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最新干部公示:文革前后文化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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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时间,一般认为是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出《516通知》之后。但是,作为一场在“文化革命”名义下进行的政治较量,文革其实始来有自。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批判和思想改造,从中共建政之初,就已经开始,至1957年的反右运动,到达一个高峰。1966年文革发生后,则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因此,对于文革的发生,不能孤立地看待,必须结合文革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来作为参照。在这里,我们把中共建政之后的一系列重要的文化事件列出,希望从中理清“文化革命”的由来和其主要脉络。

1951年——5月20日 批《武训传》 由电影发端的政治运动

  《武训传》于1950年12月开始公映,并受到普遍的赞扬和好评。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为《武训传》下结论称:它是“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号召“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的同时,批判的矛头就指向了陶行知,意在引出即将大规模进行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批《武训传》是中共建制后发动的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它从电影发端,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的知识分子。

1960年——1963年 《海瑞罢官》上演 德彪西遭批

  1961年京剧《海瑞罢官》在北京上演,作者吴晗因此招来杀身之祸。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开幕。1962年东方歌舞团成立。主要学习和表演亚非拉等国家人民的歌舞。中国最大古籍目录式《中国丛式综录》在上海编成。

  1963年毛泽东在中宣部材料上批示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许多共产党人热心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艺术,文化界为之震惊。姚文元在《文汇报》发表文章,掀起对德彪西及无标题音乐的批判。

1962年 利用小说反党 现代文字狱株连万人

  这是由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作小说《刘志丹》而引发的一场政治运动。在1962年9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念了康生递的条子:“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此后,在康生策动下,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刘志丹的弟弟)等被指责为小说《刘志丹》的幕后策划者,并开始清查习仲勋等反党活动。

  《刘志丹》小说案最后升级为“彭(德怀)、高(岗)、习(仲勋)反党集团”,时而定为“西北反党集团”,把西北大部分司局长以上的干部都划了进去,打了几百干部。不仅西北干部,长征过来的南方干部和1962年参加审查这个案件的干部都未能幸免。陕甘宁老区的基层干部和群众,有上万人被打成“彭、高、习反党集团”的黑爪牙,甚至李建彤到陕北采访时,带过路的群众也被打死了好几个。

  该事件前后共株连迫害万人,被称是“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

1964年 利用电影反党 文艺界开始整风

   文革前的1964年,文艺界开始了整风运动。电影《逆风千里》在全国上映之后,时任中央领导要职的康生就这部影片大加批判:“这是动国民党之心,动共产党之愤”,由此宣判了影片的死刑。

  1964年的7月29日,影片《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等被批判为大毒草。随后,全国各大新闻媒体相继发表批判这些作品的文章。

  8月29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的通知》。此后,《逆风千里》、《兵临城下》、《红河激浪》等影片也被连带而出,《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大报纸用了整整一版文字,对《逆风千里》逐条逐段地展开批驳。对这些电影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八个样板戏一支独秀提供了空间。

  与此同时,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京举行,江青以“旗手”身份开始对中国文艺的干涉。1965年11月,《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揭开文革序幕

  1965年11月,在毛泽东、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批评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1960年发表的《海瑞罢官》,抨击它影射彭德怀事件,是为庐山会议中被撤职的彭德怀抱不平,但其矛头真正指向的是北京市长彭真及其背后的刘少奇和邓小平。

  史学界、文艺界、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开始进行全面的“揭盖子”。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江青、姚文元等人此时登上政治舞台。

1966年2月 林彪、江青炮制《纪要》 为发动文革做理论准备

  1966年2月2日至20日林彪和江青密谋炮制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

  这篇纪要首次提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

  《纪要》否定了1949年以来文艺工作的成就和主流,也否定了三十年代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艺革命的成就,为后来否定“二月提纲”,打倒彭真、陆定一、周扬以及文艺界一大批干部、作家演员提供了理论“武器”。

  《纪要》和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两个批示相呼应,反映了他对文化、政治等领域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估计和发动文革的决心,被当时官方媒体吹捧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也是林彪、江青合作的一次契机和实践。

1966年5月 《五一六通知》 文革开始

  1966年5月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过,成为为期十年文革的纲领性文件,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它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五一六通知》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会,这为开展文革准备了组织措施。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人后来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底,逐步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

1966年8月19日 破四旧运动 文化的浩劫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资产阶级虽然已经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封、资、修”都属“四旧”,凡是“旧”的就是“封、资、修”,就要对它“专政”。

  1966年8月17日,北京第二中学的红卫兵拟就《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理发馆、裁缝铺、照相馆、旧书摊……等等,统统都不例外。”在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30万红卫兵后,这些“小将们”走向街头,开始了“破四旧”运动。

  这场史无前例的风暴给整个文化界带来的是一场浩劫。按周恩来的说法,在破“四旧”过程中,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的珍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不知多少在火堆中消失。在这场风暴中,孔庙被砸、孔子的坟被掘,无数的文物被毁坏。1966年 老舍自杀 文学艺术家遭批斗

  破四旧开始后,红卫兵们砸教室、学校,放火焚烧教科书和一切中外文学书籍,还殴打、监禁教师和出身“黑五类”的学生。

  8月23日,在北京成贤街孔庙,市文化局、市文联的文化名人、包括文联主席老舍被红卫兵进行挂牌批斗,老舍等人被驱逐在烈火边蒸烤,并施以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围观的“看客”人山人海。红卫兵将已奄奄一息的老舍轮番毒打到深夜。8月24日,老舍在太平湖边投湖自杀。

  文学家老舍被迫害致死,仅仅是文学、艺术家们灾难的开端,跟着被迫害死的有: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翻译家傅雷、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文艺活动家刘芝明、剧作家海默、电影导演蔡楚生、作家杨朔、导演孙维世、作家陈翔鹤、导演郑君里、作家赵树理、肖也牧、诗人闻捷、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文艺评论家侯金镜、巴人、作家魏金枝、周洁夫、导演焦菊隐、诗人孟超。

1968年 考古发现金缕玉衣

  文革期间,考古发现取得了一项重大进展,即1968年河北满城发掘出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妻子窦绾两座古墓。

  刘胜墓和窦绾墓出土文物品类繁多,数量浩大,共出土金、银、铜、铁、玉、石、陶、漆等类文物总数达一万多件,其中精品达四千多件,其种类之丰富,制作之精美,在已发掘的汉墓中都是罕见的。其中尤以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最为珍贵。

  2001年3月,满城中山汉墓被评选为“中国二十世纪一百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

1969年10月起 大批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

  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宣布各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这标志着整个文革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发表的关于 “斗、批、改”的几个阶段的设想中,提出“下放科室人员”。

  1969年10月18日,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离开北京到外地,很多机构也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和试验农场等名义,分散到农村及有关“战备疏散点”。

  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十多万名下放干部、三万家属和五千名知识青年(子女)。不少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大批官员、教师、科学工作者送到“五七干校”劳动,使许多国家急需的有用人才付诸东流,浪费了大量物力、财力。

1969年12月起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1969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一千六百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上山下乡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也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但这场运动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也导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一些曾经积极参与文革的城市年轻人觉得自己被欺骗,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1970——1972年 八个样板戏上演

  文革带给中国的是一场灾难,带给文艺界的同样也是一场灾难。这场灾难性的运动使全国大多数剧团解散,许多戏曲演员遭到迫害,戏曲舞台出现一片萧条景象。在这种政治气候下,1970-197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及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了八大现代京剧样板戏,叫响了全世界。

  八个样板戏是指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沙家浜》和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及交响乐《沙家浜》。后来,又在七十年代初江青指令编演了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及钢琴伴唱《红灯记》、舞剧《沂蒙颂》、《草原儿女》、交响乐《智取威虎山》等作品。

  江青等人借助样板戏扶摇直上,被奉为“京剧革命的旗手”。此后,“样板戏”被定为至尊,全国出现“亿万人民一台戏”的局面。

  与此同时,“语录歌、语录操”、“忠字舞”也热遍全国。“忠字舞”是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一种形式主义做法。而“语录歌、语录操”则将学习毛泽东思想形式化、庸俗化。这种宣扬个人崇拜的形式主义做法,形同宗教仪式,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1972年 考古大发现 长沙马王堆汉墓

  考古工作者1972年在湖南长沙市郊的马王堆发掘出西汉古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震惊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该墓葬保存完好的女尸,是世界上首次发现的湿尸。这具古尸入土已经两千多年,仍保持着栩栩如生的面目和弹性肌肤。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非常丰富,包括衣物、食品、药材、漆器、木俑、乐器、陶器、帛画以及大量的帛书和竹木简。这些文物具有极高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价值极为珍贵。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数量庞大、内容重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许多原有的学术观念和传统认识。

  长沙马王堆的发掘,对中国考古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专家认为,该墓最有价值的是完好无损的古尸,并且有成组成套的物品,还有内容珍秘的帛书、竹木简。这三者能有其一,已是考古的重要发现,如今三者兼有,在中国考古史上可说是独一无二。因此,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被世人誉为“二十世纪中国与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1974年 文革期间生产的故事片放映

  从1966——1970年间全国各地电影制片厂无一部电影问世,许多艺人被关、隔离审查,或关进牛棚,或折磨迫害致死。这一时期重点是宣传“文革”成就及毛泽东革命路线的大量纪录片,这些纪录片有《毛主席第五、第六次检阅文革大军》、《光辉的榜样,伟大的创举》、《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等。

  由1974年春节开始,故事片《艳阳天》、《青松岭》、《火红的岁月》等片在全国各地陆续上映,它们是文革八年来首次上映新的国产故事影片,也成为“文革”期间最早的一批故事片。

  虽然这些电影也深深打着文革的烙印,无论是纪录片还是故事片大多围绕三个题材:一是突出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二是突出支持“文革”运动;三是突出歌颂工农兵形象。如《青松岭》、《艳阳天》等,但这打破了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和“老三战”(《南征北战》、《地雷战》、《地道战》)看昏头的沉闷,民众欢呼雀跃,其欢迎程度如同过节。

1976年 天安门诗歌运动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歌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政治抒情诗是这一时期最受欢迎的文体之一。1976年天安门诗歌运动,是群众自发的诗歌集体创作运动。

  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民众自发掀起悼念活动。4月5日前后,数百万群众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用泪水、黑纱、白花、诗词、挽联、花圈、誓言、讲演、血书……表达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表示不同意“批邓”,不愿意党和国家再度陷入混乱和灾难。但当局展开大规模的血腥镇压,北京当局4月5日晚出动一万名民兵,三千名警察和五个营的卫戍部队,包围天安门广场,当场有两百多人被捕,许多民众遭到毒打,流血负伤。

  4月6日,中央政治局肯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撤销了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任命华国锋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

  诗歌成了四五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和直接战斗武器。就产生的背景、发挥的作用及其体现出来的文学与政治之间如此密切的关系来说,在中外文学史上,天安门诗歌都是罕见的文学现象。

1977年起 伤痕文学开始反思文革

  十年文革期间,无数知识青年被卷入了上山下乡运动中。“伤痕文学”的出现直接起因于上山下乡,它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悲剧性的遭遇。

  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北京作家刘心武刊发于《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了小说《班主任》,引起强烈反响。当时评论界认为这一短篇的主要价值是揭露了“文革”对“相当数量的青少年的灵魂”的“扭曲”所造成的“精神的内伤”。

  此后,以《班主任》、《伤痕》等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开始流行,这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对于文革暴露批判的潮流。这种感伤情绪在后来的“反思文学”中得以深化,转为带着对个人对社会对人生对未来深刻思索的有意识追求和奋进,将一场神圣与荒谬杂糅的运动不只简单归咎于社会、政治,同时也开始探讨个人悲剧或命运与整个大社会大背景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