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金沙车站到郫县的汽车:《建党伟业》内中蕴含多少情商指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05:17:17
《建党伟业》内中蕴含多少情商指数？~
情商简称EQ，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彼得·萨洛维和约翰·梅耶于1990年提出，泛指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情感，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它主要包括了以下五方面的能力：自知，自控，自励，善解人意和谐相处。可以说，情商与智商一样，对个体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智力具有一定的认知局限性，情商不仅可以预测个体成就、生活是否幸福、心理的健康程度等诸多方面，情商还具有可训练性、可培养性和成长潜力。可以说，情商对个人的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意义。现在，我们借助热映影片《建党伟业》，盘点人物，区分智商和情商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在二十世纪早期，心理学家探讨着智商，将智力作为衡量个人聪慧与成就的标准，直至现在，智力亦代表着人的感觉、知觉、注意、记忆、语言、思维和想象等各种认识能力的综合，其核心是抽象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二十世纪末期，情商概念忽然而出，尤其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出版的《情感智商》一书，通过科学论证得出结论，人生的成就至多20%可归诸于IQ，另外80%则要受其它因素(尤其是EQ)的影响。高情商者能是能清醒地把握自己的情感，敏锐感受并有效反馈他人情绪变化的人。情商决定了我们怎样才能充分而又完善地发挥我们所拥有的各种能力。
高智商低情商
■陈独秀：从“共产党创始人”到“开除党籍”的风雨人生
陈独秀作为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具有超高的智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901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其次，陈独秀具有非常有主见，1899就开始反对清政府，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他对革命局势的认知非常清醒，尤其在《除三害》一文中，陈独秀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
此外，陈独秀也对革命非常激情。他积极领导新文化运动，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更是直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于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志向清晰而远大，因此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但是，陈独秀情商的缺陷却是致命的。恰如他的诗所表现的：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这种“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的性情，使他和党内同志辩论问题时，总是先声夺人，以势压人，发作起来，动辄拍桌子、砸茶碗。过后，他也知道“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称陈独秀是“恶霸作风”，并不无偏颇地说：“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但是陈独秀《实庵自传》却仍自认为过于犹疑不决：“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同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似有共同之处，中共中央向他表示如能承认托派错误，便可考虑联合抗日或回到共产党内来。陈独秀拒绝承认错误，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他一生在政治斗争中冲击，雄辩滔滔，最终曲高和寡，形单影只。晚年僻居四川江津，布衣蔬食，贫病交加。
■张国焘：“第二中央”到“投靠国民党”的崎岖路
张国焘同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也是高智商、低情商的代表。张国焘少时进私塾读书，於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1917年暑假，19岁的张国焘在上海与数名革命党人住在一起。他在形容这两个月的经历时说，“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不羁的浪漫色彩”。1919年从预科毕业转入本科。张国焘具有高度的清醒，没有读完本科，就成为职业革命家。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人之一，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并经常深入工人群体进行演说，打好了工人运动的基础。张国焘非常具有激情，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1917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1920年跟随李大钊参与筹组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下旬在中共一大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三人团成员（任组织主任），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二大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1921年末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大会时，张国焘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见到列宁，又往身上镀了一层金。
当逐渐掌权之后，张国焘的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陈公博回忆说：“”一大“期间，有部分代表对张国焘表示不满，认为其跋扈，有权力欲。李达、包惠僧、刘仁静在解放后，接受中共党史编撰者采访时，均表露了这种意见。”张国焘为人武断专权，主管红四方面军后，便侧重打击有文化的干部，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大搞“肃反”，杀害了鄂豫皖苏区原最高领导曾中生和许多红军指挥员，在党内造成恐怖气氛。在选拔干部时，张国焘又以“着重提升工农干部”为名，着重选拔大老粗，搞这套愚民政策的目的，就是想让干部战士盲目对自己效忠。
张国焘还具有极强的表现欲。张国焘曾长期凭着中共一大主持人的资格倚老卖老，政治上不如意便想另立山头为王，1935年9月，中共中央不顾干扰北上陕甘后，张国焘就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是“逃跑主义”，他们领导的中央已“失去威信”。但是因为会师顺利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不得不取消伪中央。他当时就觉得自己在共产党内已无法实现个人欲望，而国民党又停止了剿共，便想另寻出路。1938年4月，张国焘利用代表中共去国统区祭黄帝陵的机会，同国民党代表蒋鼎文拉上了关系，接着由国民党特务护送去武汉进行策反活动，但是收效甚微，之后，张国焘一直流落海外，客死他乡。
高智商高情商
■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爱国志士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李大钊不仅热心于革命事业，还借助青年杂志推广共产主义的理念。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
李大钊不仅对革命热情澎湃，工作能力极强，为人也是宽厚沉稳。他极具奉献精神，善解人意。对亲友、同志乃至身边工友重信诺，遇困不惜解衣推食相助。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乡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其将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始终相敬相爱。李大钊也经常提携毛泽东，他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属员的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给他，并介绍了陈独秀、胡适等名师。陈独秀说：“他（李大钊）对同志的真诚，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腊月，将自己的新制棉袄送给同志，青年同志到他家去，（他都热情地招待饮食）没有饿着肚子走出来的。”
李大钊也极具自控能力，始终保持朴实作风。每天清晨上班，从西城到东城，李大钊教授都要步行一大段路，不乘人力车。中午他经常不回家吃饭，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办公室里，有时一张大饼，有时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白开水下肚。北京朝阳大学学生张尔岩回忆，他曾劝李先生要注意营养，李大钊听后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但时下国难当头，众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
李大钊也积极和谐各革命者之间的关系，他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建党之初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这些人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李大钊以朴实精辟的见解和坦诚的态度，赢得孙中山的信任，称赞他是真正的革命同志。鲁迅缅怀李大钊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李大钊曾说过：“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工作。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他也正如同这般的生活着，革命着，直到牺牲的那刻。
■毛泽东：图书管理员到中共主席的漫漫长征路
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但是这位从湖南韶山农村走出来的青年，为了响应辛亥革命，18岁的毛泽东曾投笔从戎，参加长沙的起义新军。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倡导建立了“新民学会”，以图“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同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1919年，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之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以及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以及内外敌人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而坚定的无产阶级领袖。
毛泽东善于自知，他知道自己的不足，也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和充实自己。他曾多次倡导读书，发起读书活动，读到会心处也喜欢向别人推荐。比如，当年不仅自己认真学英语，还提倡领导干部学外语，曾经把这一条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他还提出：“让读书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学识和见地。
毛泽东还积极倡导自控。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井冈山时期，红军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毛泽东曾亲笔描述：“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正是这种吃苦精神，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惊世奇迹。延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物质极其匮乏。为了生存和发展，毛泽东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动大生产运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预见少数党员干部将滋生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思想，他警告必须预防“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号召全党“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也一直积极的自我激励，青年毛泽东在日记中豪迈地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认为人要生存，就必须奋斗。奋斗不仅是生存的前提，而且是人生快乐幸福的重要源泉。在数不清的困难和挫折面前，毛泽东以湖南人特有的“打脱牙齿和血吞”的精神，坚定地抗争。他认为克服困难、战胜挫折，必须有“恒心”与“耐力”。而恒心和耐力则必须具备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锲而不舍，坚持到底，最后“以久制胜”。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以国家主人翁的豪情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此外，毛泽东也是个幽默而亲切的人，他早在1929年为红四军干部制定《教授法》时，其第六条就规定：“说话要有趣味。”凡是与毛泽东交谈过的人，都为他那幽默风趣的语言所折服。他平易近人，喜欢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开玩笑，调节气氛，这里丝毫没有作为领袖的个人优越感，有的只是对群众的爱、尊重与平等。
低智商高情商
■周佛海：“中共创始人”、“国民党亲信”、“汪伪政权的肱骨”
近代革命史中，很少有人像周佛海这样，朝秦暮楚，变幻无常。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周佛海奉党的指示，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而后又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渐渐动摇起来，最后叛党而去。中共广州党组织对他耐心批评教育，帮他认识错误，但周佛海却毫无悔改之意，决意与党分道扬镳。1924年秋，在对其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纯净党组织，准其脱党。
之后，周佛海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以右派分子戴季陶为“榜样”，积极开展反共宣传，先后在《孤军》、《独立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制造舆论，摇旗呐喊，编写《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为蒋介石反革命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此后，周佛海挤进了蒋介石智囊团，为蒋介石内战、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
抗战期间，汪精卫却坚持反共媚日政策，鼓吹“亡国论”，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等人活动频繁，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1938年11月，汪精卫、周佛海派人与日本秘密签订所谓的“重光堂密约”，接受日本要求其承认伪“满洲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等各项卖国条件。
周佛海一直见风使舵，毫无信用可言，阴险狡诈，但是却不得不提他高超的感知能力和运作能力。在抗战中期，意识到日本人无法抵抗，他重新向蒋介石抛去媚眼，搞“全面和平”，向重庆方面进行“输诚”。自此以后，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开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动。他不断地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周佛海还根据“指示”，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向敌伪保释重庆方面的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内开展活动，并设计杀死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等。周佛海的种种“杰作”，赢得了重庆方面的褒扬和嘉奖。1944年，汪精卫病死于日本之后，周佛海密电重庆当局，得到同意后，利用日伪军阻止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等地的需要，是周佛海效忠蒋介石的实际行动。在日本投降前夕，周佛海负责指挥伪军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后又任命为行动总队司令，得以全权指挥。就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抗战的有功之臣、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威风不减当年。但是，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谴责，要求“快惩汉奸，严惩汉奸”的正义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和蒋介石不得不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审判。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于高等法院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之中。
■陈公博：脱离共产党而追随汪精卫的浮沉人生
陈公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914年，陈公博考进广州政法专门学校读书，但他对法律毫无兴趣，毕业后，又于1917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回到了广州，陈公博除主编《广东群报》外，还参加了其他进步报刊的出版与发行，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一道，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1921年，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会议刚刚开始还算平静，可第二次会议上就出现了争论，会议主席张国焘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在政府里任职，陈公博与李汉俊提出强烈的反对，后来陈公博回忆此事时写道：“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他感到“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为了保证会议安全，一大代表们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陈公博却坚持不去开会，带着妻子来到杭州游山玩水，当他返回上海时，会议早已结束，陈公博成了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半途而退的逃兵。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陈公博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陈公博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1925年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经廖仲恺介绍，脱离共产党3年的他加入了国民党。由于有汪精卫、廖仲恺的支持和信任，不久，陈公博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仅仅几个月就进入了国民党核心领导层。
九一八事变之后，陈公博改变了原来积极抗日的主张，到处鼓吹“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的论调，他由一个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与汪精卫不同的是，虽然陈公博主和，但他还积极给自己留有余地，他曾对汪精卫说：“你要是单独与日本人议和，恐怕不妥。国民党已经过几次分裂，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你这样做，无异于把国民党推向分裂。如今，国家正处危难，我们应该精诚团结，在党内万不可有两种声音。你猝然单独与之言和，不留退路，实在是太危险，弄不好将会身败名裂。”
但是身为汪精卫的同僚，他不得不往火坑跳，陈公博眼见日本军国主义的垮台已为期不远，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此后，陈公博为了讨好蒋介石，便调整了军事部署，双方默契反共，他召集伪军将领到南京开会，在会上，陈公博说：“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要剿共。在反对共产党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能有半点的退让与含糊。”会后，他调动兵力，以加强对新四军的防范。1945年8月25日晨，陈公博带着妻子李励庄等人，乘飞机出逃日本，之后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引渡陈公博等人回国的正式要求。1946年6月1日，司法行政部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
■撰文/岳晓东博士
■编辑说话
情商简称EQ，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彼得·萨洛维和约翰·梅耶于1990年提出，泛指个体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情绪情感，识别、利用这些信息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的能力。它主要包括了以下五方面的能力：自知，自控，自励，善解人意和谐相处。可以说，情商与智商一样，对个体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智力具有一定的认知局限性，情商不仅可以预测个体成就、生活是否幸福、心理的健康程度等诸多方面，情商还具有可训练性、可培养性和成长潜力。可以说，情商对个人的发展具有更深远的意义。现在，我们借助热映影片《建党伟业》，盘点人物，区分智商和情商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在二十世纪早期，心理学家探讨着智商，将智力作为衡量个人聪慧与成就的标准，直至现在，智力亦代表着人的感觉、知觉、注意、记忆、语言、思维和想象等各种认识能力的综合，其核心是抽象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二十世纪末期，情商概念忽然而出，尤其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丹尼尔·戈尔曼出版的《情感智商》一书，通过科学论证得出结论，人生的成就至多20%可归诸于IQ，另外80%则要受其它因素(尤其是EQ)的影响。高情商者能是能清醒地把握自己的情感，敏锐感受并有效反馈他人情绪变化的人。情商决定了我们怎样才能充分而又完善地发挥我们所拥有的各种能力。
高智商低情商
■陈独秀：从“共产党创始人”到“开除党籍”的风雨人生
陈独秀作为著名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具有超高的智商，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901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其次，陈独秀具有非常有主见，1899就开始反对清政府，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他对革命局势的认知非常清醒，尤其在《除三害》一文中，陈独秀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
此外，陈独秀也对革命非常激情。他积极领导新文化运动，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更是直言：“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于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志向清晰而远大，因此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但是，陈独秀情商的缺陷却是致命的。恰如他的诗所表现的：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溟何辽阔，龙性岂易驯。这种“性狷急不能容人，亦辄不见容于人”的性情，使他和党内同志辩论问题时，总是先声夺人，以势压人，发作起来，动辄拍桌子、砸茶碗。过后，他也知道“适才的动作是过火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称陈独秀是“恶霸作风”，并不无偏颇地说：“这个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但是陈独秀《实庵自传》却仍自认为过于犹疑不决：“有人称赞我疾恶如仇，有人批评我性情暴躁，其实我性情暴躁则有之，疾恶如仇则不尽然。在这方面，我和我的母亲同样缺乏严肃坚决的态度，有时简直是优容奸恶，因此误过多少大事，上过多少恶当，至今虽然深知，还未必痛改之，其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政治上之不严肃，不坚决，而母亲的性格之遗传，也有影响罢。”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同中共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似有共同之处，中共中央向他表示如能承认托派错误，便可考虑联合抗日或回到共产党内来。陈独秀拒绝承认错误，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我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我绝对不怕孤立。”他一生在政治斗争中冲击，雄辩滔滔，最终曲高和寡，形单影只。晚年僻居四川江津，布衣蔬食，贫病交加。
■张国焘：“第二中央”到“投靠国民党”的崎岖路
张国焘同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他也是高智商、低情商的代表。张国焘少时进私塾读书，於1916年秋，考入北京大学理工预科。1917年暑假，19岁的张国焘在上海与数名革命党人住在一起。他在形容这两个月的经历时说，“充满着革命的理想主义和豪迈不羁的浪漫色彩”。1919年从预科毕业转入本科。张国焘具有高度的清醒，没有读完本科，就成为职业革命家。1919年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是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人之一，被推为北京学生联合会讲演部部长，并经常深入工人群体进行演说，打好了工人运动的基础。张国焘非常具有激情，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1917年春我看到了《新青年》，一眼就觉得它的命名合乎我的口味，看了它的内容，觉得的确适合当时一般青年的需要；登时喜出望外，热烈拥护，并常与反对者展开争论。”1920年跟随李大钊参与筹组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下旬在中共一大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三人团成员（任组织主任），是中共的创始人之一。1922年二大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长。1921年末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大会时，张国焘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见到列宁，又往身上镀了一层金。
当逐渐掌权之后，张国焘的缺陷逐渐暴露了出来。陈公博回忆说：“”一大“期间，有部分代表对张国焘表示不满，认为其跋扈，有权力欲。李达、包惠僧、刘仁静在解放后，接受中共党史编撰者采访时，均表露了这种意见。”张国焘为人武断专权，主管红四方面军后，便侧重打击有文化的干部，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大搞“肃反”，杀害了鄂豫皖苏区原最高领导曾中生和许多红军指挥员，在党内造成恐怖气氛。在选拔干部时，张国焘又以“着重提升工农干部”为名，着重选拔大老粗，搞这套愚民政策的目的，就是想让干部战士盲目对自己效忠。
张国焘还具有极强的表现欲。张国焘曾长期凭着中共一大主持人的资格倚老卖老，政治上不如意便想另立山头为王，1935年9月，中共中央不顾干扰北上陕甘后，张国焘就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是“逃跑主义”，他们领导的中央已“失去威信”。但是因为会师顺利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他不得不取消伪中央。他当时就觉得自己在共产党内已无法实现个人欲望，而国民党又停止了剿共，便想另寻出路。1938年4月，张国焘利用代表中共去国统区祭黄帝陵的机会，同国民党代表蒋鼎文拉上了关系，接着由国民党特务护送去武汉进行策反活动，但是收效甚微，之后，张国焘一直流落海外，客死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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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爱国志士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
李大钊，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战乱动荡的年代，艰辛备尝的生活，使李大钊从小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怀和沉稳坚强的性格。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1916年李大钊回国后，到北京大学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积极投身于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李大钊不仅热心于革命事业，还借助青年杂志推广共产主义的理念。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和启发了李大钊，他以《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再论问题与主义》等大量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名文章和演说，阐述十月革命的意义，讴歌十月革命的胜利，旗帜鲜明地批判改良主义，积极领导和推动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1920年初，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积极活动，扩大宣传，发展组织，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工作。
李大钊不仅对革命热情澎湃，工作能力极强，为人也是宽厚沉稳。他极具奉献精神，善解人意。对亲友、同志乃至身边工友重信诺，遇困不惜解衣推食相助。妻子是年长他几岁的家乡妇女，没有文化，留学归来后李大钊身为文坛名流，有人劝其将糟糠之妇下堂，他断然不肯，始终相敬相爱。李大钊也经常提携毛泽东，他对这位只有中等师范学历属员的经常登门请教，不仅有问必答，还经常推荐新书给他，并介绍了陈独秀、胡适等名师。陈独秀说：“他（李大钊）对同志的真诚，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腊月，将自己的新制棉袄送给同志，青年同志到他家去，（他都热情地招待饮食）没有饿着肚子走出来的。”
李大钊也极具自控能力，始终保持朴实作风。每天清晨上班，从西城到东城，李大钊教授都要步行一大段路，不乘人力车。中午他经常不回家吃饭，在北大红楼图书馆办公室里，有时一张大饼，有时两个馒头或窝头，就白开水下肚。北京朝阳大学学生张尔岩回忆，他曾劝李先生要注意营养，李大钊听后说：“美味佳肴人皆追求，我何尝不企享用？但时下国难当头，众同胞食不果腹，衣不遮体，面对这种情况，我怎忍只图个人享受，不思劳苦大众疾苦呢？”
李大钊也积极和谐各革命者之间的关系，他长期主持中共北方工作，身边汇聚着建党之初第一代有为青年如邓中夏、陈乔年、高君宇、何孟雄、陈毅等。尽管这些人年龄相差并不很大，大家都将李大钊视为忠厚长者，平时都愿意接受他的教诲，有了内部争论和矛盾也请他排解。李大钊以朴实精辟的见解和坦诚的态度，赢得孙中山的信任，称赞他是真正的革命同志。鲁迅缅怀李大钊说：“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青年》的集会上……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
李大钊曾说过：“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工作。以此态度求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他也正如同这般的生活着，革命着，直到牺牲的那刻。
■毛泽东：图书管理员到中共主席的漫漫长征路
毛泽东，中国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和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但是这位从湖南韶山农村走出来的青年，为了响应辛亥革命，18岁的毛泽东曾投笔从戎，参加长沙的起义新军。1918年，毛泽东与蔡和森等倡导建立了“新民学会”，以图“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同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期间，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得到李大钊等人帮助，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思想影响。1919年，响应五四运动，发起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湖南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为领导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运动，第二次到北京。在京期间，读到《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书籍。之后，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以及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以及内外敌人的斗争过程中，毛泽东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而坚定的无产阶级领袖。
毛泽东善于自知，他知道自己的不足，也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和充实自己。他曾多次倡导读书，发起读书活动，读到会心处也喜欢向别人推荐。比如，当年不仅自己认真学英语，还提倡领导干部学外语，曾经把这一条写进《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他还提出：“让读书学习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学识和见地。
毛泽东还积极倡导自控。早在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认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井冈山时期，红军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毛泽东曾亲笔描述：“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正是这种吃苦精神，中国工农红军创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惊世奇迹。延安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物质极其匮乏。为了生存和发展，毛泽东提倡“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动大生产运动。全国解放前夕，毛泽东预见少数党员干部将滋生贪图安逸、追求享受的思想，他警告必须预防“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号召全党“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毛泽东也一直积极的自我激励，青年毛泽东在日记中豪迈地写道：“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认为人要生存，就必须奋斗。奋斗不仅是生存的前提，而且是人生快乐幸福的重要源泉。在数不清的困难和挫折面前，毛泽东以湖南人特有的“打脱牙齿和血吞”的精神，坚定地抗争。他认为克服困难、战胜挫折，必须有“恒心”与“耐力”。而恒心和耐力则必须具备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锲而不舍，坚持到底，最后“以久制胜”。1919年7月14日，在《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毛泽东以国家主人翁的豪情写道：“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此外，毛泽东也是个幽默而亲切的人，他早在1929年为红四军干部制定《教授法》时，其第六条就规定：“说话要有趣味。”凡是与毛泽东交谈过的人，都为他那幽默风趣的语言所折服。他平易近人，喜欢同身边的工作人员开开玩笑，调节气氛，这里丝毫没有作为领袖的个人优越感，有的只是对群众的爱、尊重与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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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中共创始人”、“国民党亲信”、“汪伪政权的肱骨”
近代革命史中，很少有人像周佛海这样，朝秦暮楚，变幻无常。作为中共一大代表、党的创始人之一和中共一大的代理书记，“一大”后，周佛海奉党的指示，参加了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而后又奉命前往长沙、武汉、安庆等地，负责挑选各界民众代表，准备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弱小民族会议。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渐渐动摇起来，最后叛党而去。中共广州党组织对他耐心批评教育，帮他认识错误，但周佛海却毫无悔改之意，决意与党分道扬镳。1924年秋，在对其无法挽救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为纯净党组织，准其脱党。
之后，周佛海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和国民党内的“状元中委”，以右派分子戴季陶为“榜样”，积极开展反共宣传，先后在《孤军》、《独立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的文章，为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制造舆论，摇旗呐喊，编写《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一书，为蒋介石反革命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此后，周佛海挤进了蒋介石智囊团，为蒋介石内战、独裁出谋划策，成为蒋介石身边的“文胆”之一。
抗战期间，汪精卫却坚持反共媚日政策，鼓吹“亡国论”，周佛海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等人活动频繁，成为汪伪政权的“股肱之臣”，1938年11月，汪精卫、周佛海派人与日本秘密签订所谓的“重光堂密约”，接受日本要求其承认伪“满洲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等各项卖国条件。
周佛海一直见风使舵，毫无信用可言，阴险狡诈，但是却不得不提他高超的感知能力和运作能力。在抗战中期，意识到日本人无法抵抗，他重新向蒋介石抛去媚眼，搞“全面和平”，向重庆方面进行“输诚”。自此以后，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开展了“效命中央”的活动。他不断地通过设在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周佛海还根据“指示”，安插重庆的特工人员，并向敌伪保释重庆方面的被捕人员，掩护他们在沦陷区内开展活动，并设计杀死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等。周佛海的种种“杰作”，赢得了重庆方面的褒扬和嘉奖。1944年，汪精卫病死于日本之后，周佛海密电重庆当局，得到同意后，利用日伪军阻止共产党军队进入上海等地的需要，是周佛海效忠蒋介石的实际行动。在日本投降前夕，周佛海负责指挥伪军维护上海、杭州一带治安。后又任命为行动总队司令，得以全权指挥。就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抗战的有功之臣、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威风不减当年。但是，蒋介石的反动政策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全国民众的谴责，要求“快惩汉奸，严惩汉奸”的正义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和蒋介石不得不把周佛海送上法庭审判。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死于高等法院南京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之中。
■陈公博：脱离共产党而追随汪精卫的浮沉人生
陈公博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1914年，陈公博考进广州政法专门学校读书，但他对法律毫无兴趣，毕业后，又于1917年夏天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20年夏，陈公博从北大毕业回到了广州，陈公博除主编《广东群报》外，还参加了其他进步报刊的出版与发行，陈公博与谭平山、谭植棠等人一道，先成立了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成立了广州共产党支部。1921年，陈公博代表广东党组织出席党的一大，会议刚刚开始还算平静，可第二次会议上就出现了争论，会议主席张国焘认为共产党员不能在政府里任职，陈公博与李汉俊提出强烈的反对，后来陈公博回忆此事时写道：“上海俨然分为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他感到“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为了保证会议安全，一大代表们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陈公博却坚持不去开会，带着妻子来到杭州游山玩水，当他返回上海时，会议早已结束，陈公博成了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个半途而退的逃兵。
回到广州后，陈公博的政治热情开始下降，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怀疑，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1922年，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乱，陈公博公然写文章支持陈炯明，陈公博的行为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陈公博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1925年4月，陈公博回到广州，经廖仲恺介绍，脱离共产党3年的他加入了国民党。由于有汪精卫、廖仲恺的支持和信任，不久，陈公博就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仅仅几个月就进入了国民党核心领导层。
九一八事变之后，陈公博改变了原来积极抗日的主张，到处鼓吹“中日问题，用军事难以解决，应该走外交途径”的论调，他由一个主战派，变成了主和派。与汪精卫不同的是，虽然陈公博主和，但他还积极给自己留有余地，他曾对汪精卫说：“你要是单独与日本人议和，恐怕不妥。国民党已经过几次分裂，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你这样做，无异于把国民党推向分裂。如今，国家正处危难，我们应该精诚团结，在党内万不可有两种声音。你猝然单独与之言和，不留退路，实在是太危险，弄不好将会身败名裂。”
但是身为汪精卫的同僚，他不得不往火坑跳，陈公博眼见日本军国主义的垮台已为期不远，为了给自己留条退路，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此后，陈公博为了讨好蒋介石，便调整了军事部署，双方默契反共，他召集伪军将领到南京开会，在会上，陈公博说：“重庆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重庆不赞成联合剿共，我们也剿共。日本不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剿共，就是日本和共产党妥协，我们也要剿共。在反对共产党的问题上，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能有半点的退让与含糊。”会后，他调动兵力，以加强对新四军的防范。1945年8月25日晨，陈公博带着妻子李励庄等人，乘飞机出逃日本，之后国民政府向日本提出引渡陈公博等人回国的正式要求。1946年6月1日，司法行政部核准了对陈公博的死刑判决。
■撰文/岳晓东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