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群侠传药王谷:西夏与北宋的三大战役DM

 西北烽烟连年起：西夏与北宋的三大战役(7)2008-02-04 09:47:42 中华网论坛 【大. 中 小】 查看评论    
    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秋，宋廷免去夏竦的西北统师之职，“分秦凤、泾原、环庆、鄜延为四路，以韩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庆州，庞籍知延州。”分别领兵命将，以抵御西夏的进袭。夏竦此人，“雅意在朝廷，及任以西事（西北抗夏），颇依违顾避，又数请解兵柄。”所以，宋廷让他改判河中府，他自己也乐得接受，其本意是复返汴京做执政。在西北三年，除了上奏“十事”之外，夏竦基本没有任何建树，而且外出巡边还在军营中带美婢玩乐，几乎导致军变。
    
    范仲淹到庆州后，招抚诸羌，以诏书大行犒赏，“诸羌皆受命”，由于范促淹曾为龙图阁学士，羌人敬称其为“龙图老子”。他又在庆州西北的马铺寨筑大顺城，并派遣其年方十八岁的儿子范纯佑与兵将前往，抵拒了西夏兵的数次侵扰。
    
    深秋时节，兵强马壮之时，张元又撺掇元昊向镇戎军进攻，最终目的是经渭州长驱直入，进击关中地区，“东阻潼关，隔绝两川贡贼，则长安在掌中矣。”对于张元，元昊自然是言无不从，立刻又点集十万精兵，两路出兵，准备合师镇戎军（今宁夏固原）。
    
    渭州知州王沿虽不太知兵，手下毕竟参谋不少，马上下令副总管葛怀敏率诸寨兵出御夏军，分兵四路，直奔定川寨（今固原以北，葫芦河以西）。同好水川之战一样，元昊早已在定川寨布置好埋伏，烧断河上木桥，堵住宋军的突围必经之路。
    
    如同事先约定一样，阴历九月二十一日，葛怀敏刚刚与诸将于定川寨刚会合，四周顿时就涌出无数西夏兵马，拔栅逾壕，四合进攻。夏军又阻断定川水泉上流，截断了宋军的水源。无奈，葛怀敏只得硬头皮出寨，布下军阵。夏军猛攻中军，宋军不动。夏军掉头，又猛攻东北隅的宋将曹英一军。关键时刻，忽然吹起东北黑风，宋军迎风列阵，一时大乱，军阵遂溃，兵士皆掉头往定川寨里面奔逃。宋将曹英本人面中流矢，被射翻于城壕之中，葛怀敏手下亲军“见之亦奔骇”。更倒霉的是，由于宋军往回逃，正在阵中指挥的葛怀敏被溃兵挤下马，踩踏几死，幸亏卫士抬回寨中，“良久乃苏”。宋军逃回寨内，据守城门，杀掉不少夏兵，“敌众稍却，然大军无斗志”。
    
    当晚，西夏兵在寨外四面举火，高呼要宋军投降。葛怀敏、曹英等诸将商议好久，也决定不了突围去哪边。直至凌晨，葛怀敏自己下决定，准备结阵而出，向镇戎军方向突围。有宋将认为应该迂回行军，葛怀敏不从，执意要直接突围奔趋镇戎军。
    
    宋军还算英勇，近万人马冲出重围，向东南竟然还跑出二百里地。但是，到了长城濠一带，宋军发现西夏军早已切断退路，以逸待劳，从四面冲杀过来。激战过后，全部宋朝官兵近万人，包括葛怀敏、曹英等将领十六人，皆力战而死。
    
    击败葛怀敏宋军，西夏军取得大胜，元昊“长驱抵渭州，幅员六七百里，焚荡庐舍，屠掠民畜而去。”幸亏诸路宋军坚壁固守，范仲淹率军来接，加之陕西诸路二十余万驻兵的牵制，以及吐蕃诸部在西夏背后的“埋伏”，元昊才没能重新上演一出五胡时代天翻地覆的大戏。
    
    葛怀敏此人，是宋太宗手下名将葛霸的儿子。葛霸“姿表雄毅”，想必这葛怀敏样貌也是一表人才，但范仲淹早就奏称其“猾懦不知兵”。史称，葛怀敏“通时事，善侯人情，故多以才荐之。及用为将，而轻率昧于应变，遂至覆军。”太平时节，这个仪表堂堂的“高干子弟”自然可以在朝廷内外大显风光，但边庭战事危急，葛怀敏这种绣花枕头可就不行了，此人最终战死沙场，也算是条汉子。
    
    定川寨大败之后，宋廷上下完全死心，再不做进攻的妄念，专心守土。特别是韩琦与范仲淹，“二人号令严明，爱抚士卒，诸羌来者，推诚抚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辄犯边境”。西北民众也做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当然，“西贼”（夏兵）既未胆寒也未破胆，只是因为多年战争，杀人一万，自损三千，西夏的国力也因战争大损，民不聊生，故而暂缓了对宋朝的军事进攻。同时，由于宋朝答应每年增加辽国二十万“岁币”，辽朝好处拿到，不再向宋朝施压，反而“义劝”西夏收手。在此情况下，如果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元昊自己也不敢保证契丹人做出什么事情。
    
    范仲淹、韩琦二人，皆是才兼文武，经国大手，铁石心肠，也能做清丽小词。以下试摘两首，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两个人杰的为人。
    
    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山映斜阳天接水。芳草无情，更在斜阳外。黯乡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梦留人睡。明月楼高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 范仲淹 《苏遮幕》
    
    病起恹恹，画堂花谢添憔悴。乱红飘砌，滴尽胭脂泪。惆怅前春，谁向花前愁？愁无际。武陵回睇，人远波空翠。韩 琦《点 绛 唇》
    
    此词辞意凄婉，颇有情致深韵，此情此景，真想不到是出自刚毅英伟、喜怒不见于色的大丈夫韩琦之手。
    
    宋夏三次大战，皆以西夏胜利告终。总结原因，不外有如下几点：
    
    其一，元昊总兵数虽少于宋军，但每次大战皆是集中优势兵力，五指成拳，以人数之胜，一举歼灭宋军一部主力；反观宋朝，战线拖沓，兵源分散。
    
    其二，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无论是宋军的动向以及作战地形，西夏军皆事先成竹在胸，反观宋军，数次贪功冒进，连间谍、尖兵侦知的情报都百分百不实，不败才怪。
    
    其三，游击战术，转战不疲。元昊常常声东击西，偏师屡出，令宋军如堕云里雾里，乖乖受骗。
    
    “（宋）太祖惩唐季藩镇，削其兵柄，收其赋入。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然专其大利，而受其大害。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大与古异。威权最为不分，故人才衰乏，外强中弱”（叶适《始论篇》）所以，宋朝重文抑武现象，乃开朝就立为国策的“原则”，矫枉过正，日后终成衰弱之源。      西夏王朝因何无缘步入正史北宋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党项首领李元昊正式称帝，一个以独立王朝身份卓然而立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开始出现在中国西北的历史版图上。

　　在纵观西夏历史时，最令我惊讶的是，它以弱小的实力，在长达190年的时间内，曾先后与同时代的宋、辽、金相抗衡，创造了独特的民族辉煌。不幸的是，它最终也没能逃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宿命，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这个王朝连同它的辉煌与梦想，统统湮没在历史的烟云中。

　　正史中很少有关于西夏的记载，这使西夏成为一个完全被遗忘的王朝，朦胧而神秘。

　　　屠城背后的真相

　　大漠长烟，沧海桑田，时光用最温柔也最残酷的方式摩挲着历史，无论何其强大的王朝，其兴衰也仿佛只在弹指一挥间。

　　从夏景帝李元昊开始，西夏共出现10位皇帝。李元昊开国之初，能征好战，智勇过人，戎马一生，称雄一时。到了13世纪初，在蒙古军队的强劲攻势下，西夏已是英雄末路，到了夏末帝时代，这个民族的高贵头颅被蒙古人锋利的马刀齐刷刷地斩下。

　　同时，伴随西夏政权消失的还有西夏的文字、文化和历史，至于西夏的名字，蒙古大军也采取了“消灭”的措施，将西夏改称“宁夏”——意思是“安宁西夏”，这种相对含蓄的消灭方式，使我今天对宁夏的熟知远胜于西夏。此外，蒙古军队还将讲党项语、穿党项族服装、行其风俗者一律杀灭，西夏文明因此戛然消亡。那么，西夏诸地果真全部灭亡于屠城吗？

　　就这个问题，西夏专家史金波教授的回答是：这只是一个方面。他认为，党项之所以消亡，更重要的原因是，西夏亡国后，党项族作为非主体民族，处于弱势地位，在逐渐被同化的过程中走向消亡。

　　史书记载，西夏曾建有雄伟的宫殿、寺庙，但至今已荡然无存，仅留下断壁残碑和碑上日渐模糊的文字。走在交错的碑林中，触摸碑文上的西夏文字，字形方整，“乍视，字皆可识；熟视，无一字可识”，因为它源于汉字却又完全别于汉字。模仿这些字迹笔画，拓写到本子上，拿回北京向同事们展示，均连呼“天书！天书！”

　　在夹缝中崛起的党项族

　　西夏之所以神秘，与它没有“修史”有很大关系。元朝史官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唯独没有修《西夏史》。原因是，在宋、辽、金、西夏4个政权中，西夏势力相对较小，曾先后向其他3个政权俯首称臣。另外，西夏的语言文字较为难懂，修西夏史具有一定难度。

　　追本溯源，西夏远祖是我国西北赫赫有名的羌族。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便有关于他们的记载。发展到东汉，西夏已是有150多个部落的民族，居住在今天以青海海晏县西为中心，包括四川西北部和甘肃西部的广大地区，各自逐水而居，不相统属。西部与吐蕃相邻，西北部是吐谷浑部落。

　　隋末唐初，党项羌异军突起，逐步强大起来，“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界春桑，北临吐浑，有地三千余里”。通过不断兼并，党项羌形成了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拓跋氏等8个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其中以拓跋氏最为强大。

　　唐末，由于黄巢起义中，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等率部助唐有功，被册封为夏国公，赐姓李，并赐封其所率军队为定难军，统领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今陕西米脂、靖边等地)。

　　进入北宋以后，党项人依附当时最强大的北宋政权，继续拥有定难节度使的名号。公元982年，诏书放在了时任定难节度使党项人首领李继捧的面前。按照诏书，李继捧被迫交出祖上留下的夏、绥、银、宥、静五州，随后带领王公贵族们举族内迁开封任职。

　　这对于党项人来说，无疑是灭顶之灾，党项人由割据一方到成为一个独立王国的梦想，差点胎死腹中。

　　但历史并未朝着宋太祖的想象发展。宋太祖将李继捧养在京城，却漏掉了另外一条大鱼，那就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

　　李继迁以葬母为名，轻易逃脱了宋人的控制，来到党项人的聚集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召集旧部，积蓄力量，依附当时北方迅速强大起来的契丹辽，与北宋对抗。为取得与宋对抗的优势，辽对李继迁大加支持，把宗师义女嫁给李继迁，并助予战马3000匹，结成同盟。

　　公元997年，宋太祖病死，宋真宗即位后，立即下诏将李继迁梦寐以求的夏、绥、银、宥、静五州归还，还额外赐予李继迁夏州刺史、定难节度使的头衔。

　　李继迁和他的党项人，在契丹辽和宋朝的夹缝中重新开启建立独立王国的春秋大梦。但由于不听部下苦劝，李继迁在接受吐蕃首领潘罗支的诈降时为重箭所伤，年仅40岁的他于次年一月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人世。

　　建立独立王国的荣耀也不属于李继迁的儿子李德明。父亲去世后，他在辽宋的夹缝中同样以战争为手段，经苦心经营，确立了和辽、宋在政治、军事上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在其称帝梦想即将实现时，却因疾病骤然而逝。

　　而党项人的下一任首领李元昊，在历经了祖父、父亲两代人的奋斗后，愈加坚定了建国信心。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登基称帝，党项人的千年建国梦，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番族：称谓背后有玄机

　　在对西夏建国的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后，我曾一度认为，西夏是由党项羌中最强大的部落拓跋氏建立起来的王朝。但近来我发现一些史料中却表明，西夏的主体民族与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氏关系密切。

　　实际上，西夏的主体民族，也可以说统治民族为“番”，音“弥”，即党项族。据历史资料看，西夏番族的社会习俗，如衣着、发式、婚姻、丧葬、复仇等方面都与羌系民族相近。《隋书·党项传》中记载，番族先民在北迁之前，“织牦牛尾为屋”，“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西夏番族历来放牧牦牛，这是他们与羌系民族同系的例证。

　　虽然西夏的主体民族是番族(党项羌)，但番族也表现出历史上多种民族成分的融汇现象，比如，他们与鲜卑之间关系密切。西夏番族中有鲜卑的成分。在西夏文《杂字》“番姓”中有“西壁”一姓，汉文史料中也记载西夏有西壁氏。在西夏人翻译唐代类书《书林》时，就用“西壁”译“鲜卑”这一族称。可见，“西壁”即“鲜卑”，鲜卑已从族称演化为番族的一个姓氏。

　　但鲜卑氏与旧时的鲜卑族相比，已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他们长期与番族共同生活，已为番族同化。同时，鲜卑对番族也有影响，我查看了一份记录西夏民族世系的西夏文书，其中有早期番族与鲜卑族结为姻亲的记载。

　　另外，元昊为突出民族特点，也为日后称帝做准备，一改银州、夏州诸羌旧俗，效法鲜卑族的秃发习俗。

　　《宋史》及相关史料记载元昊“圆面高准，身长五尺余”。元代党项人后裔余阙记载当时的党项人，均面色黎黑，善骑射，有身长至八九尺者。可见，党项人大致的特征是：圆脸、高鼻、体壮，大多身材高大，与我们今天对北方汉子的审美观点大致相同。不过，当党项人与其他族人发生姻亲关系后，他们的习俗及相貌特征是否有所改变呢？

　　随着西夏文物越来越多地呈现于世，相信诸多问题都会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