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有机复合材料:社会危机背后的传统文化复兴

社会危机背后的传统文化复兴

作者:陈浩武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研究员、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湖北省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长江证券公司董事长。

　　我们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现在遇到了各种危机，我将对这些危机做一些剖析。这些危机和问题出现的原因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文化问题。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到现在的历史实际上是我们整个文化传承断裂100年左右的过程，这种断裂给我们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悲剧性的后果。所以我觉得要解决现在面临的问题，其核心在于解决文化层面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弘扬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价值。这些观点不见得都能够得到大家的赞同，我们可以讨论。

　　瓮安事件分析

　　我的同学现在担任了贵州市委书记，我有机会到贵州去做过一些考察。大家知道瓮安事件，它在中国、在国际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瓮安事件究竟是怎么样的，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它真实的情况，实际上瓮安群众游行、冲击政府、烧公安局这些行为的的背后是有很深刻原因的。

　　瓮安县有40多万人口，这40多万人口户籍档案都在公安局的一楼里面，现在都付之一炬。假如我们从经济的角度去剖析瓮安事件的话，你会发现它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这些年矿产资源的开发。开矿当然开除了财富和GDP，但是这些利益的分配中有很多问题。

　　整个群众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种仇视的心理，因为开矿使他们的家园遭到了破坏，瓮安的干部也是有仇视心理的，因为只有极少数有权势的人才能入股，和这些矿老板去分享开矿的收益，大部分公务员只能够靠工资。

　　在这之前，瓮安曾经发生过很多次的骚乱，每一次骚乱县委县政府都是调动武警、调动公安去扑灭他们，才导致后来矛盾越来越激化。最终酿成了6月28号这样大的群体性事件，它的起因是一个女学生跳河死亡，结果谣言满天飞，说这个女生是被强奸以后扔到河里去的，而歹徒就是县领导的儿子，或者是他的亲戚，这么一个谣言一下就把群众煽动起来了。当瓮安群众去冲击政府的时候，打头阵的全部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所以公安拿他们没办法，不敢打，也不敢用枪和催泪弹。但是孩子们背后都是拿着棍棒、石头的大人，最终整个局面一发不可收拾。那么瓮安的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我认为是经济发展导致的环境破坏使民众心怀不满，再加上官员的腐败，特别是制度性的腐败，使我们的政权失信于民。贵州省委书记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惭愧的，他看到了瓮安事件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危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瓮安就是一个麻雀，剖析这个麻雀，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当今社会的这些危机所在。

　　从瓮安回来以后，我一直在思考。假如我们仅仅是把目光放在30年的成就上的话，可以说是有足够理由高兴的。这在深圳体现得特别明显，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深圳的今天。

　　改革开放使我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现在的GDP事实上已经超过了日本。但是我们回溯一下近代史，当初李鸿章搞洋务运动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是欧美，我们根本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但是我们还没有去和欧美人打仗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日本横空出世，北洋海军全军覆灭，洋务运动的成果被甲午战争化为灰烬，这个时候我们才重新去认识日本人。甲午海战到现在，将近100年过去了，日本已经不是我们的对手，像小泉这样的政治家，已经力图在说服日本民众，不要再想着去和中国抗衡，日本就做一个精致的、发达的、现代的国家，像瑞典这样，我们不要想在武力上和中国抗衡，因为他们已经明白，他们已经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对手。

　　我给大家提供这些数据，1952年我们国家的GDP是679亿，仅仅相当于现在一天的GDP。前段时间去了趟颐和园，我在颐和园就想了一个问题，当初的清朝实在是太无能了，修一个小小的颐和园就把国家修垮了，还跑到海军那个地方去拿钱，以至于李鸿章买军舰的钱都被她挪用了。你看今天的中国政府一天修多少东西？北京机场三号楼、鸟巢、水立方不就是一下都起来了吗？

　　我讲这些就和讲瓮安一样，因为瓮安也在发展，它的财政收入、它的GDP、它的居民的储蓄存款都在大幅地增长，但是在这种快速经济发展的背后，存在着很多问题。

　　中国社会的危机

　　我们为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在生态、社会等方面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生态危机

　　这些年发展最大的代价就是我们的生态基座被破坏了，大家知道构成一个社会有三方面的要素，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自然环境，上面是一个社会体系，再上是一个政治文化的结构。这三个部分构成了人类生存基本的框架，其基础是建立在生态上，我们需要水、需要森林、需要草地、需要洁净的空气。但是我要非常痛心的告诉大家，中国现在的生态基座遭到了非常严重的摧毁。

　　首先是水，我们国家有七大江河体系，95%遭到污染或严重污染，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完全成了五类或者劣五类的水体，而且这种变化是非常非常迅速的。我儿子是80年出生的，他小时候我们经常带他到东湖去游泳，但是是现在东湖的水是不能碰的，你一碰上去皮肤上面都会起红点子，眼睛会有溃疡。这个现象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国家的九大湖泊，有75%已经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其中有七个湖泊是五类和劣五类的水体，大家知道劣五类的水体几乎就没有再生的可能性。我专门去请教过水利设计院的专家，我说污染水的问题怎么去治理它？这个专家告诉我，水体的污染是进行性的，几乎很难治理。你要花十倍、百倍的财富才能够把水体慢慢的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太湖蓝藻的泛滥，大家知道当时这个事情也是非常轰动的，为什么会这样？

　　国家环保部副部长潘岳讲：中国有3亿的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有4亿城市居民呼吸不到干净的空气。我有一个同事就是湖北荆州人，他们所在的家乡有很多造纸厂，现在他说他们生活的村庄里面，患癌症而死亡的人是一个接一个，几乎每个家庭都有1—2个患癌症的人，而且不断地在死亡，都是很年轻。为什么？就是水体严重污染，因为农村没有自来水体系。

　　我记得20年前如果坐火车跨过黄河，在北方可以看到一些地表水，但是现在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地表水，所有地表水都是人工的。好比说潮白河，你现在看起来是有水的，那是因为奥运会有一个滑艇的项目在顺义，是人为装进去的水，把官厅水库的水放那个地方去才有水。

　　北京最大的河叫永定河，永定河的前身叫无定河，大家知道北京有一个水库叫官厅水库，为什么叫官厅水库？就在清朝和民国的时候经常有山洪泛滥，所以官家在这个地方设了一个厅，搭了一个很高的木头架子，在上面瞭望，假如山上的洪水泛滥下来了，就马上敲锣、发警报、摇旗子，让居民赶快撤退，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官厅。那个时候整个永定河的水量是非常大的，永定河的芦沟桥最后一次维修是在民国期间，原因是当时的水量太大。但是20年前永定河就没有一滴水了，永定河上面现在做了20个高尔夫球场，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实际上是在水里面打球，假如我们能够把时空交错的话，实际上你是在水底下在打球。北京每年耗40亿立方的水，但是靠降雨只能给它18亿立方的水，其他的完全是靠河北、山西供水，然后靠现在所谓的南水北调工程，这个工程现在由于利益的问题已经处于卡壳的阶段，南方说我也没水，我凭什么把水调到北京去。

　　第二个就是沙，我不知道上一次的沙尘暴是不是刮到深圳来了。但是，2000公里外的北京呼啸的风裹着黄沙，真的是很难受的，今年的春天真的一点都不幸福，一点都没有快乐的感觉，风沙太大了。我记得我在20年前、30年前去新疆，从北京起飞坐飞机大概要飞一个多小时，还可以看到地面是绿的，现在飞机一升空上去，地面全是黄的，就是我们沙漠的边缘离天安门广场直线只有72公里。

　　第三个是资源的浪费，因为我们是一种低价值工业化的模式，所以我们在同样的GDP情况下，消耗的石油、煤、铜、氧化铝、钢材、水泥是日本的7倍，是欧洲的11倍，同样的GDP所消耗的原料，所以它必然会造成这种大规模的污染。

　　为什么我们要消耗这么多的原材料呢？我刚才说了，我们的整个工业是一个低价值工业化的模式，你别看我们出口那么多，但是我们整个工业的结构发展的模式有问题，就是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和低市场，然后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这次哥本哈根会议为什么有这么严重的冲突，就是双方价值观的冲突，我想可能有很多同学会关心哥本哈根会议，关于碳排放的一些情况。哥本哈根会议为什么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呢？它的根本问题就是金砖四国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工业模式不一样。美国人平均每个国民排碳26吨，中国人是5吨多，不到6吨，但是发展中国家提出净排放这个概念，就是我排放的5吨应该减掉我的出口部分，因为我有些排放做成的产品是提供给欧美国家、提供给发达国家的，那么这个排放应该算到发达国家的头上。假如我们按照这种净排放的概念，就是排放减掉出口的碳排放，我们中国平均每个人是1.5吨，你想想看1.5吨和26吨这个差距多大。美国人认为你中国就是应该对碳排放负责，因为你是发展中大国，你的排放量最大，中国人认为我排放量很大，但是我的产品都出口了，我是把污染留在了中国，把碳排放留在了中国，但是我的产品出口到了欧洲，欧洲人在享受我们排碳的这种成本，这就是双方价值的冲突。

　　所以哥本哈根会议很难达成一致的意见，表现了我们人类在认识问题上的规则统一性和艰巨性，很难统一。是按什么来投票？是按GDP来投票、还是按国民来投票，是按国家来投票，还是按人口来投票？没有一个最后来博弈的仲裁机制，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难点所在。有的经济学家做过计算，我们通过低价值工作化的模式，通过环境的破坏，估计向发达国家输送了5000万亿到6000万亿美元的财富，但是这些碳排量、对环境、对水体、对生态的破坏全部留在中国。

　　腐败严重

　　我们的腐败是高层腐败、是制度的腐败。现在社会学家提出一概念——社会溃败，就像一个人的机体一样，他身上出了毛病，而且这个毛病使他的机体一天一天的在腐烂。这种腐败的核心就是不受约束的权力在牟取经济利益，我说它是制度性的、是体制性的，不是一个局部的、不是一个个体的，这是国务院研究室的报告。中国内地私人财产超过5000万的是27000人，超过1亿的是3220人，其中在3220人当中有2932人是高干子弟，这就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所谓的社会溃败，就是权力既不能受到民众的约束，也不能受到权力本身的制衡。所以孟德斯鸠讲了一句话：“所有有权力的人都期望把权力用到极致”。大家知道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建立的基础就是说不受制衡的权力就一定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一个恒等式，这个公式是颠扑不破的。

　　我们现在的腐败表现就是公权力的滥用。当权力赋予给这个人，他有了公权力的时候，就是不能从制度上对他形成一种制衡。好比说公开化，芬兰的每一个官员如果招待别人吃一餐饭的话，他必须把今天招待谁、在什么地方、吃掉多少钱、点了哪几个菜、点了几瓶水、点了几瓶酒都非常清楚的在网上公布出来，任何一个纳税人都可以在网上去看到他今天这个公共活动花掉了多少钱，而且这个钱是不是花得合理，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但是我们这里行吗？实际上对腐败有一个最好的约束就是阳光、就是公开化，假如没有公开化，我们所有的反腐只能是作秀，但是现在这种腐败已经到了加速发展的一个态势。

　　社会暴戾

　　前段时间发生的南平惨案，一个医生在一个学校门口杀了8个小学生，还伤了好几个，同样的事件前天又在南宁发生了。我们可以在网上看一下，这些年黑砖窑事件、马加爵事件、杨佳事件、瓮安事件、陇南事件、石首事件、吉首事件、成都的公共汽车事件，整个社会充斥着暴戾。我们国家是武器管制最好的国家，稍微长一点的刀都不能持有的。但是假如我们像美国一样，每一个家庭都有手枪，那将会是一个什么状况呢？我估计中国是不需要计划生育的，那不就互相射嘛！这个社会的这种暴戾之气，这就应了哲人的一句话：“信仰的真空，往往会由愤怒和绝望来充填”。南平惨案的凶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是很正常的一个人，并不是神经病，但是他在社会上不断受挫，挫败感很强。在西方，当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可以去面对神父，也可以去面对心理医生。事实上，很多人中国人是病态的，跳楼的、自杀的、喝农药的，很多人都是心理上有疾病的，这种高度的社会竞争压力、不公平感、挫折感，给人心理带来的压力，很少有排遣的地方。

　　这些惨案出现后，国家下了一个通知，中小学校门口每天上学、放学的时候都要派警察，这要派多少警察去啊？这些警察将要花费多少纳税人的钱啊？我们能这样去做吗？整个社会充斥着暴戾之气，我感觉非常可怕，因为不知道下一个又是谁，人和人之间缺乏发自心灵的爱，没有这种爱，大家都像《红楼梦》里面王熙凤说的：“都像乌鸡眼一样的”，都是你瞪着你，我瞪着你，就是这样瞪着。当一个职位出现的时候、当一个调工资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当一个上大学的机会出现的时候、当一个项目出现的时候，你看就像一群狼一样的上去，死咬，就互相死咬。这个社会是没有谦让、没有爱心、没有关怀、没有慈悲，这是暴戾之气。

　　道德沦丧

　　还有一个很可怕的现象——道德的沦丧。日本学者福山写了一本书《信任创造繁荣》，一个国家它的经济、社会要发展，它的核心是彼此要信任，信任才能建造这个社会的基石，所以社会的繁荣是由信任来创造的。

　　不是某个人、某些行业的人在骗，而是体制在骗，你可以剖析一下我们当今社会，医生的话能信吗？很难信。中国有一句古话：“德不近圣者不能为医”，就是说做医生的人，他的品德要像圣人一样高尚，我们今天的医生是什么？医院就是一个生产线，生产线上坐着那些操作员，他们已经疲惫了，他们不愿意和你讲话，他们能够抬头看你一眼就是你莫大的幸福，进来以后，去查血、去查尿、去CT、去共振，就是让你付钱的，医患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地步，很多医院都是在拍卖病，这些病人当商品一样的互相买卖，特别是那些癌症的患者，他的家人将会不惜一切成本去救他。有一个西方人对我们的医疗体制做了一个统计，中国人的医疗费有70%以上是在最后一个月花掉的，是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月花掉他一生70%的医疗费，中国人平时舍不得看病的，除了公费医疗，如果这个钱都是国家出的他没问题，但是去看病也给他带来一种心理负担，我就不愿意到医院去，小病自己扛一下算了。假如你是一个癌症患者，你的亲人、你的子女、你的父母会不惜成本来抢救你，然后这个病人就成为一个香饽饽，医院之间互相倒卖，这是“德不近圣者不能为医”吗？

　　再看看官民之间的信任问题，我刚才讲的瓮安那个例子，当公安局出来证明说那个女孩根本就不是被人强奸的，谁会相信呢？当瓮安县政府说县里根本没有一个王姓副书记的子女在这个学校上学的时候，谁相信？为什么不相信？因为欺骗太多，我们从小学就读《狼来了的故事》，就这么简单的寓言就在我们生活当中重复，因为我们整天都是喊狼来了，没人会相信。穷人和富人之间、商业活动之间，到处充满欺诈，有谁是可以信任的？我长期做企业研究，我们中国信用最差的就是信托制度，大的私人公司一定是让他儿子来接班，小的公司一定是找个情人做他的财务主管，几乎没有超过血缘关系的信任。估计这种最纯真的男女初恋还可以信任一下，所以这是社会的道德沦丧。

　　中国的税收问题

　　我是学经济的，年轻的时候研究金融学、货币学，以后学政治经济学。我们的政府是全世界最昂贵的政府，马克思曾经讲过：“最好的政府一定是最便宜的政府”，这是西方人的观念，因为政府用的是纳税人的钱。

　　我这里给大家提供一些数字，2007年中央财政收了5.1万亿，当年的土地和国有资产增值9万亿，国企的利润1.6万亿，加起来15.7万亿。这些钱平均分的话，每个人可以分到1.2万元，但实际上是这个钱怎么分配呢？这一年用于所有民众的医疗、教育、社保、社会福利全部加起来6600亿，平均每个人花460块钱。1.2万块钱当中给民众所花的钱是460块钱，那么其他的钱到哪去了？我们有庞大的公务员的消费阶层，他们吃是吃纳税人的、他们喝是喝纳税人的、他们坐的车是坐纳税人的，他们出国到处去看风景是纳税人的，更不用说他们贪的钱了。

　　我读欧洲史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以为欧洲的民主制度的核心是投票、选举，实际上并不是。整个欧洲的民主发展历程最核心的是征税权，谁有权力去颁布征税的法律，怎么去征税，然后税收怎么使用。英国的一人一票制是一直到20世纪才开始实现，但是从12世纪开始，英国的所有法律核心都围绕征税权在开展。所以怎么能够在老百姓的地方拿钱，这才是整个民主制度最核心的问题。而我们现在，随便发个文件就征税了，这些税怎么花纳税人是管不了的。

　　2009年，国税总局发了一个文件，说是让纳税人有知情权，这是个好事，但是内容却令人捧腹。纳税人有知道党和国家税务方针政策的权利，这叫知情权吗？完全荒唐。所谓知情权就是我知道你怎么样从我这个地方纳税，然后你要告诉我你的税用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知情权。在英国，每年纳税人都会收到市政厅寄来的单子，内容是：我非常尊敬的纳税人，今年你这个家庭一共纳税1000英镑，这1000英镑当中，维修市政厅我们总共花了多少钱，其中有多少是你这个家庭贡献的，我们修一个广场花了多少英镑，其中有多少砖瓦是由你这个家庭贡献的，我们去资助残疾人，花了多少英镑，其中有多少是你这个家庭贡献的。

　　北欧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破产和他没什么关系，小孩从1—6岁上幼儿园所有的政府都是政府的，从6—12岁上小学，只有极少数费用是由家长出，大量是政府的，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学费、书本费、住校费全部是政府的，上了大学收一部分学费。60岁以后，你就到政府去领钱，你从感冒到癌症，所有的费用政府全部给你报销，这使我明白一个道理，西方的每一项税收都对应一项福利制度，它是有福利制度然后才有税收，税收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支付福利制度的费用。

　　危机原因分析

　　我认为中国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瓮安问题的放大，我们遭遇了现代化困境。现在社会发展的危机最关键的原因是信仰丧失。大家知道从中共中央一直到基层政权，每一级都有一个叫维稳办，都是由第一号人物来挂帅的，维稳办可以动员公检法、部队、武警这些特殊的强力部门，可以动员文化、新闻媒体这些部门，是一个很厉害的综合部门。维稳办一年的经费和我们的军费是完全相等的。现在社会的稳定是在强力压制下的稳定、是刚性的。就像王力雄讲的大坝原理，水涨了就修坝，再涨就再修坝，现在的维稳就是在修坝，让这个坝越来越高，但是这个坝最后不可能修到天上去；而且反过头来，坝越高，它将来所产生的势能、它的毁灭性也就越大。我们现在只要有一点问题，马上要把它掐死，叫“稳定压倒一切”，实际上稳定能够压倒一切吗？不能！ 安定、和谐才是整个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

　　我们的眼光不能局限于武力和强制，而应该看到价值观和文化层面的东西。我最近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政府可以修两样东西：第一可以修长城；第二可以修庙宇，同样的钱修长城好还是修庙宇好呢？从努尔哈赤一直到康雍乾这三世都懂得一个道理“修庙宇，而不修长城”。当时清代守将给康熙皇帝打报告说：长城已经严重颓废，需要重新维修。康熙批了很长一段话，大意是说，长城虽然很坚固，但是我们当年不就是打过了长城吗？他的意思是说真正的长城是在人心。所以康雍乾三世能够作为外族入侵统治我们汉人达到一个非常辉煌的地步。其真正原因是，清朝统治者全盘接受了汉文化，治国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体系全部实现汉化，它一下就抓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

我们再看日本，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和中国没有多少差距，但是日本出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思想家——福泽渝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最重要的关头需要知识分子。只有知识分子才有那种远见卓识，去引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转折时期应该去做什么。福泽渝吉并没有去做官，他远远的和明治政府保持距离，潜心研究、做学问，他提出一个重要理念——“脱亚入欧”。日本要走向民族复兴，必须脱离亚洲，所谓脱离亚洲就是脱离孔孟文化传统，因为甲午战争已经使日本人看到孔孟的思想已经不足以被日本人所仿效，当然这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讲任何问题都不能脱离历史。日本实际上走的是全盘西化的道路，为什么全盘西化？因为福泽渝吉认为，文明是一个整体，文明是不可分割的。

　　当我们在“中体西用”的困境中徘徊时，日本人早就走出了这一步。我们中华民族一直长期处在精神分裂中，从五四运动到今天，这种精神的分裂像幽魂一样缠着我们，究竟是东方还是西方？究竟应该学谁？是传统还是现代？总是这种二元对立式思维。

　　文艺复兴是在13世纪、14世纪，宗教改革是15世纪、16世纪，产业革命到了17世纪、18世纪，西方蒸汽机的出现、生产力大幅度的提升和产业革命的出现，经过了400年左右长期的铺垫。这个铺垫就是文艺复兴强调人性的光辉，启蒙运动强调民主和自由，罗马化的复兴强调契约精神和法制，宗教改革，特别是以路德和加尔文教为核心的基督教、新教的改革。这四个步骤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到罗马化复兴，400多年的积淀，就解决了一个问题：“西方的文化问题”，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了产业革命。所以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起一定是先有文化的崛起、信仰的崛起。

　　我们现在国家在崛起，人民没却有崛起，我们花几百亿搞阅兵，实际上就供几个人看，所有的街道都是封锁的，所有人都是不能出门的，临街的窗子都是要关起来的，请问你不是人民的军队吗？你阅给谁看？

　　回到今天的主题，我认为现在的眼光要回到文化。

　　解决危机的思想源泉

　　我重点想讲一下传统文化在中国现代价值复兴的问题，如果说大家同意我上面所讲的这些观点，我们需要重新去建立我们的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问题是我们的思想资源在哪？我认为还是要回到中国的老祖宗，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五四运动在中国是划时代性的，我在北大有另外一个讲题就是近代中国的三个30年，从1919到1949，从1949到1979，从1979到2009年。我们都以为在2009年的时候，改革开放30年，我们会对这30年有一个系统的总结和反思，然后对下一个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有一个规划。可惜的是这个没有出现，我们的媒体上面只有颂扬，当然应该歌颂，但是只有歌颂就有问题了，我们已经丧失了面对现实进行反思的勇气，丧失了这种能力。

　　有人讲过，中国的文化问题就是阿凡提打油，什么意思？阿凡提的老婆叫他去买一斤油，给他一个碗，阿凡提到油店去买油，老板娘说阿凡提，这个碗只能装9两油，还有1两油怎么办？阿凡提说没事，我把这个碗翻过来，碗底下有一个碗底，这里面放1两油没问题，然后乐呵呵的拿回家去了，他老婆说，阿凡提你买的油呢？他说这不是吗？这哪是一斤油呢？他说没事，这边还有9两。

　　从五四运动到今天，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大体上就翻了两次，就和阿凡提打油是一样的，五四运动一直到文革是第一次把9两油翻掉了，最近的30年是把第二次的油也翻掉了，所以我们整个文化实际上是一个空白。我们每个人都扪心问一下自己你信仰什么？

 来源: 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 | 来源日期：2010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