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销售是什么:于建嵘的良好愿望能化作现实吗？

民主必须以妥协为核心，这不但是一个政治理论问题，更主要的是一个政治实践问题，正是政治实践，才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妥协是民主政治的灵魂。妥协的主体主要是政治精英和人民大众。政治精英之间的妥协是求得利益和权力的平衡，一方所得不应是另一方所失，而妥协不是阴谋也不是阳谋，而是规则。政治竞争的规则主要是宪法或宪政、少数服从多数，这样的规则能避免两败俱伤，失败的一方可以积蓄力量，东山再起。政治精英与大众的妥协就是，政治精英理想的实现，不取决于政治精英本人的能力，必须依托于大众，离开了大众，政治精英的理想就会变成空想，依托于大众的根本方式就是大众手中的选票。政治精英的理想与现实的妥协，就是对选票的妥协。罗尔斯的理论是，合作比不合作要好，即使最优秀的人也需要同别人的合作来获利。政治精英也同样需要与人民大众来合作获利，不合作，政治精英把人民当成死敌，人民大众也会把政治精英当成死敌，结果是二者同归于尽。

毫不妥协则是专制政治的死魂灵。斯大林对所谓的敌人不妥协，结果死了被鞭尸，被人民唾弃，苏联解体之后被清算。毛泽东对所谓的敌人不妥协，结果差点被林彪炸死，改革开放之后有人以《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之名被批判和清算。罗马尼亚的齐奥赛斯库不妥协，结果被人枪毙，伊拉克的萨达姆不妥协，结果被吊死。埃及的穆巴拉克、突尼斯的本·阿里不妥协，结果被审判。利比业的卡扎菲不妥协，结果被外国炸，被本国打，下场一定好不到哪里去。还有那些其它的不妥协的国家，不是被文明国家视为流氓国家就是警察国家。这些国家政治不妥协的实质，就是守住自己的利益，守住自己的权力，而且还以人民的名义守住权力和利益。

在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如果离开了上层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将一事无成。如果政治体制离开了下层的支持，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水中花、镜中月。正所谓，地基不牢，地动山摇。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全面展开。从上到下，就是在顶层搞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党内民主要搞三权分立，即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要平行分立制衡，党内民主要竞选，要少数服从多数，这样不但防止个人专断，而且也制止了个人专断，党内民主的过程，也是党内政治精英妥协的过程，也是避免阴谋的过程，更是避免准宫廷政变的过程。苏联的赫鲁晓夫倒台事件、中国的“四人帮”下台事件应该充分避免。人民民主也要搞权力分立，人民代表要专职化，竞选化，普选化。

最近，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可以先从基层做起，中央可以暂时不做，省可以暂时不做，基层民主大有可为。比如于建嵘说：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县级改革，他还以台湾为例说从基层做的好处，他“发现台湾在社会转型中间，首先是从县级政权开始的，而县级政权是议会选举，最后一步一步做好了，十多年前，国民党选举中间失去了政权，有几个下台了，但是没有带来政治制度和法律体制的根本性变化，也没有发生对国民党的大清算，而且通过选票可以拿回来。所以政权的这种转型，这个时候需要中国的政治人物有一种高的智慧和一种大的胸怀。”秋风同意于建嵘的说法，但他主张把重点放在乡镇这一级，“基层治理的重点应当是市镇自治。”还有人把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作为中国的第二次改革。这些观点都有合理之处，都是寻找政治体制改革突破口的可喜的宝贵探索，具有可操作性。但是，于建嵘是否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不是上层的默许，如果没有后来台湾的开放党禁，认识到“没有永远执政的政党”的开放胸怀，一句话，没有上层的推动，地方民主、地方自治也有实现的可能吗？

更进一步说，如果仅从基层做起，中央省部级一动不动，以下几个方面的矛盾就难以解决：第一，素质高的不搞民主与素质低的搞民主的矛盾。把民主的脏水泼到民主的头上理由就是人民群众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但是中央一级、省部一级的素质肯定高，这个级别的人既有文化，又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如果民主从素质高的地方做起，那就应该从中央、省部做起。而从基层做起，就是承认民主从素质低的地方做起，除非抛弃民主素质论，选择民主权利论，即民主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与素质无关。如果选择民主权利论，就得搞普选，选举就从上到下一起来，且不说真搞普选，就是推论到普选，其逻辑结论也是上下联动。

第二，地方和中央的矛盾难以解决。问题是，民主从基层做起，民主就脱离了常规，失去了地方与中央互动的机会，也使妥协的原则形同虚设。地方的民主做好了，基层就不会向中央妥协，中央与地方必然陷入僵局。基层民主做好了，就会威胁到中央，就会对中央产生不信任，因为中央没民主。基层民主做好之后中央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一个民主的地方与一个专制的中央共存，民主的地方就会抽空中央存在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不会支持地方的民主，反而会打压地方的民主。独立候选人的出现的最终结果就是中央说没有法律的支持而破产，独立候选人的命运可想而知。

第三，地方会出现各自为政。地方的民主也是多种多样，有的地方通过民主选举使富人当选，有的地方通过民主选举使黑社会的人当选，有的地方通过民主选举使强人当选，有的地方通过民主选举而使大家族的族长当选，有的地方通过选举使有文化的人当选，有的地方通过选举使名人当选，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通过选举使少数民族的强人、宗教人当选等。选举程序相同，选举结果却不相同，实现的目标各不相同。这样，不同的区域之间、不同民族之间、不同文化之间就有了异质型的民主。同时，不同阶层之间就会发生矛盾和冲突，又由于通过选举赋予了被选举人的合法性，地方各自为政就成为必然。

第四，基层民主会严重削弱党的领导。越是基层，党的权能与势能越弱，越到顶层，党的权能与势能越强。基层民主搞好了，会使党的权能和势能削弱，而这是党最不愿意看到的。基层民主，主要不是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在高层。基层民主也不是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而是人民民主推动上层党内民主，而上层党内又不搞民主，党就因为基层搞民主失去了合法性。从实践的运作来看，基层民主是上级党组织推动的，推动基层民主的党组织自身又不搞民主，搞民主的又推动不了基层党内民主，这就在理论与实践上产生了严重的背离。在这种情况下，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党就会不断号召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从而使基层民主受到严重的打压。

所以说，民主不是中央恩赐的，中央恩赐的民主即使是真民主，也不会得到保障，而会以维稳的名义、捍卫三个至少的名义、以敌对势力破坏的名义收回去，如果中央恩赐的民主是假民主，基层自治就扭曲变形，甚至会导致中央和地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那就是黑社会治理。民主需要人民的争取，需要中央的推动和带动，更需要中央和地方的互动。妥协精神的民主才是中央和地方都需要的民主，才是中央和地方同时搞的民主。中央不搞民主，地方搞民主，地方民主即使搞成了，也是不妥协的民主。中央搞民主，中央的民主即使搞成了，也是自娱自乐的民主。离开了中央与地方的妥协的民主，必然是假民主。这是西方民主的智慧，也是中国民主的成功之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