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环蛇鼠标:过度医疗浪费又害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5:35:58
受访专家：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 胡大一教授
看病时，稀里糊涂做了一堆检查；体检时，被一句“要做手术”吓得心惊肉跳……诸如此类的过度医疗行为，全球普遍存在。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胡大一教授希望通过《生命时报》发出呼吁：过度医疗既伤害患者利益，也伤害医生职业尊严，急需整治。
过度医疗成全球通病
近日，日本医疗记者室井一辰在《100种过度医疗大公开》一书中，历数了美国医师协会公布的百种“过度医疗行为”：做无意义胸片、轻度头外伤做CT、发热做影像检查、用抗生素治感冒、滥用前列腺癌PSA（前列腺特异抗原）检查、给未来寿命不足10年的人做癌症筛查等。
10月，英国皇家医学院也刊文揭示了多种过度医疗项目，如给晚期癌症患者化疗、X线检查背部疼痛、药物流产、输血治疗缺铁性贫血等。另有数据显示，美国现行临床实践中，30％的检查和治疗是重复、不必要的。
胡大一介绍说：“PSA检查的普及使美国前列腺癌的手术量增加，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报道指出，手术无法降低PSA筛查出的局部前列腺癌患者的死亡率，还可能带来排尿障碍等副作用。”美国梅奥诊所专家认为，很多甲状腺癌也被过度治疗，做了很多不必要的手术，由此可能导致喉部神经损伤等严重、永久的并发症。
在我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2014年就提出，大量研究表明，对危险因素进行过度干预的结果是大部分人被过度诊断。
胡大一则明确指出，心内科过度医疗最突出的就是滥用支架。“我非常不同意'只要狭窄70％就置入支架’、'不下支架随时会有危险’之类的说法。”他解释说，支架是一种金属异物，放入人体本就存在血栓风险。如病情稳定，放支架会破坏稳定斑块，血栓便可随之而来。“我不是说放支架都是不好的，得了急性心肌梗死或严重的不稳定性心绞痛，放支架可挽救生命，但狭窄70％的患者是否需要支架，应当做个体化评估。”
据介绍，我国支架使用数量每年递增10%，已突破每年50万，很快就可能成为除美国外支架用量最多的国家，且用的多是昂贵却存在血栓隐患的支架。美国的资料表明：12%的稳定冠心病患者不需要放支架；38%的患者可做可不做，通常用药就够了；只有一半的患者确实需要放支架。“类似的相关研究是我国医生应该正视的。”胡大一说。
趋利性是首要原因
过度医疗泛滥，趋利性是首因。“希波克拉底说过，'不要在病人身上做得过多’。”胡大一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实却是医院和科室都在攀比收入，做得越多，利益越大，名声越好。甚至可以说，凡是挣钱的，都是过度的。”
科学主义是推手。很多医生秉持“技术至上”的观念，过度崇拜和迷信技术，比如，遇到心脏病患者，不放支架就不放心。事实上，很多医生缺的不是技术，而是人文素养和预防观念。
医疗不确定性是客观因素。治疗疾病需要靠医生和患者的长期互动、随访。但现在，医生看一个病人只有三五分钟时间，很难找出疾病的本质。为了把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医生只能开大量检查单，撒大网捕小鱼。
医患关系紧张是催化剂。医生怕漏诊误诊，就想通过大量检查和诊疗尽快解决病人问题，这也成为一些医生规避责任的一种方式。胡大一说，百姓迷信大专家，小感冒都要看大专家的观念，导致大医院高度垄断，基层医院备受冷落，不仅造成了医疗资源的浪费，还让大医院医生不堪重负。“可悲的是，大医院仍在扩建，认为病人多就是有需求。这其实是饮鸩止渴，结果就是医生只治不防，病人更多了。”
美国心脏协会曾做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心血管疾病好比一条泛滥成灾的河流，患者就是落水者。心血管专科医生为了挽救这些落水者，拼命研究打捞落水者的先进器具，不分昼夜地苦练打捞本领。结果事与愿违，多数落水者没等打捞上来就死了，即便幸运被救上岸，也是奄奄一息。更糟糕的是，落水者越来越多。心内科如此，其他科室又有多少不同呢？面对不断的落水者，不如到上游植树造林、筑堤修坝，预防河流泛滥。
医生要有“两颗心”
美国内科学委员会曾针对过度医疗行为，发起了“明智选择行动”，要求医生告知患者客观科学的信息，以培养提高其参与决策能力，同时提倡患者参与到医疗决策中。胡大一说，从我国目前现状来看，最重要是从以下三点入手改善。
首先，健全法律法规。同样面对过度医疗行为，国外一般使用“侵害人类健康”法条进行惩罚，国内只能使用经济法制裁。胡大一认为，只有尽快完善法规，让过度医疗有真正适用的法律条文，才能发挥实实在在的威慑力。此外，医生的过度诊疗行为要记录在册，形成个人不良记录。
其次，完善医保拒付机制。在美国，如果给一个没有明确指征的病人放支架、做冠脉CT，医保都会拒绝支付。胡大一建议，我国也应改变医保付费机制，要按疾病预后付费，而不按开药、手术等的量来付费。
最后，加强医生职业道德教育。“我一直呼吁，医生要有'两颗心’：一是同情心，每天面对患者疾苦，要用同情心去换位思考，别把有血有肉的病人，当成机器来修；二是要有责任心，医生是个'责任活儿’，想想患者需要什么，把该做的做好，谨记不要在患者身上做不需要的事。”
韩启德院士说，医疗对人的健康只起8%的作用。医学并非人们想的那么全能。所以，患者多给医生一些理解，让他们少些后顾之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过度医疗行为。▲(本报记者 张杰)
挺中医的名人与反中医的名人
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
早在1913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毛泽东对中西医学方面的最早论述。
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作战一次，就有一批伤兵。由于营养不足、受冻和其他原因，官兵生病的很多。医院设在山上，用中西两法治疗。”
那时，在井冈山红军医院里，有西医也有中医，许多内科病都是用中医治疗，多数是采用自制中草药。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他说：“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敌人是封锁不了我们的。”当时，红军医院收容２００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
中医药以它不可低估的药用价值，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
在延安时，由于环境条件恶劣，毛泽东曾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开明绅士、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说，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那时，中西医之间矛盾尖锐，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
毛泽东则力排众议，坚持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吃了下去。吃完后，疼痛果然消失，胳膊活动自如了。这更使毛泽东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
1953年，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宾馆小憩时说：“中国对世界有三大贡献，第一是中医……”此说似乎不无戏言成分，但他把中医摆在“三大贡献”之首，表明了其对中医的情结。
1954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1955年12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1956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批示，为中医药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有关中西医结合发展创新的思想，毛泽东早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提出了要“用中西两法治疗”。在延安时，毛泽东对名中医李鼎铭说：“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李鼎铭说：“中西医各有所长，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进步。”毛泽东说：“你这个想法很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在学习方法上，毛泽东曾认为中医带徒的方法也很好，一面教读医书学理论，一面带他看病，使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种教学方法很先进，带一个出一个，很少出“废品”，所谓“名师出高徒”不是一句空话，因为他们让学生从一开始就懂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
在毛泽东中西医结合思想影响下，陕甘宁边区医务界在延安最先开展了西医学习中医的活动。许多西医虚心拜中医为师。例如，鲁之俊、朱琏等就曾拜老中医任作田为师，学习针灸知识。陕甘宁边区政府表彰了任作田与鲁之俊团结中西医的成绩，并授予他们特等模范奖。
1949年9月，在中央军委总卫生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和各大军区卫生部部长作了明确的指示：你们的西医只有一两万，力量薄弱，你们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毛泽东为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一题词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制定卫生工作方针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1955年１月，毛泽东在一次关于中医工作的讲话中说：中国６亿人口的健康主要是靠中医，不是靠西医，因为西医的人数很少，中医对人民健康的作用是很大的。中国医药有悠久的历史，对人民有很大的贡献，要建立机构研究中医药，应按对待少数民族政策那样对待他们，各机构中应有他们的成员。对有本事的中医要当专家看待，按专家的待遇对待。
1954年，毛泽东发出“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进措施：要抽调100名至200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教育、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真正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1955年12月，在中医研究院成立的同时，全国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开学，从全国调来７６名有经验的西医脱产两年半学习中医。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又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６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1955年９月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地的中医学院相继成立。
1958年10月11日，卫生部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毛泽东作了“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著名批示。在这一批示中，毛泽东还指出：“我看如能在１９1958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各办一个７０人至８０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1960年冬或1961年春，我们就有大约2000名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毛泽东的批示，极大地鼓舞了西医学习中医的积极性。据1960年全国西学中经验交流会时统计的资料，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有３７个，学员2300余人，在职学习中医的有36000余人。高、中级医药院校，也大多开设了中医学课程，培养了一大批西学中人员。其中，大多数成为以后中医或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技术骨干和学术带头人，为今天中医药能够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毛泽东认为：“学习各国的东西，是为了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西方的医学和有关的近代科学、生理学、病理学、生物学、化学、解剖学等，这些近代的科学都要学。但是，学习西医的人，其中一部分又要学中医，以便运用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旧有的中医中药，以便使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在这里，毛泽东最先指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内涵。
新中国成立初，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倾向。一是有些人对中医抱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说中医“不科学”，中药“不卫生”。二是在中医界内部，有些人把中医神秘化，认为中医“百病皆治”、“完美无缺”，不需要用现代科学、也不能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加以整理和研究。因此，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几年里，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
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成为有些卫生行政部门的干部实行排挤和逐步消灭中医的理论依据，从而引起广大的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特别是１９５１年５月１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４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１９５１年１２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当时，由中央卫生部直接领导的中医师资格审查，仅就华北地区６８个县来讲，竟有９０％以上的中医师被认为是“不合格”的。对中医师的考试，由于多为西医内容，使得大多数中医师被淘汰。如在天津中医师考试中，其结果仅有１／１０的中医师通过。在高等教育中没有中医药这一学科，使得中医药人才的培养问题没有着落。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认为中医不科学而歧视、排斥中医的现象，毛泽东在１９５４年就及时纠正说：“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他又说：“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我国人民疾病诊疗仍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有史以来的卫生教育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思想上要改变。”
1955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
为了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1954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文委党组《关于改进中医工作的报告》。卫生部于1955年２月２日发出《关于取消禁止中医使用白纸处方规定的通知》，旨在取消对中医行医的限制。1956年11月27日，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通令》称：本部在1951年５月１日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1954年下半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各大医院，开始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并设置中医门诊和中医病床，公费医疗也明确规定中医看病吃药准予报销。据1958年统计，当时全国已建立了300多家中医医院。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行政机关，吸收中医参加领导工作并设置中医管理机构，从而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政治地位。
毛泽东不仅关心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而且还与许多名医都有交往，请他们看病，甚至与他们亲切长谈。有一次，毛泽东宴请一些知名人士，其中就有北京四大名中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施今墨与著名西医专家黄家驷、林巧稚等同桌。毛泽东风趣地对施今墨说：“你很有名啊，我在年轻时就听说过你。你们同行是不是冤家啊？”施今墨回答：“主席，我们团结得很好，互相很尊重。”毛泽东听了很高兴。
1955年，上海名中医章次公先生被调到卫生部任中医顾问。不久，中央“四老”之一的林伯渠患病颇重，呃逆月余不止，章次公赴治，三剂药治好了林伯渠。中央办公厅一位同志在闲谈时对毛泽东说：“卫生部新来了一位老中医章老，那医术可神了……”接着又将林老案例讲给毛泽东听。毛泽东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两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他看过不少中医书，提了许多问题，章次公均对答如流，毛泽东会心地说了一句：“难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天，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其间，毛泽东到海水浴场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好。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刘惠民也因事关重大而心有顾忌，一再表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由舒书记的夫人亲自跟我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亲自看着主席喝下去才行。”
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舒同当即表示：“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他要求由我的爱人给主席煎药，我同意。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负责。”
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在病中，但仍不失幽默地说：“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于是，舒同的夫人石澜便在这样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担当起了为毛泽东抓药、煎药的特殊任务。
３天后，毛泽东的感冒症状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
毛泽东问起刘大夫的药方里有一味“酸枣仁”是起什么作用的，为什么要“生、熟合起来捣”。
舒同夫人石澜回答：“药用的酸枣仁，数陕北的最好。当年在延安，主席您住过的那个杨家岭满山都是酸枣树。我们常去摘一些酸枣回来，放在衣兜里当水果吃。酸枣仁这东西，生吃能提神，炒熟了吃能安神。生、熟捣碎入药，就能同时发挥两种作用，平衡中枢神经。所以您不仅感冒好了，睡眠也好了。这正是刘大夫的高明之处呀！”
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对坐在一旁的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１１月，毛泽东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刘惠民被指定为保健医生，随同毛泽东前往。
1959年冬，刘惠民为毛泽东诊治感冒。在开处方时，毛泽东忽然提了个问题，问刘惠民民间常说的“上火”怎样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解释后，毛泽东笑着说：你讲的这些我不懂啊，你看怎么办？刘惠民略微思索一下，回答说：“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听后，非常高兴地站起来，说：“对喽，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
毛泽东接受中医治疗最精彩的一幕是针拨治疗白内障。１９７４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经过慎重考虑，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后，欣然同意做手术。
1975年7月23日，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毛泽东示意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其心率、血压一直正常。
做了白内障手术后，需要休息几天，但毛泽东只隔一天就忙着看起书来，唐由之劝阻不住。毛泽东看了一会儿，果然感到眼睛不舒服，便停下来说：“唐由之啊，我们的争论，你胜利啦！”他还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做了一个“Ｖ”字形手势。唐由之说：“主席，您亦胜利了，因为您要我们用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今天给主席做的白内障手术，就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研究成功的。”毛泽东听后会意地笑了。
中国的针灸，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针灸的起源，可能比药引还要早，是我国最宝贵的医学遗产之一。针灸疗法以操作简单、应用广泛、疗效迅速、安全经济等特点，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针灸疗法在中国人民对疾病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促进了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发展。但是，自西医传入中国以来，由于崇洋媚外思想的影响，有一些人忽视广大人民群众对针灸治病的实际需要，一味地说中医针灸“落后”、“不科学”，是“土东西”，全盘加以否定。
毛泽东熟读史书，对历史上针灸的治疗作用非常了解。他在读司马迁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时就知道，约在公元前５世纪的扁鹊，用针刺法使昏迷不省人事的“尸蹶”病人苏醒过来，经过其他综合治疗，使病人完全康复，被誉为“起死回生”的妙术。《后汉书·华佗传》里，也记载有华佗用针灸治曹操顽固的“头风”。毛泽东在读《旧唐书》时，熟悉名医甄权的传记，当时鲁州刺史库狄苦于“风痛”，两手无法拉弓射箭，虽经不少医生治疗均未奏效，后请甄权诊视。甄权认为只需针刺一次即能痊愈。果然在针刺“肩髁”穴后，两手即能引弓而射。《宋史·许希传》里也讲到宋仁宗的病被许希用针刺医好。这些史书所述，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世纪以后，清政府对针灸疗法蛮横地加以排斥和打击，并于1822年下令永远停止在“太医院”中施行针灸疗法。从此针灸被当成“土东西”而被忽视。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主张对包括针灸术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吸收继承。他认为：“针灸是中医里的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发展前途很广。”
1955年４月，毛泽东在杭州邀请著名针灸专家、卫生部副部长朱琏一道吃晚饭。在跟朱琏谈天的时候，毛泽东说起了她的《新针灸学》一书。这本书是３月２３日送呈毛泽东的。毛泽东不但全看了，而且颇为赞同其中说到的针灸与现代医学理论发展的关系。毛泽东对朱琏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是吗？”他征询朱琏的看法，朱琏肯定地回答说是的。毛泽东也频频点头：“很好，医学理论的确要改革。”
开饭了，菜有几盘，却不奢侈。大家都举起面前的酒杯。毛泽东也站起来，举杯说：“今天——”他沉吟着，该说什么祝酒词呢？叶子龙接过话说：“今天祝各界大团结万岁。”
毛泽东说：“不是。今天——是祝针灸万岁！”他环顾几个在座的大夫，自己先喝了一口酒，接着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各国都要用它。”
他打手势让大家都坐下，自己也放下了酒杯，接着说道：“中医的经验，需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啊。”
在毛泽东的鼓励和支持下，朱琏著的《新针灸学》被译成数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
在毛泽东“针灸是科学的”正确思想指引下，中国的针灸疗法获得了飞跃发展。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71年７月，美国《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办事处主任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纽约时报》是美国的一份大型传统日报，以及时、准确、权威而著称。该报十分重视选择头版要闻，对于较长的文章，经常是第一段登在头版，其余部分则登在后面。詹姆斯是美国资深记者，擅长时政报道，获过多次新闻大奖。这年７月，詹姆斯被派往中国采访，在北京参观了很多单位，包括到中医院参观针灸治疗。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当时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千万不能感染。术中使用的是常规药物麻醉。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回美国后，詹姆斯于７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６版上，正题为《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阑尾切除手术》，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访问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詹姆斯当时已经62岁，由于他的不平凡的经历和《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动手术可用小小的银针来麻醉，病人不觉疼痛，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可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又正值白宫刚刚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美国公众对东方大国——中国有一种神秘感，从而使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胸外科做肺切除手术，神经外科做颅脑肿瘤的切除手术，看到病人都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还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一书。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特别是美国医务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也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设立了中医药机构，中医药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实现了毛泽东的夙愿。
二00三年，吴仪出任副总理并兼卫生部长后便对中医药事业情有独钟。她三次主动破例出席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亲自部署中医药事业发展战略，组织成立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并担任组长。凡是能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活动，她都身体力行，鼎力相助：仅在去年下半年，她就多次为中医奔波：七月，带病在骄阳酷暑下为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启动仪式授旗；八月出席全军中医药技术大比武总决赛；九月参加世界药学大会，十一月赴广州，再次为“中医中药中国行”广东站活动揭幕、为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大会助阵......
这五年，中医药事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医药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全国中医医院已超过三千所，床位超过三十三万，综合医院大都设有立了中医药科室，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百分之九十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提供中医药服务。中医药防病治病能力不断增强，重大疑难疾病和新发传染病防治作用得到发挥。已建成全国重点中医专科专病六百一十五个。中药产业不断壮大，全国中药企业已有一千五百家，中成药已超过九千余个品种，四十多种剂型，产业经济规模已突破了千亿元人民币，中药产品年出口总额已超过十亿美元；中医药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层次提升，范围扩大，已有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中医医疗机构。在国外的中医医疗机构达八万多家，针灸师二十多万人，每年有三成的当地人和七成以上的华人接受中医药服务。
或许这些成果更加深了吴仪对中医药的感情。她说，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中医药在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对世界文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这一宝贵财富，一定要倍加珍惜，努力将其发扬光大”。
她表示，退休后她要继续学习、研究中医药学。目前她已经开始阅读《黄帝内经》，“虽然古文难懂，但我是先看图，后辩字”，并对一些中草药的药性、功效有了了解，也知道了汤头、配伍等，更感受到中医的玄妙精深。
她建议，继续推进中医药的继承与创新，加强古典医籍文献、历代医家医案、传统制药技术经验等系统研究，总结中医药学发展历史上重大学术创新的规律；以重大、疑难、传染性疾病以及中医药具有优势的病种为突破口，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临床诊疗技术的研究和药物研制，提高临床疗效，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的理论与实践。
同时，大力推进中医药机构文化建设，加强中医药文物、古迹的保护利用，做好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建立和完善中医药科普宣传的长效机制，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药，感受中医药，使用中医药，推动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
中医要比想象的复杂
丛众：钱老，中医药应如何发展和研究，我们该怎样看待中医现代化？
钱学森：中医现代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我个人来说，原来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很不够；实际上，它远比我开始时认识的要复杂得多。
从目前情况看，不是国家没有力量来支持，而是我们没有抓住要害，没有能够把力量往一处使。要承认问题很复杂，很难，但是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尚未被认识的问题，没有不可认识的问题，人总是可以认识客观世界的，不管这个客观世界多么复杂。怎么办？我们要研究的首先是战略问题，所谓战略问题，就是思想认识问题，这样才能得出中医现代化的方向。
让中医和现代科技结合
丛众：那么如何制订中医药发展战略呢？
钱学森：大家都说用多学科来发展中医，也就是让中医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发展中医要用强大的现代科学体系来使中医从古代的自然哲学式的、思辩式的论述解脱出来。要换装，变成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达的唯象理论。什么叫唯象理论，就是完全从现象来总结、概括，得出系统的理论。
现在的中医理论里已经有了大量的总结，但没有用现代科学语言。中医理论的阐述是思辩性的自然哲学，那就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它真正变成现代化语言表达的实践经验的概括，这样的结果就是唯象的中医学。我觉得要做到这一步，那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中医的教学问题。
丛众：那么我们当务之急是做什么呢，怎样把握大的方向？
钱学森：我认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人天观，即人跟宇宙联系起来的一个超巨系统的观点、理论，把中医累积的经验以现代语言整理成唯象的理论，这是第一步。
与此同时，还要总结出唯象的气功理论。关于这个问题，我在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讲过。我认为气功也是一样，要首先把我们几千年的实践经验总结概括为唯象气功学。这恐怕比达到唯象中医学还要难。唯象中医学和唯象气功学，这两方面都是我们必须做的，是中医现代化的第一步，这是当务之急。这一步的工作量当然不小，但我觉得方向还是比较明确的、科学的、比较有把握的。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中医现代化是21世纪的一次科学革命
丛众：中医药发展与现代科技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钱学森更深一步的工作是把中医纳入到科学技术的体系里，创立新的关于人的科学，我称其为人体科学。这样的学科一旦创立起来，必然会提高、改造现在已经有的科学技术体系，不仅是现象的概括，不仅要知其然，而且要能讲出其所以然。这才是真正的中医现代化！不止于现代化，甚至可以说是中医的未来化！这是一个伟大任务，是改造整个科学技术体系，创立新的科学技术体系，所以是一次科学革命。
但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说现在就要做这一步，还不具备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还是为这伟大的一步做准备，我们要实事求是，做点准备工作。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现在大家在做的这些工作都是有用的。
在做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注意用马列主义哲学指导我们的整个工作。要注意现在已有苗头的一些很重要的哲学观点，这就是系统论、人天观。系统论、人天观，实际是人与宇宙形成一个超巨系统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有的一些最核心的观点如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等的一个新的补充。
丛众：钱老，您刚才讲到要做准备工作，那么具体怎样做这些准备工作，从哪些工作开始呢？
钱学森：要做这些准备工作，也有几件事现在就可以做。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用系统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医的“证”是什么，即辨证施治的这个“证”是什么。“证”指的就是功能状态，我同意这个观点。因为“证”这个问题在中医理论里是个核心问题，所以从这里下工夫比较实际。
我说中医的“证”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是完全科学的，是人体功能态。当然人体为什么能进入到这么一个功能态，当然有细菌、感染等，但是中医的“证”的观点是整体性的观点，完全站得住脚。我们在做这个工作时，总结中医的临床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证”的妙处就在中医的临床工作里。
在我们讲系统、讲整体上，这些微观生物分子还是基础，所以不能完全不考虑，但我们最后的理论，我们说的将来的科学革命，要从微观一直到整体，把它连起来。
最后的目标是实现科学革命，即改造现代科学。但做到这一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准备工作，第一步工作就是前一节中讲的唯象理论的建立。还有这一节中讲的其他准备工作，要有很多同志从各个方面注意、总结、研究、提高上述的这些工作，而这些工作又有一个目标，即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搞第二步。这就是中医现代化的战略。
中医发展要注意系统和协调
丛众：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和方法才能使中医药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呢？
钱学森：我们国内现在做科学技术工作有一个毛病，就是分散，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如果要这么做的话，那需要做很大量的科学技术组织工作。从前我们称原Z弹、氢弹、D弹、卫星为国防尖端技术，加上“尖端”两字，好像比“高技术”还高点，是大规模的超级的高技术。我看也可以把这个词用在我们这项工作上，就是说我们要搞的中医现代化，是中医的未来化，也就是21世纪我们要实现的一次科学革命，是地地道道的尖端科学。一定要大力协同，严密组织。像从前我们搞国防尖端技术一样，有一个抓总的总体指挥部门，而做每一方面工作的人，一定要大力协同，不能分散地搞。
但一定有一个统一的计划，互相协同。要像过去搞国防尖端技术那样，上面最高司令员是周总理，日常司令员是聂荣臻，我们下面都是执行者，不听号令那可不行。
丛众：那么中医现代化该怎样系统而协调地推进，采取什么措施呢？
钱学森：我们现在讲的中医现代化是这么复杂的一个任务，而且看起来要到21世纪才能看出个头绪来，组织、协调工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有一个中医现代化的学术中心，作为我们的指挥部、总体部，是指挥全局的。这个总体部下面还可以有分别的专业组，如经络专业，建立唯象中医学专业、建立唯象气功学专业等。每一个专业组把自己的工作协调起来，大家大力协同，然后中医现代化中心又把整个工作协调起来。我想只有这么办才行。所以中医现代化的战略除了要统一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外，还得研究怎么组织这项工作的方案。
章太炎先生出身于世医之家，用他自己的话说：“吾家三世皆知医”。他的祖父章鉴，“少习举业（指准备参加科学考试），以妻病误于医，遍购古今医学书，研究三十年。”后来成了一名为乡人治病的专业医生。他的父亲章浚也是“生平长于医，为人治病辄效。”尤其是他的伯父章钱，更是当地一位医术精湛的名医，并且在医学上曾对幼年的太炎作过多方面的指点。从1890年起，章太炎跟从汉学老师俞樾先生学习深造7年，尽得其传。俞樾既精通国学，又兼通医学。太炎先生深受其影响，不但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系统的研究，也为进一步研究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章太炎先生因支持戊戌变法，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反对表世凯称帝等，先后多次被捕入狱，也曾多次逃亡到日本。他在第3次亡命日本期间，曾搜求宋、明医书精本，收集各种古代医方验方，分类撰编成《手写古医方》。1911年辛亥革命后，章太炎先生回到中国，又因“二次革命”失败而被袁世凯囚禁3年。在此期间便悉心钻研医学。他于1913年写信给夫人汤国梨说：“翻阅医书，此为性之所喜……家中医籍尚多，务望保藏勿失。昔人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此吾人之志也。”他在1914年又给夫人写信说：“平生之好，又在医学。君亦当涉猎于此，愿同注意。家中颇有医书二三十部，皆宋明精本，数年搜求，远及日本，而后得之，望为我保持也。”1916年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章太炎先生恢复了自由，出狱后继续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各种革命活动，同时也从未放弃过对医学的精心研究。
太章先生曾患黄疸，竟然“自治得愈。”后来又病“宿食”，依旧自开处方，初以平胃散治之，引起发热；复服小柴胡汤四五剂，仍然无效。他只好去找当地名医仲右长求治。仲医生说，您所开的处方倒也不错，但不该将小柴胡汤原方中的黄芩减去而加芍药，这是一个小小的失误。现今应恢复使用黄芩，去掉芍药，再减少一点生姜的用量就可以了。按照仲医生修改过的处方服药，仅仅服用2剂就取得了良效。太炎先生深有感慨地说：“增损一味，神效至此！”从此以后，他治病更加严谨，医术也不断地得到提高。他除了自治疾病之外，也曾为亲属或友邻开过处方，还曾为邹容和孙中山先生开处过药方。这些处方大多蕴含着太炎先生在医治疾病方面的某些精明独到的见解。
章太炎先生以儒攻医，他虽然不是临床医生，但因根底雄厚，高瞻远瞩，曾发表过不少具有精辟见解的医学论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于上世纪80年代曾组织有关专家及章氏家属，重新搜集整理出版《章太炎全集》，共分为8册陆续出版。其中第8册为医学专论，共收载医学文稿134篇，直至1994年12月才出版问世。在上述134篇之中，涉及中国医学史的有3篇；为某些医学论著撰写的序文有7篇；对各种医籍作考证的有7篇；评论医术的有15篇；研究《伤寒论》的有23篇；研究《全匮要略》的有12篇；研究温病的有9篇；研究杂病的有7篇；研究方药的有12篇；研究中医基础理论的有7篇；研究中、西医学汇通的有12篇；给当时某些医家所写信函有12篇；其他如医学建议、提辞及为医学名家撰写挽联等有8篇。这些文稿大体上反映了章太炎先生各个时期所参加的医药活动及其主要医学研究成果。
太炎先生最推崇张仲景，曾经撰写过《张仲景事状考》，对张仲景的生平特别是出任长沙太守的历史作了精确的考证。他在《医术评议》中赞颂张仲景说：“精而不迂，其惟长沙太守。”他针对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所发表的论文也最多，共有35篇。他认为张仲景所倡导的辨证论治原则处方用药方法，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解决临床上所碰到的许多实际问题和疑难问题，因为有良好的疗效。他在论述温病的篇章又指出，包括流感在内的各种急性传染病，同样应当运用张仲景所倡导的辨证论治原则去加以诊断治疗。
章太炎先生还热心于中医教育。1927年，中国医学院在上海创立，公推太炎先生为首任院长，先生欣然就任。这是上海最早筹办的一所教学条件较好的中医高等院校。学院共招收学生13期，造就医学人才甚众。1928年不少医学专家共同创办上海国医学院，同样推举太炎先生为院长，太炎先生亦毅然就任。学院的发凡起例，皆由太炎先生亲自手订，并为《上海国医学院院刊》亲笔提写刊名。该校在办学的过程中，注意抛弃中、西医之成见，采取中、西结合的方式办学。
1934年太炎先生迁居苏州，又应邀出任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名誉校长和国医研究院院长。他亲自为校刊《苏州国医杂志》题写刊名，并为学校书写了“诚敬勤朴”4个字的校训。他还定期为师生讲演，亲自讲学，一直关心着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深受师生爱戴。他毕生对中医教育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份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30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2、梁启超：被割错肾还为西医叫好
3、郭沫若：“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4.李敖：“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真正的医学”
5.何祚庥：支持取缔中医
6.严复：中医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
9.方舟子：“中医是伪科学”
大家都在反对中医，究竟是在反对什么？
曾经何时，中华民族完全依赖着中医这种传统医学来为百姓治病疗伤，而这项从春秋战国便已形成基本理论的医疗学科更是整个民族的骄傲所在。乃至当代，基于中医药方的国药馆、基于五行理论的针灸按摩，依旧如雨后春笋般在祖国的各个角落遍地开花，甚至走近了高等学府和国家支撑产业。
然而很多人未曾知道的是，在医学史上我国曾三次废除过中医。
1879年，清末国学泰斗俞樾先生在其《废医论》中首次明确建议废除中医。俞樾先生认为中医的所有理论均建立在阴阳五行之上，辅以一些肺腑经络的学说，这是一件非常荒谬且愚昧的事情。
而俞樾先生的这一倡议顿时得到了晚清一大批学者的响应，比如著名学者严复认为“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也就是说当时的学者对于中医的质疑基本上来源于对中国古代“玄学、巫术”也就是“迷信”的质疑。
当你连基本理论都是错误的时候，还怎么能去说建立其上的学科是正确的？
不过相较于其他学者，俞樾和严复已算是较为理性派，比如俞樾先生晚年的著作《医学说》则认为“医可废，而药不可废”，虽然他有着别人所没有的理性思维，但是“药不可废”依旧表明了那个时代以及一名国学研究者，而不是医学研究者的局限性。在那个西医尚且存在着很多荒谬之处的年代里，当时的科学技术不可能从分子层面去分解中药材，而得出诸多中药才是身体健康最大的杀手。
梁启超就曾激烈的抨击中医为：“学术界之耻辱，莫此为甚矣！”陈独秀更是在《新青年》报上撰文，“不解人身之构造，不事药性之分析，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在陈独秀看来“杀人以中医与弓，有以异乎？”
到了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并将中医排除在正规教育系统之外。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表示：“吾国医毫无科学概要根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而后北伐成功，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会议做出“以四十年为期，逐步废除中医”的决定，这便是第三次废除“中医”。直到1954年刘少奇在卫生部司局长座谈会中提议恢复中医，这才让大陆的中医有了现在的发展。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看完以上这些资料以后，内心是这样的
~~~~亦或是这样的~~
这个时候，作为一名“中医粉”较为理性的人也许会是这样的思考“阴阳五行本来就是一种玄学说法，那么建立其上的理论医学究竟是不是如文中所言，我们可以用着质疑的心去论证；”而较为感性的人则坚持以上的一切说法都是荒谬，因为他相信老祖宗的易经，相信这个大自然一切科学所无法解释的层面定当存在着如中医说讲的虚、暖、寒、火。
不可置否，中医比这世界上任何一门医学存在的时间都久，甚至可以说它“支撑着”这个伟大的民族一路走到了当代文明的面前。在漫长的医疗史上，它所治愈的案例更加是数不甚数。这就是中医的市场，这也是大多数国人对中医有着深厚感情的原因。
就我自身而言，我也吃过中医，有被治愈的案例，即使知道中医更是一种“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医疗方式，但是至少从文化层面上而言，一个千年巨人的倒塌，依旧令人惋惜。
所以，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反对中医到底是在反对什么？就是因为你们所说的崇洋媚外？还是觉得月比国内圆的思想？
即使这个世界常常险恶环生，但是我仍然相信有更多善良的人。西医同样有着令人啼笑皆非的荒唐医疗史，但是不同于中医，他在逐步的向科学靠近，逐步的用临床案例和动物实验为人们做出尽量精准的解读。反观中医，依旧还是一帖药一抓，没有任何说明，也不敢给出任何说明。
其实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便不能把西医称为西医了。它属于近代医学，一种建立于科学体制上的医疗方式，它同样有着我国医疗科研工作者的心血，是经过全世界医学家的奉献所凝聚的一种治疗方式。而有些以中草药为主药的科研药物，它能给出具体的各项实验数据，便属于近代科学。它最早源自西方，如今却属于全世界。
而反对中医也并不是针对于整个中医，他所针对的是以中医为代表的不科学，不负责的医疗方式，类似的还有巫医，那种画张符叫你喝下去治病的医疗。
归根结底，“我们为什么反对中医”，这种思想其实更加相当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态。
这里再要提及一点的便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时废除了汉方医学（中医），而例如拒绝中医的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依旧将针灸和按摩纳入了自己国家的医疗体系。发达国家的一些医疗协会经过医学案例证明针灸治疗和按摩的效果比传统治疗要好，但是仅仅相当于安慰治疗。
他们之所以加入了这两项“中医”，却拒绝了“国药”，最主要的原因是大量实验证明针灸和普通按摩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副作用，而不是像“国药”那样几乎“是药八分毒（如果毒死人算十分的话）”，二是虽然你花了大把的钱仅仅得到的是一个安慰治疗的效果，可以说一点性价比都没有，但是仅仅是如此，他们依旧愿意将其纳入自己的医疗体系。
这表明当今世界对于医疗的要求其实非常非常低，它不会管医疗是不是如同商品一样具有“性价比”这个数据，只要你有效果，哪怕非常的微不足道，然后并没有耽误病情，越医越过分的事发生，大家便都可以接受。
所以当我们“恨铁不成钢”的时候，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意识到这件事情，而不是盲目的做“键盘侠”，中医想要继续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必须摒弃原先的理论，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而不是以赚钱为本。
最后附一段蒋廷黻先生在评价戊戌变法注定失败的话：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国读书人前功尽弃。他们费尽多少心血，想从知乎也者里面升官发财。一旦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齿痛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