半点强迫。至于嫁给周黎庵，虽然周的父母因为她是二婚而不太高兴，但她自己这边却全无阻力，两人还是顺顺当当地在上海办了婚事。这样两场婚姻，要说是“违抗封建”，只怕是封建的老祖宗也不会答应。当然，就像一句俗话说的，婚姻就像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脚趾头知道。我们不能因为戴望舒是一个“正面人物”就一定要穆丽娟绑定于他的身上，戴望舒是一个成功的诗人，在主流叙事中也有其地位，但他在婚姻、家庭事务上也许有其缺点，起码不能讨得年轻女子的欢心，而周黎庵虽然落水，但在一个年轻女子看来可能更是一个可以终身依靠的丈夫。但是，如果要为自己的这种选择贴上“违抗封建”的标签，那实在是有点欺世盗名，与一个已经步入期颐之年的老人的形象是不相称的。

    话说回来，穆丽娟与周黎庵的结合，倒确实有一点冲破女子嫁人“从一而终”的封建罗网的意味，尽管这一个选择留给了我们喜欢的诗人以痛苦，并且由于她所选择的人有历史污点而很有“政治不正确”的色彩。但是，对于生逢乱世的一个年轻弱女子来说，要求她一定要像当年以身饲虎的郑萍如一样，肩负民族的道义，为后世留下一曲歪歪扭扭的《色戒》，无疑是一种苛求，她应该有选择自己生活道路和方式的自由。但是，对于穆丽娟的这个选择，我们作为后世的旁观者，仍可作出客观的评价。这就要回到这篇报道的标题《我生命中的三个男人》中的第一个男人，即她的哥哥穆时英对她的影响了。在这篇报道中，穆丽娟一往情深地回忆了她的这位兄长，穆时英曾经坚决抵制父母为他订下的娃娃亲，选择了上海滩的一位著名舞女为妻，当时在上海滩也曾引起轰动。这篇报道的作者因此写道：“从她大哥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为了自由和爱情义无反顾的基因。”但是，如果联系到作者闭口不谈的穆时英出任伪职这个经历，那么，穆丽娟为什么能够那么“义无反顾”地抛弃戴望舒而选择周黎庵，在“基因”的寻觅上，也许还应该有另外一番深长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