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莎周孝安吻戏:总结我的国学和史学研究:追本溯源 古为今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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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学着述之目标

  学者治学着述之目标无非有二,一曰求真知,二曰立学说。

  求真知者,即寻求事理之本根,探明真相,深入本源,发现规律。这是研究求证之学。

  而立学说则未必皆须有真知。歪理狡辩亦可具论成说。当今学风不良,求真知者少,而求立学说者多。故洋洋大观之宏论常见,而可寓目者不多。

  我的学术,先求致真知,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求立学说。

  我的学术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古学,研究国学及古代经典的。

  一部分是新学。这一部分是活学问——研究于国家、于民生有用和能用的学问,即前人所谓“经世致用”之学,就是关于经济,政治,国计民生以及关乎国际形势和全球战略问题的大学术。

  二、重新认知传统文化

  几十年来我所真正属意的,真正爱好的,下了多年功夫的,是在国学研究上,成果即一套《何新国学经典新考》1。

  有人说“国学”这个词搞不清楚。究竟什么叫国学?所谓“国学”无非就是中国之学,华夏之学,祖国之学。中国之传统学术谓之“国学”,西方外来之学术谓之“西学”,国学是对西学而言的。晚清、“五四”以来即有此划分。有什么不清楚?

  2001年我出版《何新古经新解》(七卷),引起一些人重读国学经典的兴趣。此前国学被视为保守落后的封建学术,恶称“旧学”,久已乏人问津,国学热此后而风生水起。这套书修订再版多次,至今已出了四种版本。

  有人针对我的提倡,说“复活国学热是个阴谋”,即阻遏文化西化的阴谋。其实这是阳谋!我主张用振兴国学来抵制西方自由主义的风靡。让年轻人读得懂古书,了解我们华夏先人是何其渊博,何其深刻,何其先进,何其伟大,何其智慧!中国古代本土也有“民主”因子,士人也有“自由”之追求。其实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及路易14时代的“巴洛克”艺术、“洛可可风格”(所谓“中国风尚”),都是追求吸收中国元素的。4 五四以下的中国人自卑自贱,数典忘祖,于是风行而崇拜希腊、罗马、英国、美国的“先进”文化!(然而近日西方有人揭露,直到16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王室贵族还有以人肉设宴的野蛮风俗。)

  我这套旧典新解,立意之旨在“奋扬古今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5。所立新异之说殊多,但多数于典有征,持之有故,经得起玩味与鉴赏。因为这一套书贯通上下,衔接古今。不少前人没搞懂、搞不通或者有误解之处,我往往从一种新的、独特的视角,重新予以解读。

  这套书迄今先后已经出版过四次,印行十余万册。但我自己并不满意,故每出新版都一改再改,修订增删历百遍,可谓呕心沥血。从20世纪90年代初写作,到2010年修订出版最新一版6,销磨时光前后历乎二十年。

  但是仍未尽如我意,存在毛病仍不少。目前我还在仔细审读与修订。未来我还有计划再出一种最后的新版本作为封笔的定稿。

  三、在国学上有所建树

  1981年我给黎澍先生初做助手时,黎澍曾批评我“昧于经学”,这是当初激励我读经,研究“小学”及朴学的开始。7

  我读书领悟的速度快。古人有所谓“皓首穷经”之说,要读通一经,往往弄白了头发。但我借助于 “五四”以来近世新经学的各种工具,借助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知识背景,以及戴、钱、王氏父子(王念孙、王引之)等清儒的经学考证学及训诂学成果,再借助于王国维、郭沫若、闻一多、黄侃、陆宗达等20世纪新史学及新文字学的解读方法,仅用三、四年时间,即初步打通了阅读经史重要典籍的门槛,其后登堂入室,渐有心得。

  我曾经通过乾嘉朴学——钱、戴、二王8的着作去研习经学和训诂学。但是我的灵活运用以及所获得的新知,超过清人以至章、黄9。我案头有一部《新说文解字》,还未最后定稿,可正本清源纠正前人在文字训诂上的一些误读与误说。在这一领域中,我多有超越前人的新知。

  例如《说文》开篇有“元”字,许慎说“元”即“大”字。殊不知“元、兀”本是同源同音字,乃即第一人称“我”(或“吾”)之本字。今闽南语自称“我”仍读为“元”。而“我”字之本来字义则是一种兵戈之器,并非人称之代词。

  我曾考论证明龙的动物学原型真相是大型蜥蜴及鳄鱼,凤的动物学原型真相是大鸵鸟——这是我综合归纳文字学、语言学、动物学、考古学、图纹学、历史学以及地理学多方面材料和证据而后得出的结论。听起来似乎甚妄,但结论则坚实有力。因为铁证如山,颠扑不破。

  再举个误读古书的例子。《史记》记述说孔子生而“圩顶”。古代就有人解释为:孔子头顶是畸形的,向下凹陷,中间有个大坑。如果孔子真生就这样一个头形,将是人类中独一无二的畸形怪异脑骨,孔子就成了奥特曼怪兽了。此说最早来自西汉未的《白虎通》,谓孔子头形:“中低而四旁高。”后来被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采信,以至千年以来以讹传讹。

  其实“圩”是什么?水中堤岸曰“圩”,圩者,围堤也,土丘之隆起也(参看《康熙字典》)。所以孔子“圩顶”恰恰不是头顶凹陷如坑的怪物,而是头顶盖骨凸起如圩岸,故名丘。据骨相学说有此凸顶者常多智。但关于孔子头顶下凹如盆的谬说,却一直被一些孔学家不辩真伪地津津乐道至于今。10

  我曾经论证所谓“扶桑”的语源11与日本列岛最大火山富士山(日语读为fujisang)有关。古地质学证明,上古时期(据今8千至1万年前),日本列岛及朝鲜半岛与中国本土大陆之山东半岛有大陆桥相连。古日本北部的原住民阿伊努人(阿奴人)就是所谓倭(矮)人、夷人的来源。阿伊努人即古虾夷,胡夷、苦夷,可能是白种人与黄种人的中间型人,二者共同的先型人种。

  其实女娲炼石补天及洪水之神话正是源自史前人类关于地震、火山、海啸及海浸的灾难记忆。洪水陆沉神话,与地质第四纪冰川时代后期(距今约1万年前)海陆剧烈变迁的原始记忆有关。

  传说大禹曾东狩日本,《尚书?尧典》之东隅之“和氏”,是“和”族得名之源。《诗经》之“韩奕”乃是韩国民族之祖,韩国民族本源是周文王所封之燕北韩国,而高(句)丽即东夷之句芒。12日本民族、高丽民族本皆为华夏之属族以及襟带边裔之地。

  我认为中国上古曾存在崇拜太阳神的系统天文宗教,而伏羲(曦神)、黄帝(光煌之神)、炎帝(雷电炎火之神)、祝融,原都是上古太阳神及火神、雷电神的名号,后来成为半人半神的古帝名号。所有这些论断,对历史及现实,以及理解华夏文明在东亚文明之位置均至关重要!

  《离骚》及《九歌》这两个书名,自汉代以来学者讲不通。而我考证,“离骚”就是“离操”,“操”本是上古诗歌之一体。而“九”乃“艽”也,“艽”者“郊”也,“郊”者,郊天之祭祀也。故“九歌”本为郊祭五方上帝十位天神之祀歌。这些发明皆发千古之覆。

  四、胡适鼓吹疑古史学的要害是主张文化殖民化

  五四运动鼓吹反孔推翻礼教,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进步有重大意义,但在文化上则有殊多误解与曲解。胡适、顾颉刚创《古史辩》派,以经验主义推翻中国古史系统,致使疑古之谬种流传久远,一直影响到今天。

  西方将自己的传统追溯于《旧约》及希腊以至苏美尔、埃及神话。《圣经》中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犹太密教则一直有另一种说法认为耶稣并没有死,钉在十字架上的只是替身。耶稣有后裔,出卖耶稣的犹大乃是圣人。共济会就认为耶稣后裔一直被“锡安山隐修会”的修士和“圣殿骑士”们在法国秘密守护直到今天。11 连这样的重大历史宗教问题西方人至今还没有弄清真相。但西方学术界却并无疑古之风潮,反而一直致力于将特洛伊、大西岛及《圣经》中的传说一一考实。

  近世学人中,最可鄙视的就是胡适。此人之师傅杜威是19世纪美国共济会大师。胡适之流专对中国之历史大举“疑古”。其最为荒谬的就是不仅否认炎、黄、尧、舜、禹之存在,而且否认在《史记》及古史中谱牒有序、记述彬然的夏王朝的存在,使华夏古史无端地被抹空了数千年。近世只知耳食之言的文人墨客关于儒、法、道墨许多流行说法都是胡扯,诸如什么商周是“巫教”时代(张光直)之类的流行谬说一直流传。这些谬说无非是为中国文明自古落后论以及文化的全盘西化、殖民化开路。

  20世纪中国史学中最大谬误之一是引入一元论的斯大林主义历史模式,以欧洲的feudalism比附中国先秦的“封建”制度,殊不知二者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于是引申出两大谬论,一是中国古代封建制度超长论,二是中国古代社会制度停滞不前论。据此不学无文的幼稚自由派高举文不对题的反封建大旗一直反到今天。

  1981年我在中国史学会的天津讨论会上反对这种历史模式论,指出东方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具有特殊性,发展具有自身的特色和特殊规律。历史没有什么普世模式、普世道路、普适规律,因此中国未来不必走西方模式的发展道路。

  1986年我在《读书》杂志撰文指出中国的封建制度是宗法制度下的诸侯分封制度,完全不同、不可比附于后罗马帝国时代欧洲的feudalism。中国秦汉以后建立的大一统帝国制度是古代的先进政治制度,而且经历了自身漫长的系统性演变,农民在秦汉以后由国家农奴逐渐解放为自由小农。所以所谓“大一统”帝国长期停滞不前乃是悖于历史真相的谬说。这些新论和异论2001年后汇编集合均收入于《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时事出版社,2002)一书。

  总括而言之,“,我认为对中国古代所谓”封建史“,实际上有必要从文化和哲学上重新认识。”反封建“的口号,自”五四“时期在激进主义的政治和文化思潮中被提出,可以说已经成为20世纪文化中一种触碰不得的偶象。在80年代的文化反思中,人们继承20世纪初的激进启蒙思潮,把现实中存在的种种弊端,也统通都归罪于中国历史中所谓”封建主义“的传统。殊不知,这个敌人是唐·吉珂德矛下的风车骑士,是莫须有的。中国历史中根本就没有这样一种传统。根据激进主义的历史观念,一些人甚至以理想天国作为尺度来衡量中国历史,指责它缺乏这个、那个(例如自由和民主)。结果,除了几次农民起义和三大发明,中国历史变成一部丑恶黑暗的原罪历史。历史上雄才大略的帝王不见了,帝王都被涂抹成所谓”封建专制暴君“,一部极其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史、中华民族奋斗与发展的历史,变成了使激进的知识精英提起来就愤恨、就耻辱、使许多人为之自卑自亵自渎的所谓”厚黑“政治史,所谓”酱缸“文化史。

  我认为,现实存在的问题应该还给现实。历史的问题则留给历史。作为生物的人类不必因自己的先祖曾经是病毒孢子或猴子而烦恼。今天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也与历史上猿猴曾经有尾巴无关。

  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历史吧!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历史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历史,是我们民族的生命之源!”(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五、学术不辩不明

  当年我是好事之徒,不怕争论。

  一些年来我在学术上遭遇的高手如林。批斗过我的人也不少,可笑他们扳不倒我。

  学术论争,有来有往。你可以批,我也可以驳,道理越辩越明!迄今为止,那些学术上批过我的人,还少有与我辩论往复两个回合以上的。以至包括80年代直接间接批评过我的宿儒耆旧吕叔湘、袁珂那样值得尊重的老先生,来来往往(他批,我辩)也不过仅一个回合而已。

  陕西大学有个斯维至老先生,就一个“德”字的释义,与我在《人文杂志》上往复讨论,但是也不过三个往复,他就无意再辩,高挂免战牌了。80年代有位史学博士王某,在堂堂的《历史研究》杂志上以头版头条撰文批判何新的《诸神的起源》。他有一个发明,就是指摘我书中有多处所谓的“硬伤”,来势颇为汹汹。我只好认真对待,反复考证,逐项回应。我的答复也发表在《历史研究》上。

  我引用史料证明,这位博士所提出的诸多异议,并非我的什么“硬伤”,而是由于他自己读书太少,所以不知道我的新论点其实皆有出处。我复文的标题“是何新的硬伤还是博士的无知?”12这当然是嘲弄他。可笑交手只这一个回合,本来我还准备了诸多资料,战意犹酣;而博士先生却偃旗息鼓退下不见踪影了!

  现在这部《诸神的起源》,日、韩都有译本(此书文字古涩极不好翻译)。中国台湾有个木铎出版社有未经我授权的盗版本。大陆二十年来,则已经反复印刷,出了十几种版本。每隔几年就印一版,因为总有读者要读。那些反对我的人可有哪本书有这样的影响?

  六、市场化败坏了当今教育

  我平生友朋遍天下。但我一向不拜师也不收弟子。着书非为稻粱谋,但开风气不为师。13

  1988年我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任副研究员后,就有资格招收研究生。多年来一直也有不少人慕名投书报名欲投我门下,但我一律不收。何故?庸才遍天下,孺子难为教也。80年代有几位年轻人曾从我门下游学,后来也成了某种名人或达人,但行径作为多令人失望。恶徒伤心!此后再也不收弟子。

  全面理解我的学术,需要多方面多学科的学术准备和基本知识,而当今能达到我要求的年轻人几乎很少。

  市场化改革腐蚀败坏了当今的教育制度。目前的教育改革亦如医疗改革,愈改愈乱!今日之教育体系与医疗体系一样,完全变成了商业操作的市场。这种“市场化经营”在初等、中等教育中尤为严重(大学因为别有创收之路,倒较少从学生身上打主意)。教育关乎民族之未来,本应当是国家社会贴钱办的事业——怎么能纵任其“市场化”,让人道沦为商道,殿堂成为市场,师尊沦为商人和市侩?!

  我研究过现在的小学生教材,发现小学、中学教材编写极不合理。不是循序渐进,学以致用,而是体统混乱,误人子弟!现在小学生要学的内容,超过我们当年读同级小学时学习内容的十倍。小学三、四年级已经在学文革前初中、高中数学的某些内容,包括概率、几何、统计等等。

  语文教材的编纂体例更是莫名其妙,不知所云。语文教育不是教人识字、读书、写文章,而是要学生终日死记硬背。一些语文测试题,荒谬绝伦。例如见到一个语文测试竟有这样的题目:“(—)7(│)8”写一成语(横七竖八)——岂非儿戏与胡闹?!除非死记硬背老师制订的标准答案,否则连文豪都过不了关。

  再加上英语考级和“奥数”竞赛,从小学起,就设定一套又一套虚假无实,多数终身无用的虚幻知识体系逼迫孩子们去学。这种教材和教育剥夺了每个孩子宝贵的童年和少年。现在的小学生、中学生好可怜!他们被压得透不过气,几乎没有业余时间和自由活动的空间——除非放弃学业,放弃考试竞争。小孩子迫于竞考的压力,从小就要去上各种辅教班,购买各种课外辅教教材,做各种模拟试题,一遍又一遍!然而一旦进入大学后,反而无课可学,压力很轻,可以终日游荡。

  当今体制下培养之学生,一切皆为竞争应试入名校谋学历,竞分数而弃实学。折磨而且浪费小孩子的生命、头脑和时间。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实际能力比起我们那几代人至少低十倍。考试失败者则自暴自弃,在未来社会难有立足之地。

  因此,当今文科学成不通文墨,理科学成不务实技者,比比皆是。娱乐化与动漫化浸袭当代文化。此种文化氛围下所育成之青年自然弱智而无脑。

  青年乃国家之未来。面对当今不良教育体制,实在有必要再次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七、怀念80年代的文化氛围

  我时常见到一些猥琐的不肖文人抄窃我写的东西。包括我偶然讲过一点只言片语,都有人捡起来借题发挥。好笑的是,某些骂我颇多的“清流”文人却是偷偷读我而窃取抄袭我最多的(都是被不相识的网友所揭露)。现眼以后还要强辩,狼狈尴尬之态,观之好笑。当今文人无德,学风堕落,早已斯文扫地。哪还有什么“清流”?一片浊水污泥而已。

  现在中国又有什么“富二代”“官二代”的世袭现象,用人以学历出身设了重重限制;似乎要重建魏晋九品中正制和世袭门阀的贵族制度。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还是一个平民社会。有才则举,主要不是靠关系或世袭。全社会礼贤下士,重才德不重身份,重能力不重学历。惟贤是举,所以才能破格用人!政治很清明,社会风尚好,学风也好。

  若没有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破格用人,我何新可能毕生只是东北畎亩上的一个农工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何新,没有20世纪80年代那种学术开明的氛围也没有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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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2009年出版。

  2宋陈亮语,原文是“推倒当世之智勇”。

  3 2010年精装版,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4法语rocaille 一词常用以称谓岩洞,(也有一说即文艺复兴时代传到意大利的中国假山设计),和庭园中的贝壳螺钿细工,travail de rocaille (岩状工艺)为 travail 的同意语。洛可可即由岩“状工艺”和“贝壳工艺”引伸而来,指室内装饰、建筑到绘画、雕刻以至家具、陶瓷、染织、服装等各方面的一种流行艺术风格。 洛可可的另一种解释初见于《法兰西大学院词典》,指为“路易十四至路易十五早期奇异的装饰﹑风格和设计”。有人将“洛可可”与意大利“巴洛克”相关连,把这种“奇异的”洛可可风格看作是巴洛克风格的晚期,即巴洛克的瓦解和颓废阶段。

  5清人称文字语义训诂之学为“小学”。

  6指钱大昕、戴震、王念孙、王引之。

  7章,章太炎。黄,黄侃。

  8《康熙字典》引《字汇》:云俱切,音于,岸也。筑堤而扞水曰圩。

  9说详何新《扶桑语源与日本之起源》一文。何新认为,扶桑语源与扶摇、飘摇有关,本语即“飙”,即“暴”,又作“ ”,即龙卷风以及火山喷发形成之风暴。

  10汉语古音学以为,来母、明母通,丽、芒古字音相通。

  11参看《圣血与圣杯》,The Holy Blood And The Holy Grail Licensed by Centruy,Copyright as per Proprictors'edition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by World Affairs Press,All Rights Reserved.

  12详考见何新《孔子年谱长编》,中国民主与法制出版社。

  13此文在《历史研究》刊出时题目被修改。收入《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4龚自珍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