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太阳炒股软件教程:中国举报现状是个

　　著名反腐专家、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教授林喆告诉记者：“匿名举报人不必使用真实姓名，也不用提供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使用这种方式的举报人，大都因为害怕打击报复，或对举报内容可靠度没太大把握，也有极个别人意在诬告、陷害他人。实际操作中，因匿名举报的内容大多比较笼统，很多检举往往不了了之，政府因此开始鼓励实名举报。改革开放后，一些举报人开始在检举网站上进行举报，让实名举报的形式渐渐被公众所熟知。”

　　所谓实名举报，即举报人在举报材料中署本人真实姓名，并留下单位、住址、电话或其他有效联系方式，以书面、电话、口头或其他形式，向检察机关或有关部门提供国家工作人员或国有单位涉嫌贪污、受贿、渎职等属检察机关管辖的职务犯罪线索的举报形式。

　　林喆认为，实名举报有诸多优势：“首先，举报人一般都是知情人，甚至是关键知情人，线索也较具体，可查性强，查实率高；其次，纪检监察机关可直接同举报人取得联系，减少了中间环节，节省了时间和精力，降低了办案成本，还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和发现线索；其三，可及时向举报人反馈调查结果，有利于促进所举报问题的处理落实；第四，主体明确，便于纪检监察机关采取措施，防止和制止打击报复举报人行为的发生，保护举报人；最后，有利于对诬告和陷害他人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防止少数人利用举报捏造事实、陷害他人。”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何增科，曾任清华大学廉政研究室兼职研究员，一直致力于腐败与反腐败问题的研究。在接受采访时，他告诉记者，从举报指向来看，实名举报可分为向相关职能部门举报、向纪检监察机关举报、向媒体举报和通过网络举报几类，“网络举报已日渐成为主流方式”。

　　若以举报动机划分，实名举报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违法乱纪、贪污腐败或渎职受贿现象实在无法容忍，出于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举报。”65岁的检举勇士王汉林便是其中典型。他历时5年举报自己的顶头上司——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遭到疯狂打击报复。为躲避刘志祥的暗害，他连续5次搬家，并写下遗书——“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最终，刘志祥因故意伤害、贪污、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再如2005年“下跪副市长”李信遭实名举报落马一案。举报人李玉春原本与李信合开公司，公司运营过程中，她发现李信先后将几百万来路不明的资金汇入公司后又转走。在掌握了李信涉嫌利用公司“洗钱”的大量证据后，李玉春开始向山东省纪委、省公安厅等相关部门进行实名举报。其间，李信曾伙同党羽绑架、殴打李玉春，又许给她100万元“封口费”，甚至不惜向她下跪，李玉春却始终不为所动。2004年7月，李信终被山东省有关方面“双规”。

　　“另一类，是检举人因个人利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的举报。张(明渝)举报翁(振杰)就属于这种情况。”何增科说。

　　类似的案例，还有发生在2010年底的宿州市计生委员会副主任刘晓辉因情妇举报落马案。2007年，刘晓辉在一次活动中，借着酒劲与年仅22岁的张燕发生性关系，并承诺会与妻子离婚。但相处两年后，张燕发现刘不但毫无离婚打算，甚至打算借机甩掉自己，这才着手举报。她在举报信中，详细介绍了自己与刘晓辉长达3年多的婚外情关系，列举了其受贿、贪污等数条罪状，并公布了刘的照片。目前，刘晓辉已被免除公职，并接受调查。

　　“虽然执法监察机关不会因举报动机的不同，在案件受理和查证上区别对待，但前一种举报无疑具有更强大的力量。只有全社会都树立起积极举报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才能真正刨除滋生腐败的土壤。”何增科说，反腐天网要靠全体公民集体编织，每个人都应在这张网上扯上一根线。

　　谁来保护中国“深喉”

　　在2008年的一次全国性“举报宣传周”活动中，广州市检察院透露：“每年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八成靠举报”。这一数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腐败案件(职务犯罪)线索70%由群众提供”基本一致。“真正能破的案子大都要靠实名举报，”林喆说，“可见，鼓励实名举报对打击贪腐、渎职、司法不公有着重大意义。”

　　然而，我国目前尚没有专门保护举报人的法律，对举报人保护的规定也只散见于各项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中。不得不引起正视的是，不少实名举报人总带着些许壮士断臂的悲壮。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每年，全国发生的举报人致残、致死案件，已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1200多件。

　　龚远明，四川省武胜县工商局党组书记，因持续不断地实名举报贪污腐败现象，被撤职下放，并收到匿名威胁，最终在家门口遭到3名歹徒的报复袭击，生命垂危；李文娟，鞍山市国税局公务员，实名举报单位截留增值税等问题，举报信却到了被举报人手里，她丢了工作不算，还被诬陷以致刑事拘留和劳动教养；陈晓兰，上海某医院医生，实名举报多种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虽得到上级和法律的支持，却失去了医生岗位，还被同行骂为“叛徒”，无法正常退休，也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因为举报者往往是弱势的小人物，被举报者却常位高权重，掌握各种行政资源，一直被不断褒扬并号称受保护的实名举报，在现实面前实则显得疲软无力。

　　何增科告诉记者，相比较而言，一些西方国家早已建立了较完善的举报人保护体制，“保密”便是其中最关键的字眼。“如美国‘水门’事件中的关键线人‘深喉’，在严格的保密措施下，一直无人知道其真实身份。直到2005年5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在临终前才终于透露，自己正是‘深喉’。”

　　面对中国尚显“苍白无力”的实名举报制度，何增科认为，首先，应尽快立法，建立《举报人、证人保护条例》或类似法律法规，必要时，国家可不惜重金，为证人及亲属迁居、易容、改名换姓、重新安排工作甚至实施终身保护；其次，不仅要保护举报人，还要对依法查案的机关进行保护。何增科说，“只有走向法治，而非人治，才能撤除保护伞，抹平双方力量的差距，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这也正是法律的基本理念之一。”