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十一郎 古龙:郑苹如妹妹的述说

郑苹如妹妹的述说

郑静芝口述  杨莹整理

2009年9月21日﹑23日﹐郑静芝女士和笔者两次谈话。本文根据录音归纳﹑整理﹐未经本人校阅。为使读者更容易看清楚﹐添加了分段小标题和文字中很少几个带括号的提示。

郑静芝﹐又名郑天如﹐郑苹如烈士的妹妹﹐如今独自居住在美国洛杉矶东部哈仙达市（Hacienda）一个华人老年公寓。郑静芝女士是一位温文尔雅﹑身带贵族气质的时尚老人﹐她皮肤白晰﹐烫过的短发一丝不乱﹐可以看得出年轻时相当漂亮。在我拜访前﹐老人病了十几天﹐一见面就反复道“对不起”﹐说因为生病﹐家里很乱。其实就我观察﹐对于一个80多岁独居的老人而言﹐家里相当整洁﹑舒适。

在郑女士娓娓道来的回忆中﹐她对烈士姐姐的痛惜﹐对父母双亲的敬重﹐对以往温馨家庭的怀念﹐溢于言表。

“教忠有方”

我父亲在留学日本时﹐就参加了革命党的同盟会﹐主要是跟于右任老先生一起做事﹐他们两个感情非常好﹐可以说像兄弟一样﹐大家不分彼此。我后来帮于右任老先生在监察院工作﹐有时爸爸他们的革命党朋友来探访﹐于老先生就会叫我进去﹐介绍说这是谁谁的小姐。爸爸的朋友说﹐妳的妈妈好像是……﹐不讲下去了﹐我就说我妈妈是日本人。噢﹐妳是日本太太生的。我就笑笑说﹐我爸爸穷的很﹐只有一个太太呀。我在老先生面前真的是比较轻松的。

说回来﹐那时可能是满清政府吧﹐我父亲在日本参加革命党﹐主要负责帮助留学生。我母亲是日本人﹐也帮忙我父亲和革命党做事情。父亲在日本是学法律的﹐后来我看他的履历﹐有几位写小说的告诉我﹐因为要在日本主持革命党协助留学生的工作﹐为了能合法待在日本﹐爸爸在日本连续读了两个大学学历。爸爸在文学方面很有研究﹐日文很不错﹐帮留学生写论文什么的﹐帮忙把论文翻译成日文﹐提供一些经济资助。爸爸博学多才﹐对《易经》也很有研究﹐有好多人都很钦佩我爸爸﹐问他运程什么的。爸爸回国比较晚﹐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

我家一共五个孩子。大姐真如生在日本﹐苹如是我二姐﹐她是否生在日本我就不知道了﹐大我不到十岁﹐对人很客气﹐总是笑嘻嘻的。她牺牲时有人说26岁﹐有的说23岁﹐我们家里说是23岁。我大哥海澄是老三﹐后来当空军飞行员牺牲了；二哥南阳是老四﹐学医的；我叫天如﹐是家里的老么﹐最小。那时主要都是姐姐在照顾我﹐妈妈主要帮忙照顾爸爸和他的朋友。爸爸对妈妈很尊敬﹐两人感情非常好。

妈妈是日本人﹐她家里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她从来不提﹐大概是那种日本武士道家庭吧﹐她讲话偶而会流露出来﹐好像与政府有一定关系﹐说的难听点﹐也许属于后来慢慢衰败下来的贵族。我们有一个表舅﹐在日本皇宫里当医生。妈妈是家里的老九﹐妈妈嫁给爸爸时﹐跟家里也闹革命了﹐她家里反对她嫁给中国人﹐把她的名字从户籍中取消了。后来﹐只有妈妈的大哥偷偷与妈妈来往﹐好像他大妈妈20岁。

妈妈不太说话﹐很安静。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很了不起﹐在日本时就帮了爸爸很多忙﹐为革命做了很多事﹐但她从不多说话﹐很谦虚。我到了台湾以后才知道﹐妈妈的中文非常好﹐可以写中文信。妈妈去世的时候﹐蒋中正专门给题了一幅字﹐“教忠有方”﹐四个大大的字。上海沦陷时﹐人家问妈妈﹐妳是日本人﹐现在日本跟中国打仗﹐妳怎么看﹖妈妈说我嫁的是中国人﹐姓中国姓﹐孩子也是中国姓﹐姓什么﹐就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是中国人。妈妈非常要面子。到台湾后﹐我帮于右任老先生做事﹐在监察院管外交公关。有一次去日本大使家玩﹐他们开车送我回家﹐大使太太说顺便来看妈妈﹐她们都认识﹐也很熟。刚好妈妈在家里弄花草﹐穿了一件普通旗袍。大使太太一走﹐妈妈就骂我﹐妳怎么可以这样﹐不事先打招呼﹐多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她很少骂我。

父亲后来在上海的法院里做事﹐做到首席检查官。法院在公共租界里﹐叫特区法院﹐主要审判在上海犯罪的外国人。我父亲虽然不是做政府工作﹐但和政府还是有来往的﹐他的许多朋友都在政府里的。后来听说父亲另外给政府做工作﹐至于父亲给政府做过什么事情﹐之前我不晓得。这是重庆的一个材料﹐上面说到父亲给政府做地下工作﹐这儿盖着中华民国的印章﹐不可能是假的﹐上面有我父亲和姐姐的事情(中央抚恤委员会发布褒奖令说﹐“郑钺同志蛰居上海﹐暗中指挥地下工作﹐并令其长女苹如实行锄奸﹐后遭敌伪毒手”)。[1] 其实他们搞不清楚﹐我父亲和姐姐做的事情是单独分开的﹐他们之间没有联系。

我二姐比较活泼﹐初中的时候就写墙报﹑写传单﹐打倒日本什么的﹐很爱国。我母亲也不管﹐由得她们去做。我那时虽然很小﹐但是还记得﹐有次家里突然来了一些缝纫机﹐姐姐和同学们一起做衣服﹐说是给伤兵做衣服﹐大哥和二姐都很积极。后来两个哥哥去日本留学﹐是官费留学﹐大哥学航空﹐二哥学医﹐照理和父亲会有一定关系。父亲是租界法院的清官一个﹐我们家里的生活不很富裕﹐可是生活很平稳﹐是很正常的家庭。就是有一点﹐我们的家教非常严﹐父亲好说话﹐但管我们小孩子很严﹐我一直就觉得我们家很特别。比如父亲哪天拿了一样东西回来﹐也许是水果﹐这个东西很好吃﹐父亲不说给我们﹐我们都不会要﹐他说你要吧﹐拿去吧﹐我们才会要。我父亲非常爱小孩﹐可能我是最小吧﹐父亲对我特别好些﹐对哥哥﹑姐姐差不多﹐都是很严格的。到台湾后﹐有一次监察院女同事来我家玩﹐我们在外面大声聊天。过了一会儿﹐妈妈就把我叫进去说﹐妳讲话不可以这么轻松﹐如果再这样﹐我就不是叫妳进来﹐而是要到外面当着妳朋友的面说妳了。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家教很严。

姐姐做这些（反战抗日）事﹐受我表舅的影响很大。表舅姓阪﹐妈妈来到中国以后﹐他也来到了上海﹐还改姓中国姓﹐叫徐耀中﹐学讲中文﹐学京戏﹐后来还娶了个中国太太﹐但没有孩子﹐所以他很喜欢我们家的小孩子。日本和中国正式开战以后﹐表舅来到我们家﹐不进来﹐只站在门口跟家里佣人说﹐告诉他们﹐我以后不会再来了﹐因为我是日本人﹐你们是中国人。然后他就做日本人的事情﹐开会反对战争什么的﹐姐姐后来就是常常参加他们的会议。表舅虽然不再来我们家里﹐但对我们小孩还是很好﹐有时在路上看到我们﹐经常给我们一些好吃的东西。他很喜欢我﹐可能我是家里最小的吧。

后来二姐读法律﹐认识一个男同学（嵇希宗）﹐这个姓嵇的男同学年纪很大﹐他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大。他想到我家来﹐向父亲请教法律问题。一般情况下﹐姐姐的女同学来家里都要被问来问去﹐更不要说男同学了。我当时想﹐这下连祖宗三代都要被查了。那个人姓嵇的同学来到我家里﹐见到父亲就鞠躬﹐表现得很尊敬﹐向父亲请教了一大堆的法律问题。后来聊天才知道﹐原来他是陈立夫堂弟的朋友﹐我父亲和陈立夫都是革命党﹐也认识﹐所以父亲允许让他经常来家里了。

那时姐姐和表舅很接近﹐他们都是反对日本和中国战争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姐姐是想帮中国的忙﹐她常常接近舅舅﹐就是想从反对战争的日本人中帮忙中国探听一些消息。舅舅的身份我实在不知道﹐在日本我们有好多亲戚﹐我曾经调查﹐结果一个字都调查不出来﹐他们不给我。还是有个写书的日本人﹐帮我找到妈妈家在日本的亲戚。

舅舅和姐姐都是反对日本和中国战争的。那时候日本人分成两派﹐一派是军人﹐东条呀﹐部队的﹐是要打仗的；另一派的是首相﹐是天皇的助手那一派﹐反对日本和中国战争。我姐姐经常跟这一派反对战争的日本人来往﹐参加他们的聚会。姐姐是日本血统﹐日文很好﹐他们日本人也不避讳﹐姐姐很懂得应付。姐姐把从日本人那儿听来的消息﹐告诉姓嵇的﹐其实他是国民党中统的﹐陈立夫是中统。我记得那时候姐姐没有参加什么中统﹐应该是最末了才参加的。姐姐的条件是不管怎样﹐你中统不能泄露我的名字﹐我帮你们忙﹐一有消息就告诉你们﹐可是你们千万不能有底子。

其实姐姐在日本人之间来往探听消息很不容易﹐又要上学﹐又要怕我爸爸管。我们家里的家教很严﹐爸爸永远是家里的头﹐虽然是交给妈妈管家﹐但爸爸一回家就要问﹐谁谁谁表现得怎么样。爸爸人缘很好﹐对外面的老百姓很好﹐他们有事都来找他﹐就是有一样﹐我们家里的家教很严﹐对跟什么人来往﹐特别是女孩子﹐管得很紧。记得有一次﹐我们万宜坊的邻居家﹐从美国来了个亲戚﹐带了个电吉他﹐她家的女儿跟姐姐是朋友﹐约好晚上让姐姐过去听。吃过晚饭﹐大概七点钟左右﹐姐姐准备去﹐爸爸就不准她去。姐姐说﹕都约好的﹐去几分钟就好啦﹐否则太不好意思了。爸爸严肃地说﹕不要去就是不要去。我当时在旁边听了﹐觉得爸爸好严厉。

后来汪精卫要叛变﹐姐姐从日本人那里听来消息﹐就告诉姓嵇的﹐马上通知重庆了。重庆说不可能呀﹐蒋介石下来就是汪精卫了﹐是二号人物﹐怎么可能﹖姐姐又去问那些日本人﹐结果是真的﹐真的有人逃走了。这样类似的事情﹐零零碎碎太多了。姐姐做的都是反对日本战争方面的事情。

挺身而出

那时候中国有个游击队﹐很大很大的司令﹐叫熊涧东。中国那时候好多地方都沦陷了﹐安徽没有沦陷﹐游击司令说起来都跟搞谍报的﹑中统局有关系。游击队司令被76号给抓到了﹐被关起来了﹐说要枪毙。有一天﹐游击司令的太太来到我家﹐她个子不高﹐胖胖的﹐年纪有三四十岁﹐人家说她本事大得很﹐身上有两把枪﹐开来了三部车﹐听说很厉害﹐后面都有机关枪﹐我不晓得﹐是听说的。那时姐姐已经帮他们做事了﹐也认识他们的人了。她一进门第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13岁了﹐她一上来就对姐姐说﹕郑小姐﹐妳的身份暴露了。她讲“暴露”﹐当时我觉得“暴露”这两个字很奇怪﹐所以记得非常清楚。姐姐就看着她﹐一直没说话。她说﹐我没办法﹐我要救我丈夫﹐同时游击队也很需要他﹐那么多人。我去找了汉奸的头﹐就是那个姓丁的﹐他要认识妳。姐姐就一直不说话。司令太太说丁默邨作过妳的校长。姐姐一个初中生﹐怎么能跟高中校长认识﹖姐姐一直没说话﹐只是看着司令太太。丁默邨给司令太太开了三个条件﹐一个是要他们的副司令﹐副司令叫张瑞金﹐因为人家张瑞金很聪明﹐听说抓权抓的很厉害﹐比熊涧东司令还厉害；第二个是有一个女的﹐常常跟另一派日本人在一起﹐长得很漂亮﹐有人说是日本人﹐有人说是中国人﹐对我们非常非常不利。司令太太就说﹐她是你的学生呀﹐我们熟的很﹐她是中国人。就这样﹐她把姐姐给供出来了。丁默邨说我一定要认识她﹐妳给我这两个人﹐我就放了司令。他一共提了三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我不记得了。司令太太说﹐我为了救我丈夫﹐没办法呀﹐张瑞金已经给弄走了﹐是吃东西放上麻药﹐已经给76号送过去了。丁默邨说要认识妳﹐现在怎么办﹖其实你们认识了也好﹐对妳爸爸也好﹐不然妳爸爸每天上班下班﹑进进出出的也不安全﹐对妳们家也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是首席检查官﹐院长也没有了﹐手下有两个庭长﹐一个管民事﹐一个管刑事﹐不知民事还是刑事的庭长﹐就是郁达夫的哥哥﹐叫郁华﹐被他们暗杀打死了。他家里也都是爱国的﹐他太太在帮忙伤员服务时﹐耳朵都被炸坏了。郁伯伯死了﹐我们家的人都很伤心﹐我当时小﹐不太晓得﹐看到爸爸妈妈很伤心﹐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熟﹐姐姐知道后心里也很气。但是无论怎么说﹐在那个时刻﹐76号离我们家根本远得很﹐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杀人杀得不得了了。司令太太说他们就想要认识认识妳﹐怎么样﹖我们就等妳回信。姐姐就一直不说话﹐后来说让我考虑考虑。这样讲完﹐司令太太说我等妳消息﹐就走了。

姐姐马上把情况告诉姓嵇的。姓嵇的就跟陈立夫堂弟讲了。陈立夫的堂弟叫陈宝骅﹐当时是在上海主持的头﹐姐姐以前不认识他﹐就是这次才认识的。他跟姐姐说﹐重庆有消息来﹐要把丁默邨这个人去掉﹐这个人太危险了。这根本都是很晚发生的事情﹐书和文章什么的都讲﹐好像姐姐很早就认识姓丁的﹐根本不可能。我那时13岁﹐我记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我姐姐和哥哥都是爱国的﹐我小时候也是爱国的﹐帮助他们做过事。陈宝骅说妳认识他以后﹐要想办法把他骗出来﹐在外面才能把他杀掉。就是这样才会有姐姐要去骗他出来。后来他们见过两三次面﹐每次都有姓熊的司令太太在边上。后来要动手的时候﹐当然熊太太不能在场。姓嵇的带来一个姓陈的﹐叫陈彬﹐他们暗杀部分都由不同人负责﹐陈彬这个人手下是动枪的人。姓陈的就到我家里来﹐本来是不可能来家里的﹐应该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知道姐姐做的事情了。郁华郁伯伯出事后﹐姐姐就跟爸爸摊牌了。本来我爸爸以前很不高兴我姐姐﹐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父亲觉得他这个女儿有什么事情﹐对她很严厉。到后来两个人感情很好﹐因为爸爸已经晓得姐姐干的事情了。后来另外一个庭长也给他们杀掉了。死得很可怜﹐是用斧头砍死的。他的儿子是台大的校长﹐叫钱思亮﹐钱思亮的儿子就是当大使的﹐叫钱复﹐报上从来都不登。76号的人真是狠毒。

就这样﹐姐姐借机会认识了姓丁的﹐这是发生在很后面的事情了。妳说当时的一个初中生﹐怎么可能与校长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姓丁的这种人有钱﹐两人认识以后﹐要送东西给姐姐。姐姐就说那送我皮大衣吧﹐因为卖皮大衣的那个地方﹐马路很宽﹐很安静﹐方便行动。姐姐跟中国方面已经说好了﹐动枪的那天是24号﹐也就是两人认识以后短短几天。根本不像外面的那些书上乱说﹐什么在跳舞厅门口等﹐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都是在我家里发生的事情。

那天汽车停在了皮衣店门口﹐时间很短﹐人根本还没进去﹐小说上说的给钱什么的根本没有﹐人要是进去了﹐就不容易打了﹐一定要在外面。人要进去的时候就开枪﹐当时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负责开枪的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枪坏掉了﹐打不出子弹；另一个全打在了汽车上﹐没打到人﹐失败了。那是民国29年12月。那个时候我们在家里头﹐已经听姓嵇和姓陈的两个人说﹐中统的人在上海被抓了80几个人。姐姐兜了几个圈子回到家里﹐姓丁的打电话到我家﹐让姐姐去自首﹐说即使我放过妳﹐我手下的人也不答应。结果姐姐就和姓嵇的及陈彬商量。我始终怀疑这个陈彬已经叛变了﹐他手下一个人的枪子弹卡住了﹐不能打﹐一个子弹全打在汽车上﹐这不可能嘛﹐一定会有一枪能打到人身上。姓嵇的告诉姐姐说﹐妳不要管﹐快逃走。姐姐说爸爸年纪大了﹐还有这么一大家人﹐我不能走。姓陈的就说﹐不要紧﹐不要紧﹐妳去自首﹐法律上自首的判刑都会减轻﹐况且我们里面有人﹐说不定在里面还能打死他。我那时候年纪小﹐在旁边听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危险﹐觉得跟演电影一样。姐姐那时是抱着牺牲自己的精神﹐决定去自首。

25号那天她跟妈妈说﹐不要在家里做饭了﹐咱们出去吃吧﹐就陪妈妈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父亲在上班﹐没有一起去。26号下午三点半﹐姐姐走了。姐姐要走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记得我自己是怎么样表情﹐只记得我大姐的女儿 — 大姐结婚三年就去世了﹐小外甥女由妈妈带大﹐抱着姐姐哭呀哭呀﹐不让她走。我也不记得那时是不是知道姐姐去自首﹐还是逃走﹐不过我记得那时候我赞成姐姐逃走﹐逃走只是一段危险的路﹐过去之后就是游击队了﹐就可以送到内地了﹐就安全了。我学医的二哥知道姐姐是去自首的。

英勇牺牲

姐姐走了﹐后来写过两封信给家里。妈妈心里很难过﹐但也不说话。爸爸也不说话。爸爸平时下班都是六点多﹐26号那天回来特别早﹐四点半﹑五点就回来了。平时爸爸下班回来﹐都会很和譪地摸摸我的头﹐问乖不乖呀。26号那天一回到家﹐就和妈妈讲日语。爸爸平常跟妈妈在我们小孩子面前从来不讲日文﹐除非两个人有什么事﹐关在房间里才讲日文。我不太懂日文﹐哥哥姐姐们都懂﹐我大概的意思能听明白。爸爸马上问妈妈姐姐在哪里﹐然后就不再说话﹐回到自己屋子里就起课。爸爸会《易经》﹐会算命﹐还挺准。我就听见这么一句话﹐“唉呀﹐从此以后我们见不到了。”

姐姐走了以后﹐家里的气氛很沉闷﹑很沉闷。我们全家人都心里难过﹐但是大家也都不说出来﹐都如常生活。我每天放学回家﹐就希望能有什么动静﹐结果一直也没有消息。我知道﹐如果爸爸答应去投降﹐他们一定会放回姐姐的。但是有一样﹐汪精卫政府里有的人也很恨我爸爸﹐爸爸是清官﹐跟他们不同﹐姐姐做这样的事﹐他们很恨。可是日本人很想我爸爸去做事﹐日本人盯得很紧﹐派个律师叫陈纪凤﹐来过两次﹐劝说爸爸给日本人做事。当然爸爸一直没有答应。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2月份的一天﹐离姐姐走以后两个多月﹐我放学回家﹐看到爸爸妈妈两个抱在一起痛哭﹐我的小哥哥靠在墙上哭﹐是有人告诉说姐姐已经牺牲了。我那时候很气愤我的小哥哥﹐冲上去埋怨他当初为什么不劝姐姐逃走﹐我年纪小不懂﹐你年纪比我大呀﹐你不应该赞成姐姐去自首。现在想也许他心里有苦衷﹐可能是冤枉他了。现在想起那天的情景﹐心里还是很难受。

后来最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姐姐的尸首。76号人找我们家要钱﹐给了钱才能领回姐姐的尸首。他们要很多的钱。那时上海都被封锁了﹐我们家没有钱。姐姐出事以后﹐日本人把我们家的保险箱什么的都封锁了﹐是我陪妈妈去清点的保险箱﹐所以记得很清楚。结果﹐我们家拿不出钱﹐所以姐姐的尸首也没有领到﹐至今也不知道在哪里。

大陆方面没话说﹐在上海福寿园给姐姐立了一个雕塑﹐虽然姐姐是国民党﹐但还是把姐姐当烈士﹐那时候反对战争也不分什么党派的。本来要给姐姐做个坟的﹐可是什么都没有﹐找不到姐姐的遗骨﹐就立了个雕塑。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很难过。这是我心里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原来在上海的时候﹐日本方面有个做情报的﹐叫花野吉平﹐很喜欢我姐姐﹐他们那时候都是四﹑五个人一起开会﹐没有机会单独相处。川岛芳子手下有个很厉害的女间谍﹐叫渡边的﹐喜欢花野﹐很嫉妒姐姐。姐姐牺牲以后﹐她就一直盯着我们家﹐不放过我们家﹐跟我们家捣乱。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两个男人跟踪我﹐我很害怕﹐就跳上有轨电车﹐跟司机说有人要绑票。那时候爱国的人很多﹐我在司机帮助下才逃掉跑回家。我也不懂为什么要绑票我﹐可能是跟我爸爸有关吧。

一门忠烈

后来珍珠港事件发生﹐租界也没有了﹐我爸爸就开始逃难了﹐在上海的朋友家里东躲西藏﹐都是我陪着﹐前后有一年多时间。

那时候我爸爸在上海给重庆做一件事﹐帮助过很多人﹐帮助他们逃难到重庆去。很可惜﹐我把爸爸的名册弄丢了。那个时候上海沦陷了﹐但租界还在﹐要逃难到重庆的那些人﹐先由爸爸写信﹐再去找杜月笙的表弟﹐叫朱文德的﹐我们叫朱伯伯﹐是在银行做事的﹐后来当了立法委员。从我爸爸那里拿了信以后﹐再到朱伯伯他那边去拿钱﹐再到重庆。因为逃难差不都是全家都过去﹐所以需要的钱很多。那些人拿了我爸爸写的信﹐到重庆去就可以安排做事情﹐有工作做。我爸爸在上海就管这个事﹐应该是爸爸与朱伯伯他们两个合作吧。后来爸爸身体实在不行了﹐病得很厉害﹐没办法就只好回家了。

回到家没几天﹐渡边就来了﹐带了三辆军用汽车。她跟我妈妈很客气地说﹐听说妳先生不舒服﹐我们请了很好的医生来看看他﹐是军队的医生。妈妈说﹐谢谢妳﹗那时大家都有假面具﹐表面都客客气气的。我记得爸爸原来躺着﹐后来坐起身﹐医生看了看﹐说不要紧﹐吃些补药﹐然后就走了。我就知道爸爸病得很严重﹐否则日本人肯定要带走爸爸的。爸爸后来不久就去世了。

爸爸去世也很特别。4月1号﹐妈妈到学校找我﹐让我赶快回家﹐我还以为日本人又来捣乱呢。她说爸爸算了一卦﹐说他要走了﹐他要归天了。我说﹕妈妈﹐今天是愚人节啊﹐爸爸在家里没事情太无聊﹐不要开玩笑。妈妈说﹐他很认真的﹐没有开玩笑。我听了赶紧跟妈妈回到家。那时小哥哥好像是住校。我们家很文明﹐家里什么话都摊开来说的。爸爸问我﹕妈妈有没有告诉妳﹖我回答说﹕妈妈告诉我了。爸爸说妳坐下。爸爸不叫我坐﹐我还不会坐下呢。爸爸的原话我不大记得了﹐大概意思是﹕一个人不是说父母生下来就下来的﹐生下来时都是背着一个包袱来的。就是说﹐人一生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在包袱里都有。好人都是会到这个地方去。他指了指天﹐上面有好多好多门﹐好人怎样都会到这个地方﹐我相信我做人还不错﹐我也会到这个地方去﹐妳们放心﹐不要替我担忧。我一听就傻了﹐那时候家里已经空了﹐本来还有朋友﹐因为日本人总来捣乱﹐也没什么人来我家了。我对爸爸说﹕妈妈是日本人﹐不懂中国规矩﹐我也不懂﹐（这后事）怎么办呢﹖爸爸说﹕这简单得很﹐我的朋友都是佛教的﹐妳去请教他们﹐他们会帮忙安排。我告诉妳日子﹐今天是4月1日﹐一直到7号是最凶的日子﹐我决定8号走。我听到以后赶快去找爸爸的好朋友﹐上海有名的小儿科医生﹐把事情跟他说了。徐伯伯过了一会儿到我家﹐跟爸爸说他在附近出诊﹐看过病人后顺便来看看爸爸。他帮爸爸把了把脉﹐聊了一会儿就走了。照规矩客人走﹐我们都要送到门口的﹐徐伯伯就对我说﹐看来妳爸爸拖不到那么久﹐也许是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我说不会的﹐爸爸说是8号。徐伯伯走了以后﹐我问爸爸应该做些什么﹖爸爸说﹐到5号﹐妳去找我的朋友﹐他们会来帮忙料理的。后来又交给我一个名单﹐说这上面都是去成都﹑重庆的人﹐让我把这个名单带到重庆去。那上面有70几个人名﹐很遗憾﹐这个名单后来我怎么也找不到了。

8号下午﹐爸爸开始吐血﹐一直吐。到了晚上﹐爸爸突然好了﹐不吐了。爸爸留着仁丹胡子﹐他让我帮忙修修。爸爸为了逗妈妈开心﹐我剪好后他开玩笑地对妈妈说﹕太太﹐这个小理发师还不错﹐要多给点小费。我当时还想﹐爸爸不像要走的样子嘛﹐如果朋友明天一早来念经﹐这不是骗人家嘛﹐多丢人。我哥哥这时也赶回家了。爸爸对妈妈说﹕跟妳夫妻30年﹐都是平平安安﹑愉愉快快的﹐妳是个好太太﹐我也不是个坏家伙﹐只有妳一个太太。因为那时好多人都有好几个太太﹐爸爸只有妈妈一个日本太太。妈妈说﹕是呀﹐我也不坏呀﹐对你忠诚了30年。爸爸说﹐不见得吧﹐妳不是事事对我忠实吧。就指了哥哥的小孩对妈妈说﹐妳告诉我说这是真如同学的孩子﹐这其实是海澄的孩子吧。因为那时候规定学生不能结婚﹐大哥海澄去重庆以前瞒着家里在上海偷偷结了婚。大哥去重庆以后﹐还曾经让我去问大嫂能不能去重庆。后来大嫂跟别人去了马来西亚﹐就把小孩交给我们家﹐妈妈怕爸爸生气﹐没有敢讲实话﹐只说这是我大姐真如同学的孩子﹐寄养在我家。其实爸爸早就知道﹐只是一直不说破。爸爸又跟我和妈妈说﹐妳们不要哭﹐我就要脱离苦海了。因为爸爸生病﹐又要东躲西藏的﹐其实很辛苦。第二天一清早﹐爸爸的朋友来家里念经﹐爸爸就这样走了﹐他走得很平静。

爸爸走以后第三天﹐妈妈告诉我她梦到爸爸了﹐说爸爸穿着和尚衣服﹐头上披着白纱﹐站在荷花上面﹐光着脚。过了两个礼拜﹐我放学以后﹐顺便去爸爸朋友家道谢﹐把妈妈的梦说了。爸爸的朋友告诉我﹐那不是荷花﹐应该是莲花﹐说坐缸有一定规矩﹐怎么是光着脚呢﹖让我去殡仪馆找懂佛的人再问问。结果我当天回家晚了。一回家﹐妈妈就埋怨我说﹐妳看妳真不孝顺﹐不早点回来﹐我刚刚又见到妳爸爸了﹐仍旧头披白纱﹐这次是坐在莲花上﹐可还是光着脚。我一听﹐马上找了个同学﹐陪我赶快冲到殡仪馆﹐因为天已经晚了﹐就快要戒严了。到了殡仪馆﹐人家问我﹐这么晚来这里﹐妳不怕鬼﹖我说我爸爸是菩萨﹐我不怕。他们就说﹐居士是不是原来在小礼堂﹐后来转到了大礼堂﹖因为当时我们家没钱﹐选在小礼堂﹐后来爸爸的朋友不同意﹐就转到了大礼堂。我赶急说对呀。他说小礼堂留下包东西。拿来一看是一包鞋。我当即就烧掉了﹐回去以后又买了一包也烧掉了。后来﹐妈妈就再也没做那样的梦了。爸爸还交待我们﹐过三年把他火葬﹐原来三年以后打完仗了﹗结果﹐我叔叔呀﹐好多亲戚都来了。爸爸都算好了。本来我是基督教学校﹐信奉耶稣﹐礼拜天要上教堂做礼拜﹐姐姐是天主教﹐讲圣母玛利亚。爸爸从来也不管﹐无所谓﹐那时候上海绑票很厉害﹐只要学校离家近﹐安全就好。

姐姐当时有个男朋友﹐叫王汉勋﹐江苏宜兴人。我们都认识﹐很熟﹐姐姐当时行动都有我嘛﹐好多时候都会带着我这个小尾巴。他们是在同学会上认识的。当时上海许多人中学在大同中学﹐大学就上了上海交大。大同中学是胡家三兄弟办的﹐很有名。大同中学校长胡敦复有一子二女﹐他家也住在万宜坊﹐王汉勋跟他儿子是朋友吧﹐具体什么关系我不太清楚﹐胡家小女儿胡福南﹐跟姐姐是同班同学﹐就这样大家一起参加同学会。那时候时兴同学之间轧朋友﹐结果把王汉勋拉给姐姐﹐这样大家就认识了。认识不久﹐王汉勋就去了重庆。后来﹐两个人都是靠通信联络。

王汉勋是空军﹐是空运队20大队大队长﹐管运输﹐运东西﹑运人﹐还有轰炸﹐都是大飞机﹐后来执行任务时牺牲了。我大哥哥海澄从日本回国以后﹐不久也去了重庆当空军。王汉勋的职位比我哥哥高好多﹐他是空军二期的﹐我大哥哥是11期的。

王汉勋个子高高的﹐人很漂亮。宋美龄那时候管空军﹐她出国去买飞机的时候﹐都是带上他去的。他有个好处﹐就是大飞机﹑小飞机都能开。外国人分得清得很﹐开大飞机的不能开小飞机﹐开小飞机的不能开大飞机。

爸爸去世以后﹐为了安全﹐妈妈让我逃难去重庆﹐投靠爸爸的朋友于右任。当时日本﹑中国的飞机轰炸很多﹐船很迟才到汉口﹐重庆政府安排接我们这些家属的人多等了两个星期﹐等不到就回去了。一起的人有些就回去了﹐我不肯就这样回去。当时疟疾很严重﹐我把身上带的金鸡纳膏都给了村长﹐说找游击队走。一路经湖南湘潭﹑长沙﹐身上带的钱都用光了﹐后来我也得了疟疾﹐路上很苦﹐耽搁了很长时间﹐辗转经桂林到了四川。我到重庆以后﹐找到了有关系的人来接我﹐才知道大哥已经牺牲了。哥哥的同学告诉我﹐哥哥一直很担心我﹐执行任务前还说﹐妹妹出来80多天了﹐还没到﹐不知怎样了。我很恼﹐没有能见到大哥一面﹐就差四天。如果我能够早一点到﹐就好了。

到重庆以后﹐我在成都见到了王汉勋﹐现在想起来还很难过。那时候在打仗﹐讯息很不通畅﹐尤其是他在成都空军﹐整天在上面飞来飞去﹐也不太经常看报﹐所以他并不知道姐姐牺牲了。我告诉他姐姐不在了﹐他也不相信﹐以为我们在说假话骗他。见到我以后﹐他很伤心﹐掉眼泪了﹐问我是不是姐姐在上海跟别人结婚了﹐说我晓得妳姐姐很漂亮﹐上海有很多人追她﹐她怎么可能等我这么长时间﹐况且我待在这个地方﹐像个乡巴佬一样。他一直没有忘记姐姐。那时候给他介绍女朋友的人很多﹐可有一样﹐他请人家吃饭时说﹕唉呀﹐妳吃这么多饭吶﹐我从前的女朋友﹐吃饭吃的少得很﹗每次出国﹐他都买了好多东西﹐都是给我姐姐的东西﹐衣服呀什么的﹐那时交通不方便﹐没法带到上海﹐就都存在他一个同学叫毛瀛初的家里。当时他还想让我住到这个同学家里﹐方便照顾我。我后来被于右任老先生安排住在张大千在成都的房子里。他执行任务牺牲前几天﹐还捎信给我﹕听说妳要结婚了﹐我让人带个毯子和无线电﹐是送妳的结婚礼物。结果再也没见到他﹐当然东西也没有收到。

媒体炒作

其实关于姐姐﹑哥哥牺牲的事情﹐过去我们在家几乎从来都不提﹐大家也不说﹐如常过日子﹐也没有找过政府。关于姐姐的事情﹐现在出来的书啊文章什么的﹐有好多根本是在乱编﹐编故事﹐他们说我姐姐要绑票日本首相的儿子﹐妳说他是他爸爸派来的﹐帮忙中国人的﹑反战的﹐我姐姐绑票他有什么用﹖这不是胡说八道嘛﹖其实很多小说﹑文章都是在编故事﹐实在是很幼稚。还有﹐说姐姐有屋子﹐姐姐哪里有屋子﹐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每天到时候一定要回家。

前段时间有很多人来找我﹐有日本人﹑中国人﹐找到我家里问我﹐像妳看这个就是上海《一个女间谍》那个写小说的﹐叫许洪新写来的﹐希望我能告诉他我家里的事﹐就是姐姐的事﹐爸爸的事﹑妈妈的事﹐他根本不知道情况﹐否则不会写这样的信﹐让我介绍下列什么什么人的情况﹐让我详细告诉他。我是告诉他一点点﹐但写出来好多都不对。把我气的呀﹐我都骂我上海的侄子﹐也就是我大哥的孩子﹐姐姐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才两岁﹐话都不太会讲﹐知道什么事情呀﹗结果两个人（侄子郑国基和许洪新）做了好朋友了﹐在一起胡乱编﹐一下子说姐姐跟汉奸说﹕到我们家里来坐一坐；一下子说姐姐在跳舞厅门口等他们。跳舞厅﹐我们家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简直莫名其妙嘛﹗其实我这个侄子很爱国﹐亲自到重庆﹑南京的空军烈士公墓的石碑去找大哥 — 也就是他父亲的名字﹐可是却把我姐姐弄得四不像﹐就好像从前小说里的女间谍一样﹐开玩笑﹐我们家里那么古板﹐怎么可能。还有﹐我们家与周围邻居的关系很好﹐他们出的那本书里说邻居们拿石头扔我妈妈﹐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我很气我上海的侄子﹐不知道就不要乱编嘛。

还有这本书里照片也修的四不像﹐把姐姐描的一塌糊涂﹐哪里有这种笑话﹐画得像什么样子﹖根本就不像了。哪有一个人的嘴像鸟的嘴一样﹐突出来的﹖不提了﹗姐姐个子很高﹐五呎六吋﹐照相的时候总是人有点缩起来。还有﹐那时照相穿的衣服都很特别﹐是当女嫔相穿的﹐特殊场合才穿﹐平时生活中都不是这样的。

李安的电影我没有看过﹐也不感兴趣。听说他请人吃饭﹐来了好多记者﹐可能是记者多事吧﹐说李安想见我。我没有理他﹐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没什么话可谈。那时候我就开了一个记者会﹐我在记者会上没说什么﹐我也没骂人﹐也没说什么﹐就发了一个声明﹐只是说我很气愤。我就是表白一下﹐电影不真实。后来好多记者来过﹐还有香港的凤凰卫视。那时候我请了一个律师﹐姓方﹐后来才知道请错了﹐原来他跟李安他们都熟得不得了﹐糟糕的很。后来我就给了他一点钱﹐就算了。他就写了这么一封律师信﹐就在报纸上一登﹐有什么用﹖

妳看这个是日本人写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写我妈妈的身世。有人在日本拍了一个电视片﹐他们到我家里﹐跟我谈过一点点﹐我反对了﹐说里面的衣服也不对﹐时间也不对﹐讲话的态度也不对﹐你们拍电视一定要经过我本人同意。结果片子拍出来后也没有给我看。有朋友看到了﹐告诉我的﹐那时候我有好多情报来源。

我们家里的家教很严﹐父亲管我们管得很严﹐尤其对姐姐﹐我们每天到时候一定回家﹐姐姐根本不可能在外过夜﹐哪里会在外面自己有房子﹖他们说姐姐带着枪去76号自首﹐那也不对。姐姐是从家里去自首的﹐我们家根本不可能有枪的。再说姐姐怎么可能带着枪去﹐那还不一下子被搜出来呀﹖有许多话﹐他们怎么可以乱写﹖很幼稚﹐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的说姐姐让姓丁的到家里来坐坐﹐准备在家里进行暗杀﹐我们家里面有老﹑有小﹐这么多口人﹐妳说这可能吗﹖怎么搞行动﹐不是很可笑的事情﹖根本不符合事实嘛。有许多话很可笑﹐说姐姐在跳舞厅门口等﹐要找机会认识丁默邨﹐姐姐怎么可能这么做﹖首先跳舞厅﹐说起来在我们家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根本扯不上关系；还有姐姐确实很漂亮﹐她守在那里﹐人家一下子就会注意到﹐所以说真是很幼稚﹐怎么可能呢！

因为妈妈是日本人﹐还有表舅的关系﹐我们家跟很多高尚日本人关系都很好﹐姐姐也跟很多高级的日本人都有来往﹐很熟悉的﹐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她要搜集情报﹐根本不需要去找汉奸。所以说那些书呀什么的﹐根本是在瞎编。再有﹐就是一般有活动﹐姐姐也都会带着“小尾巴”﹐或者我﹐或者小哥哥。我那时还小﹐去应酬不是带我﹐多数是小哥哥跟着。我有时会被带去参加那些反战日本人的会议。他们有一个办公室﹐很大的旅馆里﹐租了一层﹐几间屋子。我一般都是在外面﹐有桌子﹑茶几什么的﹐上面有些吃的﹑喝的东西﹐政治方面的事情我就不懂了。

那时爸爸和姐姐做事应该是分开的﹐爸爸有段时间很不高兴我姐姐﹐回到家里看到姐姐﹐我总是感觉他心里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可能是爸爸不知道姐姐做的事﹐肯定是有朋友在外面看到了﹐回来讲给爸爸听﹐说你家小姐经常跟日本人在一起﹐怎样怎样的……。后来郁华给打死以后﹐姐姐就跟爸爸公开了她做的事﹐两人的关系就好了。每天早上爸爸要上班去﹐经常会说﹕“我要去上班了﹐有没有人有什么事要我办呀﹖有没有信要去寄呀﹖”姐姐就说﹕“爸爸﹐……”爸爸就笑眯眯地说﹕“又是妳呀﹗那拿来吧。”这说明他同意姐姐和王汉勋的关系了﹐他认可他们俩交朋友的关系了。所以说起来﹐我们家里是很快乐﹑很幽默﹑很不错的家庭。像电影﹑小说里说的那些﹐好多都不是真实的。

还有一样不好的事情﹐就是人家认为做间谍就都是浪漫得很﹐总是怎么怎么样﹐姐姐又很漂亮﹐做这种事﹐就是利用这个啦﹐其实不是这样的。想想真是太过分了﹗太气愤了﹗唉﹐姐姐也真是……当然姐姐漂亮﹐有人喜欢她是另外一件事。被人喜欢很普通﹐我们也可能会有人喜欢嘛。

其实日本人还是很敬重我姐姐的﹐很尊敬我们家﹐特别是那些反对战争的日本人﹐如果不尊敬﹐事后就不会与我们再来往了。我还记得珍珠港事件的前两天﹐有个日本人打电话来我家﹐那段时间家里的电话都是妈妈接﹐他们讲日文﹐意思让爸爸赶紧逃走。我妈妈问为什么要爸爸逃走﹐那边就说日本人要进租界了﹐会对你们不利。妈妈问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那边说因为我们钦佩爱国的人。

姐姐后来也救过共产党。我记得有一个女的﹐是福建人﹐带个孩子来﹐胖胖的﹐让姐姐帮忙救她丈夫﹐因为我父亲在法院有一定生杀权。姐姐帮她找了一个律师﹐教他写一份悔过书﹐后来救出去﹐送到内地去了。还有其它的我就不记得了﹐只是因为她常常到家里来找姐姐﹐带个孩子﹐所以我记得。

本来想要出本书的﹐是中文﹐计划在美国出﹐有两个朋友帮我整理材料﹐因为我太生气﹐前段时间一直生病﹐也就给耽搁下来了。我也是想不开的人﹐想到从前的事情﹐心里觉得太冤枉﹐想到爱国爱到我们家这样﹐哥哥﹑姐姐﹑爸爸﹑妈妈﹐还有姐姐的男朋友﹐最后被人家随便拿来这样乱写﹐真是太冤枉了。唉﹐风风雨雨总是有很多事情﹐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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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准中央抚恤委员会36年11月4日抚字第1818号函请转陈明令褒扬郑钺同志一案经陈奉〉﹐复印件。引文中标点为笔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