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执行院长陈宪：

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

日期：2011-07-11 作者：田晓玲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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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八年的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差不多三年，尽管美国的失业率仍旧居高不下，欧洲“笨猪四国”仍旧深陷债务泥潭，但是，建立更加有效的新机制，改革现有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毕竟有了一些新尝试。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学本身在面对人们广泛质疑的同时，也在呼唤新的理论体系问世。1930年代大萧条期间对经济学的反思，催生了凯恩斯的萧条经济学，建立了宏观经济学的框架；这一次堪比大萧条的全球金融危机又将给经济学带来怎样重大的变革，目前还不得而知，但是过去的两三年，全球无数的经济学家除了背负没有做好准备预测经济危机发生的指责以外，也在积极寻求经济学变革的可能性。
    
    就此，记者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陈宪，让他来帮我们回顾一下经济学曾经发生的重大变革和未来出现变革的可能领域。陈宪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服务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他曾先后在江西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在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是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经济学人。
    
    陈宪教授肯定了经济学未来变革的可能性，“和1930年代的大萧条发生在传统的实体经济空间相比，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在虚拟经济的空间中，尽管这两个空间也有交集，但是不同空间中发生的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都需要我们重新加以认识。”
    
    经济学的变革究竟何时能来？陈宪对此做了有趣的类比：大萧条以后，经过7年时间，到1940年代全球经济才从危机中真正走出来，而对大萧条的真正认识，包括萨缪尔森等人在内，则是二战以后的事情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要等到我们真正走出危机、经济开始进入相对可持续发展时，才会出现对金融危机的重新认识。不过，陈宪也坦言：“这两三年，已经提出了一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未来重新认识经济学的线索。”
    
    本报记者  田晓玲
    
现在已经出现重新认识经济学的线索
    
    文汇报：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曾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问经济学家“为什么当初就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这直接导致了一些经济学家致信女王表示歉意。如今又有两年过去，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相关认识，有了哪些进展？
    
    陈宪：全球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差不多三年，有人反思这场危机，认为其中既有天灾的因素，也有人祸的因素。我也承认有天灾的因素，才导致当初“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但是人祸的因素更大一点。“天灾”指的是虚拟经济发展到这样一个水平和高度，产生了很多现有知识和经验不能认识的东西，比如杠杆率到底应该是多少，怎样评估资产价格里面的泡沫，人们已经不能像原来看通货膨胀那样，可以用一些指标来比对它，可以看利率。所以，尽管也有人根据以前的知识和经验，提出全球金融体系有危险，但至少没有提出比较科学的判断。就像现在出现了很多科学技术，比如基因技术、克隆技术，人类应该对此谨慎一些。不同之处在于，金融产品给身处其中的人带来了很大利益；这就回到了经济学最早的假说，也就是利益最大化问题。人是理性的，会追求利益最大化，使得监管失效、治理失效有了可能。
    
    文汇报：我们也看到，人们在反思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都把它同1930年代的大萧条比照着来看。在您看来，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陈宪：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感觉这是发生在不同空间的问题，就像物理学的牛顿空间和爱因斯坦空间一样，一个发生在传统的实体经济空间，一个发生在虚拟经济的空间，尽管这两个空间也有交集，但是不同空间中发生的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都需要人们重新加以认识。
    
    文汇报：由此带来的对经济学的反思，是否已经涉及到了对经济学基本原理所做的反思？
    
    陈宪：是的，就像斯蒂格利茨所说，我们要重新认识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
    
    文汇报：1930年代的大萧条，带来了对经济学的革命性反思。我们对今天这场危机的重新认识，和上一次有些什么不一样？
    
    陈宪：大萧条以后，以凯恩斯为代表，人们对经济学进行了重新认识，产生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原来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出清，不需要干预，“萨伊定律”就认为，供给会创造出自己的需求。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是从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开始研究的。此前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失业和经济周期没有关系，是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也就是后来弗里德曼所说的自然失业。但凯恩斯说不对，即使工人已经答应现有条件和工资水平，他们仍然找不到工作，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失业，即周期性失业，由衰退、萧条导致的失业。凯恩斯证明了一个局部非均衡，由此推及商品市场也没有出清，所以就要帮助市场出清，这样就找到支持国家干预的重要理由。
    
    同时，凯恩斯还瓦解了货币中性假设，这种假设认为，名义变量的变化不影响实际变量的变化。凯恩斯认为，货币至少在短期是非中性的。这就颠覆了原来的结论。但这些东西都集中在传统意义的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当时并没有那么发达的金融市场，也没有高杠杆率的存在。
    
    这次危机过去三年了，经济学家们出来说，要重新认识经济学。就像我前面说的，现在已经到了另外一个空间，里面肯定有不同的问题。等到真正走出危机、经济开始进入相对可持续发展时，才会出现对这场金融危机比较完整、深刻的重新认识，就像对大萧条的重新认识那样，可能会出现像凯恩斯《通论》那样的划时代成果。经过两三年时间，现在我们已经观察到一些现象，这些现象都是未来重新认识经济学的线索。
    
宏观失效里混杂着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
    
    文汇报：最近，国内外都有人提到这样一个命题，说是凯恩斯主义者误读了凯恩斯的学说。他们认为，基于此的经济刺激政策只是短期政策，这些政策很多时候被长期化了。您怎么看这一说法？我们分析宏观经济的框架错了吗？
    
    陈宪：凯恩斯说，他只解决短期问题。最早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是不考虑长期的。近20年左右，关于增长等长期问题才进入宏观经济学视野，像普雷斯科特等研究真实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就试图打破长期和短期之间的分野。原来讲短期的条件，就是总供给不变，市场没有出清时，通过总需求的调节可以达到均衡，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均衡是经济学的基础性概念和方法。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那里，均衡是市场自动完成的。凯恩斯认为，市场不能自动均衡，需要干预。他假定了供给不变。但普雷斯科特认为，即使在短期，供给也会变化；而从中长期来看，主要影响经济的不是需求，短期主要是需求、消费、投资这些因素；而分析长期的因素主要是技术进步，以后人们又分析和制度有关的因素，比如自由贸易、金融体制等等。因此，将用于短期的政策长期化，肯定是要出问题的。
    
    人们对凯恩斯还有一个误读，尽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验证。凯恩斯经济学也被认为是萧条经济学，他也讲自己的学说是针对萧条的，但是，凯恩斯主义以后常常被反其道而行之，过度繁荣出现通货膨胀时，人们就把凯恩斯的扩张政策变为收缩政策。扩张政策本身不可能那么精确，有时还相去甚远，导致下一轮繁荣，繁荣以后又出现收缩，造成来回的折腾。这里面是否也存在对凯恩斯的误读？另外，凯恩斯当时应对萧条，采取的主要是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减税等。也有人提出，为什么凯恩斯很少讲货币政策？我认为这里包含深意。在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经常是直接或间接改变价格的信号，是不是好？何况我们还把他的东西反用，最起码也是违反了凯恩斯的本意。
    
    人们总是不能忍受过高的失业，也不能忍受过高的通胀，因为两者对穷人都不利。但是，解决通胀的手段是否就是货币政策？是否可以通过补贴低收入的人，借助转移支付，增加他们应对通胀的能力，其他问题则更多地让市场自己去解决，而不再通过直接改变价格信号的方法？此外，我们还应该分清价格上涨和通胀之间的边界，比如，干旱引发的部分农产品价格短期上涨，并不是通胀，因为现在货币事实上已经在收缩了。
    
    文汇报：有效市场理论在这次反思中也受到了强烈的质疑，这种质疑同过去已经认识到的凯恩斯所谓的市场非均衡相比，是否更进了一步？
    
    陈宪：有效市场最早的假设是很简单的，就是完全信息、完全竞争。在微观领域，市场失效基本有四种情况：不完全信息，完全信息是特例；不完全竞争，完全竞争条件很严格；然后有了公共品和外部性。这是经典教科书都已讲过的内容。
    
    但是，现在要对此加以重新考察了，因为失效发生在宏观领域，即使是那些发生在微观领域的失效，也产生了和过去很不一样的连锁效应，或者叫“蝴蝶效应”。凯恩斯说的有效需求不足，是经济运行的失效，这种失效会发生巨大波动，正负偏离值会达到60%左右，其中最大问题是失业，而社会无法忍受那么多的失业。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达到25%，差不多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没工作，所以需要干预经济。那时发现的宏观失效，就是运行失效，市场不能自动地保持稳定运行。这一次金融危机，我们又发现了两个具有宏观意义的失效，那就是治理失效和监管失效。
    
    文汇报：问题是，在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已经貌似完备的情况下，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为什么还会出现治理失效、监管失效的情况呢？
    
    陈宪：从经济学意义上讲，企业治理失效，本来是由企业自己负责的，失效了就破产；买股票的人也都知道风险的存在。但是，现在出现了“大到不能倒”的状况，这样的企业一旦治理失效，就已经不是微观现象了，它所产生的破坏性是宏观的，会影响到全社会。所以，政府就要保它，不让它倒。这样的宏观失效混杂着政府失效和市场失效。我非常同意周其仁教授的一个观点：“政府是在市场中的”；在微观领域，政府也要提供公共品，解决外部性、垄断和不完全竞争的问题。但政府也会失效，这次金融危机就是政府放弃监管，或者监管不力，明明知道我们在杠杆倍率上没有标准，对泡沫有多大也很难评估，监管当局和部分经济学家还是认为这是效率的表现，认为虚拟经济的表现都是源于实体经济有需求，那就出了问题。全球治理失效，也是政府间的治理失效。
    
    企业自我监管失效，最大的可能性就是来自最大化，企业获得高利润，员工尤其高管获得高收入，完全可能放弃自我监管，外部监管又没有到位。现在确实需要重新认识这些问题了。
    
    文汇报：这些问题还可以放在原来经济学的框架内进行研究吗？或者说，微观、宏观经济学对这些问题仍旧有解释力吗？
    
    陈宪：我认为，这些问题还是可以放在原来的经济学框架里加以分析的，比如金融的外部性问题。金融有正外部性，所谓“索罗剩余”，就是增长中除了劳动、资本的贡献，还有很多不能解释的东西，技术进步就是其一，有人还把有效的金融体制也作为“索罗剩余”的一部分。这场金融危机表明，金融市场存在巨大的负外部性，这是由金融市场的特点所决定的。与商品市场相比，金融市场与其他市场的相关性更高，其任何波动都容易被放大，给参与者甚至无辜的第三方造成外部性。同时，金融市场又缺少自我纠错的能力，大的金融机构或行业出现问题，往往会导致系统性风险。与此相联系，金融市场存在不完全信息，次贷被打包卖了几次以后，人们就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了，这就是金融资产里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原来的经济学框架还是可以解释这些现象的。治理失效部分是金融市场负外部性和不完全信息的结果。同时，金融行业是不是应该集中度那么高，这和不完全竞争引起的市场失效有关。但是它发生的空间变化了，因为它发生在虚拟经济领域里。
    
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危害更大
    
    文汇报：一方面，我们认可市场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又在反思市场的作用。那么，未来我们到底如何评价市场的价值？
    
    陈宪：凯恩斯当年提出国家干预时，是以经济学对微观领域的解释为基础的，但他认为，结论有了问题，市场并没有出清。我们也是这样，不敢也不能轻易说原来的经济学框架全部被推翻了，只能是针对新的经济现象，通过观察，给出新的解释。金融危机前，尽管对市场失效有了很成熟的研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人们过于相信市场了，忽视了市场事实上存在的失效。我认为这是一种重申，因为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
    
    认识到市场并不总是有效的，丝毫没有贬低市场体制作用的意思。和人类社会的许多重大选择都不是最优的，而是次优的、最不坏的一样，我们选择市场体制，也是选择了一个最不坏的经济体制。在这里，包含各种假设和条件的有效市场是基准或参照系，尽管现实的市场经常是失效的，但有效市场给出了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市场发育和体制改革的目标，即便对发达国家而言，特别是在发生了重大危机、进行结构性修复时，也需要以有效市场作为基准，审视现行市场、体制和政策中的缺陷，进而重新回到稳定、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来。
    
    文汇报：那么，当市场失效时，我们又该寄希望于谁来解决问题呢？
    
    陈宪：虚拟经济空间完善了，亦即治理失效、监管失效的问题得以解决了，市场是可以继续起作用的。而且，也不能说市场失效的时候，政府就是唯一的替代。政府在干预的时候也应当以市场机制为前提，恢复市场的有效性，让市场起作用，而不是在很大程度上替代它。现代经济需要比较有效的市场和比较有效的政府，比较有效的政府是比较有效的市场的条件。我们初步概括，比较有效的市场至少需要这些要素或条件：竞争性、充分且透明的信息、法制和法治、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得到满足、大企业的治理结构有效。比较有效的政府同样需要充分且透明的信息、法制和法治，还有两个重要条件是，政府和政府间的治理结构有效、并能有效提供公共服务。
    
    通过关注近10年左右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发现，机制设计理论的研究者多次获奖。机制设计有点像第三条道路。他们在研究问题时，兼顾市场原则和非市场原则，把自发作用的东西和外部给定的条件放在一起。机制设计就充分考虑了市场机制，又加入了非市场制度的安排，由此设计出新的机制或制度安排，这就可能为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有效性找到新的路径和方法。就像通俗地解释机制设计理论时所用的切蛋糕例子，人们设计一个机制，既维护了公平，也做到了有效率。这也表明，机制设计的安排可以为市场的有效性，也可以为政府的有效性，乃至两者的结合，提供创新的思路和方案。
    
    文汇报：政府干预市场的边界究竟如何界定？多年来，我们一直都在讨论市场和政府的边界问题，这难道是一个复杂难解的问题吗？
    
    陈宪：所谓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就是它们的有效性边界，以及相关的选择问题。我们必须看到，在资源配置方面，更多的还是市场有效。在比较有效的市场里面有一个条件，就是大企业的治理结构。这个条件一旦失效，基本的解决方法就是政府监管，尤其是政府的事前监管。尽管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机制很难从根本上完全消除，政府的监管也不能彻底防止金融危机重演，但是，至少可以控制危机的破坏范围和程度。金融监管是有效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甚至是政府间的国际公共品。对商业银行就有“巴塞尔协议”，要求资本充足率达到8%，这种非排他的制度就相当于国际公共品。现在要考虑对从事投资银行业务的机构，也要有相应的非排他的制度安排。比如对杠杆率，金融危机后，提出要去杠杆化，但实际只能去高杠杆化，而不能去杠杆，因为现代信用体系都是以杠杆为前提的。尽管这样做会对效率有影响，但这就是选择的问题，和可能导致大的危机比较，那还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府和市场的边界问题，实际就是在有效性问题上进行的选择。
    
    文汇报：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市场失效，其实政府也存在失效的情况，政府失效和市场失效哪个危害更大？
    
    陈宪：看了我以上的阐述，也许有人会认为我的观点是市场失效的危害更大。其实，我和许多经济学家的看法一样，认为政府失效危害更大。商业机构追求最大化，但是政府不能放弃监管。大部分经济学家的看法是，在这场金融危机中，既有市场失效，也有政府失效，但主要还是政府失效。而且，政府是在市场中的，市场是经济活动的机制，企业和政府都是这里面的主体，主体行为失效当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第一位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