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群侠传s初始存档:从党的光辉奋斗历史中一路走来的党和国家档案事业 （下）?中国档案资讯网|http://ww...

从党的光辉奋斗历史中一路走来的党和国家档案事业 （下）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文章作者：冯子直 来源：《中国档案报》 添加时间：2011-6-17 点击：169
 
从《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的编辑，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的出版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中央及其各部门、地方党组织、各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在其工作、战斗活动中，不仅都建立了自己的文书、档案工作，而且为了日常工作查考、总结经验、研究党史、军战史、怀念与表彰为革命牺牲的烈士，都经常地利用了档案。1942~1945年4月，党中央在延安，开展了以整顿学风、整顿党风、整顿文风为内容的整风运动。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分清思想、理论、路线是非，实行党在思想、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党中央编辑出版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档案史料汇编，供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这三本书，最早先编的《六大以来》，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由中央秘书处材料科科长裴桐专门负责帮助毛泽东，收集、提供档案文献资料，由毛泽东亲自选择、审核档案文献，亲自对档案文献进行分类、编辑、编目，亲自校对而编成的。在编辑《六大以来》的基础上，又继续编辑了《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为了编辑这些档案史料书，不仅利用了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保存的红军长征时从江西革命根据地带来的档案材料、毛泽东亲自保存的文稿，以及从国民党的报刊书籍中搜集来的资料，和国民党破坏我党地下组织搜缴去的我党的文件，尽管如此，还有一部分材料，如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的决议等文件，在延安仍然找不到。为此，1943年7月间，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后，立即找人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拟从在上海的地下中央文库中调一批档案供中央编书使用，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到通知后，即由吴成方与管理文库的陈来生，从地下文库中找出1927年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一些文件，以及中央指定查用的中共中央第96号通告等一批档案文件，并将文件拍成照片底片，装在干电池里，经秘密交通送到华中革命根据地，几经曲折最后送到延安，供党中央使用。由于有了这些档案文献，弥补了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史料汇编史料不足的缺憾。这几本史料汇编，对弄清党内路线是非找到了史料根据，在延安整风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就在这次从上海的地下中央文库远程调卷之后，1946年5月上旬，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往南京，继续与国民党谈判，此时他设想将上海地下中央文库的档案运往延安。周恩来即派刘少文在上海筹划此事。刘少文先派吴成方通知陈来生，陈来生即从文库中取出一部分文件（约5000份左右），装入两航空皮箱交刘少文，刘少文最终于1946年5月底将这些党中央珍贵历史档案，经西安，运往延安，交中央书记处办公厅秘书处材料科保存。在这之后，1946年7月，周恩来再次到上海，得知中央文库仍然安全，遂停止了将中央文库的档案全部转移至延安的任务。正因为如此，才有了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陈来生向上海市委并党中央上交中央文库所余档案的事情。
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1959年10月8日，中央档案馆正式开馆以来，提供了大量党的历史档案，为党中央领导服务，为党的各项工作服务，为党的文献编纂服务，为党史研究与编纂服务。与此同时，中央档案馆还自编了《中央文件汇集（馆存本）》50册、《中国共产党八十年珍贵档案》，还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手书选集》10卷，《毛泽东手书诗词选》、《毛泽东题词墨迹选》、《周恩来手迹选》6卷。中央档案馆党史资料研究室的十多位研究人员，根据周恩来关于“档案工作必须研究历史”，“应当用档案印证历史事实”的指示，利用自己保存的档案，就党的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进行了研究并撰写出一批学术论文，其中有不少存有可供党史研究者参用的重要成果。中央档案馆还与中共中央文献编纂委员会合编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书信手迹选》，并提供档案由中共中央文献编纂委员会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文集》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文集。这些中央文件选集、领导人文集，对于研究撰写党的光辉奋斗历史、对于宣传毛泽东思想、对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延安整风运动中编辑《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到建国后出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等，这种历史档案的大规模利用，充分反映了党的文书、档案和文书、档案工作（从中央文库、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到中央档案馆，为党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档案），对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对研究和编写党的历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从张宝泉、陈为人、陈来生，到曾三、裴桐
党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中，曾有不少同志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不少同志为革命积劳成疾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还有很多同志则坚持到革命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在这些同志中，就有为保护党的档案而英勇牺牲的张宝泉同志；有为保护中央文库，日夜操劳，积劳成疾，过早去世的陈为人同志；还有为保护中央文库，辛勤工作七八年，而最终将文库的全部文件、档案，在全国解放后上交党中央的陈来生同志；有在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在延安保管党中央档案，并在1947年党中央实行战略转移，撤出延安时，带着党中央的档案实现“三次大转移”，新中国建立后，又领导党和国家档案事业建设的曾三、裴桐同志。
这些革命先烈和前辈，他们的事迹已记录在党的史册和党的文书档案工作的史册中，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和学习的。
张宝泉同志，为保护党的文件机密的安全，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张宝泉同志，是陕西省三原县人，生于1902年（一说1901年），1925年（一说1920年）初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稍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在党中央秘书处担任交通工作，任内埠交通科负责人。1926年7月，中央秘书处成立后，他在这里负责文件的传递、分发等工作，有时还承担向文件保密处递交文件的任务。他向党组织保证说：“如果我被捕，无论受到什么样的严刑拷打，宁死不肯泄露党的秘密。”1928年4月16日下午，他身带文件去一个秘密联络点，找党中央组织局负责人罗亦农，不料这个联络点已被帝国主义巡捕房侦破，罗亦农已经被捕，巡捕房已经设下埋伏，张宝泉推门而入，随即被捕。巡捕房的人见到张宝泉身上带有重要文件，认为这是一个“奇货”，立即用刑，逼他说出党中央的秘密和存放文件的地方。但张宝泉始终坚贞不屈。不久，张宝泉被国民党反动派引渡到上海龙华监狱，敌人使用酷刑逼张宝泉说出党的秘密，张宝泉始终以“不知道”回答敌人，敌人恼羞成怒，竟以二百军棍、七响盒子炮、三把刺刀将张宝泉残忍杀害了，张宝泉同志的壮烈牺牲，以鲜血和生命保卫了党的机关，保卫了党中央领导人和战友，保卫了中央文件的安全。1928年，在党中央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第22期上，刊登了一篇题为《革命党人的楷模——张宝泉同志》的文章，称张宝泉同志是“忠实的共产党人的代表，革命党人的好楷模”，要把他保护党的秘密和文件的事迹，收入到革命烈士材料的单行本中去，以作为对张宝泉同志的永久纪念。
陈为人烈士，是为保卫党的文件而献身的另一位优秀共产党人。陈为人是湖南江华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去苏联学习并入党，同年回国。1923年出席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在党的北方区委与李大钊一起工作，担任北方区委组织部的领导工作。1927年，任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书记。1929年调上海工作，1932年秋，受党的委托，到党中央秘书处，专门负责管理中央文库的工作。1933年初，临时中央机关撤出上海，秘密进入江西中央苏区，中央秘书处的一部分工作人员随中央前去苏区，但绝大部分人留在上海，与新成立的上海中央局（临时中央的派出机关）合并，中央文库转交给上海中央局代管，仍由陈为人负责。与陈为人一起管理中央文库的有他的妻子韩慧英和妻妹韩慧如。他从接管中央文库后，在十分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以开湘绣店为掩护，白天奔走谋生，晚间整理文件，与其妻、妻妹为保护党的文件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将原20箱文件按照《文件处置办法》规定的时间、地点、专题分类，重新装箱，压缩在六个大皮箱里，并数次转移文库地址。1935年2月底，由于叛徒告密，韩慧英被捕，年底获释回家。在一个时期内，陈为人和党的接头人失去联系。1936年秋，陈为人终于与中央情报系统接上关系。长期奔波忙碌的陈为人，积劳成疾，年仅38岁就因肺病于1937年3月病逝。陈为人在长达五、六年的时间内，为保护党的地下文库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事隔几十年之后，除了许多学者、作家、档案工作者撰写了大量纪念陈为人同志的文章、专著之外，2009年10月，湖南省江华瑶族自治县，还举行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著名社会活动家、党的档案事业开创人陈为人烈士诞辰110周年座谈会，缅怀陈为人同志的光辉业绩。
陈为人病逝后，中央文库的管理任务由上海地下党情报系统的同志承担，先后由徐强、李云、刘少文、刘剑等同志负责管理，随后由吴成方接受此项工作。1942年夏天，吴成方安排由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的工作。
陈来生当时是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人。这时，上级党组织已立下新的规定，中央文库的文件绝不能放在保管者的身边，文件必须放置在另一个绝密的地点。陈来生在他的父亲、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的帮助下管理文库，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保护文件的安全，曾几次转移文库地址。前边已经谈到，在陈来生管理文库期间，1943年在延安的党中央曾要调取文库的文件——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文件等，陈来生从两万多份文件中，一份一份地查找，终于找出了中央需要的档案文件，通过地下交通送往延安。1945年，陈来生接受任务，又将一批文件装在两个航空箱里，经党内交通运往延安。
1948年下半年，吴成方调离工作，陈来生的组织关系和联络事宜以及管理中央文库的工作，交给在中共上海局的陈慧瑛负责。1949年5月，上海解放，陈慧瑛亦即向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汇报了中央文库和陈来生的情况，并由陈来生立即将中央文库的全部文件上交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
陈来生同志在长达8年时间里，与家人一起保护了中央文库的安全，使文件丝毫未受到损失，并两次为延安的党中央调取文库的文件，最终在解放后将全部文件上交党中央，这简直是一个奇迹。他为安全完好地保存党中央珍贵的历史文件，作出了巨大贡献，受到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嘉奖。
曾三、裴桐同志从1940~1949年，在党中央秘书处、党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任职期间（曾三先是在中央苏区从事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长征到达陕北后，在从事了一段电台、情报、统战、机要工作后，于1945年任中央秘书处处长，领导党中央秘书处材料科的工作。裴桐从1940年就在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工作，担任科长，延安整风运动中，曾为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等史料汇编，提供了中央秘书处材料科保存的中央档案），不仅收集、整理、保存了党中央与各部门的档案，尤其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于1946～1947年，在党中央决定实行战略性转移、暂时撤出延安时，带着中央秘书处材料科和中央有关单位的档案，撤出延安，到山西兴县刘家曲、再到河北平山西柏坡，最后到达北平，实现了中央档案的三次大转移，从而保护了党中央档案的安全。新中国建立后，曾三在担任党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同时，先后兼任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具体地领导了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为我们留下了《曾三档案工作文集》一本。曾三同志于1990年11月28日去世。全国解放后裴桐先后担任了党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秘书局副局长、中央档案馆常务副馆长，为党的机关档案工作和中央档案馆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为我们留下了《裴桐档案工作文集》一本。1956年，裴桐曾赴前苏联，从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接收了两万余件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档案，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从而丰富了中央档案馆的馆藏。裴桐同志于2009年1月6日逝世。
缅怀这些为保护党中央文件、档案，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革命先烈和革命前辈，我们心情无比激动，深受教育。我们（我已垂垂老矣，已届耄耋之年，尤其是尚在档案工作岗位上工作的人们）应该继承我们党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的优良传统，以这些烈士、前辈为榜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跟随奋斗了90年的光荣、伟大、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继续进行新的长征，做好本职工作，以对民族、国家、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好党和国家的档案，大力储备和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实现档案管理和利用的现代化，更好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作出新的更多的贡献。
从党领导党和国家档案事业建设的实践，到党的档案理论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从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到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艰难曲折的九十年历程中，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一贯重视档案和档案工作，并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从建立党的档案工作开始，到取得全国政权后，又建设了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档案事业，为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服务，并在建立党的档案工作、建设党和国家档案事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了完整的党的档案理论（思想、观点、马克思主义档案观）。
党的档案理论，记录在党为了建立党的档案工作，党和国家为了建设党和国家档案事业，而制定的一系列文件（《文件处置办法》、《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暂行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党政档案统一管理通知》、《档案法》以及〔1967年〕中央52号文件、〔1979〕中办发10号文件、16号文件，〔1980〕中央16号文件、〔1985〕中发29号文件，〔1993〕中办、国办厅字28号文件等）中；记录在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杨尚昆、习仲勋、郭沫若、薄一波、万里、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关于档案和档案工作的论述（批示、讲话、谈话、题词、题诗）和实践中。只要我们将上述文件和论述加以全面地收集，系统地分析、综合、归纳、整理、研究，将党领导档案事业的丰富实践和经验，加以认真的总结，找出规律性的东西，那么，全面、系统、科学的党的档案理论，一个个鲜明的关于档案和档案事业的思想、观点，就会自然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党的档案理论，是从属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是在它们的指导下形成的；档案事业也是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党的档案理论指导下发展的，因此，必须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指导下，来研究党的档案理论。
党的档案理论，揭示了档案的形成和运动规律，揭示了档案工作的客观规律，揭示了档案事业的发展规律；深刻地阐述了档案的本质、特点、价值、作用，精辟地阐明了档案工作（事业）的本质、结构、作用、原则、方针、任务（历史责任），明确地指出了档案工作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政治方向，全面地提出了怎样做好党的档案工作、建设和发展党和国家档案事业，为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服务所必需的档案工作的体制、机制、制度、方式、方法，以及加强档案干部队伍建设，实现档案管理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信息化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等一系列要求。
多年来，许多档案工作者、专家、学者，已经对党的档案理论做了许多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看来，还需要做更加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以便更好地掌握和运用党的档案理论，指导档案事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全文完） （作者系国家档案局原局长）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1年6月17日 总第2168期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