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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奈：中国应被遏制吗?

（2011-07-07）

　　在40年前的这个月，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开始了修复中美两国间长达20年的外交裂痕的过程。那次访问及随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尼克逊）的访华，代表了冷战中的一次重大重新结盟。中美双方摒弃了强烈的敌意，成功联手遏制了苏联的扩张主义行动。　　

美国一再选择不遏制中国　　

　　苏联如今早已灰飞烟灭，而中国却在不断壮大。有些美国人认为中国不可能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因此美国应当立刻采取政策进行遏制。事实上，许多中国官员也认为这就是美国的现行战略。但这些人都错了。

　　毕竟，在美国对苏联的冷战遏制中，双方基本不存在任何贸易往来，社会间的接触也少之又少。相比之下，如今的美国不仅与中国有着巨额双边贸易，还有广泛的社会接触，包括12万5000名在美国各大学求学的中国留学生。

　　随着冷战的结束，基辛格访华所带来的遏制苏联计划，已不再是中美关系的基础。此外，两国关系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陷入低潮，克林顿政府只能另辟蹊径。

　　当笔者在1994年监督五角大楼的《东亚战略检讨》（East Asia Strategy Review）时，我们提出了反对遏制中国的两点理由：首先，如果视中国为敌，那么我们未来就注定会有一个敌人；倘若待中国为友，虽无法确保一定能建立友谊，但至少保留了取得更好成果的可能性。

　　其次，除非中国采取类似苏联在二战后的那种横行霸道策略，要说服其他国家加入遏制中国的行列是很困难的。只有中国自身的行为，才可能引发其他国家对它进行遏制。

　　克林顿政府没有选择遏制，而是设计出可以称为“融合但两边下注”（integrate but hedge）的策略——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里根在与苏方签订战略协议时采取的“信任但核实”（trust but verify）策略类似。一方面，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接受中国商品和访客。另一方面，1996年4月签订的克林顿-桥本宣言（Clinton-Hashimoto Declaration）确保美日安全条约能提供东亚地区稳定和繁荣的基础，而不只是一项冷战遗留下来的产物。　　克林顿同时也在民主共和两党的支持下，着手与印度改善关系。随后，小布什政府继续改善双边关系，并将中美经济对话进一步深化和正式化。当时的副国务卿佐利克清楚表明，美国可以接受中国崛起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奥巴马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并进一步将两国的年度经济磋商扩展到包括安全事务课题。　  中美跨国事务合作令双方获益　　

　　正如笔者在新作《权力的未来》（The Future of Power）所提到，二十一世纪一个重大的权力转移就是亚洲的复兴。在1880年，亚洲拥有占世界一半的人口和经济总量。到了1900年，欧美地区的工业革命将亚洲生产总值的全球份额压低到只剩20％。而预计到了本世纪中叶，亚洲将重新展现1880年的辉煌。

　　这是一个自然和可喜的演变，数亿人将因此摆脱贫困。然而，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某种恐慌情绪，认为中国将成为美国的威胁。

　　这些恐慌其实过于夸张了，尤其是考虑到亚洲并非一个整体，其内部也存在着权力平衡的现状。日本、印度、越南及其他国家都不希望受制于中国，也因此乐于接受美国在区域的存在。而除非中国能发展出自身的“软实力”，否则其不断膨胀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将可能引起邻国的恐慌，促使它们结成联盟来平衡中国。就像加拿大、墨西哥寻求与中国结盟以平衡美国在北美的实力一样。

　　中国经济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后迅速复原，并恢复了10％的年增长率。一些中国官员和评论员因此敦促政府采取更为自信的外交政策以展现自身的新实力。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美国正在走向衰落，而危机则为中国提供了新的战略机遇。

　　例如，中国一方面开始加紧对南中国海的领土诉求，另一方面也逐渐将与印度的长期边界纷争升级。这些举动的后果是过去两年间，中国与日本、印度、韩国、越南和其他国家的关系都恶化了——这为美国的“只有中国才能遏制中国”的战略前提提供了绝佳的注脚。

　　但仅仅将目光放在美国战略的“两边下注”方面是不全面的。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可以通过在跨国事务上的合作获益良多。没有这些合作，我们无法策划和执行应对包括全球金融稳定、气候变化，网络恐怖主义或者传染病等的解决方案。

　　而如果实力是确保实现某些目标的能力，牢记有时实力会在与他人合作时变得更加强大也是很重要的（而非施加于他人之上）。这个21世纪“巧实力”的重要战略并没有包括在遏制的概念里。当基辛格在40年前抵达北京的时候，他带来的不仅是冷战的转变，还迎来了一个中美合作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