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专访:说国富的赵晓教授是否一贫如洗？(原创首发)

说国富的赵晓教授是否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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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就是专家，说话只要惊人，是不妨超越常识的。比如，最近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晓先生就在北京日报发表了振聋发聩的专家宏论《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三点判断和两个建议》。他自豪地为我们揭晓：中国经济已经告别国际金融危机；城市化为基础的内需主导型增长具有可持续性；资产经济正当其时，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最好，是中国经济兴旺发达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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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如此弱智的“三个判断”，我觉得实在没必要理论。倒是对他提出的两条建议中关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国富民穷的方向应该改变。”想跟他说两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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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问一问，国家真的已经富裕了吗？首先，如果国家富裕了，那么，怎么会出现养老问题？老是听说养老金存在巨大亏空，国家应该补偿给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老是赖着不给，却始终用后人交的钱养前面退休的人，这跟养老保险的设计初衷即用自己的钱养自己完全不相符。既然国富了，那么，把前面退休养老的欠账补齐总该不费什么力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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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国家富裕了，那么，投入医疗、教育、住房的资金就应该增多了，可是，改开前这些都由国家负担的事情全部转移到了百姓头上，这不是怪事一桩吗？最近人民网上还有篇文章说目前幼儿园又上不起了，每年费用要两万。此事甚至惊动了国务院总理，开始亲自抓这件事。这些本该由国家投入的钱都去了哪里呢？是不是都被国家存到了银行里？人民网北京6月27日电 （记者王欲然）今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作《关于2010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10年度审计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底，除54个县级政府没有政府性债务外，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共计107174.91亿元。另据外媒称，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可能超过30万亿，这难道就是“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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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还是在人民网上，我们看到，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进行。拆村并居，无数村庄正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无数农民正在“被上楼”。各地目标相同：将农民的宅基地复垦，用增加的耕地，换取城镇建设用地指标。他们共同的政策依据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记者调查发现，这项政策被地方政府利用、“曲解”，成为以地生财的新途径。有的地方突破指标范围，甚至无指标而“挂钩”，违背农民意愿，强拆民居拿走宅基地。演变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专家指出，这是一次对农村的掠夺，强迫农民上楼并大规模取消自然村，不仅与法治精神相违背，对农村社会也将带来巨大负面影响。这场打着新农村建设、城乡统筹、小城镇化等名头的“消灭农村”运动的目的很明确：增加建设用地，扩大土地财政。各级政府都已经到了靠卖地过日子的境况了，并且各级政府都背了一屁股的债，还能叫国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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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所在的县在九十年代中期，县办企业通过改制几乎全军覆没，当时民间有句话形象地表达了当时的景况：除了火葬厂已找不到冒烟的地方了。由于税源枯竭，为了虚报ＧＤＰ数字，当时发明了一种叫＂财政空转＂的办法，即年终从银行贷款充抵税款，年后再将税款以返还或其它形式转到银行，从而在上报数字上体现财政增长。可空转终究是空转，到最后，连县政府也发不出工资了，各中小学教师有的连续一年半未拿到一分钱工资，申请国家级贫困县的风声不胫而走。可过了段时间，忽然工资又能发得出了，老师的工资也不再拖欠了，这钱是哪里来的呢？原来，是县政府从外地考察回了招商经验，即以几千元一亩的价格从农民手里强行把土地征过来，通过招商，招商局再以数万，几十万一亩的价格卖出去．由于２０５国道横穿本县，沿着国道两旁招商相对容易，到２００６年，县境３０公里的国道两旁一公里内的良田已全部变为＂开发区＂，这些＂国家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土地曾经是我国杂交水稻的主要培育基地，现在已全部埋到了一座座工厂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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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咱经济实现腾飞了，民族实现崛起了，国家富裕了，可实质又是什么呢？是政府将本来应该负担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等全部推给了社会，推给了老百姓。在政府包袱越来越轻的前提下，居然还要靠卖地才能过日子，居然还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务，这与主流们成天宣传的大好经济背景是多么的不协调啊。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这么多年的改革成果全部进入了少数人的腰包，在几十年的这场豪赌中，百姓输了，政府也输了，百姓没有获利，国家也没富裕，只有那些投机分子发了改革财。经济发展实现的财富增值养活了一个庞大的人浮于事的吸血鬼官僚群体和极少数投机爆发分子。今天有网友揭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高尚全以80岁的高龄，“独立董事”的由头在2008年从央企中国联通拿走14.29万、2010年，高尚全从央企中国中煤拿走30万，同时在2010年却在《中国改革》上痛斥“行政性垄断组织一方面凭借抽象的‘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等名义维持或争取更多超经济权利的特权，另一方面则运用这些特权追逐市场收益，这越来越引发社会和公众的不满。”，这是在说谁呢？高尚全不是从所谓的“行政性垄断组织”中得到了“运用这些特权追逐市场收益”的回报吗？这好比一面吃着锅里的饭，一面破口大骂说要把这口锅砸了。记者粗略统计，在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有34位政府退休高官任独立董事。这些人有谁没从上市公司获取莫名其妙的高额报酬？说他们是投机爆发分子有错吗？我不知道，指责“国富”的赵晓教授近年来是否一贫如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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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来看看孙立平在“改革国际论坛”上是怎么说的吧：社会当中实际上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吸收财富的黑洞，这个黑洞把社会发展成果相当的一部分吸收进去了，剩下的老百姓能够分到的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在这剩下的很有限的一部分中要改善这个部分就必须以另一个部分受损，这就是有限的空间。这个巨大的黑洞在依托权利形成的灰色收入。有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据周天勇的数据，我计算的结果是2009年政府各种形式的收入的是11.5万亿，占当年33万亿GDP的三分之一;第二个数是王小鲁做的一个计算， 2008年GDP收入中不清不楚、不明不白，分丢了，不知道落实到谁的头上的有9万亿，也是GDP的三分之一。这个钱去哪了?想想中国现在的房价，这个数也差不到哪儿去。如果说这两个数都是有一定的依据的话，就出现一个令人震惊的一个结果。国民一年创造的财富中政府收入占三分之一，分丢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才是属于规范性分配的部分，企业的利润也在这三分之一里面。这些发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我们提出的目标也好，口号也好，和现实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这中间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各种可能的好的口号都提出来的，但是究竟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要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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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搞清楚，许多年了，该有个确切的说法了。除了虚华的外表，我们究竟得到了什么？是资源保有量增加了，还是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明环境道德环境变好了，进步了？是我们的生活压力减轻了，还是生活质量提高了？是更多的人安居乐业了，还是公平正义得到全面伸张了？希望那些“国富论”者拿出令人信服的说法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