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统一的规律性现象

    由分到合 北胜南败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由分到治，走向统一，不但是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也是人心所向，是广大民众利益的基本要求。

    我自幼读书，长大习史，始终留意和思考中国历史的统一和分治问题，尤其是由分到统的历史背景和统一走向，那一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对比，战略战术的运用以及人才状况。在考察梳理之后，竟有始料未及的发现——洋洋中国，南北分治居多，且多以长江为界( 偶有以黄河、淮河为界)，尤其是几番分统，结局往往是北统南服，北胜南败。即使南方物产丰富，文化发达，人杰地灵；北方族群蛮荒草莽，文事不修，甚至处于原始社会或奴隶制形态，却都是北方对南方形成明显的，尤其是军事上的优势。北方族群一旦挥师南下，往往如秋风扫落叶一般不可阻挡。

    秦国扫灭六国，结束战国纷争局面。汉武帝动兵南粤，实现了第一次南北分治后的统一。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家鼎立，赤壁鏖兵，北方的曹操折戟沉沙，“不利”而退，但蜀吴总体上无法改变明显下风的局面，曹操之盛，不可争锋，北方之强劲，胜于东吴与西蜀。“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吴和蜀最后被北方的司马氏灭亡，三国归晋。南北朝分裂二百多年，至隋文帝杨坚厚积薄发，传檄讨陈，南北分治的局面由此结束。北宋太祖皇帝赵匡胤兵伐南唐，势吞吴越，使五代十国的纷乱局面归于一统。而后，北南两宋在与北国辽、金的对峙中，由于地势改变，变北为南，形势随之大变，基本是被动挨打，处于下风，以致北宋被金国消灭，蒙受两个皇帝被俘的“靖康之耻”。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其后人接连灭金、灭南宋，都是北风呼啸、摧枯拉朽席卷南方的重演。至于明清之际，满族以区区之地、蛮荒之兵向庞大的明王朝政权挑战，降洪承畴、挫李自成，继而以武力高压和强权制御中国，三藩被平，南明等分裂势力逐一被歼灭。康熙年间，经过武力和谈判等手段交替使用后，台湾回归中国，更是统一史上的光辉篇章。

    以上纷争的胜负结局，除了政治、军事、人才实力和人谋、人和之外，不是明显有地理位置因素在起作用吗!

    循历史长河走来，还可以看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中国的政治重心渐次北移。纵观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轨迹，中原和北方开化较早，南方紧紧跟随。前期，北方经济明显领先于南方，而后北方战乱频繁，南方渐渐发达。分段而论，经济方面，南方经济在南北朝时代即和北方并驾齐驱，后在宋朝时期超过北方，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经济重心逐渐由北南移的轨迹，而政治重心却始终居于北方，即使南方在一段时间内成为政治重心，最终也会向北转移，如明王朝那样。这种“经济向南、政治朝北”的现象，说到底也是地理方位和格局的影响使然。南方之南是大海，北是江淮和内地。尤其是南部之南，没有或较少有外来的干预和侵扰，相对稳定，对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发展较为有利；而北方大地向来纷争不断，诸多民族部落彼此之间争强斗胜，战争的烽火从未熄灭过。这使得北方的统治者首要应对和处理的就是政治和军事问题，因而北方的君主形成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势作风。

    中国的历史走向由分到统，往往是北胜南败，使得汉族政权逐渐疲软，其他民族政权渐渐强劲。此间须说明，我们所说的“南北”是地域概念。地理、地缘、方位是客观存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地域是最首要、最根本的生存环境，直接影响到政治、军事、文化的面貌和态势，影响到民族风格习惯和历史变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这是中国和世界历史都已证明了的。

    北方为何占优势

    为什么存在上述现象呢？北方对于南方有着怎样的优势？

    一、正统观念，统一意识。按照唯物论的一般理念，经济是基础，但经济往往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统一或分裂、和平与战争的问题上，政治往往优于经济、文化，而军事又往往优于政治，尤其在不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更是如此。战争的发动者和终结者未必一定就是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强者。

    一般说来，统一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趋势，人类总有一天要走向大同，统一有利于经济、科技和人文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人类的生活繁衍。统一是先进力量的追求，而分裂和偏安从本质上来说是负面的，从政治和社会发展上来说是落后的、保守的。

    人类对统一的渴望有着复杂的动力或初衷：有的着眼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希望可以使百姓休养生息，生活安定，这无疑是积极的。有的则是出于主观上的贪婪和占有欲, 如金主完颜亮因羡慕杭州的美景和佳人，便要据为己有；蒙古建立元朝和满族建立清朝，开始都具有明显的抢掠和民族歧视的特征，曾经使生产遭到破坏，给人民带来苦难。但这两次统一在客观上也产生了一定的进步效果。

    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是，统一、反分裂的观念长期牢固地凝结在中国人民和政治家心头，历来中国的统治集团始终有着坚定如铁的统一和反分裂观念，在国家统一这一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寸土不让，丝毫不容国家和民族的分裂。一旦出现国家分裂的危机，中国的统治集团立即毫不犹豫地采取措施，即使遭遇经济困难、交通阻塞等重重困难，即使要跋涉千山万水、经历许多年月、遭遇种种曲折，中央统治集团派发的征讨大军也要以武力为主要方式维护国家统一。中国民众的国家统一意识亦为世界诸民族之最。即使王朝腐败，君主昏庸，自身的生活困苦，中国百姓尤其是士大夫和知识阶层，也不会甘做异国、异族的臣民，而是选择宁死反抗，不畏牺牲。

    无论是出于对社会发展的责任心也罢，或是出于私心欲望也罢，北方统治者的统一观念往往强于南方。而且南北差别甚大——北方往往觊觎南方的富美，从而产生侵略之意；南方则不喜北方之苍凉，从而多怀避让之心。南方满足于偏安，北方不甘于半壁。所以北方往往是攻击者，南方则往往扮演被动抵御的角色。其最后的统治者大多是悲剧角色的命运——哭哭啼啼作了俘虏，凄凄惨惨了却一生，如徽钦二宗、陈后主、李后主、阿斗。

    谁是中华民族的正统？在汉民族主导的中国社会，人们心理上、习惯上是偏重汉民族政权的。其实，纵观中国历史的走向，纯粹的汉民族政权并非多数。自两汉三国之后，汉民族政权渐渐被杂化和异化。隋朝杨家和唐朝李家实际上都杂糅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南北朝和五代时期，北方各族更是多为少数民族。北方的辽、金政权虽然最终没有统一中国，但在与北宋、南宋的对立中明显占据上风，南宋甚至协议向金称臣。因此，我们决不能认为此时赵宋才是正统而非辽、金。辽、金在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大半个北方甚至淮水流域。那时候，包括北京在内的北方民众都是辽、金的子民，都是北番。自诩为汉族的人们，其祖上却不知有过多少次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融合。大多数汉族人都不纯粹，我记得北京大学历史系汪副教授的一句名言:“我们这些汉族人实际上多数是杂种。”此语听似刺耳，却道出了史实和真理。

    正是由于中国正统政权的逐渐演变，纯粹的汉民族从而渐渐减少, 于是在辽、金占优后出现了元朝和清朝两个少数民族帝国就不足为奇了。因此，我们在叙述汉魏六朝以后的中国历史朝代时，应该充分注意少数民族的强势走向，不应叙述为“唐宋元明清”，而应是“唐宋辽金元明清”，这才是准确、客观的表述。

    二、蛮荒强劲，孔武有力。自然环境、生存环境对人的素质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北方幅员辽阔，大山荒漠一望无际，游牧迁徙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使得这里的人们自古就视野宽阔，惯于奔走，不习安定，善于挑战，在与自然( 包括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凶猛的野兽) 的斗争中练就一身本领。而且，北方不同民族、不同部落乃至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融合，从人种学来讲具有杂交优势。即使是以汉族或其它民族自居的人，也往往杂有其它血统。同南人相比，他们一般身材高大，剽悍强劲，孔武有力，坚韧好斗，这些是南方民众远远不及的。南方的风格是如娇花彩蝶，烟波画桥，柳丝风片；北方则是奔马扬鹰，大漠秋风，雪满弓刀。如果把南方的韵味旋律比喻为蛮腰好女抚丝竹，低吟“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么北国的风情则是关西大汉执铁板，高歌“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清朝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分析金朝为什么得以在短时间内吞辽灭宋的原因时说:“原其成功之速，俗本鸷劲，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劳其筋骨以能寒暑，征发调遣，事同一家。是故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奋起，变弱为强。以寡制众，用是道也。”故能“以数千之人取天下而有余”。(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八)

    近来学界兴起一阵关于“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孰优孰劣的讨论。这一命题和我们所阐述的南北地域不同，环境差异、草原大漠和小桥流水之类的比较，有近似之处。研讨与地域相关的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对于了解中国历史的走向和认识南北统一、民族融合等许多问题，无疑有着崭新的、有意义的视角。

    当然，环境又可以改变人。比如，许多南方人迁居到北方，由于环境的改变，经过磨练后变得粗犷、雄阔、伟岸，如明太祖的儿子明成祖朱棣，由于他曾在北京作燕王，所以习惯了北方的环境，汲取了北方民族的强悍作风，借用蒙古族骑兵，南下靖难，所向披靡。而一些北方人士移居到南方后也变得柔媚、细腻、保守起来，比如东晋时期的许多过江大族明哲保身、不思进取。

    三、冒险精神，勇者无疆。人是要有一点冒险精神的。古来成大事者，知识固然重要，守成当然不易，但有冒险精神、敢于开拓、敢于实践更为重要。中华民族一直是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的。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后羿射日，秦灭六国，刘项灭秦朝，张骞通西域，李渊起兵，玄奘取经，郑和下南洋，郑成功收复台湾……不都是冒险和探索精神的体现吗! 一个民族、团体和个人是否有冒险精神，决定了其有没有扩张或成功的能力，能否在历史的舞台上作出一番有声有色的表演。冒险开拓者，其特质往往是重武轻文，重行轻言，重视功利，重革新而轻秩序，重开拓而轻保守，框框少而幻想多。刘项原来不读书，周勃少文安天下。而秀才多思、多虑，虽然满腹经纶，却常常与实际脱节。秀才掀起造反的，多数不成，只有依附善于用人者，才可能有所作为。

    应该指出的是，经过多年的演变，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意识发生了明显的分野、异化或者蜕化——儒家文化、保守意识渐占优势。“重文轻武、重享乐轻冒险，重守成轻开拓”的意识渐渐流向和集于某些统治者和知识层，集中表现在南方一带的偏安政权：在和平年代，由于自然条件良好、物资富足，南方君主往往骄奢享乐，沉迷于歌舞升平，一旦政局有变或发生战争，则表现出其保守和脆弱的一面，畏首畏尾，不堪一击。这就是为什么开国之君、统一之帝大多是穷困之士、鲁莽英雄，而并非文采之士、风骚之徒——成大事、创造历史的人物，首要应当具备的素质不是风花雪月的书生气，而当是“大风起兮云飞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无畏气概。

    四、贫困少财，不惧战争。从总体而言，南方自然条件优越，农业、手工业比较发达，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长期好于北方。南方人善于经商和积累，世代大家、官宦豪门遍布江南。他们一般拥有稳定的田产、粮布盐茶、磁器、艺术乃至书法绘画等，经营这些都需要稳定的环境，这使得他们趋于安定，害怕动乱，即所谓“人富怕打仗”。但是北方民族尤其是游牧民族，不善经营以上各业。他们当然也需要这些物品，但其消费品不是通过交换获得，就是抢夺而来。他们的财产规模一般很小，并且大多是漂泊不定、时多时寡、时有时无的，至于一般民众更是世代贫穷。所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些人自然动乱不怕、战争不怕、流动不怕、丢失也不怕。因为贫穷无所拖累，“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的最多是生命，而他们得到的往往是大宗战利品”。一旦战争爆发，北方族群必然奋不顾身，所向披靡。一攻一守，高下立辨，胜负可知。

    哲人云：从来成大事者, 三分在人，七分在天，人事不能与天时相争。国家统一和社会走向，人之成败和朝代更替，除了上述分析的原因之外，是不是还有其它如天命、运数、偶然或机遇等人事难以左右的因素，我们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