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玉满堂古装完整版:巴蜀文化—文化大事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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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文化

—文化大事记—明朝在四川的统治

　　明王朝平蜀后，置四川承宣布政使司，又置四川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合称“三司”，分掌行政、军事、司法。各地府、州、县地方政府相继建立起来。在县以下，普遍建立里甲机构，在城市建立坊厢机构，使王朝的赋役征调得到保障。为了统治多民族的四川地区，明朝在四川大力推行土司制度，先后在川建立15个土司地区。由于条件不成熟，时常引起少数民族的反抗。1450年，高（县）、珙（县）、筠（连）、戎（兴文县）的夷人反抗汉官“下砦征粮害我”，进攻县城。正德年间，都掌蛮发动起义，明军14万人围剿，镇压了起义。而万历年间苗族土官杨应龙和天启年间奢崇明、安邦彦的举事，则属有割据野心的世袭土官的反叛。
　　明朝中叶，四川人民赋税沉重，地主兼并土地日益严重，不断引起农民起义，并波及陕、湖、贵等省。

晚明民变与张献忠大西政权

　　明末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危机十分严重。四川爆发多起民变和兵变，阶级冲突向着白热化发展。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后，张献忠于1633年首次率师入川，1644年初由湖广第五次入川，号称有众60万，以“澄清川岳”为旗帜，溯江而上，节节胜利。6月克重庆，8月克成都，明蜀王朱至澍投井自杀，结束了明王朝在四川的统治。1644-11-16日，张献忠在成都即帝位，国号大西，建元大顺，自称西王。大西农民政权建立了中央机构和地方各级政权组织，并开科取士，补充官员。大西政权没收明地方政府的库金和王朝宗藩的财产，向富民大贾征收赋税，发放金银赈济贫民。又铸货币“大顺通宝”以供流通。
　　1644年清军入关后，于1646年攻入四川，张献忠率军迎击，不胜，在西充县凤凰山多宝寺前太阳河畔遭清军突袭，中箭牺牲，时年仅41岁。大西农民政权归于失败。

明清时期四川的农业

　　都江堰工程在明代经过两次大修，眉州、新津、中江、彰明、峨眉等地，相继修复或建成一批水利工程，对发展农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明代四川都司及行都司大力推行屯田，1578年四川各卫所屯田共4.8万多亩。明政府鼓励农民种植棉桑，万历年间四川的棉花种植达到29万多亩，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2.7%。1578年，四川耕地面积达到13.4万多顷（100市亩为1顷）。明清之际的战乱以后，四川仅余耕地1万多顷。清王朝实行与民休息政策，多次蠲免四川应征钱粮。到雍正七年（1729年），仅什邡一县耕地便扩大到3,200多顷。

明清时期四川的手工业

　　明初，四川盐井为元代的3倍，到景泰时，增至1380眼。嘉靖年间盐产量增至3,000多万斤。明代四川钢铁产量居全国第四，银产量居全国第三，成都琉璃厂窑所产瓷器亦颇有名气。清代四川产盐州县增至40个，盐井增至6116眼，雍正时年产盐9227万多斤，乾隆时增至1.6亿多斤。乾隆时，四川制茶业由最初的10.6万多引增至11.6万多引，产量高于明代3倍。明末创办的泸州老窖曲酒，乾隆时由1个窖扩大到4个窖，获得较大发展。其他如矿冶业、制瓷业、雕板印刷业等，均取得不少成就。

明清时期四川的商业与区域性市场

　　明代四川商业有所发展，外省商人常将四川的绸缎、布匹、药材运往东北，把阆中市的丝运往山西、江苏、福建，同时又将那里的货物运至四川交易。不少陕西商人到自流井落户，经营井盐。汉藏贸易则以雅安和打箭炉（今康定县）为中心，进行互市。清初四川生产凋敝，大规模商业活动很少。但到乾隆时，商家即能以奢侈相尚，贸易已十分活跃发达。其中食盐、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买卖非常兴盛，而内地与边区的茶、丝等交易也十分繁忙。大、中、小城市与农村，在商品贸易上结成一个巨大的层次网络，相互依存，彼此衔接。仅彭县场镇数，康熙时仅1个，乾隆时就增至10个。大部分场镇立有市期，定期交易。这样，在四川这个大的区域性市场内，就形成了若干互相依存的中、小区域市场。

明清时期四川的哲学

　　明清时期四川涌现出不少思想家，其中最杰出的是明朝的杨慎和明末清初的唐甄。杨慎（1488～1559年）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人。授翰林院修撰，后谪戍云南永昌卫，死于戍所。杨慎著述宏富，传世的有150余种。其哲学思想主张“元气者，天地之极”，反对程朱空谈心性，认为客观事物无不相互联系，主张用发展演变眼光认识事物。唐甄（1630～1704年）字铸万，号圃亭，达州市人。29岁中举人，任过县官，后革职。晚年穷途潦倒，流寓江南。著《潜书》97篇。唐甄的哲学思想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特征，强调事物变化是“精”、“气”变化所导致。其政治思想具有鲜明的激进色彩和人民性。他的著作尖锐地揭露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罪恶，充满了战斗的激情。

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四川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四川素称“天府之国”，早为外国侵略者所垂涎。1876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规定英国可以派员驻寓重庆，查看川省英商事宜。1890年，中英又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被辟为英国的通商口岸。1891-3月，英国夺取了重庆海关大权；4月在重庆设立领事馆。这是外国侵略者在四川设立的第一个领事馆。1894年（农历甲午年），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条约规定开放沙市、重庆等地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川江驶达重庆；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捐，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等等。接着，英、美、法、德、俄等国，都援例在四川攫取了与日本同样的特权。1896年，法、日、美、德等国相继在重庆设立领事馆。1901年，日本在重庆南岸王家沱设立租界，建立了列强在川的第一个“国中之国”。重庆开埠、开关，列强设领、租地，是四川半殖民地化加深的重要标志。列强以重庆为侵略据点，将其势力迅速伸向全川。他们侵夺川江航行权益，掠夺矿权、路权，开办洋行、公司、工厂，强行倾销商品输出资本，扩充宗教势力，到处设立医馆、学校，对四川进行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全面侵略。

中日甲午战争后四川人民的救亡图存斗争

　　甲午战后，四川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终形成。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四川人民广泛开展了救亡图存斗争。《马关条约》签订才一个多月，1895年农历端午节，成都教案爆发。不出3天，外国教会在成都的教堂、医馆、住宅几乎全被捣毁。四川各地纷纷响应，捣毁教堂七十余处。1898年，余栋臣等在大足县龙水镇再次起义，并在荣县河包场活捉法国教士华芳济，一时人心大快。起义军发布檄文，号召人民起来“誓雪国耻”，“脱目前之水火，逐异域之犬羊”。起义军分路出击，队伍壮大到2万多人，全川震动。次年，起义失败。在救亡图存的目标下，维新变法运动兴起。1895-5月，康有为等在京发起“公车上书”。列名上书的四川举人就有张联芳等71人。1897年，宋育仁等在重庆创办《渝报》，宣传变法思想。1898年戊戍变法期间，宋育仁等在成都组织“蜀学会”，创办《蜀学报》，大力传播西学，主张“托古改制”。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杀害“戊戌六君子”。六君子中有四川的杨锐、刘光弟二人。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一些“川拳”北上参加战斗，很多地方都有民众练拳习武，打毁教堂。1901年端午前夕，川东义和拳散发揭帖，提出“灭清剿洋兴汉”口号。1902年，四川义和拳运动进入高潮，起义遍及数十州县。他们焚掠教堂，对抗官兵，围攻省城，声震全国。清政府以“剿办不力”为由，撤换四川总督奎俊，另派岑春煊入川“剿抚”。以后，四川义和拳因屡遭挫折，转入地下斗争。

清末四川“新政”与川边改土归流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之役，清朝最高统治者感到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消除国内危机，于1901年发布上谕，宣布要“变法自强”，推行“新政”。相继担任四川总督的岑春煊、锡良、赵尔巽等人，对推行“新政”十分卖力。他们遵旨在四川废科举、兴学堂，办警察、练新军，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清末四川“新政”，一方面加速了四川近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又成为官吏敛钱害民的手段。他们打着筹饷练兵的旗号，加捐加税，竭泽而鱼，使四川社会矛盾更加激化。
　　20世纪初，英国和沙俄加紧了对我国西藏和川边的侵略和争夺。1905年在四川西部发生了巴塘县事件，藏民杀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清政府以此为契机，决定用兵西藏，并对川边藏区实行改土归流。从1905年到1911年的几年中，赵尔丰曾担任川滇边务大臣、驻藏帮办大臣等职。他在用兵西藏的同时，废除了川边藏区的土司制度，设置了近似于县一级的政权机构；采取政教分离政策，限制了寺院领主的特权；通过移民屯垦，兴修水利，推广新式农具以及开办工厂、学校等措施，发展了川边经济和文教事业。赵尔丰经营川边、西藏，强制推行“汉化”政策是其失误之处。但同时也起到了抗英、拒俄、固藏的作用，促进了川边藏区的开发。

清末四川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灾难日益深重。严酷的现实，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新路。许多爱国志士，认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国家日益强盛，应是中国效法的榜样，于是在全国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当时，官费或自费东渡日本的川籍学生不断增加，最多时达二三千人。其中，有的走上了资产阶级革命道路，有的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的骨干，有的则学成一技之长回国报效桑梓。1905-8月，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组织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旋即派遣几批党人回川，在重庆、成都等地建立同盟会支部。遵照孙中山和东京总部的指示，四川同盟会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员，联络会党，运动军队，开展了前赴后继的武装斗争。1906年发动江油起义，1907年密谋江安县、泸州、成都、叙府起义，1908年发动广安起义，1910年发动嘉定起义，1911年1月发动黔江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长留人间，并为辛亥革命在四川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清政府为了应付国内危机，于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仿行立宪”。次年9月，宣布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在各省成立咨议局。1909-10月，四川省咨议局在成都召开成立大会，选举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为正副议长。立宪派是资产阶级上层和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士绅的政治代表。他们对清王朝的专制独裁和投降卖国极为不满，主张君主立宪，反对暴力革命，因而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既有分歧，又可合作。四川立宪派曾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吁请速开国会。1911-5月，清廷组织“皇族内阁”，把立宪派完全排斥在外，于是立宪派与清王朝的裂痕急剧扩大。
　　四川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立宪派的君主立宪活动，以及各族人民的自发斗争，使清朝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四川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的兴起，预示着大规模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四川的保路风潮与辛亥革命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伸进四川，竞相觊觎四川的铁路主权。1903年，新任四川总督锡良上奏清廷，提出“自设川汉铁路公司，以辟利源而保主权”。1904年，官办的川汉铁路总公司在成都成立，1907年改为“商办”，1909年在湖北宜昌举行了开工典礼。川汉铁路不借外债，不招外股。其股本来源主要靠“抽租之股”，亦称“租股”。抽租的办法，一般是随粮征收，值百抽三，带有强制性。这样，全川人民，无论贫富，都与川汉铁路发生了经济上的联系。但清政府为了度过财政难关，不惜出卖路权以换取列强奴役性的贷款。1911-5-9日，清政府宣布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与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将粤汉、川汉铁路拱手出卖给帝国主义。清政府夺路卖路的行径，激起全国公愤。保路风潮首先在湖南兴起，而尤以四川最为壮烈。6-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集股东和各团体开会，一致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拚死“破约保路”。接着，各州县纷纷成立保路同志协会或分会，风潮播及全川，声势越来越大。8-14日，成都开始罢市罢课。9-1日，发展到抗粮抗捐。
　　四川保路风潮是由立宪派发动和领导的。他们力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要人们只求争路，不反官府，不打教堂，更不得聚众暴动。同盟会虽然没有掌握保路风潮的领导权，但他们执行“借保路之名，行革命之实”的策略，暗中联络会党，准备武装起义。
　　清政府一意孤行，撤了同情保路斗争的护理川督王人文的职务，任命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还一再严令赵尔丰武力弹压保路民众。9-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并下令军警开枪屠杀无辜的请愿民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成为同志军武装起义的导火线。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揭竿而起，围攻成都。各地同志军闻风响应，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9-28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领导荣县独立，“首义实先天下”。10-10日，武昌起义成功，各省相继宣布独立。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鼓舞了浴血奋战中的四川人民，各府厅州县纷纷举义，推翻清政权，建立军政府。11-22日，同盟会发动重庆起义，成立蜀军政府，公推张培爵为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川东南57州县相继宣布独立，接受蜀军政府的领导。11-27日，入川鄂军在资州（今资中）起义，捕杀镇压保路斗争的刽子手端方，通电响应武昌起义。
　　赵尔丰眼见大势已去，被迫释放蒲、罗等人，并与立宪派签订《四川独立条约》30条。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在成都成立，由蒲殿俊任都督、朱庆澜任副都督。12-8日，成都发生兵变，蒲、朱仓皇逃遁。军政府陆军部长、同盟会员尹昌衡带领新军入城平乱，旋即改组四川军政府，由尹昌衡、罗纶分任正副都督。12-22日，尹昌衡派兵逮捕赵尔丰，将其枭首示众。至此，清王朝在四川的统治覆灭，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了胜利。
　　重庆、成都先后独立，一度出现两个军政府并存的局面。为了统一军令政令，防止旧势力复辟，双方开始合并谈判，于1912年1月27日签订《合并草约》11条，旋经双方盖印生效。3月11日，新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尹昌衡、副都督张培爵在成都就职，并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报告全川从兹统一。四川保路风潮和同志军大起义，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曾高度评价四川人民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功绩。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 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清代后期列强对四川的经济侵略

　　早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鸦片就开始从云南走私入川，流毒全省。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以通商口岸为据点，向中国内地倾销商品，于是洋货源源不断由长江进入夔门。《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即派“驻寓官”到重庆，查看英商事宜。此后，英国的商品可用轮船直运宜昌，再由帆船转运到重庆，四川逐渐成为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最大的商品市场之一。据统计，1892年输入四川的洋货总价为580多万海关两，1911年增至1900万海关两。不仅洋纱、洋布大量输入，煤油、西药、纸张、香烟、染料乃至洋伞、洋钉、鸦片烟灯也充斥四川城乡市场。
　　19世纪末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渐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列强对四川的经济侵略出现了资本输出的新特点。一是侵夺川江航运权益。1898年，英国冒险家立德乐驾驶“利川号”小火轮试航川江，到达重庆，此为川江航行轮船之始。1899年，英国两艘炮艇闯至重庆，其中一艘上驶到叙府和嘉定，开了外国军舰侵入川江的先例。此后，各国商船接踵开进川江，英、日等国还建立了专门经营川江航运的轮船公司。二是开设公司、洋行、工厂。据统计，1890年至1911年间，列强各国先后在川设立公司、洋行、工厂近50家，通过他们培植的买办和商业高利贷者，组成庞大的经济网络，并直接利用四川廉价的劳动力和工业原料，榨取四川人民的血汗。三是掠夺四川的矿权路权。甲午战后，列强各国通过种种卑鄙手段，与清政府和卖国绅商签订了一连串开矿合同，试图开采四川的煤、铁、铜、金及石油等矿产。由于四川人民坚决反对，并开展了收回江北厅矿权的斗争，才使列强的掠夺计划未能实施。列强抡夺川汉铁路的阴谋，也因四川保路风潮的兴起而成泡影。
　　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四川，比沿海各省约晚二十余年，但列强对四川的掠夺与压榨，与沿海毫无差别。它使四川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愈来愈深地陷入了半殖民地的泥坑。

清政府对四川的经济掠夺

　　清政府对侵略者妥协投降，对人民群众则残酷压榨。为了支付战争赔款和偿还外债，清政府在四川开办“捐输”，巧取豪夺。鸦片战争的2,100万两赔款，按田赋数额分摊到各省，限期完纳。至光绪中叶，中日之战、庚子之役，赔款日增，摊派各省，名为“新捐输”。四川每年摊派庚子赔款达220万两，还摊派偿还俄、法、英、德贷款每年百余万两。据统计，1902～1903年，四川除田赋正粮外，承担津贴捐输重达4,470万两。
　　1851年，清政府定四川为“协济省”。所谓协济，就是要四川协助接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军饷军粮。1851年，四川调往广西的军粮计5,000石。至1854年，四川向各省调拨饷银达三百余万两，使库藏为之一空。为了强化专制统治，清政府下令各省办团练。办团经费，摊入正粮。少者一二倍，多者五六倍。
　　清政府的经济掠夺，突出表现为加重旧税捐，增添新税捐。1856年，四川开征百货厘金。1895年，盐课每斤加收2文，1899年又加收2文，1901年再加收3文。契税、茶厘也成倍增加。1908年，“赵尔巽督川，一意刮民财，取悦西后，于是设酒税、糖税、油捐，加肉厘，征牛羊皮，设经征局。向无者新设，有者加重，加自四倍至十倍不止。”加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乘机敲榨勒索，不断加码，营私舞弊，致使人民担负的苛派比正税高达几倍几十倍。实行通货膨胀，是清政府掠夺四川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洋货大量输入，四川对外贸易严重入超，造成白银外流，银贵钱贱，引起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清政府为了度过财政难关，一面滥发纸币，如“官票”、“宝钞”等；一面则鼓铸当五、当十、当百、当千大钱，甚至还鼓铸铁钱、铅钱，转瞬间就获利数十倍。清政府的残酷掠夺，使四川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加深了人民群众的苦难。

四川封建自然经济开始解体

　　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和清王朝的加紧掠夺，使四川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农村土地兼并和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清嘉庆年间，四川耕地面积为四千六百多万亩，人口只有二千一百多万人；清朝末年，耕地增加不多，却大部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或雇农，地主豪绅采取高租重押和放高利贷等手段，残酷压迫剥削农民，“视佃户如奴隶，役佃户若马牛”。不仅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外国教会势力也以各种方式霸占田产。据估计，仅天主教在川西平原就拥有土地15万亩。教会势力与地主豪绅、高利贷者狼狈为奸，巧取豪夺，使广大农民日益贫困破产。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竟诱逼长江沿岸及边远地区农民广种鸦片，致使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出现畸形商品化。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四川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渐解体。外国输入四川的商品，以洋纱、洋布为大宗。用机器生产的洋纱、洋布，质量较优，价格便宜，销路越来越广；而四川手工纺造的土纱土布，既费人工，成本也高，自然无法与洋货竞争。进口的煤油，比农民自己生产的菜油便宜。进口的洋钉，也把土法生产的铁钉“压得站不住脚”。于是，四川农村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受到强烈冲击，大批女工失业，城乡手工业者逐渐破产，城市游民急剧增多。四川自然经济的解体，虽然还是初步的，但它却是四川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标志，且为四川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准备了廉价的雇佣劳动力。

四川近代工业的出现

　　四川的近代工业是在洋务运动中开始出现的官办军用工厂。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在成都东门内下莲池创办四川机器局。开初规模不大，开办经费仅7.7万两。主要机器设备由心思奇巧、擅长机器和枪炮制造的曾昭吉等到上海选购，其余则自行制造。曾昭吉曾仿制成功一台“水轮机”，利用城内金水河水力发动机器。冬春水枯，始用锅炉。所造枪、弹、火药，除供四川军用外，也调拨外省。1879～1880年间曾一度停办，1881年复业，并添设火药厂。以后不断发展，成为四川兵工厂。四川机器局虽然采用西法雇佣工人生产，但它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因为它生产的目的不是追求剩余价值，产品不进入市场，而是直接调拨给军队使用，工厂形同衙门，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尽管如此，四川机器局毕竟是四川的第一个机器制造工厂，是四川近代工业的开端，而且产生了四川最早的产业工人。
　　四川盐业在清代中叶已出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但发展仍然缓慢。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由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被太平军控制，淮盐不能上运，湘鄂人民苦于淡食，于是清政府特许川盐行销两湖，史称“川盐济楚”。此后，四川盐业不断兴盛，井灶增多，并出现不少千米以上深井。到了19世纪末，单靠人力畜力牵引已不适应汲卤需要。1902年前后，商人欧阳显荣将其在汉阳设计制作的汲卤机车运到自流井“石星井”试用，获得成功。这便是四川的第一部蒸汽汲卤机车，是四川盐业向近代机器工业转化的标志。

四川民族工商业的产生与发展

　　四川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产生于19世纪末，晚于东南沿海地区约20年。1891年，川商卢干臣、邓徽绩等在重庆创办森昌泰火柴厂和森昌正火柴厂，这是四川最早的民族工业。从1891年到1900年的10年间，四川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十分缓慢，总共只有11家。从1901年到1911年间，重庆、成都、潼川、泸州、犍为县、彭县、广元市、南充、叙永县、江津、宁远、冕宁县、合川、乐山市、达县、万县、打箭炉、天全、内江市等地相继开办火柴、纺织、缫丝、造纸、印刷、玻璃、电力、采矿等企业108家，有的资本达30万元以上，呈现出“进步的潮流波及全川”的景象。
　　四川的资本主义经济，以棉织业最具代表性，发展也相对快一些。从1900年重庆创办吉厚祥织布厂开始，至1911年的12年间，各地兴办织布厂、织巾厂20余家。不少织布厂是在“推广织造，以挽利权”的呼声中产生的，因此一开始就面临着同外国资本主义较量的形势。这就迫使四川棉织业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增强竞争能力，逐步由起初的丢梭木机发展为扯梭木机，以后又更新为铁制织布机。尽管如此，四川棉织业仍然无力与外国企业抗衡，只能在惨淡经营中求得一些发展。

尊经书院与新式学堂的开办

　　鸦片战争前后，四川虽有不少书院，但所教课程偏重时文帖括，学生沉湎于科举功名，以致士林风气日坏，蜀学不兴。为改革旧式书院教育，在四川学政张之洞的支持下，于1875年在成都创办尊经书院，作为四川的最高学府。其办学宗旨是通经致用，培养蜀中人才。1879年，川督丁宝桢聘请湖南著名学者、教育家王闿运（壬秋）担任书院山长，主讲“公羊”经学，成绩卓著。1898年，宋育仁应聘担任书院山长，大力传播“西学”，使尊经书院成了鼓吹维新变法的大本营，并推动了四川各地新式学堂的建立。尊经书院自创办以来，不仅使四川沉闷的学术空气为之一新，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如杨锐、廖平、宋育仁、吴之英、骆成骧、蒲殿俊、张澜、吴虞、彭家珍、谢无量、吴玉章等，都曾是尊经书院的学生。
　　20世纪初，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提出“废科举，兴学校”。1903年，以尊经书院为基础，扩建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此后，成都相继兴办了通省师范学堂、军事学堂、法政学堂以及各种专门学堂，各府厅州县也办起了小学堂、中学堂和半日学堂，有的地方还兴办了师范学堂、女学堂和各种实业学堂。据统计，1907年四川有各类学堂7,775所，居全国第二位；有学生44.2万人，居全国之首。新式学堂的开办，促进了四川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学的传播。

近代报纸的出现与发展

　　四川的近代报纸，是在维新变法的浪潮中开始出现的。1897年，维新志士宋育仁、杨道南等在重庆创办《渝报》。这是四川的第一家报纸。1898年春宋育仁应聘为尊经书院山长后，又同杨道南、吴之英，廖平等创办《蜀学报》。《渝报》和《蜀学报》是维新派的喉舌，对推动维新运动在四川的开展起了积极作用。20世纪初，四川报纸逐渐增多。1901年，傅樵村在成都创办《启蒙通俗报》。1903年，革命志士杨庶堪等在重庆创办《广益丛报》。此外，川督锡良为指导“新政”，在成都创办《四川官报》。立宪派也在成都创办《蜀报》，作为省咨议局的机关报。四川第一家日报是革命志士卞■创办的《重庆日报》，1904-10月发刊，1905年被当局查封，卞■被捕下狱，关押成都，1908年被护理川督赵尔丰秘密杀害于狱中。此为四川新闻界以文字杀身成仁的第一人。保路风潮兴起，四川报纸骤增。川汉铁路公司拨银2.4万两，资助兴办保路报刊。先后刊行的有《蜀风杂志》、《白话报》、《西顾报》和《启智画报》等。罗纶、邓孝可主办的《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日出万份至数万份，深受各界读者欢迎。
　　四川近代报纸的出现及发展，是四川文化事业进步的表现，不仅带动了四川印刷技术的革新，而且产生了一批新式印刷企业，并为后来四川新闻事业的发展奠造了基础。

唐宗海与中西医汇通

　　随者外国传教士入川传教，并在四川各地开办医院，西方的医学理论、医药及医疗技术逐渐进入四川。一些中医医生自发学习西医，试图使中西医汇通融合。
　　唐宗海（1846～1896年）字容川，四川彭县人，1889年中二甲进士，授礼部主事。他精于中医医道，1884年撰成《血证论》一书。他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当融汇贯通。他在行医治病的同时，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吸取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等知识，撰成《中西汇通医经精义》2卷，于1892年刊行于世。书中附有西医解剖学图，是我国最早汇通中西医学的著作。1894年，他的医学代表作《中西汇通医书五种》刊出，行销海内外。唐宗海是我国在理论和实践上汇通中西医的先行者，其医名不仅大噪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而且蜚声印度支那和南洋等地。
　　除唐宗海外，曾懿也是近代四川的著名医家。曾懿（1852～1927年）字伯渊，女，四川华阳人。1907年发表《医学篇》8卷，受到广泛重视，被誉为 “近代医界之一杰”。此外，川籍或在川行医的名医黄济川、沈绍九、罗明山、冉雪峰、蒲辅周等已开始在清末民初崭露头角。

廖平及其经学六变

　　廖平（1852～1932年）字季平，四川省井研县人，曾就读尊经书院，一生尽瘁经学，著述多达百余种，是我国近代著名经学家，清末今文经学派的代表。廖平学术多变，自称一生凡六变。一变是平分今古。1885年，廖平撰成《今古学考》，认为今文经为孔子所创，今文学派尊崇孔子，主《王制》；古文经为周公所创，古文学派尊崇周公，主《周礼》。从此今古分明。这在经学史上是一大贡献。二变为尊今抑古。其代表作是《知圣篇》和《辟刘篇》，认为今文经是孔子的真学，古文经乃刘歆的伪造。廖平的尊今抑古思想，对康有为撰写《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及康有为维新变法思想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廖平学术的三变为小大之学。认为《周礼》为大统，治天下全球；《王制》为小统，仅治中国一隅。以后的四变、五变和六变，是就六经谈天人之学，企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孔经哲学体系。这些属于廖平晚年的学术思想，有不少牵强附会、违背科学常识的糟粕，反映了经学的没落和终结。但廖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的“天人”思想，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径。

宋育仁的维新变法思想

　　宋育仁（1857～1931年）字芸子，四川省富顺人，尊经书院高材生。1894年曾担任公使参赞，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宋育仁的维新变法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时务论》、《采风记》等著作中。宋育仁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主张复古改制，以改变中国积弱不振的状况。他认为，中国古代圣人的经术，就是讲的富强之道，以“复古之美名”进行变法，就能收到“拨乱而反治，转败而为功”的效果。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他谴责洋务派“舍本而逐末”，抨击守旧势力“闭目而塞聪”。他憧憬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主张“伸民权”。

清代成都札记

　　清代成都在时段上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澎湃汹涌的时期，一座新的城市在废墟中茁壮成长，来自异乡的移民在天府之国扎根、创业、狂欢、舞蹈。后期则是清王朝土崩瓦解的特殊时期，一座拥有3000年历史的古老城市开始迎来新的时光。

移民大开发

　　清代初年，四川青神人余榀从避难地杭州西湖之畔回到成都，写下一首凄苦哀怨的《蜀都行》，记录了成都在遭受明末清初战乱后的残破凋零景象。他说，自从我回到阔别已久的成都以后，天空长时间保持阴霾的状态，十天中有九天都在落着蒙蒙细雨。过去熟悉的风景名胜，自我避乱杭州以来，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惨不忍睹。被成都人引以自豪的杜甫草堂已是一派萧瑟，青羊宫也只看得见坍塌的围墙和孤伶伶的石犀。成都城的百万居民在这次劫难中死的死，逃的逃，我含着眼泪在荒凉的城市中寻求过去的故旧，然而那些熟悉而亲切的身影已经如寒风下的树叶零落无踪。曾经巍峨壮阔的皇城在残阳和衰草中沉默着，万里桥边如烟的柳树现在也所剩无几。举目四望，繁华的锦官城上空飞过队队的野鸡。余榀怀着满腔的伤痛感慨说：“整顿凋残岂无术？但得夫耕妇织无所忧，庶几天命有转移！”
　　其实余榀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清朝政府此时也正在酝酿出台一项“移民填川”的政策。通过这项政策的有力推行，让湖南、湖北、广东、福建、山西、陕西等十余个省份的移民进入四川，开发和重建那些因战火而荒凉了的土地和城市。现在，当我阅读清朝初年的文献史籍，依然能感到那个时代的灼烫、艰辛、轰轰烈烈和生生不息。不同省份的移民操着异乡的语调来到成都，他们披星戴月、劳累奔波、吃苦耐劳，使一座瘫痪的城市起死回生并重现繁荣。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来自黄土高坡而性情又坚忍得像一棵杨树的陕西人，虽然他们的外表朴实木讷，但在经商和创办实业方面却显现了某种本能般的特长，这就像山西商人后来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的卓越表演一样，叫人意想不到。清朝初年，陕西来成都定居和经商的人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主要有棉织业中的“绒线”生产行当，这是一种新的产业，嘉庆《华阳县志》说“秦人寓蜀者多业此”。其次，清初成都的当铺也大多为陕西人所开设，这些临街的有着高大柜台的铺子，最初是贷款给初来成都赤手空拳的农民，后来才发展成为各种物品的典当。
　　清朝乾隆年间，成都老东门外的府河边来了两个陕西人。他们穿着草鞋，肩挎背包，在老东门外的河滩和街巷里转悠。当地居民最初以为他们是收破烂的货郎或看风水的先生，但细心盘问，才知道是从陕西凤翔府远道而来想在成都开烧酒作坊的商家。兄弟俩姓王，都操着一口流利的陕西腔。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一家名为“福升全”的烧酒作坊正式开业了。当地居民看见酒坊的挑夫每天都从府河和好几里路以外的薛涛井挑水回来酿酒。酒坊所在地水井街慢慢飘散出醇厚浓郁的酒香。大有提着葫芦到作坊去打了一斤两斤回来品尝，真还是美酒佳酿──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全兴酒的诞生过程。
　　经过明末清初惨烈的兵燹之后，成都鼎盛一时的出版业濒于灭绝。可是自从移民填川的诏令发布以后，来自江西的书商就在学台衙门附近的学道街、卧龙桥、青石桥一带开设了大量的书铺。这些满脸书卷气的商人从江浙一带运来大量的刻版和书籍，使荒凉的成都开始闻到久违的书香味道。据统计，时至清末，由江西人开办的印刷出版行在成都就有五十多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由周达三开办的“志古堂”。另一个江西人陈发光则于乾隆五年（1740）在成都创立了著名的“同仁堂”药店，经营老成都人耳熟能详的惊风丸、旧脾丸、灵宝丸、金灵丹、白痧药、人马平安散、鲫鱼膏等特色中成药。
　　此外江西人还在成都开有大量的银钱铺，而城内的磁器店则大多为湖南、湖北人所开。
　　下面再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个来自广东的移民家庭，一个姓刁的妇女如何在成都郊区垦荒落业，相夫教子，终使全家人丰衣足食。据成都《万氏族谱》宣统元年春天新撰“刁老孺人行述”记载，刁氏23岁随丈夫万安静从广东来到成都龙泉山萧家沟。至蜀以后，先后生育子8人女2人。“刁氏悉鞠育如至宝，虽衣食维艰，备极劳瘁，但并不因家贫而怨食指之繁。”“既而饥寒交迫，几至破灶无烟。”这时候有一个邻家妇女可怜刁氏穷苦，就劝她把子女卖掉几个以谋生。刁氏怫然曰：“子女骨肉也，虽乞丐必携随之，何忍鬻人做牛马？”邻妇惭而退，深服孺人之贤。又有一次，丈夫万安静不在家，刁氏入山采樵，几个丢在家里的小孩趁大人不在玩火，结果“烧庐舍成灰烬。”
　　刁氏协助丈夫辛苦耕稼，“日则流汗相随，夜则挑灯纺织，无一日得安闲。家人虽不得大温饱，亦不致为百结之鹑衣。至晚年家充裕，谷帛满仓箱，买山有钱，娱宾有酒……至63岁时以病终。时子媳满前，诸孙绕膝下矣。”
　　通过各省人民夜以继日的劳作经营，至康熙后期，成都的人口数量已经有长足的增长。“人民廛市殊倍于昔”。而且至乾隆年间，成都这座残破的城市已经重现昔日的辉煌了：“商贾辐辏，圜贵喧闹，称极盛焉。” 新四川文化

　　在阅读清代前期有关成都的史料时，我感到一股盛大的狂欢气息扑面而至。经过背井离乡、空手创业的艰辛痛苦过程以后，家园和欢乐的概念如预期的潮水汹涌而至。
　　成都平原的富庶在精神和物质上都使这些作客他乡的人感到了某种满足，于是这些“异乡人”拿出积攒的钱财，按省籍修建起自己的会馆。他们在会馆高敞的屋檐下看戏、喝酒、谈笑、陶醉。清代吴好山有一首“竹枝词”描绘了这种盛大的狂欢场面：成都的秦人会馆前面树立着高大的铁桅竿，馆内的戏台装饰豪华、面积广阔，每天人们都穿着华丽的主服进进出出，喧天的锣鼓声长时间在会馆上空回荡。一年中，这儿的戏台要演一千多场地方戏，几乎一天就要连着演四五场。成都城内各个省份的移民“争修会馆斗奢华，不惜金银亿万花！”表面上看他们是在攀比斗富，其实是内心喜悦和豪情的自然流露就像一朵在枝叶腐烂的荒地上长出的花，它一定比其它地方的花更加艳丽和疯狂。
　　族群的杂居和文化的交融也使成都的许多家庭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多样性：“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现实一定充满了无穷的活力和热情，一种新的文化、一座几乎可以说是全新的城市正在诞生。
　　川剧作为成都人喜闻乐见的地方剧种，包含了高亢、细腻、清脆、婉转、活泼、缠绵等多种戏剧元素，它显得如此丰富、热闹、斑斓和动人的心弦。然而明代的川剧却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它还不具备“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的丰富性，而仅仅是一种单调的高腔，“一声蛮了一声吠，一句高了一句低”，可能跟嘉陵江边的船工号子相去不远。然而自从各省移民把其他省份的地方戏带入成都之后，川剧变得如此芜杂和生动。
　　康熙二年，有8个善唱昆曲的人从江苏来到成都，他们作为官宦人家的私人戏班寓居在成都江南会馆的合和殿内，这是一种柔美的、带有江浙一带甜美口音的唱腔。恰好此时四川总督吴棠是江苏人，对家乡戏又格外迷恋，于是常常请成都的地方官员去听来自异地的美妙戏剧。到了乾隆初年，在成都经商的江苏人更是返回江苏置办像样的戏箱，邀请当地的名角来成都演出。川剧于是蒙上一层昆曲所特有的温婉的影子。
　　陕西人来到四川以后，也把三秦大地高亢嘹亮的秦腔带入蜀地，这是一种有着辽阔天宇、漫漫黄土和炽烈情感为背景的北方剧种，它跟川剧的结合，便派生出了川剧中的弹戏，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川梆子”。康熙末年，陆箕永在绵竹任知县，看了一场山村的社戏，就听见“一派秦声浑不断”，真有黄土高坡的雄浑和缠绵。秦腔最初在成都的陕西会馆演出，“会馆虽多数陕西，秦腔梆子响高低。观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酬神散一齐。”许许多多的成都人坐在陕西会馆的板凳上看秦腔，戏散时照例是一声炮响，这几乎成了会馆演剧的定例。
　　同时，川剧的胡琴还吸收了徽调中的某些戏剧元素。徽调是中国著名的地方剧种，“四大徽班”进京和它最终促成京剧的形成，都是戏迷们耳熟能详的旧事。乾隆年间，在成都的戏班里用胡琴伴奏唱西皮调，会被人称作“淫声”，可见徽调中有细腻缠绵的乐声和专门歌颂男女情感的东西。
　　清代初年的成都充满了丰富的想象力和驳杂欢快的乐声，多种省份移民和多种文化的撞击，也使成都的民俗文化、茶馆文化、小吃文化、休闲文化空前繁荣。不同的习俗、不同的饮食习惯、不同的建筑方式甚至不同的语言汇聚在一座曾经饱受战火侵袭的城市中，成都又重现了它一贯的繁华──然而这种繁华跟唐宋时期的商业与人口繁盛是不一样的，它显得更加富有激情、更加难能可贵、更加影响深远。文化习俗的大传播和大交融、人口素质的提高等都决定了成都必将迎来它历史上难得的黄金时代。 重现的成都

　　清代初年，成都城市的修复和重建是一件大事。从野鸡和老虎出没的城市废墟中复原一座新的成都城，也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顺治十六年，剽悍的清军收复成都后，四川巡抚佟凤彩便不失时机地给朝廷上本，要求“修筑成都府城”。然而因为建国之初财力不足，这项筑城计划未获批准。到了康熙年间，驻扎在成都的地方官员见朝廷没有重筑成都城的意思，只好自掏腰包，采用集资的形式修复成都城。此次捐资的主要地方官员有巡抚张德地、布政使司郎廷湘、按察使李羽中霄、知府冀应熊、成都县知县张行、华阳县知县张渲等。这次筑城的主要任务是将坍塌的城垣重新树立起来，修好以后的成都城垣“高3丈、厚1丈8尺，周22里3分，计4014丈，垛口5538个，东西相距9里3分，南北相距7里7分，炮楼4座，堆房11间，门4道（东面迎晖门，南面江桥门，西南清远门，北面大安门）外环以池。”康熙五十七年（1718），因成都地区的商业和农垦已大有成效，于是政府又动员全川各府、州、县的力量，采用分段承包的形式，又修筑了一次成都城墙。
　　然而依靠地方官员或地方政府有限的财力，毕竟不能使新修的城垣达到唐宋时的巍峨壮观。于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四川总督福安康上奏朝廷，获得60万两银币彻底重修成都城。这项浩大的工程历时3年，终于使成都城重现了昔日的光彩：“周围9122丈，计22里8分，垛口8122个，砖高81层，压脚石条3层，大堆房12间，小堆房28间，八角楼4座，炮楼4座，四门城楼顶高5丈。”新城竣工之后，新任四川总督李世杰站在宽大的城墙上，忽然想起蜀后主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四十里如锦绣”的典故，一时间诗情画意涌上心头，便命“内外城隅遍种芙蓉，且间以桃柳”。如此看来，清代的成都城市风光丝毫不比蜀后主孟昶当政时差，每值春夏两季，妖艳的桃花和绚丽的芙蓉花都盛开了，且有如春风般绵软的青青柳枝拂动其间，一座浪漫的、注重绿化环保的城市又来到我们面前。
　　提起清代成都城市的修建，我们还不得不浏览一下成都的“满城”。清朝统一全国以后，开国元勋们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为了加强边防和巩固政权，仍在重要的城市和军事要塞设立军营。成都满城的修建便是在此情形下诞生的。
　　成都满城以将军衙门为中心，南起君平街、小南街，东自半边桥和东城根街，北至八宝街、小北街，西至同仁路，方圆约为十里。城内的建筑布局、衙门设置、营房方位都严格按照八旗军的传统方式来安排，当中共有官街8条，兵街42条。正黄、镶黄旗的官兵住在北方的位置；正红、镶红旗的官兵居于西方；正白、镶白旗的官兵居于东方；而正蓝、镶蓝旗的官兵则居于南方。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宽巷子和窄巷子，即为当时镶红旗人所居，当时又称仁里头条胡同和仁里二条胡同。
　　平时满城内居住着数千名由满人和蒙古人组成的八旗军，最多时扩充到2万人，由一名将军统领。成都满城的设立，对于平定西藏和云贵地区的叛乱都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以此看来，满城一定是个刀光剑影、戒备森严的地方了？其实不然。我们知道满人擅长园林，著名的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承德的避暑山庄都是旗人园林的杰作。在成都的满城内，由于将领和士兵都可以携带家眷，每个士兵还有自己独立的房舍和空地，因此这些八旗子弟就在战争的间隙于满城内栽花养草、营造假山，完全把满城弄成了一座园林式的旗人营地。
　　有一次，朝廷害怕驻扎成都的旗人耽于城市享乐，打算把满城搬迁到远离城市的荒郊野外，但这个计划遭到了驻防八旗和家眷们的强烈反对。清朝道光年间以前，成都的将军和手下的副都统们还骁勇善战，但是随着民族融合的加剧和八旗制度的衰落，成都的驻防八旗基本上成了一群养尊处优的闲人。八旗官员们的锐志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消磨殆尽，他们不大愿意管理实际事务。因此把四川境内的藏、彝、羌等地区事务都推给总督，“将军”的设置已违背了清廷的初衷。
　　到了清代末期，财政困难，官府腐败，那些发给驻防八旗的粮饷都被贪官污吏半路拦截。1914年，成都驻防首领上书大总统道：“停饷已七十余日，拯贫之日所领之款，尚不敷以偿停饷以前之债。智穷计竭，有仰药自杀者，有将所领之款交付父母而投河死者。有家累之人，于万难之际，亦只能从事于负担提篮，各图小贸，以图暂时之苟活。夫十里之城，聚增无数之小贸。供多用少，无路畅销，终旧鲜济……旗人束手无策，呼诉无门，儿啼街旁，妻缢于室；甚至白头之父母，不忍重累其子，因而自杀其身；男女老幼，中宵举家自尽者不可一二数。凄惨之状，见之痛心，闻之酸鼻！”雄风浩荡的满清帝国正在走向衰微和没落之途。 帝国的余辉

　　中国历史漫长的封建王朝随着外国烈强的入侵和国人反帝反封建浪潮的兴起，正在迎来它最后的一息残喘。在此期间，成都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1895年端午节的“成都教案”，二是四川的义和团运动，三是辛亥保路运动和四川总督赵尔丰被军政府首领尹昌衡捕杀。这一系列盘根错节的历史事件似乎都在昭示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据成都教案的当事人──美国传教士何忠义（中文名）后来回忆说，1894年成都的天空开始出现乌云，四川总督在衙门口张贴了一张布告，说是外国人在四圣祠和陕西街租赁的房地产均属非法，“外国人使用这种虚伪手段来收买中国的土地，今后禁止使用‘永租’这两个字！”这张布告加剧了群众的反洋情绪。与此同时，成都的街巷和市井中还有谣言流传，说是外国人专门拐骗中国的小孩，并取他们的双眼来制药……翌年五月初五端午节来临时，街面的谣言更多了，甚至带有恐吓性质。这一日成都人按照他们的习俗在东较场观看打李子游戏。薄暮时分，忽然出现了惊人的事变，数百人聚集在启尔德和司蒂文孙医生的住宅门前。我们听见群众击破大门之后的巨大喊声，窗户的破裂声，屋瓦的坠毁声。翌日上午10时，全城都骚动起来，陕西街教堂在这时被毁了，传教士们全都躲在邻居的顶楼上。我住在一个姓汪的医生家里，他们给我穿上中国服装，用一张红帕子盖在我头上。第10日，当地官吏来到英国人和美国人居住的小院内，他说，允许你们在午夜之时一齐前往大码头。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自然使普遍的民众怒火撒向那些住在中国土地上的外国人。
　　清末最后一名在四川任总督的人，是一个外号叫“大头猫”“赵屠户”的作恶多端的人。老成都曾经用他的名字来吓唬淘气的孩子，可见其凶恶和残暴程度。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川准备修建铁路。按照最初的约定，四川铁路的修建和管理应遵照“三自方针”来办，即“自己出钱，自己修，自己管”。这当然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成都的巨商大贾不消说，就连小商小贩和农村里稍有积蓄的人家也拿出钱来，买上一股两股川汉铁路的股票。（全川共集资1500万两银）宣统三年阴历五月九日，四川总督却忽然宣布了皇上的圣谕，说是铁路均归国有，私人不得认购，还警告老百姓说：“如有不顾大体，故意扰乱路政，煽惑抵抗，则照违制论处！”
　　赵尔丰于这年的阴历六月初九到成都就任四川总督一职的，甫一上任，就对“四川保路同志会”采取严厉的镇压手段。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十月初六下午，赵尔丰贴出“退位”告示，宣布四川独立。十月初七（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独立军政府”在成都皇城坝举行成立大会和阅兵仪式。虽然新的军政府宣告成立，但“下野总督”赵尔丰却在暗地活动，企图成为统治和割剧四川的新军阀。辛亥年十一月初三，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尹昌衡指挥同志军攻入总督衙，生擒赵尔丰，并于皇城前当着成都民众的面使臭名昭著的赵尔丰人头落地。
　　成都这座既繁华、温暖又多灾多难的城市，正从封建王朝土崩瓦解的飘摇风雨中挣脱出来，走向属于它自己的光辉前程。

军阀防区制与军阀混战

　　1918年，以四川靖国军总司令名义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因各军驻防日久，不仅在防区内提取粮饷，还干预政事，委任官吏，预征赋税，致使各防区成了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 ”。各军阀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扩大防区，争霸四川，不断加紧混战。

　　四川从1912年到1933年，共发生大小军阀混战四百七十多次，其中大多数混战发生在防区制形成之后。1926年下半年，混战中的四川军阀为求自保，纷纷派代表到武汉、长沙，向进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输诚，表示承认国民政府，同意军队易帜改编。于是，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先后任命四川军阀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国民革命军的军长，仍统率原部。四川军阀虽已易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其军阀本质没有改变，仍然争夺防区，混战不休。

　　军阀防区制延续到1934年。当时由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多次粉碎了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的围剿，沉重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刘湘于11月飞抵南京，向蒋介石求援。1935年春，蒋介石派遣行营“参谋团” 和上官云相等部中央军入川，督导川军围剿红军；还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授权他撤销军阀防区。刘湘于是发出一系列通告，限令各军把防区内的军、政、财、文大权交给省政府，并裁军整编，这才结束了防区制度，统一了四川军政，归隶南京政府。

　　四川军阀连年混战，防区割据，关卡林立，捐税苛重，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许多工厂倒闭，商业萧条，农村残破，农产量锐减，文教机关和学校毁损严重。

民国初年四川的政治经济状况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正式宣告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从此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2月15日，袁世凯窃取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旋即在北京挂上“民国”的招牌，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袁世凯先后任命其心腹胡景伊为护理四川都督、陈为四川巡按使，窃夺川政，毁弃了辛亥革命在四川取得的成果，把四川置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1913年7月，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四川响应，以熊克武为总司令举行“癸丑讨袁”，宣布重庆独立，不久失败。1916年，为反对袁世凯称帝，四川革命党人协同滇军黔军在四川的泸州、纳溪一带进行激烈的护国战争，击败袁世凯的北洋军。护国战争胜利后，川军又向四川境内的滇、黔军开战，先后将其打出四川。1917年7月，川军总司令刘存厚入据省会成都，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督军。接着，熊克武等又响应孙中山号召，组织靖国军，进行护法战争。1918年2月，四川靖国军总司令熊克武率部攻入成都，赶走刘存厚，摄行军民两政，随即由孙中山大元帅任命为四川督军。不久四川各系军阀之间的战事又起，连年混战。
民国初年，独立共和、自由平等的思想已为川人接受，新式学校教育迅速发展。近代民族工业出现短暂繁荣，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要地位。资产阶级的政党政治和议会制度，也一时兴起，但在省县议会活动中，国民党人和其他进步势力却很软弱，不能利用议会制度限制军阀的专制独裁，广大民众仍然在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残酷统治下呻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四川的武装起义

从1927年8月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中共党史上称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中，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多次遭到破坏，又多次整顿恢复，逐步发展，在白色恐怖下苦斗，从1927年8月到1935年先后共领导武装起义69次。较重要的起义有：1928年4月，南溪县牟坪、李庄的农民五千多人起义。同年7月，川军第五混成旅在潼南县双江镇起义。1929年4月，万源县固军坝李家俊率领一千多农民武装起义，组成四川第一路红军游击队，李任司令。1929年6月29日，川军第七混成旅代旅长、共产党人旷继勋率领全旅在蓬溪县大石桥乡起义，一度攻占蓬溪县城，建立苏维埃政府。1929年冬，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李鸣珂领导涪陵驻军赵启明连起义，进入缕坝与农民武装合编为四川第二路红军游击队，李任总指挥。1930年7月，梁平、达县的几支游击武装，奉中共四川省委指示，会集于忠县黄钦坝，改编为四川第三路红军游击队，以李光华为总指挥，东进湖北，企图“会师武汉”，8月在石柱县西乐坪战败，余部回到梁平、达县边境，由王维舟组建成川东游击军。1 930年8月，共产党组织发动合川兵变；9月发动江津兵变；10月又发动广汉县驻军第二混成旅起义，占领县城后，转进绵竹战败。1932年11月25日，共产党员覃文、罗南辉领导南部县升钟寺地区农民起义。上述武装起义，由于是在当时统治中国共产党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引下组织发动起来的，又被强敌围攻，结果都失败了。

川军出川抗战

　　抗日战争爆发后，川军各将领纷纷请缨抗战。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川军各部组成第二路预备军，以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从9月7日起，川军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同10 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1938年1 月刘湘病死后，第七战区被撤销，所辖川军第二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先后拨归二战区、三战区和五战区节制。以后由于前方战事的需要，又陆续从四川抽调了一些部队到前线抗战。到1938年6月后，出川抗战的川军，经过整编，共扩建为6个集团军，即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六集团军，另外还有1个军和1个师，总计约40万人。川军将士在前线英勇杀敌，为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日机轰炸重庆与重庆的反空袭斗争

　　抗战期间，日军飞机对成都、重庆、乐山、自贡等城市进行了多次轰炸，尤其是1939年5月3日和4日的“重庆大轰炸”，造成了震惊中外的惨案。这两天，日机共7批63架次空袭重庆，共投弹292枚，炸死3991人，炸伤2323人，炸毁房屋4871间。1941年夏，日本飞机又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6月5 日造成较场口防空大隧道躲避空袭的市民发生窒息大惨案，死亡约1万人。综计从1938年10月4日日机首袭重庆市区，到1943年8月23日，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隧道惨案死亡的1万余人未计入内），炸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
　　重庆人民对日机的空袭进行了坚决的反空袭斗争，当局成立了防空指挥部，建立了防空部队，以阻击来袭的日机；同时修筑防空壕15个、避难室19 个、防空洞646个、掩体38个，共可容纳22万人；还组织防空救护队，动员青壮年和医护人员救死扶伤。

国共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内出现了有利于国共合作、成立联合政府、和平建设新中国的契机。但蒋介石的独吞胜利果实、发动全面内战的方针已定，只是迫于全国要求和平建国的舆论，于８月中下旬，接连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企图赢得时间，部署内战。中共中央为了避内战，实现全国人民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愿望，决定派毛泽东等赴重庆同蒋介石等共商和平建国大计。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从延安飞抵重庆，受到有关方面代表和各界人士热烈欢迎。国共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双方代表经过多次谈判，达成和平建国方针的协议，并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1 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重庆继续同国民党代表商谈有关事宜。但是，重庆谈判刚结束，蒋介石就向国民党军队发出了内战密令，并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策划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撕毁了《双十协定》。

西康建省

　　西康地区旧称川边，隶属四川。1933年军阀刘文辉败于刘湘后退据西康，并加紧活动西康建省。蒋介石为分化川康地方实力派，以便中央控制，于1 934年12月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时，也任命刘文辉为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1935年7月，西康建省委员会在雅安成立（后迁康定），筹备建省。西康地区原只有19个县，后经四川省政府同意、行政院批准，将四川的雅安专区和西昌专区划归西康省管辖。1939年元旦，西康省政府正式成立，省会康定，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全省辖雅属、康属和宁属（西昌地区）共33个县、3个设治局，面积共35.15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50万人。

四川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巨大贡献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四川各地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赢得这一胜利，四川人民作出了巨大贡献：第一，出钱出粮全国之冠（这一时期中本书所说“全国”，其统计数字均为国民党控制区域数）。八年抗战中，国家的财政开支主要依靠四川负担。在抗战最困难时期，估计四川负担了国家总支出的30%以上。如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 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出粮也最多，仅1941年至1945年，四川共征收稻谷8228.6万市石，占全国征收稻谷总量的38.75%、稻麦总量的31.63%。第二，川人积极参军参战。除抗战初期约40万川军开赴前线外，八年抗战中，总计在四川征兵约300万人，充实前线部队。出川抗战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的1/5，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 5人，共计64万余人。无论供给兵员或为国捐躯，四川都居全国之冠。第三，四川人民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战时军队的军火枪械，吃的军粮，穿的军衣等，主要是靠四川人民加紧生产出来的。川江航运工人，积极运输部队、难民和军需、民用物资，对支援抗战起了巨大作用。第四，献金抗日救国。从1 937年冬天起，全川人民就掀起了劳军捐献运动。到抗战中后期，国家财政困难，军费紧张，政府提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献金救国，以助军费，全川又掀起了献金高潮。1943年，重庆妇女界自“三八”节发起捐献“妇女号” 飞机起，半年之内共捐法币260万余元，献给政府买飞机13架，据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表的不完全统计，到1944年5月，四川有14县市的献金总额为2亿元。5月16日以后到11月底，内江、自贡、富顺等地掀起第二次献金运动，捐款总额达4～5亿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四川政局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1937年8月，淞沪抗战失利，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成为日军进攻目标。11 月9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在重庆曾家岩新址办公。1939年5月，定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1940年9月，定重庆为陪都。在8年抗战期间，重庆是中国战时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也是国际知名的一大都会。直到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才由重庆还都南京。

蒋介石加紧控制四川

　　抗战爆发和国民党政府迁渝后，蒋介石加紧控制四川，以各种手段压制排斥四川地方实力派，并通过成都行辕和特务机构监控四川的军政等事务，镇压民众的进步活动。四川省主席刘湘奉命率部出川抗战，1938年1月病死武汉后，蒋介石即任张群为四川省主席，因遭刘湘在川旧部潘文华、王陵基等的反对，又改任亲蒋的川军将领王缵绪。不久，王又遭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所部7个师长的坚决反对，蒋介石遂于1939年9月自己兼任省主席，直接控制四川。到1940年10月，蒋介石才将四川省主席一职交由成都行辕主任张群兼任。

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中央南方局迁驻重庆

　　根据国共两党多次谈判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陕甘宁边区的红军主力约4万人，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在南京、武汉、西安等地设八路军办事处。武汉失守前夕，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于1938年10月22日迁驻重庆。1937 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南京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秦邦宪为书记。南方局后迁武汉。武汉失守后，1939年1月，又决定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 以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是中共中央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派出机构。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大革命在四川的开展

　　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后，四川的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都加入了国民党。1925年8月，吴玉章（共产党人）由广州国民党中央任命为四川党务筹备员，回川整顿国民党组织。吴玉章在重庆共产党组织的支持下，派人到各地帮助发展国民党员，建立县市党支部。在此基础上，于1926年1月在重庆莲花池建立了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委会，简称莲花池省党部（左派），当时已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an(去声，“ 门”中加“音”)公被选为该省党部常委。3月，属于国民党右派的一些党员，在重庆总土地巷也成立了四川省临时执委会，简称总土地省党部（右派）。同年冬，刘湘慑于武汉北伐革命军的威力，宣布解散国民党右派省党部。1926年11月25日至12月4日，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和中共重庆地委共同筹备在重庆召开了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人杨an(去声，“门”中加 “音”)公、朱德、刘伯承等以国民党员身份参加大会，并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会议确定了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杨an(去声，“门”中加“音 ”)公、朱德、刘伯承等当选为新的执委会常委，正式成立了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这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的正式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推动了四川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不断高涨。1925年6月，上海“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四川，成都、重庆等地成千上万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反帝斗争，并在全川开展了抵制英货和日货运动。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九五” 惨案。中共重庆地委发动各地群众集会游行，掀起了反英怒潮。1926年下半年，川军易帜改编，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配合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同年12 月至1927年5月，中共重庆地委又以国共合作的形式，组织领导四川左派军队，在泸州、顺庆（今南充市）起义，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顺庆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坚守泸州，后由武汉国民政府下令编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 ”，任命刘伯承为军长。1927年春，军阀刘湘配合国民党右派的反共阴谋，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刘湘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指挥各路军阀部队围攻泸州起义军，泸顺起义失败。泸顺起义不仅打击了四川军阀统治，策应了北伐战争，而且由于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创性的实践，在中共的历史和四川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汪精卫在武汉“分共”，蒋汪合流，实行清共剿共，镇压革命，四川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

五四运动在四川的反响与共产党组织在四川的建立

　　1919年北京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很快在全川引起反响。从5月下旬起，成都、重庆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罢课、罢工、罢市，成立各种群众组织，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要求中国政府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收回青岛，抵制日货，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全国反帝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撤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卖国官僚的职务，并拒签“巴黎和约”。五四运动促进了四川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运动。《新青年》、《新蜀报》、《川东学生周刊》和《人声》等报刊，宣传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和社会主义，对群众影响很大。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共产党组织在四川的建立打下了思想基础。在五四运动中，四川的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涌现了许多有觉悟的先进分子，为建立共产党组织打下了阶级基础。到1925年10 月，成渝等地已建立了一些共产党组织，有党员19人。1926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建立了中共重庆地委，杨an(去声，“门”中加“音”)公为书记。实际上这就是最早的中共四川省委。

四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中共中央陆续派张曙时、罗世文、李一氓、于江震等入川，恢复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并对四川地方实力派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做争取工作。这时，刘湘、刘文辉等因不满蒋介石的压制排斥，便靠拢共产党以对付蒋介石，并接受了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愿意共赴国难，团结抗战。中共中央南方局迁驻重庆后，周恩来、董必武等又多次会见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鼓励他们团结抗战。周恩来还与刘文辉和潘文华达成协议，在其军部驻地设置秘密电台，以沟通同延安中共中央的联系。
　　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原来秘密建立的“ 重庆救国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 ”等团体，先后公开活动，抗日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尤其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全国各界抗敌救国会等抗日团体、抗日报刊社先后迁到重庆，各界民主进步人士相继来川。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周恩来、郭沫若直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领导下，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成渝等地各抗日救亡团体集会游行，创办报刊，组织剧社和宣传队、歌咏队、电影队深入街巷、工厂、农村、学校，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推动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经济

抗战前夕四川的经济概况

　　抗战前夕，四川近代工业企业很少。1937年，四川符合全国工厂法规定标准的，即拥有动力和30名工人以上的工厂，仅有115家，占全国3935家工厂的2.93%；仅有工业资本214.5万元，占全国的0.58%，居第17位。全国大中型企业资本平均额为9.5万元，四川平均只有2万元，约为全国平均数的1/5；全省仅有工人1.3万人，占全国的2.58%。四川的农业也因军阀混战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难于复苏。

抗战时期四川的工业与交通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组织了大规模的工业企业内迁。到1940年6 月，沿海沿江内迁的民营工矿企业共有245家，物资共9万余吨。内迁工业带动了原有工业的发展，使全省工业出现了初步繁荣的局面，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门类相对齐全的、当时全国最重要的工业区。据1940年经济部的报告，重庆工业区拥有机械厂159家、冶炼厂17家、电力厂23家、化学厂120家、纺织厂62家、其他行业46家，共达427家。到1942年，全省符合工厂法标准的厂矿已达1654家，占国民党统治区资本总额的52.3%；有工人10.8万人，占全国工人数44.7%。同1937年的工业相比，5年间厂矿和工人数都增加约15倍，资本增加526倍以上。

　　战时四川的交通有较大发展。1935年开始修筑的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到抗战头>一二年已全部筑成通车。抗战中后期又修筑了川滇中路（由成都经新津、乐山、宜宾及云南昭通到昆明）、川滇西路（由乐山经西昌、会理到云南的祥云）、川康公路（由成都经雅安、泸定到康定）和汉渝公路（由重庆经邻水、万源到陕西汉中，陕西境内未修筑）。川江及其主要支流的轮船和木船航运也有较大发展。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航空交通网，先后开辟了重庆至昆明、兰州、哈密、汉中、香港、莫斯科、河内的各条航线。此外，还开辟了“飞越驼峰”航线，即从印度汀江飞越喜马拉雅山到昆明，再到四川的宜宾、泸州。这些航线，特别是飞越驼峰航线的开通，对支持全国的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抗战时期四川的农业

　　抗战时期，由于政府采取了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品种、推广先进技术、发放农贷等措施，为扩大农业再生产创造了一些条件，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据统计，1938年四川产棉90万担，约为上年产量的1倍。1939年全川粮食又获丰收。1944年春秋两季之收获，可供全省人民两年之食用。不过，尽管四川农业有所发展，粮食产量增多，但在地主、高利贷者和政府苛捐杂税的盘剥下，广大农民仍然过着穷困的生活。

抗战时期四川的财政、金融和商业

　　抗战初期，四川省级财政负担着支撑地方政府开支、协同中央开发四川经济、支援抗战等重担。主要财政收入以田赋、营业税及债款为大宗。岁入与岁出相较颇有盈余。抗战日久，军费开支愈大，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国民政府规定从1941年秋季起，将田赋收入划归国家财政，并实行田赋征收实物。四川地方财政失去这一主要税源后，遂增加不少苛捐杂税，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抗战期中，国民政府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滥发纸币，造成四川金融市场紊乱，物价暴涨。到1945年7月，重庆的物价比战前上涨532倍。在成都，19 42年12月至1943年1月，一月之内米价上涨3倍以上，使得许多工厂、商号倒闭。许多工人、农民、小职员挣扎在饥寒线上。

　　抗战的初期和中期，由于省外工矿企业和各种人员纷纷迁川，剌激消费市场需求增大，加之外国洋行势力萎缩，国民政府又对民营商业采取扶持政策，促进了四川商业迅速发展，重庆成为大后方商业中心。到1942年底，加入重庆商业同业公会的已达一百二十多个行业、一万五千余家商号，各公司商号拥有的资本总额已超过上海。重庆海关的进出口值，1940年洋货直接进口值从上年的100万元增加到480万元。直接出口值从37.3万元增加到51.9 万元。抗战后期，由于省外商贸渠道受阻，政府又于1943年洳肌都忧课锛?管制方案》，对商业实行统制政策，官僚资本和大批官员借“统制”之名搜刮民财，黑市泛滥，货币贬值，物价暴涨，众多商号倒闭，商业趋于冷落。

抗战时期四川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

　　抗战时期的四川经济，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发展最快。到1943年底，官僚资本约占四川工业资本的63%，在基础工业中更占优势，在冶炼业中甚至占86%以上。当时四川较大的工业有390多家，资本共3.4亿多元，孔祥熙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就有资本1.2亿元，约占1/3。四大家族独占了丝、茶、桐油等主要出口物资的贸易。为了垄断市场，官僚资本还把银行放款大量投资于商业，在商业上投机，发国难财。

　　四川的民族资本以卢作孚办的民生轮船公司为代表。他于1925年创办民生公司，经营长江航运。民生公司在与外国资本的激烈竞争中取得节节胜利，业务不断发展。在抗战初期工业迁川和以后发展川江航运的事业中，民生公司的员工以充沛的爱国热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公司1938年有资本700 万元、职工4500人。至于全川民族资本企业，则至少在1000家以上，资本总额无统计资料。抗战后期，由于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和官僚资本的压迫、排挤，民生轮船公司每况愈下，几至于倒闭，其他较小的民族资本企业倒闭破产不少。

四川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和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已无力控制中国，正在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要求打破封建主义的束缚，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愤含世凯和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强烈要求中国进行改革，以求进步自强。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便逐渐发展起来。随着《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在四川的传播，四川的新文化运动也开始兴起。四川早期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人物，是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教师吴虞。他先后在《新青年》和《星期日》等刊物上发表了《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吃人与礼教》和《说孝》等文章，对封建宗法道德和孔子学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全国影响很大，被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新文化运动激发了青年学生向西方学习民主和科学的热情。从1918年起，四川兴起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成都、重庆先后办起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一年毕业后，经考试合格者，由政府和商会等团体资助，分批去法国勤工俭学。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蓬勃发展，许多未入预备学校的省内外川籍青年，也自费赴法勤工俭学。据当时统计，从1918 年到1920年，四川留法学生有315人，分属85个县。到1921年11月止，达到4 92人，约占全国留法学生总数的1/3弱，为各省之冠。四川留法勤工俭学生绝大部分是爱国志士，其中著名的有赵世炎、刘伯坚、陈毅、邓小平、聂荣臻、傅钟等。他们回国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我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的文化与教育

　　战时全国许多文化团体和文化人物进入四川，主要集中于重庆，使重庆成为抗战文化的中心。在国共合作的氛围中，在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厅长、主任）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抗战文艺、抗战戏剧、抗战歌咏等活动十分活跃。尤以抗战话剧运动取得巨大成就。著名话剧如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曹禺的《蜕变》，宣传爱国抗日，反对顽固倒退，坚持民主进步，鼓舞了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报刊的出版发行以成渝为中心。战时全川共出各种报纸约200种，以《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最有名。抗战8年间，重庆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经政府审查注册的共404家，还有些机构未登记注册。据统计，出版书刊的单位共644家，出书共8000余种，出版期刊约2000种。

　　抗战时期，沦陷区迁川的高等院校有48所，占战前全国高等院校的44% ，主要集中迁于重庆和成都。其中知名的有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和同济大学等。到抗战后期，四川的高等学校共有56所，为战前的4倍，居全国各省之冠。四川的中等学校也有较大发展，到1945年，学校增到671所（内有迁川中学21所），学生24.8万人，约为战前的3倍。战时的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44年有中学72所，学生25449人，未纳入四川统计。1944年，四川有中心国民学校（完小）5030所，比1937年增加3倍多。四川已成为全国教育最发达的省份。

川陕革命根据地与红军长征过四川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约1.5万人西征进入川北，于1933年2月在通江县城建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发展生产，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1933年5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四川军阀田颂尧的三路围攻，夏秋间又展开了三次进攻战役，到10月胜利结束，使根据地扩大到23个县，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红军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声威大震。蒋介石委任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对川陕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
1934年9月，红军粉碎了围攻。为了策应中央红军长征，1935年3月28日，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西进，于4月底完全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向川西长征。
　　红军三大主力的长征都辗转经过四川。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曾两次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后又转进云贵。5月上旬，中央红军从皎平渡北渡金沙江入川，随即过会理北上，向川西推进，6月中旬同红四方面军会师懋功（今小金）。8月，中共中央召开毛儿盖会议后，一、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9月上旬，中共中央率右路军中的一方面军主力，从巴西出川入甘南；而张国焘率左路军却滞留阿坝，反对北上，旋令所部南下川康边境，于10月在今马尔康县的脚木足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分裂中共和红军。1935年11月，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名山县百丈关战役受挫后，转进西康。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第二中央。7月2 日，红四方面军与由云南入川的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即共同北上，再过雪山草地，于9月中旬出川入甘南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在四川的专制统治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为把四川作为内战基地，采取了以下主要措施：第一，在重庆设立“委员长行营”，后又相继改为“重庆行辕”、 “重庆绥靖公署”、“西南长官公署”，作为国民政府和国防部在重庆的派出机构，直接控驭重庆，统治四川，并督导西南各省市军政机关的行动，具有指挥辖区军队的权力。第二，推行特务统治，扩大军、警、宪兵、特务机构的编制，以重庆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为中心，加紧对共产党人和民主进步人士的逮捕、关押和屠杀，残酷镇压民主进步运动。1946年1 月，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特务先后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殴打政协代表郭沫若、沈钧儒、马寅初等多人。1947年1月，强迫中共中央驻重庆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限期撤离，并派军警包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限令吴玉章及全体人员撤回延安，随后大肆逮捕四川共产党人。第三，勾结和依靠美帝国主义侵华势力，深入内地，侵扰、控制四川，纵容美军暴行，帮助美货倾销，使四川殖民地化的危机日益加深。第四，国民政府于1948年4月免去地方实力派邓锡侯的省主席职务，调反共悍将王陵基充任，以加强反动统治。

解放前夕四川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涨

　　从1947年开始，随着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危机的加深，中共四川省委领导人民积极开展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中心的爱国民主运动，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1947年6月，重庆学生成立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联合委员会”，领导全市学生开展罢课斗争，遭军警镇压，被捕师生约千人。1948年4月9日，成都四川大学、华西大学等校学生三千多人，举行反饥饿游行，向省政府请愿，省主席王陵基下令军警镇压，逮捕学生1 32人，打伤200余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九”血案。1949年春，成都、重庆等城市大、中、小学教师开展了“反饥饿”、“争温饱”的运动，3月17 日，重庆六千多教师罢课，三千多教师高呼“要吃饭”、“要活命”的口号上街游行。4月5日，成都石室中学、华西协和中师学生举行罢课游行，高呼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打倒王陵基!”等口号。成渝等地工人的反饥饿、反迫害、争温饱的罢工斗争也蓬勃开展，有力地支援了学生的斗争。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

四川解放前几年的经济概况

　　战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大发“胜利财”，进一步控制了四川的经济。由于蒋介石扩军备战，军费开支增大，滥发纸币，物价暴涨，加之美货大量倾销，冲击四川市场，致使许多工厂、商号停产倒闭，民族工业奄奄一息。又因内战在全省大征壮丁，1948年四川征丁数十万人，次年又征丁42万人，以致农业严重缺乏劳动力，加之水旱灾害严重，地主残酷剥削农民，苛捐杂税繁多，造成农业衰败，农村经济破产。金融业和商业也因政府滥发纸币而趋于紊乱和凋敝。1949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3.51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3 6.2亿元，工业总产值仅7.31亿（按1952年不变价计算）。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298.9亿斤，平均亩产只有211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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