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都一号火龙果苗: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对发展新四军的贡献

  皖南事变后

刘少奇对发展新四军的贡献       
 
皖南事变由于项英的机会主义错误导致新四军损失惨重而成为“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皖南事变充分暴露了蒋介石**反人民，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异己，企图消灭人民抗日力量的反动本质。正如毛泽东在总结打退第二次**高潮时所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对于人民革命力量的仇恨和残忍，不但为过去十年的**战争所证明，更由抗日战争中的两次**高潮特别是第二次**高潮中的皖南事变所完全地证明。”[２]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临危受命，担任新四军政委，为发展新四军部队，扭转抗战局面而殚精竭虑，竭忠尽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四军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提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正确策略
　　
皖南事变震惊了全国，震惊了世界。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心痛无比，即以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名义电告八路军总部、各师、军区、重庆办事处和新四军：“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作准备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高潮。”要求苏北、山东我军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要求华北我军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对付严重事变，同时向国民党提出了严重抗议。[３]
　　皖南事变发生后，如何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带领新四军走出困境？这也是当时主持华中局工作的刘少奇日思夜虑的问题。因此，当他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冷静客观地分析了华中和全国的形势，一面教育华中党和军队干部“沉着、坚定、勇敢”，“遵守党的纪律，等候中央命令”，不要提“打倒顽固派”的口号，一面向党中央提出对付敌人的对策措施，从而表现出了高超的领导策略和斗争技巧。
　　经过慎重考虑，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５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及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全国局面，国民党尚未投降，仍继续抗战，对***仍不敢分裂，因此，我党不宜借皖南事变与国民党决裂；二、我在华中兵力不够，在敌伪匪骚扰下，要彻底消灭韩德勤顽固派甚为困难，我部队需要休整，根据地需要巩固。因此，如我对顽固派实行全面军事反攻，对我不利，且有极大危险。刘少奇建议主要从政治上进行反攻，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刘少奇还提出了在政治上反击顽固派的具体措施。
　　皖南事变使新四军损失惨重，军长叶挺被扣，政委项英遇害，部队牺牲７千余人，党中央心痛，毛泽东心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仅仅激于义愤，便不顾客观环境的许可，一味地进行全面大反击，则无异于以卵击石，是丧失理智的行为。皖南事变后，刘少奇审时度势，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策略，是非常正确和英明的。因为：
　　第一，军事进攻既无实力也不利。皖南事变后，如果我们得理不让人，对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发动全面进攻，则既为当时形势所不许，也因我军实力不济，必然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蒙受更大损失，主动变为被动而不利。日寇入侵，大敌当前，民族矛盾重于阶级矛盾，国共两党理应枪口一致对外，同仇敌忾，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与主权。如果国共开战，枪口对内，必然给日本以可乘之机，加速中国的灭亡，则无疑是亲者痛，仇者快。更重要的是，我军力量有限，皖南损失惨重，江北对付一个韩德勤都勉为其难，谈何全面进攻？而且，国民党顽固派亡我之心不死，一直在挑起矛盾，制造磨擦，企图在一场不明不白的斗争中置我于死地。我方如与之交战，则正中敌人之阴谋诡计，其必借机将我消灭而后快。相反，我们在军事上积极防御，一则暂时可收拾残局，整顿军马，稳住队伍，提高士气，二则可表现***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忍让为国、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义和君子风度。
　　第二，政治上进攻理直气壮聚民心。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民族大义，同室操戈，制造皖南暴行，受到国内外舆论的一致谴责，处境十分尴尬狼狈。我党虽然在军事上吃了亏，但如果能够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利用当时的舆论影响，对其展开全面反击，理直气壮地揭破蒋介石假内战、真抗战阴谋，愤怒声讨其消灭异己、破坏抗战的罪行，必将把蒋介石逼上政治绝境，陷于更加孤立、被动地位，迫使其不得不在今后的**、溶共、限共行动中有所收敛，减少磨擦。我党正可趁此有利时机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增强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实力。同时，我党在政治上争取主动，开展大反击，能够获得民主党派、进步人士及全国人民的同情与支持，钦佩***忍辱负重、国难当先的高尚情怀，痛斥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的卑劣行径，从而收聚民心民气，为日后打败蒋介石奠定坚实的基础。当然，我们在展开政治进攻时，应把国民党政府与国民党顽固派区分开来，以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避免统一战线的分裂。
　　党中央、毛泽东在认真研究国内外形势后，全面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１９４１年１月１８日，中央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对于国民党亲日派顽固派同谋歼灭皖南新四军的行动，提出严重抗议。八路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４]１９日，毛泽东批示刘少奇和彭德怀：“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皖南事迹的政治攻势。[５]
　　１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迹发表公开谈话，指责国民党当局“于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未能凛然于民族第一，抗战第一之义。挟其十年**之成见，对中国***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己部队，侮辱、虐待、包围、袭击之事，层出不穷，对新四军当无例外”。“所谓限期北移者，不过诱我军入围配合聚歼之诡计。所谓军纪国法者，不过于聚歼之后，尚有宣布叛逆交付审判之一套而已。过去高唱军纪森严国法神圣之滥调，不过是摧残异己阴谋杀人之骗词！”[６]
　　２４日，我以新四军将领名义发表声讨亲日派通电，指出：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对新四军下毒手，是“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７]
　　在重庆，周恩来打电话给何应钦，义正词严地指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８]随后，又在《新华日报》上亲笔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共产党的正义斗争和自卫立场得到了广大人民和民主党派及国际舆论的同情与支持。１月１２日，国民党民主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并致函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要求国民党当局“慎守总理遗训，力行吾党国策，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９]上海各界民众团体致电国共两党领袖说：“新四军成立以来，转战大江南北，其卫国卫民之功绩，中外各报，迭有记载，事实俱在，均可复案，纵有误会，亦不难以政治手腕解决之，何至兵刃相见，而贻同室操戈之讥。”[１０]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司徒美堂和阮木万等发出通电，呼吁团结，反对蒋介石倒行逆施。国际上，一切进步舆论都反对国民党**内战方针，英美的舆论也对蒋表示不满。　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国民党顽固派的意料。１９４１年１月２７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纪念周上发表演说，声称皖南事变“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以外，并无其它丝毫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１１]企图推脱罪责，缓和局势。３月６日，在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上，蒋介石被迫保证“以后决无‘剿共’的军事”。[１２]
　　皖南事变后，由于我党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因而“造成了我们在政治上给国民党亲日派英美派向我们的进攻以有力回击的有利条件”，[１３]使蒋介石企图挑起内战，消灭***的阴谋不但没有得逞，反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弄得自己众叛亲离，十分孤立、被动和狼狈不堪。因此，“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地位的提高，形成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１４]
　　
二、建议整编扩军，壮大新四军实力
　　
皖南事变后，为挫败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阴谋，１月２０日，中央军委接受刘少奇的建议，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号召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团结内部，协和军民，实行三民主义，遵循《总理遗训》，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卫民族国家、坚持抗战到底、防卫亲日派袭击而奋斗”。[１５]１月２３日，新四军将领发表了就职通电。２５日，在苏北盐城集会，刘少奇正式宣布新四军军部成立。２６日，刘少奇、陈毅联名向中央报告，提出将新四军整编为四个师。２月２日，党中央批复刘、陈建议，并指示：外加黄克城、彭雪枫两部各编为新四军的一个师。不久，又把新四军皖南残部编为第七师。这样，新四军经过近两个月的统一整编，全军扩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约九万余人，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
　　
三、总结皖南经验教训，确定新四军发展战略方向
　　
皖南事变是蒋介石**反人民狰狞面目的大暴露，也是项英拒绝执行中央正确方针，长期推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
　　其实，党中央对于项英的错误早有察觉。１９３９年３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方针，作了《目前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报告，并确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向。项英虽口头上表示接受党中央的决定，但实际上却不作任何行动的布置，株守皖南，一再坐失革命力量发展的大好时机。１９４０年５月４日，毛泽东代表中央给东南局起草《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顽固派的进攻》指示，批评了项英的右倾错误。接着，党中央为了统一部署和加强华中的抗日力量，并考虑到坚持皖南的困难，曾三令五申，要新四军军部北移。但项英却以种种借口，拒不招待党中央的正确指示和部署，也不作应付突然事变的任何准备，终于导致皖南事变和发生。因此，对于皖南事变，项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如《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指出的：“此次皖南部队北移，本可避免损失，乃项、袁（指袁国平——引者注）先则犹豫动摇，继则自寻绝路，投入蒋介石**军之包围罗网，刚刚开动走三十里，又停下来，在泾县以南之茂林地方，徘徊不进，让**军逐渐合围，最后，除傅秋涛同志率领一部突出外（但至今尚未脱离大包围），主力约七千人全部覆灭。”“由于项、袁领导错误，事先既少精神之准备，临事复无机动作战之指挥与决心，遂至陷于失败。此次失败，乃项、袁一贯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非寻常偶然的战斗失败可比。”[１６]
　　为了总结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重振新四军雄风，打开华中抗战的新局面，身为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至１９日在盐城主持召开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作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报告。报告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决定了华中地区党和军队的任务。
　　刘少奇认为，导致皖南新四军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一、由于皖南个别党的负责同志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最初就犯了类似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过分地将就大资产阶级，不与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动摇作斗争；过分地相信大资产阶级，以致失去自己的独立性，没有在党内部队内进行思想上组织上应付突然事变的充分准备。二、违背中央的战略方向，违背中央的指示，没有积极向敌后发展，对敌后抗战信心不够，株守皖南，以致造成亲日派包围的恶劣形势。三、过早地提出精兵口号，没有充分发展部队，反对建立根据地，认为这在华中是不可能的，强调华中的特殊性，拒绝华北的宝贵经验。四、在北移途中军事上的部署与指挥基本上是错误的。
　　刘少奇指出，在部队入皖南的最初一个时期，是客观条件最利我方发展的时期，因此，在皖南对部队的发展，及对部队的整训是有成绩的。但是，它的发展还未能达到应有的程度，在建军中也没有明白提出建设我军的口号，而只提出建设统一战线的军队。
　　刘少奇还根据中央指示，确定了新四军的行动范围，在战略方向上着重巩固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大力经营苏南和鄂豫边区，坚持皖南，发展皖南、浙东，并伺机向浙西、浙南发展。
　　
四、主张“建立自己的家”，创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
　　
长期处在斗争第一线的刘少奇深知根据地的重要性。因为有了根据地，革命力量就有了立足点，就有了发展的基础，就有了周旋的余地，就有物资和兵力的补充；否则，部队总在敌人势力范围内转圈圈，得不到喘息和发展的机会，即使取得几个胜利也会化为泡影。他曾经形象地说：“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这家就是根据地。没有根据地就是没有家，敌后游击战争是开展不起来的。”[１７]１９４０年，在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党政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曾针对新四军个别党的领导人提出华中地理位置特殊不宜建立根据地的观点，明确地指出：“地形是无限制的，在敌后，山区可以，平原同样可以建立根据地。”[１８]并亲手创建了比较巩固的皖东根据地，用事实表明：没有山地为依托的平原水网地区，同样可以建立巩固的敌后根据地。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必须明确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依靠群众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的思想。刘少奇认为，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发动和组织群众，建立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整顿和扩大军队。
　　皖南事变后，刘少奇总结项英的经验教训，与陈毅等领导新四军在华中地区大力发展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很快形成了以苏北为中心，包括苏南、苏中、苏北、淮北、淮南、皖中、鄂豫和浙东等根据地在内的巩固的抗战基地。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了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的困难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到１９４１年为止，华中敌后根据地面积已扩大到１８万方里，加上游击区约有２５万方里，其中比较巩固的地区达１０万方里。根据地人口约１５００万人，约占敌后人口的１／３以上，在比较巩固的地区人口约有８００～１０００万人。
　　
五、坚决反磨擦，维护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战初期，项英主持新四军，他拒不执行中央正确的指示，而是遵循“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对国民党顽固派一味妥协退让，不敢斗争。相反，国民党顽固派从１９３９年起就在华中地区不断袭扰我军，相继制造了平江惨案、竹沟惨案等事件。在江南敌后游击区，国民党冷欣、顾祝同部也常和我军磨擦。皖西的李品仙、皖北的李仙洲、苏北的韩德勤等部拥兵１０余万之众，不去抗日收复失地，却对新四军部队虎视眈眈，必欲消灭而后快。对此，刘少奇在１９３９年初传达中央指示时，明确指出：“在目前**高潮时期，我们应该在统一战线中强调斗争，不应该强调统一，如果在目前强调统一，就会造成重大错误，就会重复１９２７年的机会主义错误。”[１９]　　针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论调，刘少奇驳斥道：统一战线主要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如果我们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的同意许可，那显然是不可能的，也是滑稽可笑的。如果我们所要的“一切”均事先要取得国民党的同意，它不许我们就不能办，那我们不是成了国民党的工具了吗？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事业不也就是彻底完了吗？[２０]他指出，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坚持独立自主，即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政策，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我们只有反磨擦，坚决击退**顽固派的武装进攻，统一战线才不会破裂。否则，“如果我们只采取让步的办法来求得大资产阶级的合作，结果不独不会使合作保持、继续与巩固。相反，还会引起大资产阶级对我们的严重进攻，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２１]皖南新四军在项英的错误领导下，完全放弃独立自主，以退让服从求得国民党的合作，结果受到皖南事变的惨重打击。这是一条血的教训。
　　１９４１年秋末，韩德勤为隔断我苏皖部队东西联系，派王光夏一个旅，占领运河线仰化集、程道口数处，并侵扰泗沐边境。在陈毅亲自指挥下，新四军奋起自卫反击，歼俘其大部，恢复了苏皖之间的交通。在刘少奇、陈毅等的正确领导与指挥下，新四军（皖南、豫皖苏边区除外）１９４１年共作战２３９０余次，缴获枪炮２７０００余件，毙伤俘敌伪匪官兵５３０００多名。我军战果辉煌，国人瞩目，华中敌后抗战局面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