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维虹 李竹:中国政府信誉的试金石

　　四川大地震后，中国政府、军队和民众所表现的空前团结、快速救援和人道真诚，的确给世界一个震撼。但各级官员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对灾后事务以及日常工作的处理，如果不能做到科学、理性、快速，符合国际惯例，那么在抗震救灾中辛辛苦苦积累的国家声誉和政府信誉有可能受损。

　　政府信誉能否保持，试金石是对学校坍塌的调查。从地震到现在，国外媒已把焦点渐渐聚合到中国政府如何处理学校坍塌中的“人祸”问题，“豆腐渣”的英文词汇“tofu dregs”在网络上飞奔。地震发生后第三天，英国《泰晤士报》的报道中就对学生受难人数之多发出疑问：“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影响力很大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已把绵竹市委书记下跪请求家长们不要上访的图片刊登在头版；到了6月初，《纽约时报》就死难学生家长自发举行悼念活动刊发报道，《泰晤士报》接着发表同样内容的报道。

用数据证实才有说服力

　　对学校坍塌的真相，西方人和西方媒体会持续不断地做文章。即便坍塌的学校极少数归因于建筑质量，但如不对这“极少数”做出深入细致的调查，不能对死难学生家长有一个很好的交代，损失的将是国家和政府的信誉。

　　中国公众和世界对学校质量的质疑，并不是无中生有。国内外大量的电视画面，已向人们展示部分学校倒塌成废墟，但周围的建筑虽然受损却未坍塌，产生“为何唯独学校倒塌”的疑问是非常自然的。再看看废墟中真实，楼体中缺乏必需的钢筋，混凝土用手可以捻成细粉，再加上散落于尘埃中的小书包，人们对“豆腐渣”三个字不深恶痛绝才是奇怪。

　　但这仅仅是一部分，不能说所有的学校都是“豆腐渣”，更不能以“腐败”以偏概全。但是面对全世界的质疑，各级政府还必须做出回答。即便是极少数学校存在质量问题，也要说出究竟有几所，是哪些学校。

　　中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反应是令人失望的。在尚未进行调查和统计之前，教育部发言人便给出结论：校舍倒塌原因是很复杂的，校舍建筑时间比较长，校舍陈旧落后，是导致部分校舍垮塌的重要原因；地震超过了预计强度，学校校舍抗震难以抵御。到了最后才说，“如果调查出在此次地震中有偷工减料的问题，教育部门将配合有关部门严肃查处豆腐渣工程和有贪污行为的领导，决不姑息。”

　　已有结论，再谈调查，如此自相矛盾怎么能让人信服？即便教育部发言人说的是真情，那也要用数据说话，比如地震中有多少学校倒塌或受损，多少学校属地震所毁，分布在哪些震区，多少可能存在质量问题。没有具体的数据，教育部发言人的言辞就会被人误解为推卸责任，多要重建经费，因为教育部的确在强调“重建后的新校舍抗震标准将高于当地一般民宅建筑标准”。调查方式至关重要 调查是需要时间的，但态度是否端正，调查方式是否合情合理，不仅会给死难师生的家长们、家属们和大众一个安慰、一种信心，更是在全世界面前维护国家声誉和政府信誉的盾牌。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在5月底宣布，对倒塌学校的调查已经展开，怀疑有建筑质量问题的，也在取样。“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而且有明确的指示。”他再三强调对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一经查明，“毫不含糊，毫不手软”。

　　这种态度是值得肯定的，但需要科学、透明、公正的调查方式来支撑。一些省已派出了调查组，但成员主要是省级官员、建设厅和教育厅的官员。这是 “中国习惯”，但不是“国际惯例”。因此很可能的情况是，最终的调查结论不一定会被世界认同，反而要对中国地方政府对调查的严肃性说三道四，因为建设局和教育局为调查主体，是自己调查自己。

　　中国当然不必唯西方舆论是瞻，但既然调查了就应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信誉。从调查方式和调查级别来看，都需要进一步改进。按照国际上通常的“公开调查”惯例，对学校坍塌原因的调查，应该由立法部门组织，也就是说由全国人大和政协组织比较合适，调查人员包括监察官员、技术专家、人大代表、律师、民间人士和学生家长，公布组成人员及任职情况，从当地提拔到上一级或几级的官员更应该回避。

　　调查组要公布哪些学校是重点调查对象，要公开大致的时间表和公众举报方式。政府应拨出专项经费展开调查，调查组要撰写详细的调查报告，不仅有各类当事人的问讯记录，还要有技术细节，比如化验水泥、钢筋质量的单位和结论等，不能简单地结论为“有”或“没有”质量责任。调查报告要公布。唯其如此，调查结果才能让公众和世界信服，也将让受处分或法律制裁的人信服。

　　地震灾区已在进入重建阶段，中国政府对学校、医院等公用设施的抗震设防提出了特殊要求，这都体现了对孩子们成长环境的高度重视。但同时，政府也要对学校坍塌调查给予特别重视，以维护抗震救灾中积累的国际信誉。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